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說宋 風流陶學士

唐宋之間的五代，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空窗期。除了薄薄一本《花間集》外，乏善可陳，回首望去，真是可憐兮兮。

有什麼辦法呢？從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半個世紀的北中國，除了戰亂，就是亂戰，殺過來，砍過去，一片血雨腥風。殺紅了眼的人們，就不會把心思放在文學上了。本著逃命第一、活著第一、保住腦袋第一的文人，哪裡還有閒心坐下來尋章覓句呢？雖然有憤怒出詩人一說，但真是到了饑寒交迫、嗷嗷待哺，槍林彈雨、命懸一發之際，是絕對出不了詩人的。

不過，在此空窗期間，有一位能在生死夾縫中，應付裕如的文人，值得刮目相看。他就是出生於唐昭宗天覆三年（903），逝世於宋太祖開寶三年（970）的陶穀。平心而論，作為文人的陶穀，不過中人之資而已。《舊五代史》這樣說過，“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於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他就突現出來。此人雖文采不高，靈韻不足，但其記憶力堪稱絕活，能記住彆人因為逃難，因為奔命，因為求生，因為餬口而忘掉的文章故實、書本常識、經典源流、禮儀製度。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稱他“倉猝一問，即能援引故事，可見熟於典故，腹笥中無不有也”。這樣，他就成為那些大字不識多少，卻當上皇帝的軍閥們眼中的一顆大瓣蒜。放在他朝他代，陶穀隻不過屬於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泛泛之輩，可在整體平庸、無大作為的五代文人之中，風流陶學士類似時下在電視上丟臉、在報紙上現眼的文化明星，由於曝光率高，遂也成為顯赫人物。

陶學士之風流，緣起於明人唐寅的一幅畫，畫上的他正向抱著琵琶的上廳行首秦弱蘭**，這幅題名《陶穀贈詞》的畫，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後周顯德年間，陶穀出使南唐，來到金陵。當時，後周強大，南唐弱小，陶穀牛皮哄哄，目中無人，不把出使國放在眼裡。可實際上，自西晉南渡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乃至正朔所在，民心所望，也都隨之南移。六朝故都的金陵，絕非區區的汴梁城堪可比擬的。而李璟、李煜父子的文化軟實力，不知強出後周柴榮多少倍。自南北朝起，雙方互換外交使節，多選學識淵博之士充任，其中也具有一點文化較量的意味。武人出身的柴榮，覺得他是塊料，而淺薄的陶穀，也認為自己是塊料，來到金陵，兩眼朝天，凡人不理。這就是淺薄的緣故。淺薄者，往往不知自己斤兩，而不知自己斤兩者，常常妄自尊大。對這位端著上國架子的陶穀，南唐君臣當然不愛搭理，讓他在賓館閒待著，且不安排接見這位大使，有意識地晾著他。

此人在金陵一待好幾個月，直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之際，落寞孤寂的他，百無聊賴的他，一個秀美絕倫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閃，雖驚鴻一瞥，卻刻骨難忘，這就是唐寅畫中那位自彈自唱的秦弱蘭。她的真實身份，為金陵名妓。此刻，喬裝的寒**子，灑掃庭院，縫補浣洗。那荊釵布裙難掩的天生麗質，那嫣然一笑，即使鐵石人見了也會有動心的羞澀。其婉約，其嫵媚，其小鳥依人，其楚楚可憐，讓陶穀迷戀的同時，不可救藥地墜入情網。秦弱蘭，做仰慕已久的文學女青年狀，做抑製不住的名人崇拜狀，做豆蔻少女的情愫萌髮狀，做戀戀不捨的風情萬種狀，這種即興式表演，對這位歡場女子來說，這不是家常便飯嘛！北方來的陶穀，一個土老帽，哪經過江南女子這等溫柔纏綿的**攻勢，遂亢奮到不可收拾的發情中。正如近些年的作家同行，在簽名售書時，碰上胸脯比較高一點的年輕女讀者，會情不自禁地多寫上兩句一樣，類似的激素衝動，陶穀也情不自禁地抓起筆來，給秦弱蘭奉獻一首情詩，這就是所謂的“陶穀贈詞”。

這首情詩很爛，也就不抄錄下來，免得汙君尊目了。

作弄陶穀者，乃南唐第一玩家，李璟、李煜父子的重臣韓熙載，現在人證物證俱在，便安排元首接見了。循例，一場國宴招待，一場歌舞表演，是少不了的。宋人文瑩的《玉壺清話》說他“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啟齒”，裝得挺像那麼一回事，但想不到嫋嫋娜娜的領舞者，認出來是秦弱蘭；尤其想不到象牙檀板一響，輕啟歌喉的她，會唱出來他為她寫的那首《風光好》，天哪，差一點就要讓陶學士心臟停跳了。這時，他看到坐在李璟身邊的李煜，回過頭去與韓熙載會心一笑，這才明白是人家設了個局，把自己當大頭耍了，羞得無地自容的他，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

在唐寅看來，風流，重在過程，哪怕是春風一度，然而是淋漓酣暢的風流，也就足夠足夠，何必拘泥於因果呢？唐解元是真正的風流文人，他不讚成陶穀怕出醜的假正經。他在畫上題了四句詩：“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時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麵發紅。”這就是唐伯虎的浪漫精神，既然你已經風流了，而且那也是你值得風流的繾綣情緣，還用得著不好意思嗎？因此，陶穀的正經，不過是假正經；那麼陶穀的風流，也不是什麼真風流。正經也好，風流也好，這種性格組閤中的矛盾現象，本屬人之正常心態。可他偏要裝蒜，偏要拿捏，風流就風流吧，他裝正經；正經就正經吧，他又忍不住風流。這樣一來，難免包裹不住，就會尷尬，一旦露出馬腳，會裡外不是人。

然而，他很走運，儘管出了這樣一件外交醜聞，大家等著他受柴榮收拾；甚至他為秦弱蘭寫的那首情歌，從金陵越江傳唱到汴梁，三瓦兩舍也流行不已，上了歌曲排行榜，世宗聽見也隻當冇聽見，因為，陶穀出使南唐，是他的主意，所以，也就免於問責。大家除了羨慕他的命好之外，也隻能冇脾氣。因此，陶穀之名，與其風流，與其博學，無大關聯，而是因為他總能化險為夷，總能遇難呈祥。尤其在朝廷不斷更迭，主子經常變換的時代裡，總能取得成功，總能避免失敗，那就更是奇蹟。

凡dubo，能冇有輸贏嗎？凡炒股，能冇有賠賺嗎？可他，卻是穩贏不輸，穩賺不賠，不免要招人豔羨，引人物議了。陶穀這個人，說得雅點，叫作識時度世，先人一步；說得俗點，那就是掄尖賣快，投機取巧。類似衝浪運動員，站在滑板上弄潮而去，隻要身手敏捷，動作迅速就行。這類成功者通常用不得高智慧，因為高智慧者高計謀，高計謀者高審慎，而高審慎的結果，一誤事，二誤時。關鍵還在於陶穀不僅下手快，而且下手黑，就這樣風口浪尖，步步登高地抖了起來。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宋史》稱：“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曆北齊、隋、唐為名族。祖彥謙，曆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號鹿門先生。父渙，領夷州刺史。”出身於官員世家、書香門第的他，正好趕上晚唐亂世，不知什麼原因，也不知什麼罪名，陶穀的父親唐渙，被邠州節度使楊崇本殺害了。唐代的夷州，在今之貴州境內，估計黃巢之亂，陶穀的父親無法舉家赴任；所謂“領”，也許就是掛個空名吃餉而已。而按《宋史》所說：“唐季之亂，為邠帥楊崇本所害，時穀尚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節度使楊崇本，當然是絕對的王八蛋了，不僅殺害了陶穀之父唐渙，還霸占了陶穀的母親柳氏。

唐末的節度使，下轄若乾州、若乾縣，擁軍自重，世襲罔替，相當一個土皇帝。陶穀之母被奪來後，不過是他擁有的眾多妻妾之一，地位與奴婢無異。因此，陶穀從三歲起，與母親一起，在帥府裡艱難度日，備受熬煎，可想而知。尤其陶穀，在有殺父之仇的人家屋簷下，寄生求食，過的基本上就是都可以唾他一口，踹他一腳，蟲豸不如的日子了。要是他不學會如何低三下四地適應，不學會如何卑鄙無恥地圖存，不學會如何迎合，如何巴結，如何討好，如何投機，在那個殺一個人如殺一隻雞，而要弄死他比碾死一隻螞蟻還容易的高風險環境裡，簡直就是活不成的。

楊崇本，兵痞出身，狗屁不是，但他投靠的是更大地盤的節度使李茂貞，認其為父，自稱假子，死抱大腿，倚勢成為邠州節度使。唐朝之亡，藩鎮割據，是原因之一。而與李茂貞相頡頏的朱溫，為擴大領地，欲吞併邠州，用強兵壓境，迫楊崇本就範。楊求救於李茂貞，李無力應戰，眼看著他的假子楊崇本，隻有服輸請降一途。朱溫假惺惺地認可楊的效忠，令其改回本姓，姓楊而不再姓李茂貞的李，繼續做他的邠州節度使。

如果說楊崇本殺害唐渙，是為了得到陶穀的母親，那麼，朱溫施壓邠帥，這其中也有一個女人的影子。那就是“素有姿色”的“崇本妻”，其豔名遠播，早在好色朱溫的垂涎之中。此刻楊已低頭服軟，朱溫也就無須客氣，更用不著商量，用一頂軟轎到邠帥府中，直抵內室，不由分說地載著楊妻，大搖大擺地抬了回來，“嬖之於彆館”。楊崇本對朱溫居然毫不見外、連聲招呼也不打一下的搶人行動，是可忍，孰不可忍，拔出刀來要拚個死活。

朱溫哪裡在乎他的威脅，這個和黃巢拜過把子的老賊首，不屑地說，你以為你是誰？敢朝我亮刀？你施之於唐渙的奪妻術，我為什麼不可在你身上拷貝一次？帥府裡的親信們，力勸楊崇本少安毋躁，拔出來的那把雪亮的刀，怏怏地又插回鞘裡。這個還算是有血性的男人，心不能甘，“恥其妻見辱，因茲複貳於朱溫”，並與李茂貞聯合，“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複領鳳翔、邠、涇、秦、隴之師，會延州胡章之眾，合五六萬，屯於美原，列柵十五，其勢甚盛，朱溫命同州節度使劉俊及康懷英帥師拒之，崇本大敗，複歸於邠州，自是垂翅久之。”朱溫總是不放心這個楊崇本，怕他反覆，私底下與楊崇本當年反目的兒子楊彥魯取得聯絡，隻要他使其父從人間蒸發的話，他爹邠州節度使的位置，就正兒八經屬於他。

於是，這一場骨肉殘殺的家族悲劇，幾乎都是在時已少年的陶穀眼前發生的：先是，兒子誆稱救父而來，父子重修舊好，儘釋前嫌；接著，帥府大慶團圓，舉杯暢飲，兒子乘機下鴆，毒弑其父；然後，楊崇本的義子李保衡，心有不甘，糾集餘部，團團圍住帥府，將隻做了五十多天邠州留後的楊彥魯，大卸八塊，梟首示眾。這樣，邠州節度使的豪宅裡，一片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到處烏天黑地，鬼哭狼嚎。乘人不備，陶穀拉著他的母親，突破樊籬，擺脫羈絆，“逃出生天”。

陶穀的家鄉邠州，即今之陝西彬縣，明末詩人陳子龍，有一首《渡易水》的詩，起首“並刀昨夜匣中鳴，燕趙悲歌最不平”兩句，句中的“並刀”，就是此地的名產。邠州出並刀，是與該郡介於漠北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之間，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有關。邠州本為兵家必爭之地，加之盛產煤鐵，由於戰爭需求，促使鍛冶製鐵工藝的發達。一個出兵器的地方，一個好打仗的地方，那必然也是一個sharen如麻的地方。因此，削鐵如泥、血不沾刃的並刀，便成為當地人必持的利器。陶穀從三歲起，就是在這一把把血腥並刀的殺來殺去中度過的。血淋淋的現實，令童年的陶穀明白了一條最消極的真理，誰手裡握有利器，誰就是勝者。

當他逃出帥府，脫離魔爪，得以走自己的路，打拚自己的世界時，他才懂得，他所追求的利器，並非他家鄉的名產並刀，而是他在帥府裡那巴結討好、逢迎諂媚、巧舌如簧、無廉無恥、得以保命、得以苟活下來的卑鄙。若無這一份彆人做不到的卑鄙，在那虎爭狼鬥的環境裡，早化為齏粉，連骨頭渣子都不剩。因之，他相信卑鄙，崇拜卑鄙，隻要能卑鄙，隻要敢卑鄙，便無往而不利。

在五代那個亂世裡，有槍便是草頭王，統治者悉皆武人出身，這班大字不識幾個的篡國者，一旦登基，坐穩江山，就一定學會附庸風雅，就一定要用幾個文化人來裝點場麵。這是官場的流行性感冒，很具傳染性。我就見識過這種抽冷子就斯文起來，就秀纔起來，就書香起來，就滿腹經綸起來的官員文人，書出好幾本，詩寫若乾篇，毛筆字很利索，居然還有一點儒雅意味，令人訝異。陶穀是一個何等眼明手快的角色，他吃準了當權的兵爺們，忽然偃武好文的這一口，豈能錯過大好良機。不用太大功夫，他便以詩名聞於鄉裡，在那個文化斷檔的年頭，陶穀逐漸為人知。

憑著鑽營，憑著乾謁，憑著招搖撞騙，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很快被舉薦為校書郎，並委任為單州軍事判官。他當然不會就此滿足，不安於位的他，很快巴結上後晉宰相李崧。從後晉起，曆後漢、後周，直到北宋，連續四朝為官，不但官位越做越高，他的文望也越來越大。若他健在到今天，不但在官場上如魚得水，在文壇上也會春風得意，我估計他一定是個牛皮哄哄的“雙響炮”。

宋人曾鞏的《隆平集》稱他：“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傾險巧詆，為時論所薄。”元人脫脫的《宋史》稱他：“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鹹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

無論“傾險巧詆”，無論“奔競務進”，不過都是“卑鄙”的換一種說法罷了。

陶穀的發跡，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晉的宰相李崧。若無這位老先生的提攜，他也許永無出頭之日。

起家於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的他，此等低級職務的公務員，當然不能滿足其勃勃野心。若要想一步登天，而不是老死牖下，東京纔是他的努力方向。他認為自己這一肚子學問，隻有前進首善之區，纔有發展餘地，如同當下許多人偏要為北漂一族，在北京城裡求發達一樣，所以，他立定心思要到汴梁。但當時要想登上仕途，冇有官場重要人物的保舉，是難操勝券的。陶穀善投機，敢投機，對所有當權派睃巡一過，洋洋灑灑數千言的自薦書，直送當朝一品的李崧府上。

後晉天福年間，李崧、和凝二人同為宰臣。按理，陶穀的信應該送到和凝的府邸纔是，從《花間集》收錄和凝詞二十首看，為相的和凝，同時還具有詩人身份，以詩文知名的陶穀，厚厚臉皮，以“知音”二字攀附巴結，也許能夠得手。若按五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所說，“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佈於汴洛。契丹人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那就更有共同語言了。陶穀之詩，後來能被秦弱蘭唱成流行歌曲，足見在通俗化方麵，與這位當朝人物堪稱同好。

可陶穀很絕，捨去具有契合可能的和凝，而一門心思對不怎麼搭界的李崧下功夫，走他的後門，這是精算到家的抉擇，並非瞎貓碰上死耗子亂打亂撞。

鬼精鬼精的陶穀，也算是揣摩透了：凡作家文人之類，多自善，好嫉妒，同行之間，融洽者少，常持關門拒絕、白眼相向之勢。所以文壇一眾，是非頻繁，你長我短，紛爭不斷。而學者儒文之士，重傳承，愛教誨，扶掖後輩，不遺餘力，總是采取來者不拒、雙臂歡迎之態。儒林之中，門戶之分，也是有的，但前輩後輩之間，打得不可開交者少。所以，孔子門下有七十二弟子，而屈原、司馬遷跟前，連一個跟屁蟲也不見，這就是文人和儒士的差彆。

五代戰亂，造成整個社會動盪不寧，不但讀書者少，連識字者也不多，文化低下的官員，甚至連一紙公文，也寫得不成體統。《舊五代史》載：“同光初，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蕘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禦起草未能儘善。’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由是擢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李崧看到陶穀的信，眼前為之一亮。因為他不僅工於文法，精於用詞，長於典故，而且善於隸書，那一筆字也讓李崧叫好不迭。

且不論李崧越俎代庖，獨掌書記，奪了彆人官位之手段，令人不敢恭維。但他愛才這一點，值得肯定。鐵心提拔他，也是實情。固然陶穀的這份自薦信，其用詞遣字的講究，其為文立意之功夫，得到他的首肯。更主要的是整篇信中，除了陶穀不露聲色地自我表揚外，更多的是對這位前輩老先生的仰慕啊，推崇啊，以及讚美他這些年來，從政時提倡正道，砥柱中流；為文時興滅繼絕，領袖儒林等，不一而足。大灌米湯而不肉麻，大肆吹捧而不下作，這就是陶穀的文字能耐了。李崧讀信至此，不禁撫須嗬嗬，連呼好後生啊，好後生！這個世界上有幾個人是不吃捧的呢？又有幾個人是不愛被人戴高帽的呢？

陶穀夠陰，他還打探到這位當朝人物“幼而聰敏，十餘歲為文”的光榮史，而他自己也恰恰是“十餘歲能屬文”，他突出這一點，強調這一點，表明其來有自，是童子功，是家族基因，憑著你我同類項的情分上，也會取得李崧對他的信任和支援。果然，李崧興沖沖地找到和凝，說服他，“人才難得啊老兄！”邀他共同署名，向後晉高祖石敬瑭保舉，那有什麼猶豫的，立被任命“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很快改“監察禦史，分司西京”。不多久，調回首都汴梁，遷“虞部員外郎、知製誥”。在此期間，李崧視他為嫡係，為股肱，關照備至，陶穀倚他為靠山，為後盾，得其所哉，從此走上坦途，一路發達。

五代時期的中國人，活得艱難，活得委瑣，可想而知。陶學士不但活下來，而且活得不賴，聲色犬馬，吃喝玩樂，極儘享受之能事。他的一部《清異錄》，至今仍是具有閱讀價值的博物著作。這部書裡，有這樣一段自詡的文字：“餘家有魚英酒琖，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沉香水噴飯，入盌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翰林甑裡薰香，琖中遊妓，非好事而何？’”從中可以讀出他的瀟灑，讀出他的優裕，更能讀出他怪不錯的生活質量。

陶學士所以能夠如此優哉遊哉，不亦樂乎，確實也非易事。他必須不停地扳倒對手，消滅勁敵，蕩平障礙，剷除隱患；還需要不斷地擺脫危機，跳出險境，逃過劫難，免遭打擊，隻有這樣抖擻精神，悉心投入，才能始終保持金剛不壞之身。在那一翻兩瞪眼，不是你贏、就是我輸的賭桌上，陶學士絕對不是一個吃素的謙謙君子，什麼做人準則，什麼道德底線，都是可以閉上一隻眼，橫下一條心，不管不顧的。

五代政權，都很短命，後梁16年（907-923），後唐13年（923-936），後晉11年（936-947），後漢3年（947-950），後周9年（951-960）。篡唐為晉的沙陀人石敬瑭是中國全部帝王中最異類的一個，因為他得帝位獲契丹的幫助甚大，遂割燕雲十六州為酬，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賣國賊；因為他坐穩江山必求得契丹的保護，遂拜比他小10歲的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兒皇帝。在這種敗類政權之下，陶穀居然混得不錯，“後晉天福九年（943），加侖部郎中”，還能升官加爵，也就不必奇怪了。石敬瑭死了以後，其侄石崇貴繼位，論輩分應該是孫子皇帝，稍有最後一點尊嚴的人，也不能忍受這等難堪，一咬牙與契丹翻臉相向。於是，自以為是爺爺輩的契丹君王，興兵南下，討伐忤逆，很快攻下開封。可遼兵遼將，難耐河洛地區的暑熱，遼主下令，拔營北歸，同時還裹挾著石崇貴與大批後晉官員同行。李崧和陶穀在劫難逃，成為人質，押往北方。

石敬瑭的部將劉知遠，也是一個沙陀人，篡晉為漢，當上五代時期的第四朝皇帝。現在已經無法查詢出來，陶穀為什麼能夠很快逃出羈絆，回到汴梁，而李崧卻遲至兩年後才被遼國遣返？隻有一個答案，過去，當陶穀受到李崧庇護時，他馬前鞍後趨奉恩師，半步不離左右；此刻，當李崧成為陶穀累贅時，他就要想方設法甩掉包袱，唯恐沾包。對餓得快死的人來說，隻有一個饅頭，你吃你能活下來，他吃他也能活下來，但兩人共吃這個饅頭，誰也活不下來。李崧是寬厚長者，人稱儒相，頗能體諒太現實主義的陶穀，那你就獨吃這個饅頭而去吧！後來，他也終於回到開封，才知道早投奔劉知遠者早得利，陶穀獲給事中一職，有點實權，而晚來一步的李崧，卻隻給了一個太子太傅的閒差。而令李崧尤感失落者，這位前朝大臣晚回來一步，竟連立腳之地也冇有了。因為他在開封的兩處府邸，在洛陽的一處行館，都被劉知遠賞賜給他的寵臣蘇逢吉了。

出於萬般無奈的李崧，拜托陶穀為之緩頰。因為他擔任的給事中，隋唐以後又稱給事郎，其職責是掌駁正政令之違失。李崧以為自己還是陶穀的恩師，誰知卻重演了一出中國版的“農夫與蛇”。

據說陶穀一出孃胎，瞳仁就是綠的。估計他的母親柳氏，有可能係胡人，屬突厥族，纔會有這樣人種學上的變化。因此，宋太祖趙匡胤死活看不上他，知道他有一肚子學問，不能不用他，可又不敢大用他，其理由就是這個陶穀，“長有一雙鬼眼”。然而，正是這對鬼眼，看清形勢，認準方向，順風順水，扶搖直上，後晉天福九年（943），加倉部郎中，這大概是李崧作為他恩師最後一次為他賣力。然後，僅僅四年，後漢因劉知遠一死而完蛋，成為不僅五代，在中國曆史上也是最短命的政權。開封市民一覺醒來，“城頭變幻大王旗”，劉知遠的部將郭威，篡漢為周，改朝換代的老戲碼，又重演了一回。在五代最後一朝中，陶穀繼續走運，因為他對周世宗，尤其巴結得緊，而販茶出身的柴榮，文化不高，但愛好讀書，因之對腹笥瞻博的陶穀，頗為重視。於是陶也就官運亨通，越發顯赫，在那走馬燈似的政權裡，他特強的存活力，差可與那位有名的長樂老馮道媲美。

這種將奪君權的篡國行徑，直到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才得以寢息。其實趙匡胤陳橋兵變，采取的也是郭威的一手，不過，趙匡胤汲取了他老長官舉事倉卒，臨時裹了黃旗一麵，就稱帝的草率和不夠嚴肅，所以他，讓其弟趙光義事先準備了一件黃袍，這樣，他從陳橋驛進軍開封城時，多少顯得體麵一些。篡國是兵將的事情，稱帝則是文官們的工作了。篡國可以不講規矩，什麼手段都可以用。稱帝必須要有儀式，這才能使其武裝政變合法化。而要合法化的第一件事，這江山不是你強行奪取的，而是上一朝禪讓給你的。為了要後周恭帝柴宗訓和符太後，做出甘心禪讓的姿態，而且按慣例，趙匡胤還要假惺惺地表示不肯接受，於是乎，這孤兒寡母還得再走一次過場。雖然這是很滑稽的遊戲，但對於講形式主義的中國人來說，不一臉嚴肅認真地遊戲是不行的。而陳橋兵變，事出倉促，加之，他的老弟趙光義和那個讀書甚少的趙普，曆史上的禪讓大典究竟有哪些橋段，相當二五眼。等到大幕揭開，主角掀開門簾上場，才發現未給柴宗訓和符太後，準備一份禮賢退讓的詔書。

其實，趙匡胤明白，有這紙文書，無這紙文書，對他的登基，屁關係也冇有。然而孔夫子說了，“名不正則言不順”，他不能不在乎。尤其前朝舊臣，正幸災樂禍地等著看他的笑話。這時候，快手出現了，一個箭步，陶穀走上前去，從懷裡掏出來錦匣裝著的《禪位詔書》。乖乖，丹墀上下，殿堂內外，無不大跌眼鏡。在《宋史全文》裡，還儲存著陶穀的這篇馬屁奇文，“天生烝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受禪，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谘爾歸德軍節度使點檢趙某，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獄訟，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

恐怕趙匡胤也不禁納悶，他知道昨天晚間我們要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嗎？他知道我今天黃袍加身要進城嗎？他知道禪位大典上恰巧就缺這份詔書嗎？這種極精準的判斷水平，這種超速度的應變能量，這種高風險的投機意識，以及大手筆的豪賭精神，想想豈不後怕乎？他看了一眼他的左膀右臂，趙光義和趙普，木木呆呆；也看了一眼他的國君國母，柴宗訓和符太後，懵懵懂懂，一連串的問號出現在腦際：你們事先關照他過？佈置他過？委托他過？而且，他有什麼資格？他以什麼身份？用遜君的口氣，寫這份交出江山社稷的詔書呢？所以，《宋史》寫到這裡，便有了“初，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的結論。

得到郭威和柴榮兩代主子厚待的陶穀，顯德三年（956），遷兵部侍郎，加承旨。顯德六年（959），加吏部侍郎，作為後周重臣，一轉臉間，把那孤兒寡母出賣了。連賣國都不眨眼的他，將他恩師李崧送上斷頭台，還不是小菜一碟嘛！後漢乾祐元年（948），李崧本寄希望於陶穀，在他最倒黴的時候幫他一把，誰知他為了效忠新朝新貴蘇逢吉，為了切割與前朝舊員的關係，反倒狠狠地踹他兩腳。“崧族子防為秘書郎，嘗往候崧。崧語防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被蛇咬了的農夫，哪裡知道毒性發作的厲害，還在後麵。不久，蘇逢吉扣了李崧聚族造反的大帽子，統統加以殺害。陶穀在背後又做些什麼缺德的事情，又給他的恩師加了什麼莫須有的罪名，史無記載，不敢妄擬。但“李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所以，史官在總結這個曆史人物時說，“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跡，錫之策慮，冕之敦質，鹹有可觀。然預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己，皆無取焉。”由此可見，在這個世界上，在人類的全部曆史中，一個人，無論怎樣得意、神氣，無論怎樣風光、牛皮，應該牢記的是：誰要是得到了許多不應得到的同時，必然也會失去許多不應失去的一切。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永遠是加法。加法之後，必然就是減法；活著減不了，死了也得減。

因此，這也是風流陶學士不但受到同代人藐視，至今還受到後代人鄙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