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一章 早年人生經曆

數學差而由校長特批入學

1904年10月，陳伯達出生於福建惠安縣嶺頭村一個破落的秀才之家。說其家“破落”是因為其祖上曾經顯貴過。其曾祖父高中進士，官至刑部雲南司主事，並與林則徐、魏源等人私交甚好；其祖父考中舉人，但受局勢影響，做官不成，後來擔任了文峰書院院長。

但到了其父陳其潛，陳家逐漸走下坡路，他雖努力讀書，也冇有考中舉人，最後隻好在書院任教。

陳伯達的名字頗有些來曆。陳伯達出生時，家人給他取名陳聲訓，字尚友；讀私塾時，因其為“建”字輩，先生按照族譜給他改名陳建相；留學蘇聯時，他看了電影《斯巴達克思》，對主人公崇敬備至，從中取“巴達”作筆名，中文音譯為“伯達”，後來他以此為筆名連續發表作品，於是就有了“陳伯達”之名。

陳伯達啟蒙較早，在大哥開始讀書時，他就開始跟隨父親練習認字。因此父親也就是陳伯達的啟蒙老師。但不幸的是，在陳伯達8歲那年，其父因一場鼠疫去世。父親去世後，其姑媽看到嫂子和三個孩子生活艱難，就把他們接到惠安縣城居住。

父親去世的另一個影響是，陳伯達進入其堂兄所辦的私塾讀書，而且一讀就是三年。三年私塾生涯和以前父親的教導，對陳伯達有兩個影響：一是和同齡人相比，陳伯達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這為他後來“筆桿子”之路奠定了基礎；二是他的數學很差。

在那個大部分孩童都冇有機會讀書的年代，數學差本來不算什麼，但對陳伯達不同。讀了三年私塾之後，陳伯達轉入梅山小學就讀。新式小學裡是要學數學的，但陳伯達幾乎一點兒都不會，這讓他遭到了其他同學的嘲笑。加之，父親去世，一家人寄宿在姑媽家，這些都讓陳伯達不願和彆人交往，久而久之，其性格就變得孤僻起來。

但自卑的陳伯達又是傲慢的，三年私塾教育讓他的國文遙遙領先於其他同學，這成為了他傲慢的資本，也促使他把更多的時間、精力花在國文上，以讓其國文得到快速進步。

1919年，15歲的陳伯達完成了小學學業。由於家中經濟拮據，陳伯達隻能報考免費的師範類學校。陳伯達首先報考了泉州師範，但因為數學成績太差而名落孫山。這次落榜對陳伯達打擊很大，一些資料記載，陳伯達回家的路上非常痛苦，“路上的行人看到陳伯達如此慘象，都投過來疑惑不解的目光”。

幾天後，又傳來廈門招考的資訊。經過慎重選擇，陳伯達選擇了愛國華僑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師範學校。這一次，陳伯達又因為數學成績不好而名落孫山。

雖然再次落榜，陳伯達卻被列入了候補生名單。所謂的候補生不是說當招生有空餘名額時，他可以直接候補進去，而是說候補生可以再考一次。但陳伯達對再考一次並冇有多大興趣，因為他位列候補生最後一名。

在母親、姑媽的一再勸說下，陳伯達還是參加了再考。這一次情況依然不好，陳伯達數學試卷答得很不好，交卷時他連老師都不敢看一眼，茫茫然地一個人走出了考場。

陳伯達的這個落魄表現並不誇張，因為成績出來後，他的數學成績竟然是0分。有了一科是0分，陳伯達註定是不能考上的。但幸運的是，學校校長看到了陳伯達的作文。一個15歲孩子寫的作文，一下子打動了校長，校長認為這名孩子將來一定會很有前途，集美絕不能把這樣的學生拒之門外。

就這樣，在校長的特批下，數學0分的陳伯達僥倖地步入了集美師範的大門。這是陳伯達一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

辛苦輾轉地追求文學夢

廈門是美麗的，集美是靜謐的。在集美師範就讀期間，陳伯達繼續保留著他偏科的“傳統”，他的國文、曆史、經學非常好，數學、物理、體育非常差。

這個時候的陳伯達學習非常勤奮，圖書館裡常常留下他刻苦讀書的身影。

很快，陳伯達開始在集美師範嶄露頭角。在班裡，國文老師有時會專門找陳伯達談話，指導陳伯達寫作，鼓勵他改變孤僻的性格。和老師的每一次談話，都令陳伯達非常感動。在學校裡，上至校長、文科教師，下至學生，都認為陳伯達將來會很有前途。

兩年半之後，17歲的陳伯達從集美師範學校畢業了。他並冇有留在廈門，而是回到惠安老家做了一名小學教員。

但陳伯達並不甘心留在小小的惠安，所以他教了一個學期之後，就辭去教職，去了廈門。剛到廈門，陳伯達的工作依然是做小學教員，但工作很忙碌，因為他要在三四所小學裡兼課，所教的課程不僅有他擅長的國文、英文，甚至有美術和他不擅長的數學。陳伯達這時的兼課主要以掙錢餬口為主。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陳伯達寫出了他的“處女作”——《兵？匪？》，併發表在1922年出版的《學生》雜誌上。從此，隻有18歲的陳伯達，便與文壇結下了不解之緣。

慢慢地，當作家成為了陳伯達的人生夢想。冇課的時候，他常回到母校借閱大量的文學著作和各種報刊雜誌，仔細分析比較時下文章的寫法。在那一兩年的時間裡，陳伯達幾乎讀儘了母校圖書館的所有文學圖書。對於一些自認為有用的句子和段落，陳伯達就把它們全部背誦下來。

也就是在集美師範圖書館，陳伯達讀到了郭沫若的新詩集《女神》。他對這部詩集極為喜歡，讀了一遍又一遍，最後又鼓起勇氣給郭沫若寫信。31歲的郭沫若給陳伯達回了信，兩個人遂成了筆友。

進入文學界以後，陳伯達也結識了一些文學領域的朋友。1923年，他與幾個朋友一起創辦了《廈門通俗教育半月刊》；次年，他又經《廈聲報》編輯張覺覺推薦，任《廈聲報》駐上海記者。

剛剛得到記者這個職位，20歲的陳伯達真可謂躊躇滿誌，但隨即他就遇到了障礙。首先是語言，那個年代還冇有普及普通話，講一口閩南話的陳伯達和上海人簡單交流都比較困難，更彆說采訪了。

此外，陳伯達的性格也不太適合做記者。從小學時，他就和同學合不來，有些孤僻。成年之後，雖然有所改變，但做記者還是有些吃力。

陳伯達在當時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一天到晚，像啞子一般，甚至於不曾說過一句話。我如那每次打了敗仗的久經戰陣的兵士，遍身負著傷痕，倒臥在暮色蒼涼的野草裡，望著西天的殘陽在苟延殘喘。”

這段文字優美得像詩，卻充滿了寂寞與孤冷。

雖然心情不好，但陳伯達依然很勤奮，他一邊做記者，一邊到上海大學中文係學習。當時的上海大學彙集了瞿秋白、鄧中夏、張太雷、鄭振鐸等一大批gongchandang員和進步人士，就是在這裡，陳伯達第一次接觸到了**理論。

後來成為“著名理論家”的陳伯達，在那個時候對**理論的認識還很模糊。1925年，他從上海回到廈門後，經朋友黃振家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他在當時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確信現在的中國，要談主義，還隻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道救急的良符，足以為我們努力國民革命者的共同目標。”

恰在這時，曾經在集美師範圖書館任主任的吳康，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吳康對陳伯達的文章極為讚賞，就邀請陳伯達到中山大學中文係讀書。就這樣，陳伯達從廈門來到中國革命的搖籃——廣州。

當時，著名文學家鬱達夫也在這一年來到中山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一職。之前就和鬱達夫有書信交往的陳伯達，立即拜訪了鬱達夫。

由於得到了大作家鬱達夫的指教，經過中山大學一年的係統學習，陳伯達的寫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這時，他離“作家”隻差“一步之遙”了。但他人生的轉折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23歲拋棄**少校軍銜

當時的廣州混亂而又充滿生機，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講習所這些新生的革命事物不斷出現，而且非常活躍。裹挾在其中的青年學生，為各色理論所吸引，紛紛選擇了自己的陣營，而陳伯達則在一群老鄉的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右派的陣營。

1926年暑假，陳伯達本來打算回福建老家一趟，卻冇有路費。這時國民革命風起雲湧，各地急需人才，於是中山大學國民黨組織就把陳伯達派到了潮汕地區工作。在這裡，他結識了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張貞。

張貞和陳伯達是老鄉，而且他發現陳伯達文筆好，於是，陳伯達入張貞幕，當上了張貞的秘書，負責起草各種文書。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陳伯達所在的獨立團隸屬於何應欽指揮的東路軍。當年冬天，張貞率領獨立團攻克福州後，部隊得到擴充，由團變成師，陳伯達也升級為師長秘書。

當時，何應欽在福州創辦了軍事乾部學校，師長張貞推薦陳伯達兼任該校政治教官，軍銜為少校。這時的陳伯達才23歲，一個輝煌的前程在向陳伯達招手。

但陳伯達對現狀並不滿意。這是因為在人生理想上，他想成為一名文學家；在政治上，他傾向於革命。但半年多的從軍經曆，讓他看到了國民黨官場上的勾心鬥角，這讓陳伯達對這支部隊非常失望。加之，當時陳伯達與軍校負責人產生了一點兒矛盾，這更加堅定了他離開的信念。

此時，張貞和陳伯達關係已經非常好，而且張貞也特彆器重文采斐然的陳伯達。得知陳伯達要走，張貞一再挽留。看到陳伯達去意堅決，張貞隻好同意，並許諾陳伯達以後有事儘管來找他。

張貞說的並不是一句簡單的客套話，在以後的多年中，張貞確實多次幫助過陳伯達，他還因此受到了國民黨高層的處分。

離開張貞的部隊之後，陳伯達應朋友陳少薇之邀到了《福建評論》雜誌社，協助陳少薇編輯撰稿。

雖然同是和文字打交道，但少校師長秘書和雜誌社內協助編輯撰稿，兩個職位真可謂是有天壤之彆。從陳伯達的這個選擇中，能夠看到早年的陳伯達對文學的熱愛，對信仰、對革命的追求。

輾轉到上海加入gongchandang

邀請陳伯達進《福建評論》的陳少薇，不僅僅是一個編輯，還是一名zhonggong黨員。在和陳伯達接觸過程中，陳少薇發現陳伯達不僅文筆好，而且思想進步。於是，陳少薇開始向陳伯達灌輸**思想。

恰在這時，中央特派員王荷波來福建工作，陳少薇把陳伯達介紹給了王荷波。聽說陳伯達擔任過師長秘書之後，王荷波就任命陳伯達擔任工人糾察隊顧問。

因為有過一段從軍經曆，擔任糾察隊顧問的陳伯達，儼然像一個軍隊指揮官，非常活躍。加之，此前陳伯達擔任過師長秘書，在福州已經小有名氣，所以他的一舉一動也受到各界關注。

於是，陳伯達的麻煩來了。1927年3月下旬，正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夜，何應欽給張貞發來密電：就地處決“赤色分子”陳伯達。陳伯達的性命捏在了張貞手中，真可謂危在旦夕。

但關鍵時候，張貞的表現令人感佩。他不僅冇有處決陳伯達，還把這件事告訴了陳伯達，這還不算，他又給陳伯達200塊大洋，並派心腹軍官林學淵護送陳伯達逃走。

有了林學淵的護送，陳伯達雖幾次遇險，但都成功逃脫了。最後來到了廈門，躲在了廈門大學裡。但追捕陳伯達的人隨即跟來，廈門已經不安全，陳伯達被迫登船北上，輾轉抵達上海。

此時的上海情況更加嚴重，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向gongchandang舉起了屠刀，趙世炎、陳延年等一大批優秀的gongchandang人，倒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就在血雨腥風的時刻，陳伯達初到上海就麵臨了考驗。但此時的陳伯達對革命道路的選擇，已經非常明確，他在先期到達上海的張覺覺、陳少薇的介紹下，於1927年4月下旬，加入了中國gongchandang，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關於自己入黨的經曆，陳伯達後來回憶道：“我是在蔣介石、國民黨清黨大屠殺的時候，在上海申請入黨的。在大屠殺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報紛紛登出gongchandang組織被破壞和大批叛徒自首啟事的恐怖中，我自願列在偉大的gongchandang隊伍中，就免了我入黨的候補期。”

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由於蔣介石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國gongchandang後很難在上海立足。這時武漢成為革命的中心，被國民黨打散的各地gongchandang員，紛紛向武漢集中，陳伯達也是其中的一員。

當時，陳伯達奉黨組織之命，跟隨王明、李立山、羅亦農、王荷波等一批gongchandang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漢。到武漢之後，組織上分配陳伯達到zhonggong中央宣傳部擔任出版科科長。

就在這時，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失敗。麵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進攻，gongchandang人決定發動南昌起義。得知陳伯達曾經給國民黨軍官張貞做過秘書，二人私交甚好，組織上便派陳伯達去做張貞的工作。

到了張貞的防區，陳伯達找到昔日的老友，瞭解到此時的張貞已經變成堅定的**分子。於是，陳伯達冇有去見張貞，就悄然回了武漢。

繼南昌起義之後，zhonggong召開了八七會議，又接連發動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為了長期和國民黨周旋，zhonggong決定抽調一批乾部，到蘇聯學習。年輕而又有才華的陳伯達，有幸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抵達莫斯科後，陳伯達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被分配在一年級二班。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一所由蘇聯人出資創辦，並冠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之名的異國學校。從1925年創辦到1930年結束的5年時間裡，學校在中國共招生了4期，1000多名學生。5年裡，這裡聚集了一大批中國青年精英，在gongchandang方麵，有王明、博古、張聞天、鄧小平等；在國民黨方麵，有蔣經國等人。

國共決裂後，國民黨撤走了派去的學生，學校改名為中國**勞動大學，但習慣上人們依然稱其為中山大學。

陳伯達屬於中山大學招生的第三批中國學生。大部分中國學生剛到校時都不會俄語，所以入校之後，學生們麵對的第一個難關就是學俄語。當時的陳伯達隻有23歲，加之他在學習語言上頗有天賦，所以他很快就學會了俄語。

學會俄語之後，陳伯達開始騰出大量精力，閱讀馬列經典著作。陳伯達這段時間的閱讀，奠定了他成為“著名理論家”的基礎，也正是憑藉其在**理論方麵的研究，他才能在**身邊工作長達31年之久。

在中山大學求學期間，陳伯達遇到了一場不小的麻煩。當時，蘇聯發生了“肅托運動”。此前，陳伯達雖然冇有參加托派組織，但他和參加托派組織的中國學生萬誌淩、王文元、陸玉等人很要好，甚至對托派組織頗為讚同，也看過托派的一些檔案。

陳伯達親托派行為讓他付出了代價，在這場運動中，他受到黨內警告處分，並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這讓陳伯達在蘇聯的情緒一度非常低落。

1930年，在陳伯達畢業前夕，組織上希望陳伯達繼續留在蘇聯，在共產國際某刊物擔任編輯。但陳伯達不願意留在蘇聯，恰逢周恩來赴蘇聯開會，陳伯達向周恩來表達了自己希望回國的打算。最後，經周恩來彙報之後，陳伯達踏上了回國的火車。

靠張貞幫助走出監獄

回國之後，陳伯達被組織分配到福建老家。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組織部長陶鑄商議後，決定利用陳伯達文筆好的優點，讓他辦福建省委機關刊物。羅明、陶鑄對陳伯達期望很高，起初陳伯達也確實很賣力。

但隨後不久麻煩就來了！

前幾年陳伯達曾經給國民黨將領張貞做過秘書，此時張貞率領的部隊已經升級為甲種師，而且張貞還兼任了福建“剿匪”司令。此時，zhonggong的工作已經轉入地下，陳伯達自然不敢去找張貞及其他軍中朋友。

但1931年2月的一天，陳伯達走在路上意外地遇到了一個在張貞手下工作的朋友。兩個人談了一會話，陳伯達冇有敢說出自己的身份。對方介紹了張貞的情況，並希望陳伯達能夠回到張貞部任職。

回到省委之後，陳伯達立即向羅明彙報，自己暴露了，不便繼續留在福建工作。羅明認為，陳伯達既然和張貞有私交，正好可以利用這個關係，開展地下工作。但陳伯達無論如何還是不願意留下。最後，福建省委開出證明，讓陳伯達回了上海。

1931年3月，陳伯達抵達上海。在這裡，他不僅遇到了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王明，還遇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更令陳伯達驚訝的是，就在不久前召開的zhonggong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米夫，主導這次會議，把本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安排進了政治局，並實際控製了中央領導權。

陳伯達和王明有很多相似地方，都是1904年出生的，都在中宣部工作過，都曾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本來陳伯達可以憑藉這些關係，結識王明，走上一條發展的快車道，但因為他在蘇聯和托派有過瓜葛，支援王明的米夫認為陳伯達不可靠。就這樣，陳伯達失去了和王明一起飛黃騰達的機會。

在上海逗留一個多月後，陳伯達被派到天津，分配在zhonggong順直省委宣傳部，負責編輯省委機關刊物《北方紅旗》。不幸的是，就在陳伯達抵達天津的當天晚上，國民黨特務破壞了zhonggong順直省委機關，化名為王通的陳伯達和包括省委書記許蘭芝在內的十多個同誌，一同被捕。由於許蘭芝的叛變，隨後又有幾十個省委機關工作人員被捕。

當年9月，陳伯達等人被押送到北平草嵐子監獄。隨後，陳伯達被判處兩年半徒刑，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服刑。

真是禍不單行，在獄中時，陳伯達患上了淋巴腺結核。好不容易動了手術，麻煩還是冇有解決，因為刀口不癒合，經常膿血直流。這時，同在一起蹲監獄的順直省委組織部長陳原道告訴陳伯達，如果有關係，可以早點托關係出去。

陳伯達剛到天津即遭抓捕，在京津一帶他自然冇有啥“關係”。這時，陳伯達又想起了遠在福建的張貞。通過書信，張貞得知昔日的秘書陳伯達身陷牢獄，就派人帶著2000大洋來到北平，把陳伯達從獄中救了出來。

陳伯達的第一次婚姻

出獄之後，陳伯達的劫難還冇有結束，因為手術之後的淋巴腺結核還冇有痊癒。為此，他來到北平西郊的西山療養院，經過大夫盧永春的精心治療，淋巴腺結核才慢慢痊癒。

病治好了，終於可以出院了，但陳伯達出院時又遇到麻煩，因為他錢早已經花光了，還欠下了大筆住院費。無奈之下，陳伯達隻好向療養院說出自己的遭遇。看到陳伯達是政治犯，又確實無錢，療養院就讓陳伯達離開了。

離開療養院之後的陳伯達身體依然很虛弱，而且也冇有什麼具體工作。幾個月後，馮玉祥、吉鴻昌等人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急需大量乾部。組織上隨即派陳伯達到張家口，配合吉鴻昌開展黨的工作。

也就是在張家口的這段時間裡，陳伯達結婚了，新娘是比他小6歲的諸有仁。陳伯達並不是在張家口認識的諸有仁，其實早在6年前，兩個人就相識了。

1927年，陳伯達坐火車去蘇聯學習時，鄰座坐著一位美麗的四川姑娘，她就是zhonggong早期領導人羅亦農的妻妹諸有仁。

諸有仁出生於1910年，比陳伯達小6歲。兩個人的差距不僅表現在年齡上，更表現才華和社會閱曆上。此時隻有23歲的陳伯達，已經在文學領域頗有造詣，而且發表過一些文章。在社會閱曆上，陳伯達在國民黨軍隊中做過師長秘書，官至少校；後來又轉入gongchandang，指導過工人糾察隊，擔任過中宣部科長。

相比之下，諸有仁的人生經曆有如白紙，他隻是受到姐夫羅亦農影響，纔到蘇聯去學習的。17歲的女孩單純而又愛幻想，一路上她靜靜地傾聽著陳伯達的敘述，逐漸地對這個福建大男孩產生了興趣。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之後，兩個人經常見麵，陳伯達學俄語特彆快，文化基礎也好，所以他經常幫助諸有仁提高文化基礎。諸有仁則利用女性特有的細膩和勤勞，常常幫助陳伯達解決一些生活瑣事。閒暇之餘，兩個人還經常在莫斯科四處走走。就這樣，在三年的學習時光裡，兩個人已經明確了戀愛關係，並相約一起回國發展。

陳伯達比諸有仁提早畢業，他在1930年就回國了。回國之後，陳伯達在福建遇挫後，又被派到天津，但工作還冇有開展，就被抓捕了。這時，諸有仁從蘇聯回國，來到上海，她向黨組織交代了她和陳伯達的戀愛關係，要求和陳伯達分配在一起。當時的上海中央機關有不少是蘇聯留學歸來的，他們知道諸有仁與陳伯達的關係，就同意了諸有仁的要求。

諸有仁興致勃勃地來到天津，卻找不到陳伯達，不久後得知陳伯達已經被抓捕了，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

此時隻有21歲，剛剛大學畢業的諸有仁，根本不知道該如何營救陳伯達，他隻有寄希望於黨組織。當時黨組織派出胡鄂公、楊獻珍前來營救，冇有想到楊獻珍也遭到逮捕，新的順直省委在北平也遭到破壞。

直到由張貞派人送來大洋，陳伯達才得以出獄。剛一出獄的陳伯達消瘦、憔悴，淋巴結核還在不停地流出膿血。

隨後，陳伯達住進西山療養院，諸有仁則跟隨在陳伯達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陳伯達。1933年，馮玉祥、吉鴻昌等人組織抗日同盟軍時，組織上派陳伯達到軍中配合吉鴻昌工作，諸有仁也一同前往。

在張家口，陳伯達住在司令部裡。這一來，顛沛流離很久的陳伯達終於有了一個暫時穩定的生活。於是，在吉鴻昌的主持下，陳伯達和諸有仁正式結婚了。

到了9月，同盟軍失敗，吉鴻昌離開張家口，陳伯達夫婦也難以在這裡立足，隨即又回了北平。在隨後的幾年裡，陳伯達的工作多次變動，工作地點也是北平、天津兩地經常換，而諸有仁則跟在陳伯達身邊。

1934年，諸有仁在天津生下一個男嬰。在給孩子取名時，陳伯達希望兒子子承父誌，諸有仁說：“那就叫小陳伯達吧。”根據諸有仁的這個意思，陳伯達給兒子取名陳曉達。總的來說，在他們二人結婚的頭幾年，兩個人雖然生活艱苦，但總體上還算和睦。

後來陳伯達、諸有仁一起去了延安，兩個人的人生道路發生了巨大變化。陳伯達因為當上**秘書而青雲直上，但諸有仁還是一般工作人員，加之操勞過度，蒼老很快，兩個人感情逐漸出了問題。

直到1942年，陳伯達托李六如出麵，正式和諸有仁協議離婚。就這樣，這對戀愛6年，結婚9年的夫妻結束了。

後來的諸有仁充滿悲劇性。和陳伯達離婚後，她一直獨身；1960年，其子陳曉達因為感情問題而臥軌zisha；“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被打成“蘇修潛伏特務”而受儘折磨。儘管如此，她還是通過報紙、電視，一直關注著陳伯達的訊息，直到1985年，她纔在抑鬱中離開人世。

與黃敬一同奔赴延安

從張家口回到北平之後的當年秋天，多次幫助過陳伯達的張貞來北平辦事，通過熟人，他找到了陳伯達。看到依然很虛弱的陳伯達，張貞有些難過，他勸說陳伯達不要再跟著gongchandang到處奔波了，應該找一個正當的工作，先把身體養好。

陳伯達說，我不是gongchandang，我隻是一個普通學者。

陳伯達的話令張貞半信半疑。儘管如此，回到南京後，張貞還是給陳伯達寄來300大洋，叮囑陳伯達把身體養好。隨後張貞的兒子張冠雄來北平讀書，陳伯達給予了不少幫助，而張冠雄每次從南京回來，也都給陳伯達帶來不少東西。

這就是陳伯達和張貞的深厚真摯的友誼。

從1933年回到北平之後，陳伯達的工作一直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很少有一個工作乾長久過。

1934年陳伯達曾經被派到天津，負責編輯河北省委機關刊物《實話報》。但因為他提出“武裝保衛華北”而被指犯右傾機會主義，被撤銷了職務。

接著，河北省委打算把陳伯達派到天津民族自衛隊去工作。這是一個基層組織，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陳伯達以閩南口音太重、身體不好為由，要求回到北平文化界。看到陳伯達說的也是實情，組織上就批準了陳伯達的要求。

陳伯達要回北平文化界，既因為他本人不喜歡從事基層地下工作，還因為他有進入北平文化界的興趣與資本。早在廈門時，他就有強烈的文學夢，並打下了堅實的文字功底。就在兩年前在西山療養院治病時，陳伯達又寫出了《論中國啟蒙思想家——譚嗣同》，後來先後由人文印書社和生活書店出版。

正是憑藉這本書，30歲的陳伯達引起了中國大學吳承仕的注意。吳先為其主辦的《文史》向陳伯達約稿，後來又推薦陳伯達到中國大學任教。

中國大學是孫中山為培養民主革命人才，而於1917年創辦，這裡當時彙集了當時許多社會文化精英。憑藉任教的機會，陳伯達結識了他們，並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發展成為了gongchandang。經北平市委批準，陳伯達在北平文化界建立了特彆小組，而陳伯達則擔任了聯絡人。

這一段時間裡，陳伯達的工作還順順利，生活也還算安定。但這種平靜並冇有持續太久，1935年春天，北平黨組織再一次遭到破壞，陳伯達東躲西藏依然無法在北平立足，最後被迫又去了天津。

直到當年冬天北平發生一二·九學生運動時，陳伯達才受北方局委派，來北平領導學生運動。次年春天，**改組zhonggong中央北方局時，陳伯達被任命為北方局宣傳部部長。從這個時候開始，陳伯達開始在黨內有了一定地位。這一年陳伯達32歲，這也算是陳伯達人生中的一個巨大收穫。

但是陳伯達希望能夠去延安，繼續完成自己的著述。很快，北方局同意了陳伯達去延安的要求，並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島，然後西行。就這樣，1937年9月，陳伯達帶著妻子和兒女，從北平經天津、青島，與黃敬結伴同行，由西安抵達了革命聖地延安。

這一年陳伯達隻有33歲，但他此時已經有了完善的知識體係：1927年以前，他打下了良好的文學基礎；1927年至1930年，他在蘇聯認真研究了馬列經典理論；1932年出獄之後，他又認真研究了中國古代哲學，並達到了較高水平。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知識理論的積累，才使陳伯達在延安很快成為了“理論家”，並得到了**的重視，從此開始了一段輝煌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