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二章 延安的理論家

一次發言引起**關注

儘管這個時候的陳伯達已經具有了較高的理論水平，但初到延安，人生地不熟，並冇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才華。當時恰逢陝北公學剛剛創辦，急需大量教員，因為陳伯達此前在中國大學任教過，於是中組部便將陳伯達分配到陝北公學教書。

陳伯達並不擅長教書，這主要是因為他的閩南方言學生很難聽懂。為此，陳伯達常常要把某些重要的話寫在黑板上，學生才能明白。於是，陳伯達的講課被人戲稱為“寫課”。

這種“寫課”教學，不僅陳伯達感到痛苦，學生也感到麻煩。就在這時，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了。這是zhonggong中央培養理論乾部的院校，院長是由時任zhonggong中央zongshuji張聞天兼任。對於張聞天，陳伯達並不陌生，因為幾年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時，兩個人就已經認識了。

因為知道陳伯達在蘇聯認真研讀過馬列經典著作，學院成立後，張聞天當即把陳伯達調到馬列學院當教員。陳伯達在馬列學院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也教曆史和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

陳伯達在陝北公學教書時存在的方言問題，在馬列學院還是冇能解決。當時，在延安的一些人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國教員陳伯達給中國學員上大課，居然常常要帶一名“翻譯”，將他的閩南話譯成普通話。

馬列學院是黨中央培養理論乾部地方，能夠在這種地方帶“翻譯”上課，這個奇怪現象反映的是，陳伯達已經具有了較高的理論水平。

但這種奇怪的現象並冇有持續多久，因為陳伯達很快被調到了中宣部，擔任出版科科長。這個職位陳伯達10年前在武漢時就已經擔任過了，10年後的今天，再來做這個科長，陳伯達難免有一些失落，他的情緒也曾一度跌入低穀。

陳伯達的這種失落並冇有持續太久。當時，為了探索中國gongchandang人的思想路線問題，從1936年5月起，**就率先向哲學領域發起攻勢，並引發全黨學習理論，堅持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全黨。

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已經具有較高理論水平的陳伯達，終於等來了崛起的機遇。

1938年夏末的一天，馬列學院舉辦孫中山思想討論會，**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同誌也一起參加。在討論到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時，與會同誌產生了分歧。部分人認為，孫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則認為屬於民族資產階級。

**饒有興致地聽著大家的辯論。這時陳伯達開始發言了，為了讓大家能夠聽懂自己的閩南話，他的故意放慢語速，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儘管陳伯達說的是閩南發言，但**還是勉強聽懂了，他感到陳伯達的這一辯證統一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想法很接近。於是就問身邊的秘書和培元，此人是誰？和培元回答說是陳伯達。

會後，兩個人又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這更進一步加深了**對陳伯達的印象。就這樣，陳伯達因為一次發言，引起了**的注意。

正式成為**秘書

就在這次討論會的傍晚，陳伯達又接到**喊他到機關食堂一起吃飯的通知。這也就是“引子”裡發生的那一幕。

後來很多專家學者都認為，陳伯達和**的這次談話，成為陳伯達一生的轉折點，也是他後來成為“zhonggong一支筆”的契機。

和**談話之後，陳伯達低落的情緒一掃而空。經**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差不多都去聽。看到**去聽，其他人也跟著去。很快地，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很大的名聲。

據當時在政研室工作的曾彥修回憶：“陳伯達對我們的影響就是‘個人講學’。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們拿著凳子到他的窯洞裡聽他漫談。”

“陳伯達住在一個窯洞裡，裡邊有一個小炕，他躺在炕上……很隨便。窯洞裡邊最多能容十多個人，擠不進去，我們就在外邊聽他閒吹。他什麼都吹，天上，地下，無所不吹……在延安，**窯洞的座上客有誰？公事以外可以隨便談談的大概隻有一個，即陳伯達，我不知道還有第二個。”

關於對陳伯達的評價，曾彥修認為：“總的說來，陳伯達在延安時政治地位不是很高，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是威信高於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

除了開講座之外，陳伯達還開始與**討論理論問題，並有了進一步的交往。陳伯達精神為之一振，研究的勁頭更足了。1938年，陳伯達共發表了8篇論文，其中7篇都很有分量。

1938年夏秋，延安成立了“新哲學會”，陳伯達是發起人之一。在諸多發起人中，陳伯達研究的領域是中國古代哲學史。隨著自己在延安理論家地位的確立，陳伯達精神抖擻地開始了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從1939年起，陳伯達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開端》《老子的哲學思想》等有關中國古代哲學的文章相繼發表。

在陳伯達發表的這些文章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當時，陳伯達每寫出一篇哲學文章，都給**、張聞天送上一份。**、張聞天對陳伯達的文章，也是每篇必讀。看到陳伯達的《墨子的哲學思想》，**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

伯達同誌：

《墨子的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為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筆者注）來了。有幾點個彆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的感想，冇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二月一日夜

在信後，**附上了六點建議，對文章題目和文中的一些內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日理萬機的**通常寫信都很短，對於陳伯達的一篇哲學文章，**親自寫了信，又寫了好幾頁紙的意見附在信後，可見**對這篇文章的重視。

看到**對古代哲學有如此大的興趣，陳伯達再接再厲，相繼寫出《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等文章。**也都是每篇都看，並提出修改意見。有時還寫信給張聞天，一起進行探討。

就這樣，憑藉著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探討，陳伯達和**的交往越來越多，陳伯達被**選中作為秘書也就水到渠成了。

1939年春，兼任中宣部部長的張聞天找陳伯達談話，張告訴陳，**提出打算調陳到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工作。陳伯達欣然同意。

就這樣，1939年春末，陳伯達調任為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當時**為中央軍委主席，所以陳伯達實際上成為了**的秘書。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1970年，曆時31年，陳伯達一直跟隨在**身邊。

**對陳伯達的幫助

陳伯達剛剛來到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時，辦公室的秘書長是李六如。李六如分配給陳伯達的工作是處理軍務電文，具體內容就是把前方發來的軍事電報的內容彙報給**，然後再根據**的意見，草擬電文，發給前線。

陳伯達算是個“秀才”，對打仗的事情真可謂一竅不通，而且他對軍事也冇有啥興趣，所以初到**身邊時，他有些不太適應。

**也很快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陳伯達的興趣還停留在孔子、墨子這些“老古董”上麵，而這些和秘書工作的相關性是不大的。同時，**還發現，陳伯達並不太適合處理軍務電文。

於是，**不讓陳伯達處理軍務電文了，而是讓他搞一些資料工作。**對陳伯達說：我建議你把研究興趣，從中國古代哲學轉向現實。你應該做一些現實方麵的研究。

為此，**還給了陳伯達四個題目，令陳伯達收集資料。這四個題目是：“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教育”“抗戰中的經濟”。根據**的指示，陳伯達做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工作，後來被印成四冊發行。

單從這個簡單敘述，後人很難理解陳伯達收集這些資料，對他的幫助有多大。實際上，這次資料收集對陳伯達的幫助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從1932年前後開始，陳伯達一直致力於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可以說他已經成為了這個方麵的專家。但要成為**秘書，要成為zhonggong“理論家”，僅僅是中國古代哲學問題專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對中國現實問題有深入全麵的瞭解。如果讓陳伯達自己去研究這些問題，因為習慣、興趣等原因，陳伯達可能不會去關注中國現實問題，即使關注了，其研究也很難做到深入、全麵。但**給陳伯達定了題目，內容涉及軍事、政治、教育和經濟，那麼陳伯達不管有冇有興趣，他都必須要拿出一些精力，來研究一下中國現實的問題了。

正是在**的要求下進行的這次資料收集，令陳伯達對中國現狀有了全麵的瞭解，這為他寫《評〈中國之命運〉》等著作，為他在黨內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對於這一點，陳伯達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曾經對身邊的人說過，是**幫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從古代轉向了現實生活。

自從來到**身邊後，陳伯達升遷得很快。中央研究院成立時，張聞天兼任院長，而陳伯達則擔任了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時，陳伯達被任命為主任。

因抨擊《中國之命運》揚名

對於自己後來的升遷之路，陳伯達曾經對自己同鄉陳矩孫說過“真言”：“最要緊的是跟人，跟準一個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這句話能夠看出陳伯達是一個善於投機的人。因為這種投機性，他才憑藉“理論家”身份一度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也是因為這種投機，他最後一步步走向了毀滅，並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當然，陳伯達的崛起憑藉的不僅僅是投機，還有他過硬的理論功底，這從他抨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可以看出來。

1943年，抗戰進入了第6個年頭，偏居重慶的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旨在和gongchandang爭奪人心。在書中，蔣介石全力宣揚中華民族所謂“固有的德性”，最後得出結論，抗戰的最高指導原則唯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組織唯有中國國民黨。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國民zhengfu利用行政手段，強製規定國民必須閱讀。一時間，該書成為國統區人人必讀的“政治聖經”，成為大中學校最重要的課外讀物。

很快，延安也有了這本書，**看了以後，笑著對陳伯達等幾個“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

陳伯達自然知道**這句話的意思，看來主席是讓我們寫文章抨擊蔣介石的這本書了。回去之後，陳伯達就開始動筆寫。據他後來回憶：我一麵寫，一麵哭，我太激動了，因為極大義憤吧。我以前寫文章，從來冇有這樣激動過。

因為情緒激動，陳伯達思想格外活躍，思如泉湧，他連寫了三天三夜，終於把稿子寫好了。陳伯達立即把文章送到**那裡。當時**正在休息，陳伯達把文章留下後，就走了。

**醒來後，讀了陳伯達送來的文章，感覺寫得不錯。他又在原稿上加了一些尖銳、精彩的句子。

第二天早上，**派人把陳伯達找來，把原稿遞給了陳伯達。陳伯達看到**在原稿上批示：“送《解放日報》發。”

文章送到報社後，報社領導也感覺文章寫得很好，但他們又擔心文章中有些地方說得太過於尖銳，擔心會影響國共合作。所以他們提出，要先請在重慶負責統戰工作的周恩來過目。

恰在這時，周恩來回到延安。於是，**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討論了陳伯達的這篇文章。經過討論，會議提出了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小的改動，並把名字定為《評〈中國之命運〉》。

1943年7月21日，文章以陳伯達個人名義在《解放日報》發表，但文章並冇有因為陳伯達個人名義發表而削弱影響。因為文中處處有“我們gongchandang人”的口氣，文章又是發表在zhonggong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的，而且是頭版頭條。同時，周恩來還指示，把文章用電報發往重慶，在國統區印製成小冊子發行。

因此，這個以陳伯達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實際上代表的卻是zhonggong對《中國之命運》的態度。

拋開這些形式上的東西，文章的內容也非常精彩。針對蔣介石“我們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的說法，陳伯達斥其“倒果為因”。在陳伯達看來，“民氣不得發揮”纔是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救中國，必鬚髮揮民權”。

更值得一提的是陳伯達的文風。陳伯達曾經跟他身邊的人說過，寫文章要學習梁啟超，筆尖要帶感情，這樣才能引起共鳴。文章講到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的革命者很多時，陳伯達寫道：蔣介石sharen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連用了三次，讀起來讓人無比沉痛。

對於這句話，當時也在延安的曾彥修後來回憶說：我現在說起來還要流淚，這叫言有儘而悲無窮。

《評〈中國之命運〉》的出現，在國統區產生了很大影響。敵人的強烈痛恨，正是對陳伯達戰績的最好褒揚。當時，蔣介石立即發出一個內部通令，嚴禁這個小冊子，並稱呼這篇文章的作者陳伯達為“陳逆伯達”。

確實，《評〈中國之命運〉》是陳伯達一生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憑藉這篇文章，他第一次引起了全中國的注意，甚至連外國人也開始關注起他來。

和26歲的餘文菲結婚

對於陳伯達來說，自從來到**身邊之後，他的人生變得不平凡起來。在事業上，他於1943年寫出《評〈中國之命運〉》，從而揚名全國；在生活上，他於1944年和比自己小14歲的餘文菲結婚了。

餘文菲於1918年出生於著名的將軍縣——湖北黃安，在武漢讀書時，她接受了革命思想，後來經老鄉董必武介紹來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讀書。畢業之後，她又在馬列學院學習了一段時間，後來分配到中央黨校工作。

從1940年開始，餘文菲就認識了陳伯達。雖然陳伯達比自己大14歲，而且已有妻室，但陳伯達在談吐中表現出來的理論水平，還是深深地打動了餘文菲。1942年陳伯達和諸有仁離婚後，他與餘文菲的關係正式公開。

1944年，有董必武做月老，40歲的陳伯達和26歲的餘文菲正式結婚。兩個人從認識到結婚初期，都是幸福的，並於1945年產下一子，取名陳曉農。

然而很快，兩個人的婚姻受到了當時政治形勢的乾擾。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所謂的“搶救運動”，大批黨員被定性為有“特務嫌疑”。當“特務嫌疑”的帽子扣到餘文菲的頭上時，陳伯達非常震驚。身為最高領袖**的秘書，自己身邊怎麼能有“特務嫌疑”人存在呢！

餘文菲也是格外驚恐的。在此之前，餘文菲看到陳伯達文章寫得好，又在**身邊工作，真可謂是前途無量，作為妻子，她充滿自豪和幸福。突然到來的“特務嫌疑”帽子，不僅將使她本人遭到一些考驗，更讓她感到陳伯達隨時可能會和自己分開。

由幸福美滿一下子變得擔驚受怕，這種天堂地獄的巨大落差，一下子改變了這個家庭。餘文菲一度變得有些“神經質”，而陳伯達情緒也不好，兩個人經常拌嘴。

家庭裂痕出現了，癒合是困難的。1946年，餘文菲帶著孩子到東北參加土改，希望分開一段時間，看兩個人的關係能否挽回。1948年，餘文菲來到西柏坡再次和陳伯達生活在一起，兩個人的關係不僅冇有好轉，反而爭吵得更加厲害了。

1949年，經過中組部同意，部長安子文為兩個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離婚之後的餘文菲和諸有仁一樣淒涼。她先是被分配到中南局工作，中南局遷到廣州後，餘文菲不願離開家鄉，而是留在了武漢醫學院工作，具體工作是管理圖書。一個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卻以副科級身份管理圖書，聞之不禁讓人唏噓。

比諸有仁幸運的是，餘文菲晚年還有兒子陳曉農陪伴。後來，餘文菲又調至石家莊，直到1994年8月21日病逝。

zhonggong七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毋庸諱言，對於讀者來說，理論是單調乏味的，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理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抗戰全麵爆發後，為了研究中日戰爭，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積極投身抗戰，**率領全黨開展了大學習。為此，**反覆閱讀了德國克勞塞維茨所著的《戰爭論》、孫武所著的《孫子兵法》等軍事書籍，也閱讀了列寧、斯大林等人關於帝國主義和戰爭的理論著作。

有了充分的理論準備之後，1938年5月上旬，**寫出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文章首先在《解放》週刊上發表，後來又在各敵後根據地翻印發行。文章對遊擊戰的曆史背景、重要意義、基本戰略和作戰方法進行了係統論述，有力地指導了我軍積極開展遊擊戰爭。

同是在這年5月，**連續七天七夜奮筆疾書，寫出了被後人熟知的《論持久戰》。文章分析了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了當時非常盛行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科學地預見了中日戰爭要經過的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進攻三個階段。

文章一問世，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到1939年春，文章就印行了19版。這篇文章發表的意義是重大的，它堅定了人民取得抗戰鬥爭勝利的信心，確立了**在全國的理論威望。

**的文章還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當時很多進步青年也受到這篇文章的影響，他們千裡迢迢、曆經艱辛地來到延安。

理論工作發揮了重大作用，在**的推動下，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劉伯承、聶榮臻等前線將領，都加入了對抗日戰爭的研究和演講之中，這就是被後人所稱的“全黨大學習”。

在這**學習之中，陳伯達等理論工作者自然有了用武之地。要開展學習，首先要有資料。在**的指示下，陳伯達等人努力做好資訊資料的準備工作。當時，中央軍委辦公室訂閱的報紙雜誌，有30多種，內容涵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

這30多種報紙雜誌，陳伯達等人都要分類閱讀，把重要資訊及時向軍委負責人和中央書記處彙報。

在掌握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在**的指示下，陳伯達等人編輯了《時事問題叢書》，在延安邊區和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發行，為全黨同誌與抗日軍民學習和研究戰爭提供必要的資料。

為了研究時事問題，當時還在中央軍委辦公室下麵成立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起初由和培元負責，1939年秋之後，由陳伯達負責。

從1939年到1942年，在陳伯達的領導下，時事問題研究會先後出版了11部資料叢書。有些書，**親自為其撰寫序言，以推動全黨乾部加強研究和學習。

除了協助**，推動全黨開展學習之外，剛剛到**身邊工作的陳伯達，還參與了整風運動，協助**推動《解放日報》改革，參與《六大以來》等重要檔案的起草或編輯整理工作，逐漸獲得了**的信任。

1945年4月23日，中國gongchandang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6月9日，大會選舉出了44名中央委員，33名候補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不是按照姓氏筆畫排列的，前三個人名字依次是：廖承誌、王稼祥、陳伯達。陳伯達從此正式進入zhonggong中央高層領導行列。

發表《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在黨內的崛起，不僅僅是因為他是**的秘書，還因為他的一篇篇像匕首一樣的文章。在陳伯達的諸多有影響的文章中，《竊國大盜袁世凱》是非常有分量的一篇。

陳伯達的這篇《竊國大盜袁世凱》的寫作靈感，來自**。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作了《論聯合zhengfu》的報告。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呢？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的統一。但結果怎麼樣呢……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統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

十多年前，陳伯達曾經寫過《論譚嗣同》，所以對袁世凱也比較瞭解。看了**的這份報告之後，陳伯達就想能否根據主席的這段話，發揮一下，寫一本“論袁世凱”的書呢？陳伯達把自己的這個想法告訴了**。

**笑著說：可以嘛，現在的蔣介石就是袁世凱！

於是，陳伯達開始收集和袁世凱有關的資料。資料整理好之後，陳伯達就開始動筆寫，很快《竊國大盜袁世凱》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陳伯達並冇有急著發表，他還要等一個人最後審讀一下。這個人當然就是黨的領袖**。但這個時候的**不在延安，因為他正率領zhonggong代表團，在重慶和蔣介石進行談判呢！

**終於回來了，陳伯達立即把書稿送給**閱讀。這個時候的**非常忙碌，但他還是抽出時間，認真地把書稿閱讀一遍。按照以往的習慣，**常常會提出一些修改意見。但因為他太忙了，就冇有提，隻是告訴陳伯達初稿可以發表。

很快，《竊國大盜袁世凱》在《群眾》雜誌上發表了。這部論著共分6個部分，介紹了袁世凱從起家，到一步步稱帝，到最後滅亡的過程，告誡國人，誰想當獨夫民賊，都難逃滅亡的命運。

這本書並冇有提到蔣介石的名字，但所有看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書中明寫袁世凱，實際上矛頭所指的是蔣介石。

《竊國大盜袁世凱》在zhonggong領導的敵後根據地內傳播甚廣；而在國統區，國民黨當局則通令禁止此書發行。

在國共內戰即將打響的時候，陳伯達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無疑成為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戰鬥檄文，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刺蔣介石獨裁政權。

“大理論家”頭銜的確立

《竊國大盜袁世凱》造成巨大影響之後，從1946年5月開始，陳伯達開始構思和撰寫《中國四大家族》一書。到了當年8月，全書完稿。

《中國四大家族》以大量的資料，揭露了以蔣介石為首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如何以“國家”“zhengfu”等名義，巧取豪奪老百姓財產，將之變成自己私人財產，以讓自己變成大富翁的。

《中國四大家族》於1946年11月13日到19日，在《解放日報》上連續7天刊登。次年秋天，晉察冀新華書店把書稿整理成冊，出版發行。該書的刊登和出版發行，向全國人民深刻揭露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醜惡麵目，沉重打擊了國民zhengfu的統治，有力配合瞭解放戰爭。

隨著解放戰爭的進一步推進，國共兩黨進行的宣傳戰也進一步升級。從1947年冬季開始，陳伯達開始動筆撰寫他的另一部非常有分量的著作——《人民公敵蔣介石》。

和1945年所寫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相比，由於當時國共內戰還冇有爆發，所以《竊國大盜袁世凱》文中並冇有提到蔣介石，隻是用袁世凱影射蔣介石。而《人民公敵蔣介石》則不同，從書稿題目即可看出，書稿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蔣介石。

書的內容更是非常直接。《人民公敵蔣介石》共分6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指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後麵接著寫道，蔣介石從假革命到反革命，代替北洋zhengfu建立封建買辦新王朝，抗戰之後又繼續與人民為敵。最後指出，蔣介石及其獨裁政權已經日薄西山，必將失敗，並接受人民的審判。

陳伯達所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於1948年1月完稿，並交付晉察冀新華書店排印。伴隨著和煦的春風吹到華北大地，《人民公敵蔣介石》也開始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廣泛傳播。

據統計，《人民公敵蔣介石》從1948年春天首版出版發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一年多的時間內，在解放區出版了14種版本，印行了16版次。

《人民公敵蔣介石》不僅鼓舞瞭解放區軍民的鬥誌，也給蔣家王朝以沉重的心理打擊。

《評〈中國之命運〉》《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敵蔣介石》是gongchandang對國民黨展開宣傳戰中非常有分量的幾篇文章，也是陳伯達一生非常有分量的幾篇文章。隨著這些文章的出版發行，陳伯達博得了“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的稱號。

隨著陳伯達理論水平的提高，其職務也得到不斷提高。1948年7月，陳伯達被任命為馬列學院（後改稱中央黨校）副院長，而當時的院長則是**。

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遞補為中央委員。當然，這次遞補除了是對陳伯達能力的肯定外，還有一些客觀的原因。

本來陳伯達是候補中央委員，而且是排名第三位。也就是說，至少要有三個以上中央委員的空缺，陳伯達才能遞補為中央委員。

其實，早在zhonggong七大以前，陳潭秋就已經在新疆被秘密殺害，隻是中央不知道訊息，並在七大上把他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4月，由於從重慶飛延安的飛機失事，七屆中央委員王若飛、秦邦憲遇難；7月，七屆中央委員關嚮應病逝。

就這樣，中央委員實際上有了4個空缺。於是，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和排在他前麵的廖承誌、王稼祥，排在他後麵的黃克誠，一起遞補為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