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山西人 第七章科學理財以錢生錢

能讓物生錢的是一般商人，能讓錢生錢的纔是優秀的商人。晉商就屬於這種優秀的商人，他們似乎天生具有卓越的財商。19世紀20年代，晉商從商貿領域挺進金融領域，首創票號，其資本之雄厚，覆蓋麵之廣大，執全國金融業之牛耳。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晉商最為輝煌的時期，晉商穩固地占據中國金融市場，名震中外，彙通天下，顯赫異常，其彙兌方式之嚴密，賬務管理之科學，經營手段之高超，在世界金融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借他人的“錢袋”發自己的財

猶太經濟學家威廉立格遜說：一切都是可以靠借的，藉資金、借人才、借技術、借智慧。這個世界已經準備好了一切你所需要的資源，你所要做的僅僅是把它收集起來，運用智慧把它有機地組合起來，再合理地運用。

人們常說的“借雞生蛋”，指的就是在不付出或付出很少代價的情況下，去利用他人有形的或無形的資源來獲取利益的行為。要想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還必須在“借”字上下功夫。

“借”有會借、善借、巧借之分。會借者，使人心甘情願；不會借者，使人心生厭惡。不過，會借者須用巧、善，才能“畢其智為己所用”，從而達到心想事成。另外，隻靠去借也是不行的，借要有度，否則就會功虧一簣。

“借彆人的手幫自己乾活，就等於自己在乾活。”今天的社會是一個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經濟時代，如果想要在商場上乾出一番成就，僅僅靠單打獨鬥是不行的，對此，我們應該學會“借力”，從而讓彆人去替自己賺錢。

人類“借”力的一項偉大發明是——槓桿原理，之後滑車原理也相繼被髮現了。隨著時代的推移，人們知道把大小不同的滑車組合到一起，對於那些更重的物體能夠用更小的力量把它舉起。如今，一個人隻要坐在起重機的坐墊上，幾十萬斤的鋼架或者是貨櫃就可被輕而易舉地操動起來。依靠頭腦的作用，人們的力量被更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了。

晉商翹楚喬致庸就是一位典型巧於藉助彆人錢發財的高手。在曆史上，喬家有一次因為投資失誤，曾險些破產，幸虧喬致庸多方籌集資金方轉危為安。

喬家在包頭爭做高粱霸盤生意時，為了爭奪高梁霸盤，喬邱兩家明爭暗鬥，各自傾力收購高粱。邱家計高一籌，待喬家銀子全部收購成高梁之後，又將自家收購的高梁拋出，讓喬家繼續收購，由於喬致廣一次次從祁縣拉到包頭的銀子都變成了高粱，堆在庫裡，無法變現。同時由於喬致廣為了滿足資金的需要大量舉債，結果由於冇有及時供應資金，造成資金供應鏈斷裂，導致喬家無力還本付息，債台高築，瀕臨破產，喬家的生意麪臨崩盤的財務危險。按照商規，複字號三個月內不能拿出一大筆銀子清賬，就要破產還債!

在這種危機情形下，為了化解家族財務危機，喬致庸利用大哥喬致廣新葬四七時間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不會逼門要債的風俗習慣，拿出全部庫銀厚葬大哥，給外界一個喬家並非像外麵所說的那樣已經冇有錢的假象，這樣喬致庸就有時間去籌集盤活家族在包頭生意所需的銀兩。

為了給高粱霸盤生意解套，喬致庸使用欲擒故縱之術：一方麵散佈朝廷將要出兵打仗的謠言；一方麵利用從他嶽父那裡籌集到的钜額資金，大肆收購高粱和糧草，造成朝廷真要出兵的假象。一來二去，引誘競爭對手邱老東家上當，決定跟著高價收購起高梁來，使邱家資金鍊斷裂陷入高粱霸盤危機中。此時，剛剛解脫危機的喬致庸並冇有趁機致邱家於死地，他深知“殺敵一萬，自損三千”的道理，為了化解此種危機的再次發生，使家族再次走向輝煌的成功，喬家主動登門，誠懇地與邱家言和，並約定雙方今後要聯手重建商業秩序，相互扶持，不再做霸盤生意，更不進行兩敗俱傷的惡性競爭。

在喬致庸的帶領下，喬家終於擺脫了危機，但畢竟元氣大傷，如果像祖先那樣光憑積累去恢複祖業，必然是遙遙無期。為此，喬致庸吸取大哥喬致廣的教訓，大膽借貸不斷擴大新的產業。一次，喬致庸決定南下做茶葉生意和北上疏通俄羅斯的商貿，但手頭銀兩短缺。喬致庸決定向各大商家籌措銀子，總號曹掌櫃卻極力反對這個風險極大的項目。認為“從武夷山到恰克圖有萬餘裡之遙，南有大江，北有沙漠戈壁，江南眼下又被長毛占著，你真有能耐，能把它重新疏通?”喬致庸點頭。水長清問他賠了怎麼辦，喬致庸以喬家的生意做抵押執意做這筆生意。元家老東家對喬致庸的勇氣和胸懷十分讚賞，答應和自己的孫子商量借銀子的事。喬致庸離去後，水長清和元家少東家很快見了麵。二人一致認定喬致庸去江南販茶不會成功，彼此正好利用這一機會一舉吃掉喬家的生意。剛剛和喬家打過擂台的邱家東家邱天峻聽到訊息，卻主動拿出三十萬銀子助喬致庸南下販茶。喬致庸大喜，和他們三家順利地簽了約，拿到了一百三十萬兩銀子。經過半年的艱辛，終於把武夷山的新茶販運回來，由於太平軍在長江上的封鎖，造成北方茶葉的短缺，喬致庸販賣回來的茶葉在北方賣了個好價錢，狠狠地賺了一筆!

當然這種項目融資中帶有很大的風險，但是在急需資金的情況下，這不失為一個上上之策。在這裡，喬致庸動用了在現階段中國通用的項目融資手段、親情和關係的籌資、企業之間的拆借業務，還有股東的投資。正是這些籌資手段使得喬家生意的擴張和發展得到了充足的資金支援，這些都對當時喬家生意的繁榮興盛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人認為：“在商圈，如果不是為了消費，為什麼不可以貸一萬元或許更多一點錢呢?你看準的項目用貸來的錢投資，一年或二年之後，你把本息還清了，雖然貸款利息要高得很，然而，最終你還是賺了錢，這筆錢是如何賺來的呢?因為貸款的利息是一筆驚人的財富，它是強迫你加緊乾的有效動力。如果你不使資金週轉起來並創造利潤，你可能連貸款的利息都還不上。”但是，成功的創業者們卻會常常這樣說，好的贏利手段並不是借債，它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你善於運用它就會使你致富，如果你冇有運用好，就會使你掉人深淵，甚至還會家破人亡。借債的失敗，造成的損失很大，這是不利的一麵。但最關鍵的還是要看你借的是什麼債。如果是用來消費的，那麼的確應該避免貸款，俗話說：有多大的財，就用多大的力，應根據自身財產的多少而進行消費。但要做投資用，借貸款就會產生彆的狀況。事實上，借債是每個白手起家的富翁都經曆過的。因為他們深諳借錢、貸款的力量，加上他們善於經營，善於運用這筆錢進行投資，從而獲取成功。

這樣的東風被借用，就會很自然地把贏利的渠道打開，但有些人卻不願意借貸銀行的錢，因為銀行的利息高，因為他們不願意負這個債，隻是“保守”地守著現有的攤子。

世界著名的猶太商人丹尼爾·洛維洛，在其創業之初也是一無所有，但是靠著自己的聰明才智，他終於籌集了一筆可觀的資金，為自己成為“世界船王”奠定了基礎。

1897年6月，丹尼爾·洛維洛出生在密西根州的蘭海芬。小時候的丹尼爾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惟一的興趣就是船，經常劃船也就讓他不再那麼寂寞。他常常夢想著自己家裡擁有好多好多的船，而這些船能夠到達任何他想到的地方。

九歲那年，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小“船主”。一天，他發現一艘沉下的小汽艇，便毫不猶豫地向父親借了25美元，將它買了下來。打撈汽艇並將船修好，花了整整一冬的時間。不過，令他高興的是第二年夏天，就順利地將船租了出去，丹尼爾就這樣賺取了他人生當中的第—個50美元。除去父親的25美元，他淨賺25美元。從那時起，他就立誌當一個擁有數百條船的船主。但是，直到40歲時，這一美夢才實現。

1937年，丹尼爾·洛維洛來到紐約，他總是匆匆地在幾家銀行之間穿梭，做著與兒時相同的事——借錢買船。他想向銀行貸款把一艘船買下來，改裝成油輪，因為當時載油比載貨賺錢多得多。

當銀行的人問起他有什麼可做相應抵押的時，他說，他有一艘老油輪在水上，正在跑運輸。接著，丹尼爾將自己的打算告訴對方，他把油輪租給了一家石油公司。他每個月收到的租金，正好可每月分期地還他要借的這筆款子。所以，他決定把租契交給銀行，由銀行定期向那家石油公司收租金，這樣也就可以分期還款了。

這種做法讓人無法理解，許多銀行都對他的這種做法不以為然，叫他不要癡心妄想。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對銀行是相對保險的。丹尼爾·洛維洛本身的信用或許非萬無一失，但那家石油公司卻是可靠的。銀行可以假定石油公司按月支付貸款，除非有預料不到的重大經濟災禍發生。換一個角度去考慮，如果丹尼爾把貨輪改裝成油輪的做法失敗了，但隻要那艘老油輪和石油公司存在，銀行還是能夠收回貸款的。最後，銀行終於同意借錢給丹尼爾。

丹尼爾·洛維洛用這筆錢買了他要的舊貨輪，改為油輪租了出去，然後再利用它去借另一筆款子去買一艘船。如此反覆，每當一筆債付清了，丹尼爾就成了某條船的主人。租金不再被銀行拿去，而是由他放進自己的口袋裡。

於是，丹尼爾·洛維洛冇掏一分錢，便輕鬆擁有了一支龐大的船隊，並贏得了一筆可觀的財富。

不久，丹尼爾腦海裡又形成了一個利用借錢來賺錢的方法。他自己設計一艘油輪，或做其他用途的船，在還冇有開工建造時，他就設法去找客戶，在船造完後把它租憑出去，於是拿著租契約，他又可以到一家銀行去借錢造船。這種借款的還款方式是延期分攤，銀行要在船下水之後，纔開始收回貸款。隻要船下水，租費就可轉讓給銀行。於是這項貸款就這樣分期付清了，當最後一期貸款付清的時候，丹尼爾·洛維洛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又一艘船的船主，在這個過程中他一分錢都冇有花。

銀行聽說了他的這個計劃後都大為震驚。當他們仔細研究之後，覺得他的計劃簡直就是天衣無縫。此時丹尼爾的信用已冇有問題，何況，還與從前一樣，有租船人的信用加強還款的保證。

就這樣，丹尼爾·洛維洛的造船公司迅速發展壯大起來，這時他已經成為一位超級富豪了。丹尼爾·洛維洛擁有的私人船隻噸位，是全世界第一，連奧納西斯和尼亞斯兩位大名鼎鼎的希臘船王也甘拜下風。

借錢賺錢是無本經營者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方法，畢竟兩手空空，身五分文，不論辦什麼事都舉步維艱，所以隻有靠借纔能有出路。

2．發明票號，銀子生銀子

首開中國票號業先河，成為中國銀行業鼻祖的是享譽世界的平遙日升昌。提起日升昌，人們總是以“彙通天下”來形容它。

雷履泰生於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平遙城，他的家庭算是個書香門第，父親是個秀才，可惜兩次考舉人未中，對兒子的期許自然在仕途。然而，幼年的雷履泰發現，父親弟子盈門，家庭卻難以富裕，而平遙城內左鄰右舍當夥計或掌櫃的，卻是日進鬥金，事業發達。

在16歲那年，雷履泰偏離了父親為他設計的人生軌道，棄儒從商，進了平遙城內的“西裕成”顏料鋪做學徒，奮鬥將近20年後，在嘉慶十年（1805年）成為大掌櫃。其後，雷履泰用優秀的業績證明瞭其職業經理人的價值，在他主持號事期間，西裕成躋身為平遙顏料行的翹楚，並在全國範圍內設點佈局。

西裕成的生意在多個地區開展，很快就涉及了資本的劃撥和利潤的劃回，當時往返運送現銀，既增加支出，又要承擔旅途被搶遺失的風險。晉商在京城開設店鋪很多，彼此有兩地運送銀錢的需要，有冇有可能相互進行銀錢劃撥，兩相便利呢？雷履泰遍訪市麵，先為銀錢劃撥找匹配的商家，後來其他商家也為劃撥找到他，於是，西裕成開始兼營彙兌業務。

很快，雷履泰發現，經營彙兌業務以及關聯的存放款業務，較之顏料行，獲利厚，用人少，還減少了產品製造、保管以及異地運送的麻煩，他說服東家將金融業務從實業中剝離，於道光三年（1823年）掛出了“日升昌”的招牌，專營彙兌及存放款業務。雷履泰可能冇想到，他的舉動開創了一種叫“票號”的新行當，而晉商因票號主導中國金融業近一個世紀。

票號的出現，使中國金融業在存、放款的基礎上，又具備了彙兌的功能，這就使近代銀行業務在中國金融機構內全部具備，從而使票號擁有了更為濃鬱的近代銀行色彩。

山西票號通過經營彙兌和存放款業務，它的獲利能力是非常驚人的，令其他各種商業經營活動自歎不如。作為山西票號“天字第一號”的日升昌，資本為36萬兩，分成30股，每股1.2萬兩，達蒲李家在光緒年間已擁有全部股份，而當時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紅每股為1.2萬兩。這就是說，僅此一次，李家就可將其投入的全部資本收回。而在生意興旺的光緒年間，日升昌曾結賬分紅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萬兩上下的白銀進賬，六七十年間就獲得200萬兩以上白銀，獲利之豐可想而知。

“蔚字五聯號”的蔚豐厚票號，創辦之初，每年獲利除了開支之外，隻餘三五千兩。而到了光緒年間，利潤劇增近百倍，每年達20萬兩白銀。四年一個賬期，每賬每股可分紅利一萬兩左右，財東侯氏一次即可獲得20多萬兩。其他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號也不示弱，每賬分紅每股少者七八千兩，多者一萬多兩。因此每次賬期結算分紅，每個字號都能給財東介休侯家送去幾十萬兩白銀，用四匹高頭大馬拉車送往北賈村侯府。一個賬期“蔚字五聯號”拉到侯府的白銀不下120萬兩，“蔚字五聯號”都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創辦，到20世紀一二十年代才歇業，侯家從五家票號獲得的總收入大約在1000萬兩白銀以上，這還不包括從利潤中轉入資本公積金的“厚成”那一部分。喬“在中堂”商業金融集團麾下的大德通票號在票商精英、總經理高鈺的出色經營下，成為票號發展後期業績最為突出的一家票號。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結賬分紅時，每股分紅高達1.7萬兩，比每股資本還高出一半，喬“在中堂”光這一次就分得40多萬兩白銀。

票號的收入，大部分來自於利息了。早期的存款以百兩為起點，千兩且息定期為三至四厘，存期一般分為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一年以上幾種。隨存隨取，異地分號也可支兌，極為方便。後來，經辦大宗官款業務以後，有的票號就規定存款起點為五百兩了；放款千兩的月息高於存款，一般為五至七厘，也有高達九厘的，也分三個月短期和一年的長期兩種，放款生息是票號的主要業務和最終目的。

早期票號的彙兌隻有票彙和信彙，後來增加了電彙。百川通票號最早使用了電彙，此後為各票號競相仿效。

彙兌的彙費遠遠高於放款。商業彙費每百兩為七厘至一兩二厘之間；私人彙兌的彙費為每百兩收二兩；大至官款，諸如稅銀、協餉、軍餉、河工及賑款，還有鐵路款等，皆按每千兩收彙費二十兩至四十五兩，也有高達百兩以上的，要視彙途遠近及銀根鬆緊而具體變化，除了應付的成本外，此項顯然為票號的主要收入了。

1906年，是票號彙兌官款最多的一年。據一項不完全的估算，約有八億兩之多，那麼，山西票號僅從彙兌官款這一項中，所能獲得的彙費是多少呢?按當時的收取標準一算便知了。

同時，公款的存放不計利息，而彙兌費又那麼高，票號掌握著大量的公款，其獲利能少嗎?例如光緒十二年（1906年），票號就存放著戶部三分之一公款，票號無疑對清王朝的金融有著無可替代的操縱作用。

不僅如此，從各票號的分紅也能看出其獲利情況了。大德通票號初期每股分紅僅有八百五十兩，光緒十四年（1908年）就飆升到了一萬七千兩，其他票號的分紅都在大幅增長。

“自光緒甲午之役後，祁太平三幫共票莊二十餘家，若論每家原本，皆僅十餘萬兩，即後獲利倍本，亦不過增至二三十萬、三四十萬而已。然至四年賬頭，每股可獲利銀二萬餘兩，其每股一萬餘兩獲利銀**千兩、五六千兩者，常數耳……如平幫之百川通，原本銀十萬兩，作為十股，連人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二萬二千三百兩，共獲利六十六萬兩……此外各家，每股獲利七八千兩者甚多，其獲利五六千兩者，下乘也。然此猶除過各碼頭之應酬、衣資、飲食及一切揮霍等費而言，若並此計之，則四年中各家獲利，尚不止此數。”（山西商業專校《晉商盛衰記》）

著名的日升昌票號鼎盛時，年營業額高達兩千萬兩白銀，每股紅利最多者高達一萬六七千兩，其利潤大宗為彙水，其餘為存放款利息和平色。彙水作為最主要的利潤來源，根據所彙銀子的數額、對象、時問及路途遠近各有不同。尤其是彙兌商款、個人私款和官款的彙費差彆很大。

例如，日升昌平遙總號在鹹豐十一年（1861年）所得的彙水分彆為：“日興盛商號彙往開封一千兩，收取彙水銀十四兩；元豐玖商號彙往漢口一千兩，收取彙水銀五兩；合盛德商號彙往漢口三千兩，收取彙水銀十七兩……”顯然，這一時期，彙兌業務是以商款為主，所收取的彙水也就相對比較少。到了1886年彙水就數倍、數十倍地上漲了。日升昌桂林分號1886年所得彙水情況：“彙往湘潭兩千兩，共收上色費及彙水銀一百九十六兩多；彙往重慶五千兩，共收上色費及彙水銀五百五十三兩多；彙往北京二百兩，共收上色費及彙水銀二十四兩多；彙往長沙一千二百兩，共收上色費及彙水銀一百二十二兩……”按這樣的比例計算，日升昌除了必要的成本外獲利高得驚人。

據統計，日升昌一年內利潤的變化，也反映了官款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鹹豐年間，彙水並不低。鹹豐三年，江西分號獲彙水銀一千四百七十一兩多；六年蘇州分號獲彙水銀三千三百四十兩多……光緒年間，就大幅度飆升了。以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為例，這一年，北京分號獲彙水銀六千一百八十八兩多；開封分號獲彙水銀一萬兩；漢口分號獲彙水銀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兩；營口分號獲彙水銀四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兩多……這一年日升昌共獲彙水銀達三十多萬兩，若再加上利息、平色及其他，共獲利達六十多萬兩。很明顯，光緒年間獲利如此豐厚，主要是大做官款業務。解彙“庚子賠款”及京餉、協餉等大宗所得。商款業務退到了次要位置。

山西票號盈利如此之豐，還來自得空期收入、平色餘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額，除了金融行業本身獲利能力較強外，更充分利用了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與危難政局，廣開進財之路，獲得超額的金融利潤。其獲利渠道之多，恐怕連西方金融家也會妒羨不已。

3．先進的風險防範機製

經商是一個頗有風險的職業，或者說正因為其收益豐厚，其潛在的風險也大。山西票號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主營彙兌、兼營存放的金融機構，是前資本主義金融活動的最高形式，也是一種高風險的金融行業。在票號經營中，票號基於信用（以個人信用為主）發放貸款，借款方、承兌人憑藉對票號的信任，在票號辦理資金的存貸、彙兌；同時，在彙兌、放款等業務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關係，由於資訊不對稱，存在代理成本與代理風險。總的說來，票號的經營風險主要表現在放款業務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兩方麵。

在貸款發生之前，由於貸方缺乏辨彆借方風險狀況的充分資訊，而借方為獲得貸款，借款人往往精心打扮過自己，向貸方傳遞對自己最有利的資訊，隱瞞自己真實的資訊，此時，最易發生的是一些還款能力差的借款人得到貸款，而真正還款能力強的借款人卻得不到貸款，這就出現了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在貸款發生之後，由於貸方無法觀測到借方是否恰當地使用信貸資金，因此，借款人在貸款的運用當中，可能會出於機會主義的動機，利用自己的信譽優勢，欺騙貸方，導致貸款人的損失，這就產生了借款人的道德風險。

在票號進行放款業務中，由於票號和借款人（如錢莊、商戶）作為不同的利益主體，分彆處於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位置，兩者在信貸資金的使用中存在信任的不對稱，從而易產生風險：

其一，錢莊、商號借款後由於經營不善而倒閉，致使票號因不能收回放款而資金週轉困難，甚至倒閉。信貸市場中，若銀行週轉資金不利而發生意外，還會導致存款人的擠兌行為，從而加重銀行的經營風險。經典的“囚徒困境”告訴我們，不管其他儲戶的行為是怎樣的，對某一儲戶而言，其最佳的選擇是參與擠兌。所以一旦銀行有個風吹草動，儲戶的擠兌行為足以讓銀行倒閉破產。

山西票號自從成立以來，因存款人蔘與擠兌而致倒閉的事件數不勝數。如1889年，謙吉升票號因漢口茶商倒款，於1月倒閉。1890年，元豐玖（票號）是一家著名的中國商號，因遭受湖南一家大茶行一筆不能還款的損失而宣告清理。

其二，由於商號詐騙後攜款潛逃，致使票號蒙受損失。湖南長沙府城內有饒開文開設太和錢店，包行鹽票，素稱殷實。“光緒八年二月間，張自牧等賣引分肥，夥同太和錢店，捏造祝仁壽等字號及三十餘家新商向山西票號挪借銀五六十餘萬兩之多。”由此，給票號所造成的損失可謂慘重。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為了防範可能的金融風險，山西票號形成了一係列獨到的理念與舉措：晉商票號對於放款的規定較為嚴格，對於放款對象也設置了尤其嚴格的標準。“票號放款之目的，不圖厚利，但求穩妥與活動，最忌冒險與遲滯。”“票號放款之事頗少，但由彙兌存款所來的活款，亦未嘗停滯，運用之者以錢店為多，次則商店及官吏，至借給個人，則無論如何有利，決不輕許。”“彙兌之外更營放款，利息甚微，唯對於借款人選擇甚嚴，隻貸款於中信堂之銀號，其他之雜行少於來往，即五家頭六家頭亦少向之借款。”“山西票號向本地錢莊貸款，他們也向官吏貸款以便他們在上任前辦理一切必要的花費。”但不向本地的普通貿易商貸款。票號在經營放款初期，不僅可以貸給商號，還以高利貸的形式借給當鋪，牟取高額利息。到經營後期，票號主要將大商號作為其主要客戶，這是與當時19世紀的商業特點相關聯的：其一，許多商號在若於城鎮設有分莊或聯號，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當中其資本週轉頻繁；其二，一些行業中較大型的商號，是商業與加工業混合經營的企業，其涉及的加工、運輸、銷售不可能在一地完成，必然涉及許多城鎮；其三，為加速資金調撥和週轉，一些大商號習慣采用存放款結合的方式。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票號穩健的經營方式，但缺乏對借款人的監督機製，因而當借款人發生經營風險時隻能被動承受，而不能在借款人做出風險投資時給予監督。為此，晉商票號又采取瞭如下措施以防範可能的風險：

其一是“厚成”。在賬期結賬時，把應收賬款、庫存商品和其他財產故意加大折扣，使賬麵資產價值遠遠低於實際價值。這樣一來，這些賬款、商品或其他財產隻能是未來的盈利因素，而絕不會成為虧損因素。據包頭“複”字號的員工講，“複”字號的許多財產就不上賬，而上帳的財產價值僅是實際價值的110左右。

其二是副本（護本）。東家開錢莊票號時除給掌櫃一份本錢外，還要給一份副本（護本）。或副或護，隻是起輔助正本的作用。這份副本（護本）並不參與分紅。這樣，商號一旦出現資本虧損時，副本就可隨時補進，使商號能正常營業。喬家給商號的副本數額也很大很足，與正本相等。如喬家的廣順恒錢鋪，資本五萬兩，另有副本五萬兩。——也就是說，即使商號把本錢全賠光了，這個商號仍可以照常營業！喬家錢莊票號的副本與資本之比為1:1；而以穩健著稱的蔚字五聯號之一的天成亨票號，副本與資本之比也僅為2:5！由此可見，喬家的商號比以穩健著稱的天成亨還要穩健。

其三是預提風險基金。喬家的商號在分紅時不是分光吃儘，而是在分紅前預先提取出一部分利潤作為風險基金，以應付市場風險或信用風險，使商號能夠在風險臨頭時逢凶化吉，安然無恙。這部分錢要專款儲存，不能挪作他用。複盛公、複盛全、複盛西三大號的這部分錢就專存在“德裕永”的堂名下，東家掌櫃都不得擅自動用，遇有生意虧賠或其他緊急用款情況時才準使用。

其四是倍股。在分紅時，東家掌櫃為了擴大經營規模，把東家的一部分紅利轉為資本（資本股數不變，隻是每股資本額增大），使資本雄厚，更好地開展買賣。喬家在這一點上也很突出，以大德通為例：初創時資本為六萬兩，1884年改組時為12萬兩，1908年時資本增至22萬兩。如此雄厚的資本，不僅使經營規模擴大，效益增大，也增強了抵禦風險的能力。

晉商如此的未雨綢繆，如此的一道又一道結實厚實的“保險罩”，並非杞人憂天，多此一舉。如喬家的複盛公商號從1801年成立起，在包頭商界巋然屹立150年之久！它成了包頭商界成立最早而又結束最遲的“老壽星”！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兩大票號，曆經幾次巨大的金融風潮而穩如泰山！山西共有43家票號，而到1893年，由於受“阜康票號”倒閉及其他金融風潮的衝擊，山西票號共歇業或倒閉19家；再到了1921年，由於受金融風潮的打擊，山西票號幾乎倒閉歇業殆儘，惟有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和祁縣渠家的三晉源三個票號繼續存在；最後到了1934年，三晉源票號也歇業後，山西票號僅剩大德通、大德恒兩個票號了，而這兩個票號都是喬家的。假如喬家的商號冇有上述一整套抵禦風險的機製，未雨綢繆、穩健經營，也就不會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也就不會有喬家在中國商界和金融界的最後的輝煌。

4．調度資金，擴大利潤

晉商各票號對資金的管理十分嚴格，各分號無權調度資金，資金的調撥和運用必須由總號統一管理。於是，各票號都采用了“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的八字方針，由總號全域性統籌，不分畛域，靈活調度資金，以加快資金的週轉速度，增加資金的有效便用率，提高利潤收益。

山西商人經營的票號業，其總號都設在晉中的平遙、祁縣、太穀三縣城內。齊總號又下設若乾分號，分號遍佈全國各地的商埠碼頭，形成了規模較大的連鎖網絡化管理。各個分號，由於所處的地域不同，經濟環境千差萬彆，在經營中常會出現現金盈納和行為疲快的現象:有的地方現金多餘，銀根鬆，利率低，款放不出去，造成資金閒置;而另一些地方，則是現金不足，銀根吃緊，利率攀高，無款可放，造成支付困難。總號通過各個分號的報告，瞭解到這種情況後，為了儘可能地及時盤活資金，迅速調度款項，便采用了“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的調撥資金的謀略。

所謂“酌盈濟虛”，就是總號調撥存銀較多的分號的款額，及時去接濟現銀較短缺的分號，以保證存放彙兌業務的順利進行。“抽疲轉快”，就是把某地某分號所存的現銀中放不出去或支付不出去的這部分款項，由總號抽走，調劑到銀根較紫或利率較高的某分號去，使銀根的疲勢轉為快勢，以獲得最佳的利潤生息效果。這種調撥資金的做法，要求各個分號不能從本位出發，畫地為牢，而要從總號全域性出發，把資金盤活，以保證存放彙兌業務的順利開展。具體的做法是，通過異地順彙或逆彙的辦法，來實現抽疲轉快，酌盈濟虛，平衡資金市場的供求，以達到擴展業務、增加收益的目的。

如，北京分號的資金有盈餘，而庫倫分號卻出現資金短缺，庫倫分號就可主動多吸收向北京的彙款，在庫倫收款，由北京分號付款，這就叫順彙;也可由庫倫分號先貸款給當地的商人，然後到北京分號去取款購貨，或由北京分號先付款，然後由庫倫分號再收進，這就叫逆彙。這樣做，不僅平衡了京、庫兩地現銀的盈絀，同時，也多賺了貸款和彙款的業務收入。這種做法，必須要求各分號之間及時通報業務情況，互通訊息，把握實情，做到心中有數。這是山西票號發達興旺的一項重要謀略和經營訣竅。

然而，各地出現盈絀，即使酌盈濟虛，少量的現銀調運還是不可免的。為了保證銀兩調運，山西商人自設鏢局，武裝押運。有人考證，鏢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張黑五。不論張黑五是何時代人，但山西人設立的鏢局最多卻是事實，這是與商業運現的需要分不開的。北京、張家口、蒙古三岔河多處有山西人經營的鏢局。運現之外，晉商發展了彙兌，還有“克錢”、“撥兌”以及“譜撥銀”、“城錢子”等多種信用工具和融資方法，發行了憑貼（本票）、兌帖（彙票）以及彙兌的其他形式如上貼、上票、壺瓶貼、期帖等等，這些商業票據和銀行票據，實際上與貨幣無多大差彆。可見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的發展，創造了多種信用流通工具，這些工具又反過來促進了金融貿易的繁榮和發展。清代中期，凡是山西商人活躍的地方，多數都出現了錢市。每日清早各錢商集聚在固定地區，進行貨幣與資金交易，並由錢業行會組織管理，操縱行市和彙水，這種錢市實際上具有了現代金融交易的某些特征。酌盈濟虛，抽疲轉快，致使資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獲得最大的收益。

上述調撥資金的“八字”方針，除了盤活資金，加速資金週轉外，還在順彙和逆彙中增加了利息收入。例如，蔚泰厚蘇州分號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二十日致京都分號第91次信中說:“……玉盛號於三月二十一日借去咱足紋銀三千二百兩，連空伊期一個月，均按月九厘，至七月初十日，在京無利交咱頭白寶銀，所有伊立來會票，隨後托妥寄去，無砝，其平照會來之平，每百兩比咱平小一兩一。”這則信彙即是寓放於彙的逆彙事例。山西人在北京的玉盛號缺乏現銀的情況下，又需在京都采辦貨物，因此求助於蔚泰厚蘇州分號予以墊彙，然後，由北京的蔚泰厚分號收回這筆款項及其應得利息。信中談到的“連空伊期一月”，實際上是說包括從蘇州彙往京都實際所需時日在內，都要按月息九厘行息。

5．具有防偽功能的密押製度

票號用以彙兌款項的主要憑據是彙票，亦名彙券。普通彙款，以莊票使用最多，其手續是彙款人將款交給票號，由票號開具彙票，交給彙款人，彙款人將此彙票交給收款人，收款人即可持此票向彙票中指定的票號取款。

在票號產生以前，我國雖早已彙票流通，但因其冇有一套完善的製度而不能被廣泛使用。平遙票號的產生，纔開始了我國比較成熟完善的彙兌製度。晉商經過不斷摸索，創造了一種密押製度，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做到了精心設計。從而保證了異地彙款所用彙票真實可信而不致被造假者冒領彙款。

因為票號的兌付都實行“認票不認人”的製度，彙票上寫上銀兩數額後即可到異地提取現銀，所以彙票的防偽性極其重要。票彙的關鍵是在一紙“票”上。

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喬致庸從恰克圖販茶回來，賺了十萬兩現銀，從廣盛源在恰克圖的分號中換成銀票帶回了山西祁縣，然後到平遙廣盛源總部兌銀子時，到業務室看了牆上貼的密押字，掌櫃的說是店規。

喬致庸將銀票帶回家後，與謀士孫茂才一起參詳了很長時間，才把其中的奧秘參詳透，弄清了密押的原理所在。據現在平遙古城日升昌票號博物館業務室陳列的密押是：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觀書章。這十二個字代表1—12月的月份。如冒代表5月，章代表12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這30個字，依順序代表每月的1—30日。還有一句冷僻的唐詩：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這十個字按順序代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十個大寫數字，還有“國寶流通”四個字分彆代表“萬、千、百、十”四個數字單位。這樣，十月十五開出的銀票十萬兩，應該是：觀利趙傳國。這種密押除了票號的工作人員知道是多少以外，就是持票人知道怎麼回事。如果這張銀票被他人搶去，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就是十萬兩白銀啊！在這個密押上唐詩前麵還有一句：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後行。導遊冇有講，資料上也冇有看到其含意，不能亂說。

製票人的字跡在所有分號是認識的，如果哪個票號更換製票人，都要事先知會各個票號。如同一個單位啟用新公章，事先要把新公章的印模發給有關單位及上下級的單位，說明此公章的法律效力。從目前留存的彙票可以看到，彙票基本是摺紙形式的，有四個折麵，規格呈長方形，高約23公分，寬約10公分。在第一個折麵印有“券”字和其他內藏匠心的圖樣。聰明的票號經營者在這方麵下了很大功夫。各票號的彙票都蓋有各自的印章。彙票摺紙裡還夾印著各票號名。日升昌票號的彙票就夾印有“昌”字。協同慶彙票是在湖南印製的，看起來不過是個摺紙，也冇有花紋格式，可是紙裡暗印有“協同慶”三個字，彙票的印製和各分號使用都有嚴格的數量控製。如平遙縣蔚泰厚的彙票紙，以綠線紅格，由平遙一處印，各分號均用總號之紙，如壞了一張，必須寄到總號備案。除此之外，他們還各有自己的絕招。

一是由專人書寫彙票，其筆跡要通報各分號，並讓各分號都能熟辨。如果更換了書寫彙票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通報各分號其筆跡。這方麵也體現了中國書法的絕妙，因為用毛筆來模仿筆跡而要達到以假亂真是極其困難的事。故此，後來中國興起銀行業後，雖彙票和支票都改為鋼筆填寫，但經理簽字仍用毛筆。

二是創造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彙票銀兩數目的十個數字及一年中12個月和每月30天的代碼。這種代碼各票號都各自編設，而且要不斷變更。我們不妨舉幾例來觀其奧妙。全年12個月的代碼為：“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每月30天的代碼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代表銀兩的十個數目分彆是“趙氏連城壁，由來天下傳”或“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後行”。“萬千百兩”的數字單位由“國寶流通”四個字分彆代替。假如票號在6月20日為某號彙銀4000兩，它的暗號代碼就是：“取人城寶通”。這些密碼既有一定的含義，朗朗上口，容易記憶，又保密性強，由此可以看出票號經營者的聰明才智。

三是為保證商家彙款不至遺失，票號按商家的要求，還采取了“討保交付”和“麵生討保”的辦法。凡商家要求票號必須保證其彙款不遺失時，票號即在其彙票上蓋有“討保交付”的戳記。此種彙款，交付時必須取得商保。“麵生討保”則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況下纔要保。

對於遺失的彙票，票號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辦法。有些地方如在京師、保定，多為登報聲明；在天津則報知商會局，並在海關邊署、巡警總局、商務總會備案。在漢口、重慶則通知當地分號料理，並報告當地zhengfu、商會總會，同時照會駐當地各國領事。

票號的保密製度保證了票號與顧客雙方的利益。曆史上未曾出現過款項被人冒領之事，因而保證了票號的社會信譽。也正因票號管理製度的嚴格，彙票在“見票三五日兌付”後便將“彙票即焚”了，因此據說冇有一張使用過的彙票能夠保留下來，後人無緣見識真物，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6．票號擴張，海外設莊

自明代以來，中國民間就流傳著“北有晉商，南有徽商”的說法，可見山西商人在當時經濟界的地位。到清代中期，以平遙、太穀、祁縣等地為首的山西商人，已積累起雄厚的資本，成為當時中國最具實力的商業團體。嘉慶末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的貨幣流通量大大增加。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山西商人率先在金融領域實行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彙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將近一個世紀裡，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彙兌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並由此獲得了“彙通天下”的美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後纔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立足國內大江南北的基礎上，山西商人的足跡不斷延伸，逐漸從祖國邊陲發展到海外。早在18世紀，山西商人就進入外蒙古草原進行貿易，並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比如著名的“大盛魁”，人們形容其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今烏蘭巴托）到北京鋪一條路。公元1727年清zhengfu和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後，山西商人又投身於整個歐洲最掙錢的茶葉貿易。中俄兩國間的茶葉貿易，以福建為起點，一直延伸到俄國的聖彼得堡，跨越歐亞兩大洲，而這條商業通道很大一部分就由晉商把持。

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晉商喬致庸北上恰克圖，直到中俄邊境，憑藉著“義、信、利”和俄國商人簽訂了長期合作貿易合同，成功疏通了南至武夷山、北到恰克圖的茶路，這一劇情是有曆史根據的。實際上，當時山西商人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而且涉足整個亞洲地區乃至歐洲市場。在俄羅斯的伊爾庫茨克、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地，到處活躍著山西商人的身影，有些商人甚至能用流利的俄語同俄國人交談。此外，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如榆次常家就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蔘，被稱作“人蔘財主”；介休範家則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所以，當時就流傳一種風趣的說法：“凡是麻雀能飛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說，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並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彙兌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山西票號最著名的有祁、太、平三幫，創立最早的是平幫日升昌，曆史最久的是祁幫大德通（初名大德興），而首家在國外設莊的是祁幫合盛元。

合盛元原為茶莊，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改營票號。其股東是祁縣榮任堡村的郭源逢和祁縣城內的張廷將（大盛魁商號創辦人張傑後裔）。合盛元，最初股金正本為白銀六萬兩（分十股，每股6000兩），後來合盛亨、合盛利、合盛昌各出輔資二萬兩，合計為12萬兩。總號設在祁縣城內西大街路北的西廉巷西段，首任經理渠壽昌先後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今瀋陽）、營口、安東（今丹東）、西安、開封、上海、漢口、安慶等城市設莊，業務大興，紅利日增。到19世紀80年代，資本達到50萬兩，公積金650萬兩，成為資本雄厚的著名祁幫票號。

合盛元票號的發展，該號後期的財東郭嶸、經理賀洪如等立下了汗馬功勞。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東北局勢混亂，票號業務受損。郭嶸、賀洪如慧眼識英才，委派年僅18歲的申樹楷（字培植，1876年生於祁縣申村中街）接任營口分號經理，以挽救該分號瀕臨倒閉的危局。申樹楷明察形勢，放膽與日商開展業務，並雇日人招攬日商生意，不久轉危為安，重振票號，並以營口為基地，和日本的正金銀行、俄國的道勝銀行周旋，還抓緊時機加速向海外發展。合盛元決策層遠見卓識，不畏艱險，敢為天下先，創辦了山西票號的最早國外分莊。1897年先在東陲重鎮鴨綠江北岸的安東（今丹東）設立分莊，接著又在南岸的朝鮮新義州設置代辦所，開始國際彙兌業務，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當時北朝鮮屬俄國勢力範圍，合盛元以新義州為前進基地和日商、俄商在朝鮮競爭。1900年正月初八，新義州代辦所改為分莊，在南奎山亦設分莊，申樹楷親赴日本本州島西南角的下關（馬關）設代辦所，山西票號開始進入日本本土。八國聯軍侵華後，日俄在東北的矛盾日趨尖銳，1904年終於爆發日俄戰爭。1905年俄國戰敗，不得不放棄北朝鮮的權利，並與日本在東北劃分了勢力範圍。合盛元看到東北地區日進俄退，日已在東北亞稱雄，遂抓緊在東北增設分支機構，先後在四平、哈爾濱、昂溪、齊齊哈爾、黑河（位於中俄邊界、黑龍江南岸）等地設分莊，並正式向日本zhengfu申請在神戶設分莊。

日本zhengfu不輕易允許外國人在其領土上設立銀行，尤其他以戰勝國之威，對華商的申請更是百般刁難。合盛元總經理賀洪如於1906年秋親赴日本，申樹楷也多次東渡，耗神費款，加以清zhengfu外務部、中國駐日大使、旅日僑胞和留學生的積極支援和幫助，才使日本zhengfu批準申請。曆經近一年的艱辛，合盛元於1907年5月31日在神戶開設分行——“合盛元銀行神戶支店”，設於神戶市榮町三町目，資本50萬日元，總經理申樹楷。半年後申又克服重重困難，在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朝鮮的仁川等地，陸續設立分店。這些機構從事國際彙兌和結算，向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對僑胞尤其留學生給予特殊照顧和優待。短短幾年，合盛元的分號擴大了三倍，尤其在東北、朝鮮、日本和俄國的遠東地區，機構之多，國際貿易彙兌之盛，堪稱票號之首。1907年至1908年，合盛元辦理中日彙兌業務，每年達2000萬日元，彙水以5‰計算，約得十萬日元。20世紀初是合盛元的鼎盛期，每四年開股一次，每股紅利最多達1.4萬兩，少也有8000兩。賀洪如以後，李苞任合盛元經理，他維持住該號的興盛，繼續在東北亞與日商、俄商競爭，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

以合盛元在海外設立銀行為肇始，山西票號在海外的分支數量也逐漸增多，從而開創了中國金融機構走向世界的新紀元。永泰裕票號和寶豐隆票號都曾在印度的加爾各答設過分號。此外很多票號在俄羅斯、日本、朝鮮都有分號，有些票號早在19世紀就開始炒賣外彙，有的總經理還親自到莫斯科去交易。有資料表明，僅在俄羅斯、朝鮮、日本三國，就有山西票號10餘家；而在新加坡，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舊金山等地，也都曾出現過山西票號的身影，真可謂“生意興隆通四海”了。

7．領先時代的標期製

一位美國的旅行家曾經這樣評價晉商：“我還是很高興提及一點我仔細調查的事情，這就是他們在商業交往當中的誠信。在每年元旦的時候，結清所有的往來賬目，幾乎是中國商人固定不變的習俗，這樣在來年就不會遺留任何問題。而且我聽說如果哪個商家在那個時間冇有償清自己的債務，他就會被視為違約者，而且他的信譽也就此徹底喪失了。英國和德國的商人告訴我們說，‘中國的商業信譽是最高等級的’。而且在這個方麵和日本人比較起來，他們並不喜歡日本人。”

“標期”，即賒購結賬期，是清代晉商各商號結算的主要方法。它對於避免和防範債權債務糾紛，活躍商貿市場，有著重要的作用。標期製度最早由資本雄厚、規模宏大的大盛魁創立。大盛魁總號和各大分號，處於內地與漠北的交通要衝，又是貨物集散之地，它從內地采買的日用百貨，綢緞、茶葉、布匹等，通過張家口，集中到歸化城，繳納稅款後領上票照，以駱駝為運載工具，運到前營（烏裡雅蘇台）和後營（科布多），再分路向蒙古等地銷售；從蒙古等地販來的牲畜、皮毛、藥材等產品也都經過歸化城，再轉運到全國各地銷售。據史料記載，大盛魁每年運往蒙古的磚茶達三萬箱，生煙有2000多囤（18萬多公斤），從蒙古趕回的活羊一般在100萬隻，活馬在二萬匹左右。歸化城市場上的許多重要商品，也都由大盛魁開盤行市麵上，如果大盛魁的貨物未運到，就須推遲開盤。商人們在這裡購置貨物後，或外銷或內售，因路途遙遠，所需時日甚多，所以資金的週轉期也長。有些商人想要購進所需貨物，卻又現金不足，隻好賒賬。與大盛魁的交易是這樣，與其他商人的交易中也有類似情況，因而難免出現債權債務問題。有鑒於此，大盛魁在歸化城創設了一種專為商號之間清理債務的辦法——“過騾子”。

這種“過騾子”就是標期製。這是一種極其嚴格的收、付款項的製度。商號與商號之間，由於生意來往，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預定日期進行清理。有存項就收回來，有欠項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債權”、“債務”的日期，就叫做“過騾子”；每季清理“債權”、“債務”的日期就叫做“過標”。“過騾子”的日期是三天，“過標”的日期是五天。這些日的規定，不是由當地的官府公佈的，也不是由商業團體公議的，而是由山西祁縣的大商號共同議定的。他們把一年內“過標”日期和“過騾子”的日期，於年前一次通知各商號共同執行。大約每年的標期和騾期都在陰曆臘月的二十五日前後通知。舊曆正月過第一個標，叫做“春標”；四月過第二個標，叫做“夏標”；七月過第三個標，叫做“秋標”；十月過第四個標，叫做“冬標”。這就是所謂“四季標”。舊曆的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後“過騾子”，這就是所謂“月月常騾”。

此法啟發了山西平（遙）祁（縣）太（穀）各商號和票號，很快得到推廣。按四季標期的結賬辦法，是一種革新和創造，它有效地促進了批發商的資金週轉速度，支援了過載店的加速運輸，保證了專業彙兌的信用，受到各商家的熱烈歡迎。因此平遙、祁縣、太穀等縣的商幫，也各自在本縣訂立了自己的標期。例如平遙的春標期為農曆三月二十五日，夏標期為六月二十八日，秋標期為九月二十九日，冬標期為十二月十日。祁縣、太穀的標期，開始也如此，後因太穀人有钜商大盛魁的關係，財勢較大，又由太穀來訂標期，名之為“太穀標”。太穀的標期，分為四季：春標在二月、夏標在五月、秋標在八月、冬標在十一月。具體日期，每年冬標時由各家代表共同商定，然後通知各地商家。凡各來往戶，均須於標期以前結賬，並在標期前三天辦理交款。凡是批發商品，全屬賒購賒銷，等到標期結算，在賒貨時就訂明結算期。一般是近者定為下一標，較遠者隔兩標，再遠者隔三標，最遲者必須冬標結清，不能隔年。票號錢莊的彙款和貸放款項的支付收回，也是按標期約定。

凡賒購標期貨的商號，如到標期付不了款，叫作“頂標”。頂標的商號經理人姓名，要在彙兌行業登記，一經登記，各商家便與這家商號斷絕往來關係，頂標的商號從此就不能或很難買標期賒購貨物。“頂標”，對票莊（號）和商號來說，關係到信用問題，但凡有三分奈何也是不會去“頂標”的。標期結算製度是經濟活動的總結，是經營盈虧的鑒定，更是對企業信用的考驗。

最早由大盛魁實行的標期規定使其能夠選擇可靠的經營夥伴，實現了良性的商業循環，經營規模不斷壯大。大盛魁的示範作用使其他晉商經營者紛紛效法，使得標期逐漸由單個商號的規定演化成整個晉商群體普遍接受的製度形式。各商號之間的相互聯絡形成了一個廣闊的資訊網絡，由於實行了這種標期製度，還催生了中國最早的期貨交易活動，如清代中後期至民國年問在包頭盛行的“打傭”、“做盤子”等糧食期貨交易活動。

“打傭”是糧店間小規模的買空賣空生意。一個糧店經營者摸清了市場行情後，或先找買主，或先找賣主，議定一個價格數量，然後再找賣主或買主。這個糧店找到“買”“賣”雙方後，便做成了這筆買空賣空的生意，糧店從買賣雙方收取傭金，一般是100石糧食的買賣各支付1元（現洋）傭金。如果到了標期仍做不成這筆買賣，這家糧店就得自我消化，或買進來糧食，或賣出去糧食。這是糧店從事的小型空買空賣生意。

“做盤子”是糧店之間更複雜的買空賣空生意。當糧店的夥計達到一定的業務水平時，掌櫃的便賦予他“做盤子”的權力。他上街摸了行情以後，就找買主或賣主，議定價格數量後，雙方都出紙據蓋章，買賣成交。然後，買賣雙方都可以轉讓這張有信用的紙據，不斷地買空賣空，從中賺取差價，直到標期結算交割。做這種買賣的糧店必須有高度的信用和雄厚的財力，具體操作這種買賣的人則必須有較深的資曆和較高的業務素質。

當時在包頭這種買賣極度盛行，幾乎所有的大糧店（約15家左右）都做這種買賣，而且這種買賣成了，這些糧店的主要業務，而日常的買糧、磨麵、賣麵業務反倒成了捎帶!

由標期製而催生的上述期貨交易活動，不僅使晉商中的高人大展身手，大賺銀子，也為自己乃至中國商人大爭了臉麵!——中國的期貨交易並非從外國引進而來，而是在包頭的晉商中自然發育而成，而且源遠流長，曾經蔚為壯觀呢!

標期製度不僅運用於維護商業信用，也成、為維護晉商金融信用、按時回收貸款的一個重要保證。一旦某一商號頂標的次數過高並被登記在案，必然會有損它在其他商號心目中的形象預期，引起對其能否誠信履約的質疑，失去與其合作的信心，最終體現在與其在各方麵的經濟交往的減少。

這種標期製度，數倍地節省了結算時間，數十倍地放大了資金的使用效率，為商界高手提供了“一兩銀子當十兩用”乃至“空手套白狼”的巨大商機。如：一個字號在三個月內做10筆1萬兩的買賣，如果現買現賣，他得擁有1萬兩的資本，也得結算10次；而實行標期製度，他又會做生意，甚至可以冇有一分錢就可以做成這10筆1萬兩的買賣，也僅需結算一次盈餘即可。

通過標期製度的實行相當於在一定範圍內建立起對特定經濟活動主體的信用記錄檔案，能夠對商號的信用狀況進行披露，從而加強各方相互製約的力量，對不守信行為進行即時有效的監督，使得誠信合作成為交易雙方的占優策略選擇，促進整體經濟的有效運行。

8．善融資，巧運籌

資金是企業從事經營活動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企業管理者的任務，是要以最優的方案籌措資金，以提高企業的經營效果，增強市場競爭力，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

在古代中國雖然並不存在現代的銀行業，但高明的晉商卻設立和健全了當時的錢莊、當鋪等金融機構來促進實業的發展。大多數晉商既有創辦金融機構的認識，也有在實業活動中缺乏資金的教訓。許多晉商就曾自設金融機構，以積聚社會上的閒置資金，為企業的振興和發展服務。

曹氏家族，經過曹三喜兩代人的努力經營，到曹三喜的兒孫輩，曹氏商業已發展到鼎盛時期。從曹三喜開始，經過八代人的艱辛努力，使曹氏商業遍及半箇中國，成為腰纏萬貫的晉商大賈。這期間籌集資金的手段和方式可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麵：

其一，廣開典當。

凡曹氏開設商號之地，定設典當鋪，這是曹氏獲利又快又多的主要手段。收當一般隻出原價的十之一二，低價當進，高價售出。凡屬承當物品，分為“上價貨”和“下價貨”，上價貨最多以七成作價，並課以月息二分；下價貨最多以六成作價，課以月息三分。如到期不取即定為“死當”，所典當物品即歸典當鋪所有。然後，曹氏將這些物品轉手於估衣店（估衣店大多為曹氏所開的商號）高價出售，轉手之間，獲利數倍。僅曹氏開辦的三座小當鋪，每年盈利即在白銀六千兩以上。徐州的“寶豐萃”典當鋪，每年營業額達四十萬貫。有時，小典當業因資力單薄，週轉不靈，不得不向大典當鋪轉當，這就為大典當行盈利甚至吞併小典當鋪提供了機會。曹氏典當業資力雄厚，又多吸收有“皇本”（官家股本），更便於侵吞小行業。如徐州的曹氏典當商號“錦豐慶”，就經常收進當地小典當鋪轉來的當物，獲利甚豐。

其二，廣設賬莊。

廣設賬莊，是曹氏商號等集資金的重要手段。曹氏為使資金運轉快，囤聚貨物迅速方便，便選點設號，在大本營太穀和中轉集散地北京、天津、瀋陽、濟南、赤峰、張家口等地廣設賬莊、錢莊、票號等三十餘處，形成曹氏商號之間調撥、調濟資金餘缺和操縱市場的資本中樞。曹氏開設錢莊，主要辦理借貸現金業務。借貸數目少則一二千銀兩，多則數萬銀兩不等。期限長則一年，短則三標到一標不等（一標約為一季，一年四標。春標在二月，夏標在五月，秋標在八月，冬標在十一月），不夠標期的貸款名日“滿加”，即如現在的“短期”貸款，利息每標議定為五厘到八厘。光緒初年至二十六年，為曹氏借貸業務之旺期。僅太穀的礪金德賬莊，除本地區外，北至榆次、太原，南至祁縣、平遙，都有借主，每年貸款額超過20萬銀兩，利息達15000多銀兩。僅此一項，曹氏每年即獲利40萬銀兩以上。

其三，出租土地。

曹氏在進行商業經營的同時，還利用土地出租和雇工經營來獲利。曹氏大量土地在江北、內蒙古及江南一帶。土地由當地酒坊，糧店經營出租。僅平泉曹氏商號“太和昌”附設的酒坊就有土地5800餘畝。據史料記載，曹氏經營的土地共有36000餘畝。這些土地全部出租，每畝平均租額一石四鬥，每年糧租總收入即達50000多石。

企業的發展，迫切要求有新式金融機構來為它融通資金，企業家也越來越意識到金融機構的重要性。穆藕初認為：“金融與百業發展之關係，無異於血脈與人體。血脈旺則人體健，金融流通無滯，然後百業始有發揮之餘地”。晉商有以“一文錢創天下”的誌向和能力，但也知道，完全靠自己一文錢一文錢地積累，這個發家過程無疑會十分漫長。因此，跳過最初資金積累階段，采取多種辦法充實資本，便成為晉商的經營捷徑。作為現代企業要得到生存和發展，也同樣必須通過各種渠道來籌措資金，用於擴大再生產。

9．複雜的賬簿，嚴密的帳務管理

在晉商創立票號之前，中國民間就通行著一種商業會計覈算方法——龍門賬。

這是一種將民間商業中的全部經濟事項，按性質、渠道，劃分爲進、繳、存、該四大類，分彆設立賬目覈算的科學方法。所謂進，是指全部收入；繳，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銷售商品進價和各種費用等支出）；存，是指資產幷包括債權；該，也稱欠，是指負債幷包括業主投資。當時的民間商業，一般隻在年度終了辦理結算（即現在的決算），就是覈實和整理一年的經營成果，以便向業主作交代。年結，就是通過“進”與“繳”的差額，同時也通過“存”與“該”的差額平行計算盈虧。如果“進”大於“繳”，就有盈利；否則，就有虧損。它應該與“存”、“該”的差額（即盈虧）相等。這四大類的相互關係，可用公式表示為：

進－繳=存－該

每當辦理結算時，便可運用上述會計公式來驗算兩方差額是否相等，並據以確定當年盈虧。相傳傅山將這種雙軌計算盈虧，並檢查賬目平衡關係的會計方法，形象地稱為“合龍門”。“龍門賬”也由此而得名。

龍門賬可能是我國會計的開端，其“合龍門”至今仍是科學會計原理之一。山西票號創立之後，業務內容增多。為了加強賬務管理，其賬簿的設置更為複雜。據一位票號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號的各類賬簿，其數量多達16種，而且組織完備，登記詳密，各有功用。主要有萬金賬（東夥開辦時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賬（借貸、彙款、雜支、彙費、利息，與各莊來往彙款）、老賬（就流水分類賬）、浮賬（即活期存款）、彙兌賬、存款賬、放款賬及各地往來總賬、本埠往來總賬等。

大德通票號的賬簿，分為流水賬、老賬、現金賬、浮記賬四種。

流水賬：各項交易，均須於此賬內先加分錄，然後過入老賬，故可稱為各種賬目之原始賬，如同銀行簿記之日記賬。而賬內抬頭之下分上下兩方，上方記載收入，下方記載付出。

老賬：即依流水賬各個抬頭，分彆記載的一種賬簿。該賬包含全部財產變動的綜合情況，因此可以據以知曉財產狀態及營業損益。此賬名稱雖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賬與收取老賬兩種：入出老賬專載營業上的損益，即銀行的損益部分；收取老賬，表示營業上對內對外的一切資產與負債，收即銀行債務部分，取即銀行資產部分，出入老賬合計的餘額，即等於收取老賬的餘額。如要清抄，入即新收，出即開除，而收取即是實在，其餘額即銀行的純益金。

現金賬：為覈計庫存而設，凡逐日出入現款，必須登記此賬，其收付合計的餘額，即本日庫存之數。

浮記賬：為省時間而設，因當年票號極盛時代，逐日交易，事務過繁，如往來存款一種，增加特多，如果逐宗記入流水，再由流水抄入老賬，隻有二三個司賬員絕不能勝任，於是為提高工作效率，才設立這種賬簿，將往來存款及同仁（即同行）暫記等項，不過流水，直接登入此賬，待月終結算時，隻將收取兩方之合計數，一筆移轉於流水賬。

但上述賬簿中，又可分為若乾種，例如流水賬下分為銀流水寶賬、錢流水寶賬；此外還有萬金賬、錢來往寶賬、銀來往寶賬、各鋪來往賬、外該借貸賬、收借貸賬、各路存戶彙項賬、彙銀寶賬、收出滿加賬、出入平色寶賬、收貼費現利捐項銀賬、未到期票項寶賬、外莊入本賬、應支賬等等，名目繁多。

山西票號複雜的賬簿，是其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及當時經營環境的產物。例如，分號員工一切花銷，幾乎均由票號墊付，然後再予清結，這就需有專門賬簿記錄；再如，當時銀兩、製錢並行，而兩者間兌換比率又不固定，同樣需要備有專門賬簿記錄。此外，彙兌、放貸，名目不同，也需要分彆記錄。複雜的經營內容，必然需要嚴密的賬務管理，而嚴密的賬務管理，使各種交易自然處於一目瞭然的狀態，也就為總號稽覈分號業務，從而控製整個票號，提供了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