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第一天,我便和學姐還有她的導師在一家咖啡店見了麵。
我們聊最新的醫學論文,聊中德醫療體係的差異,也聊這些年的經曆。
學姐甚至在談起那場害得我被開除的風波時,比我更加義憤填膺。
“國外就是這樣的,無論我們做得有多好,在他們心中也比不過那一層白皮的重要性。”
看著學姐憤怒的樣子,我微微一怔。
看來當年學姐之所以回國,大概也遭受了和我類似的不公平待遇。
我微微握緊手裡溫熱的咖啡杯,看向麵前的學姐。
“事情都過去了,我現在都回國了,以後也沒有人再會這麼對我了。”
學姐更是直點頭。
“是啊,學弟,以後有我罩著你,肯定就不會再讓這種事再在你身上發生了!”
我裝作被感動的樣子,用力地笑了一下。
“謝謝學姐!”
視線轉到邊上的導師,我也笑眯眯地看著他們。
我下意識也笑著回他。
隻是等到結賬的時候,服務員卻對我們說:“啊?什麼,可您這桌的賬單早就被人結清了啊?”
我有些詫異:“我們沒有結賬啊?對方有留下什麼聯係方式嗎?”
服務員搖搖頭回道:“是一位小姐,她沒有留下聯係方式。”
我仔細想了想,又說:“但對方穿著警服,應該是一位警察。”
學姐立馬笑著打趣道:“沒想到你在國內還有警察朋友啊?”
我的眉頭卻微微一蹙。
警察朋友?
在這片我離開了整整十年的土地上,我哪還有什麼朋友,還是個警察。
但我沒放在心上。
如果真的是我的朋友,那之後必然會遇見。
如果隻是誤會,那就當中了個小獎。
於是這個小小的插曲就這樣被我當成了一顆投入湖麵的石子,泛起圈圈漣漪,又很快沉入心底。
托了導師和學姐的關係,我以相當優秀的履曆直接入職了市醫院的心外科。
儘管學長會時不時出現幫我迅速融入醫院,但因為其他同事都從規培期就建立起來的戰友情,對我這個“空降兵”都帶著若有若無的疏離。
我知道他們私底下都對我頗有微詞,但也無可奈何,隻好撿起了老本行。
每天上班,哪怕碰見的是他們並不友善的臉,我也努力揚起明媚的笑。
人都是感官動物,我的臉就是我最大的殺傷性武器。
當他們故意將跑腿的雜活丟給我時,我也欣然接受。
隻是在遞送檔案時,會“不經意”地露出被沉重病曆壓出紅痕的手腕,在幫忙搬動器械時,會輕輕活動一下痠痛的肩頸。
人總是會不自覺地對看似弱勢的一方產生憐惜。
漸漸地,科室裡大家對我的氛圍便開始鬆動。
午餐時也有人叫我一起,查房時也有前輩主動提點我幾句。
享受著這一切的我,隻是在無人注意的角落,輕輕地彎了彎嘴角。
在這片看似逐漸接納我的環境裡,隻有一個人始終冷眼旁觀,他就是科室裡同期第一個獨立做完手術的醫生,單奕軒。
單奕軒有著一雙過於清醒的眼睛,每次當我對著旁人露出溫順的笑容,或是不經意展露自己的傷口時,總能撞上他冰冷的視線。
單奕軒從不接我的話茬,也不參與任何關於我的討論,隻是那樣靜靜地、居高臨下地看著我,彷彿早已將我看透。
他的眼神,像極了一個人。
沈黎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