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山西人 第五章經營有術管理有方

嚴格的製度、法規，成就晉商的宏圖霸業。對於一個店鋪叢生、經營種類繁多的龐大企業，要使之運行有序、高效，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冇有一套成熟可行的經營管理模式是難以想像的。大量史料表明，晉商確有許多巧妙的經營藝術。

1．科學合理的組織結構

從現代企業管理上講，一個企業的高效運行，首先需要設計一個合理的組織結構，即在勞動合理分工的基礎上，設計出組織所需的管理職務和各個管理職位之間的關係，並以相應的機構為載體，使各項管理職能發揮應有的效用。經過這樣的製度安排，一個擁有數百、上千甚至上萬人的大型企業纔可能較為順利地運轉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的組織管理是搞好其他管理工作的前提條件，冇有合理的組織安排，企業的人事、營銷、財務等的管理也往往難以儘如人意。

對於晉商而言，一個家族的商號或票號規模大多可達百人以上，其資本遍佈全國各大商埠和城鎮，而這些商號、票號製約互利，通過資源整合，使整個家族企業形成一個有條不紊的管理係統，成功實現了各自的集團化經營。當然，以現代企業管理理論來看，晉商家族企業所采取的正是一種高度集中製的組織管理模式。

財東擁有所有權，一般不直接參與經營管理，而是委托總經理，授之以資金運用權，職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以充分發揮其才乾，即所謂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總經理坐鎮總號，除管理總號內部各項事務外，就是對各地分號進行宏觀調控，晉商商號、票號總號實為企業的權力中心，凡經總號集體研究，由總經理最後定奪的經營決策、業務方針、存放彙兌等各種規章以及人事管理製度，上至經理（包括分號老闆），下至一般夥友，必須不折不扣地遵行，不準有絲毫違背。否則，即以違犯號規論處。

分號經理（掌櫃）擁有所在商號的業務開拓權、資金運用權和人員管理權，但機構設置、資金調度、人事任免和贏利分配等重大權限均由總號控製。分號實際上是總號根據經營種類或區域範圍下設的從屬部門，雖然年終或賬期也須向總經理及財東彙報經營績效，但衡量標準不僅僅是看其贏利多寡，更重要的是該分號對總號實力增強做出多大貢獻。

無論總號與分號，其內部人員設置的原則都是“因事設人”，絕不“因人設職”。每個商號一般從業人員在10人左右，其中大掌櫃（經理）是決策人物，二掌櫃處理日常事務，負責對外聯絡、安排日飯譜，三掌櫃（櫃頭）總管櫃檯業務，內事先生（管賬先生）監管文書、出納及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的保管，櫃員2~4人，經辦具體業務事項；學徒2人，協助櫃員打雜。

比如，祁縣複恒當設置人員的標準是“緊七慢八”。就是說7個人緊一點，8個人就比較寬鬆。所以夥友一般為7~8人，絕不超編。這種頗類似於現代企業直線職能參謀組織形式，其主要特點是集中統一領導和指揮，職責分工明確，職能部門起綜合參謀作用，上下級關係明確，便於統一指揮而且機構精簡。

它的優點是，既保證了企業管理體係的集中統一，又可以在各級行政負責人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各專業管理機構的作用。我們知道，現代企業在這樣一種管理體製之下，往往容易陷入統而過死，影響事業發展的局麵。機構設置權、資金調度權、人事任免權和盈利分配權全部由總號掌握的山西商人，是何以實現組織機構運轉自如，各項業務蓬勃發展，資金高度靈活，彙兌暢通無阻，盈利與日俱增的呢？其奧妙之處在於：

其一，以經營為中心的原則。在組織設立上是因事擇人還是因人設事，是企業組織是否先進的一個重要標誌。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山西各家票號大都堅持以事（經營）為中心的原則。“全盤人位之計劃，係因事用人，決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習於嬌惰。設或同人間有齟齬，即重行調兌，既不欲喪失養成之人才，又不得礙於業務之進行”。可見，山西票號在管理上固然以重人才為其特點，但在管理組織與機構的設立上，卻是堅持“因事用人”的以經營為中心的原則。這正是組織機構精簡特點的原因所在和經營成功的因素之一。

其二，統一指揮的原則。大德通等山西各票號的內部管理組織，均以總經理為主設計建立。總經理在設立本號組織機構時，實際上是根據票號業務上的特點，首先堅持了統一指揮的原則，總號具有決策的權威性。凡經總號集體研究決定的經營決策、業務方針、存放彙兌各種規章以及人事管理製度，上至經理（包括分號老闆），下至一般夥友，必須不折不扣地遵行，不準有絲毫違背。否則，即以違犯號規論處，輕則批評教育，重則開除出號，毫無情麵。有令必行，有禁即止，從而保證了各項業務的有序進行。

其三，管理層次和管理幅度適宜以及責權對等。從票號內部組織機構的情形可以看出，票號在實行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前提下，其內部管理組織又頗為嚴密。總號的人員及其職務，從有關史料來看，其情形大致如下：

總號設總經理（大掌櫃）一人，為全號之領袖，有經理全號內外一切事務之大權。

設副總經理（二掌櫃、協理）一人，輔助總經理辦理全號事務。

設營業經理（三掌櫃、管內事掌櫃）一人，輔助副總經理工作，負責全號營業事宜，總號設營業組一個，三四人組成，其中櫃檯營業員一人（俗稱“坐掌櫃”“攔櫃頭”），負責管理門市部。正營業員（正跑街、上街頭）一人，歸營業經理領導，負責瞭解本日商情動態上市接洽款項及一切銀錢業務往來。設副營業員（副跑街）一至三人，輔助正營業員調查商情並辦理一切上市業務，練習營業無定員。另外還設有賬房、信房（文書組）、外交組等。

設賬房一個，其中管賬先生（稱某先生而不稱掌櫃，實係財務經理）一人，總理全號賬目，負責銀錢出納。副管賬一人，輔助管賬先生經管賬目。幫賬二人，受副管賬指揮，助理各項賬務，練習幫賬無定員。

設文書組（信房）一人。其中文牘先生一人，辦理號中對外檔案。信員二三人，受文牘先生指揮，負責號中來往檔案，處理繁多的信劄。

設外交組一個，一至三人不等，負責外事交際。另外，設稽覈員之職，人員多屬兼任。總號練習生（學徒）通常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不等。主要是整理屋子、抄寫文稿、幫賬、學習業務。

總號的人員及其職責的主要情形大致就是這樣，通常一個總號人數包括練習生約二十人左右。增設分號前練習生有所增加。

總號在各地所設的眾多分號，其人員數額“雖因各地業務繁簡不同，有所增減，而內部分科負責者，則大致相同”。從總經理到職能部門負責人和分號經理以至下層職員，實有一條自上而下的十分清楚的指揮鏈。雖然票號以經營為中心實行統一指揮，但實際上每一成員基本上隻接受一個上級的領導。尤為可貴的是其內部真正實現了管理層次的刪繁就簡。如總號“跑街”隻對營業經理負責，“幫賬”對賬房先生負責。分號下員對分號經理負責。營業經理、賬房先生和分號經理對總經理負責。而且由下至上每一層次的管理幅度基本上又是漸趨縮小的情勢，並且副經理（協理）和總號職能部門負責人同時又是總經理對分號管理上的助手和參謀。因此，管理層次較少，管理幅度恰當，可以說是票號內部管理組織設立上的一大特點和一大優點。

其四，資訊傳導流暢。為瞭解各地市場行情和需求變化以及營業狀況，山西票號充分利用信函這種當時惟一的傳導工具，進行川流不息的交流。為此，各總號與分號均訂有按時反饋商情動態的規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終彙報全月情況，既報總號，又分報聯號，做到上下左右通氣。內容上凡與商業、金融有關的資訊幾乎無所不包。特彆是分號與分號之間的信函。其目的在於：（1）要各分號互相瞭解各號收交款項的情況；（2）要各分號根據瞭解的情況，主動做生意，相互支援，避免因某地交款過多，影響到某地業務和信譽，或是存銀多無交項，積壓資金。比如北京分號知道西安分號收款很多，就主動找生意往西安彙兌，有時為了調劑疲快，不僅不收彙水，甚至還給彙款人貼費，生意做得十分靈活。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語。遇有重要情報，分號必須派專人日夜兼程向總號親自彙報。山西票號把蒐集、分析、鑒彆和運用資訊作為成功的訣竅。他們在經營活動中，努力使自己耳聰目明，及時捕捉商機，做到知於先、行於先，出奇製勝，左右逢源，遊刃於國內外市場，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2．家有家法，號有號規

晉商之所以長盛不衰數百年，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製訂並切實實行了嚴密而完善的號規。晉商有諺稱：“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鋪有鋪規。”號規無疑是商號的根本**，其製訂得是否完善，是否切合實際，是否對發展有利，無疑與商號的命運息息相關。

如光緒十年（1884）大德通票號號規有這樣一些規定和禁令：

在各分號互相之間，規定雖以結賬盈虧定功過，但也要具體分析，如果本處獲利，彆的分號未受其害者，可以為功；如果隻顧本處獲利，不顧其他分號利益，甚至造成損害者，則另當彆論。

在業務經營上。規定買空賣空，大乾號禁，倘有犯者，立刻出號。強調生意之中，以通有無、權貴賤為經營方針。

對於工作人員，規定凡分號經理，務須儘心號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華；凡一般工作人員，強調和衷為貴，職務高者，對下要寬容愛護，慎勿偏袒；職務低者，也應體量自重，不得放肆。

嚴禁陋習。規定不論何人，吃食鴉片，均乾號禁。前已染此弊者，責令悔改，今後再有犯其病者，依號規分彆處理。各分號難免有賭錢之風，今後不管平時過節，鋪裡鋪外，老少人等，一概不準，犯者出號。遊猖戲局者，雖是偶蹈覆轍，亦須及早結出，刻不容緩，嚴行禁之。

晉商在號規方麵創立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管理製度，諸如經理負責製、學徒製、號規、休假製、賬簿製、保密製等。晉商號規內容之全麵，條款之嚴密，實施之切實，是現代不少企業難以做到的。尤其是令行禁止，人人遵守，更值得現代企業管理借鑒。

經理負責製主要是實行量才錄用、規範管理的嚴格製度。用請掌櫃、寫合約、定人股來規範財東和掌櫃雙方的權益和行為。經理（大掌櫃）一經聘用，財東則委以全權，不乾預號事，靜候年終決算報告，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經理則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忠義來答報知遇之恩。經理在任期內業務突出有成績者，則加股（人身股）加薪獎勵。

晉商認為，商業賠賺如兵家勝敗，士氣可鼓而不可泄，若非人為失職或能力欠缺造成一時虧賠者，財東則補足資金，慰勉鼓勵，令其重整旗鼓，經理自然更加賣力。如不稱職者，則減股減薪或辭退不用。如太穀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錢莊的首任經理，因經營不利，幾年間把曹家的本錢全部賠光。曹家問清原因，不但不加責難，反而三番兩次付其本錢，讓其再乾，後終於轉敗為勝。不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開設了“富盛泉”、“富盛長”、“富盛誠”、“富盛義”四家分號，這位經理遂成為效忠東家，敏惠乾煉的商場名將。

學徒製對對店員、學徒要求十分嚴格，如對相貌、身高、家庭、文化、德才都有一定要求。入號後對其嚴格進行職業道德、工作技能培訓。培訓畢，經過嚴格考察後，量才使用。山西有諺稱：“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由於要求嚴格，從而培育了不少商業骨乾人才。

晉商對字號普遍重視，因為字號乃商家的根本，尤其是那些延續數百年的字號，無疑是信譽和財富的象征。商家把維護字號當做保護生命一樣重要，因此，號規首先對字號的使用和維護作出明確規定，其主要宗旨就是強調要樹立和維護本字號招牌。

當然，不是所有晉商票號都訂立有成文的規章製度。如大盛魁商號的組織係統十分龐大而複雜，它的協調運轉，靠的是曆任老掌櫃們傳下來的格言和長期形成的一套傳統的號規和習慣。這一套不成文的傳統的號規和習慣，對於它企業的鞏固和發展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據學者訪問研究，其號規和慣例主要有：

（1）對全號人員的號規和慣例

號內人員，一律不準攜帶家眷；號內人員不得長支短欠；號內財物不得挪用；號章得用於作保號內人員、不得兼營任何其他業務；禁止嫖娼dubo和吸食鴉片；不接待個人親屬朋友；號內人員，非因號事不得到上號串門；號內人員，在回家休假期間，不得到“財東”和掌櫃家裡閒坐；號內人員，不得向“財東”和掌櫃送禮；號內人員，如有婚喪喜慶由號內送禮，人員之間不得互相送禮；號內人員之間不得互相借錢；不得在外惹是生非；人員如有過失，不得互相推諉，不許欺瞞包庇。號內人員，有以下情況之一者，立即開除出號，即：打架鬥毆者，挑撥是非者，結夥營私者，不聽指揮調動者。

（2）對財東和從業人員的號規和慣例

財東方麵：財東隻能在結賬時期，行使他的權力，平時不得在號內食宿、借錢和指使號內人員為他們辦事，並不得保薦學徒或乾涉號內用人事宜；經理對外代表大盛魁，財東不得用大盛魁名義在外活動；財東代表隻在結賬會議上行使其所代表的財東們的權利，對外不代表大盛魁，也不代表各財東。

從業人員方麵：經理和所有頂身股的大小掌櫃，都必須是本號學徒出身，概不從外號聘請；入號的學徒，除年齡、體格和文化水平都有一定的條件外，還必須是未曾在其他商號當過學徒者；學徒被開除後，不得再回本號；從業人員不得在營業所在地結婚；從業人員不得同蒙古婦女結婚；充任經理的條件，必須是曾經領導過房子、坐過莊或坐過場的，而且是曾經經理過前、後營分莊莊事的高級人員；學徒入號的頭十年內，除在歸化城總號學習三年做生意的一般知識外，還必須在前營櫃和後營櫃各學習三年，首先學會蒙古語言和當地生活習慣，然後學習做蒙古生意的方法，在這個時間內，必須記熟營路的路線和宿息地點；前、後營櫃，是以說蒙語為主，說漢語為輔的（對拉駱駝的、放場的、趕馬的和趕羊的工人，以及各手工業作坊的工人不做同樣的要求）。學徒的待遇，每月發工資銀一兩。學徒入號後，必須在號內學滿十年，才許第一次回家探親四個月，第二次縮短為六年，第三次縮短為三年，以後每三年回家探親一次；總算號夥們一生回家的時間，少得驚人。假若一個號夥從17歲入號到60歲退休，在這43年中總共回家11次，在家僅住44個月，無怪人們說，大盛魁的掌櫃冇兒女的多，買兒女的多；又說，大盛魁的掌櫃，都是子女少，而溺嬰和墮胎的事情卻很多。相傳大盛魁經理王廷相，在未當經理的時候，其妻產一私生子，王的母親暗將溺死的嬰兒醃在罐內，等王廷相回家後，他的母親就拿出這個證據，讓王處理。

上述這些號規和慣例，不過是大盛魁全部規章和慣例中的幾條。但僅從這幾條，就可以看出它為了取得更多的高額利潤，從培養學徒、積累資金、鞏固組織和發展營業等各方麵，都采取了若乾具體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晉商的這些規章製度在執行過程中一絲不苟，獎罰分明，無論經理、夥計、學徒，均須遵守，從而使商號的日常活動進入良性的運行軌道。商號內部作奸犯科、損害商號利益的行為很少發生，如有違犯者，也嚴懲不貸。日升昌天津票號掌櫃冀體謙就曾因貪色丟掉了飯碗。冀體謙也算日升昌票號裡的資深掌櫃。天津一钜商看到冀體謙單身在外，生活單調又清苦，重金買下一位年輕美貌的青樓女子送給他為妾。冀體謙知道此事違背號規，但總覺得自己在日升昌是老資格，貢獻大，應該享受享受。然而日升昌總號知曉此事後，為了嚴明紀律、整肅號規，還是斷然將他開除出號。

3．功不可滅的經理負責製

“得人者興，失人者衰；認真察看則得人，不認真察看則不得人。”這是山西票號經理李宏齡的經驗之談。晉商於商號經理之聘用，用人惟賢，惟纔是舉。在這方麵，總結出了一套經驗，形成了經理負責製。具體做法是：經理聘用之前，先由財東對此人進行嚴格的考察，確認其人有所作為，能守能攻，多謀善變，德才兼備，可以擔當經理之重任，便以重禮招聘，委以全權，並始終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選中聘用，財東則將資本、人事全權委托經理負責，一切經營活動並不乾預，日常盈虧平時也不過問，讓其大膽放手經營，靜候年終決算報告。經理有無上之權力，不論是用人還是業務管理，均由經理通盤定奪。經理在任期內，如能儘力儘職，業務大有起色，財東則給予加股（人身股）、加薪獎勵。如不能稱職，則減股減薪，甚至辭退不用。據說，每屆年終各地經理齊集總號彙報工作時，由財東設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東家敬酒上菜，熱情招待；盈利少或發生虧損者居下席，自斟自飲，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著財東說話，經理也隻有自請辭職了。

晉商經理負責製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明確劃分了財東與總經理合作關係上的各自責任與職權。財東的責任主要是對票號的風險負有無限責任，即虧損由財東按銀股多寡平均分擔。財東的權力主要是：具有總經理的任免權（通常由於聘請時慎重，下屬人員均由總經理選定，故罕見其免職之事）、經營範圍及其規模的控製權、帶有風險性的較大事項的決定權、年終營業報告的審查權、決算期（大德通一般四年一次）依據約定程式處置紅利的決定權以及重大賞罰的決定權等等。財東們既能一次性撥足資本，又承擔著可能出現的全部風險，因此總經理冇有缺資本的困擾，也冇有怕賠償的擔心，自然會大膽地放手經營，以報答財東的信任。應該說，晉商之所以興盛數百年，經理負責製功不可滅，有許多令人稱讚的任人唯賢和知人善用的事例。

宋聚奎，清代票號家。因家境貧寒，少時就放棄讀書進蔚泰厚票號做學徒。在號30餘年間，機敏智巧，當斷則斷，尤以善於處理疲賬而聞名，為票號同仁所欽服。光緒初年，蔚泰厚湖南分號被一饒姓人欠下了一大筆疲賬。因饒某神通廣大，暗通藩憲，雖狀告省府，仍拒不付賬。眾皆束手無策。宋有膽有識，認為要想在湖南要回款項，誠恐難乎其難，非到兩江總督衙門上訴，曆經七年之久，百折不撓，據理力爭，終於追回倒賬。從此甚為總號青睞，聲名大震。後調往漢口，總領南省業務。光緒二十一年（1895），宋在號中人力股已達九厘，位居副總經理之職。同年，蔚泰厚盛京（今瀋陽）分號趙某放出外賬20萬兩，曆時兩年，無法收回，不敢回總號交待。總號曾三次派人索要，分文未還。無奈之下，總號又派遣時任漢口分莊經理的宋聚奎前去追討。宋因身體狀況不好，恐怕難以勝任。拒絕前往又感對不起東家。正在此時，其昌德總經理宋聚源（聚奎之兄）正好巡視分號到達漢口。征求意見時，其兄道：“號事為重，應儘之忠，不及顧身。”到盛京後，宋不避艱難，多方交涉，使疲賬很快收回，帶趙某回平遙總號交待，受到盛讚，併爲收回疲賬搭台唱戲，為之厭祝。

宋聚奎以奇才善理疲賬而名聲大震。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連慈禧太後西逃回京後下旨票號複業，都密遣鐵路總辦馮莘坨找到時在京師的宋聚奎，讓其帶頭。宋以患病難以勝任為由，被恩準回裡，休閒五年。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官辦浚川源銀號經理喬世傑、四川省佈政使許涵度、川邊大臣趙爾豐等，籌集白銀26萬兩開辦寶豐隆票號。喬世傑請其出任總經理，宋以體弱為由推辭。喬與宋為莫逆之交，直言道：“我們所請者，不獨因兄才高。且為老練”，懇請宋成全。宋應允後，招進夥友300餘人。對有才能的人，宋不惜重金聘用。在全國各地設莊16處，西南地區遠達雅安、康定、西藏拉薩等地都設有分號。業務多來自官方，生意量大，盛極一時。宣統二年（1910年），清算大賬時，每股開紅利銀2600餘兩，在當時初賬而能開利的票號僅此一號。

總經理承擔著向財東和全號人員的利益負責的義務和責任。財東能夠把自己視為命根子的大堆白花花的銀子交給總經理去賺銀子，自然是對總經理莫大的信任了。而總經理的一切決策，也首先要在保證財東和全號人員的利益不受損失的前提下考慮。或者說，票號內的一切經營管理的製度和措施，均是以總經理的責任和義務為出發點製定的。雖然財東負有無限責任，但實際上除受政治上、軍事上的突變事件的影響而外，總經理一般都有保證票號不致虧損的得力措施，故通常財東實無虧本之事。至於總經理的職權，除其個人與財東的聯絡之外，在全號（包括總號和數十個分號）之內，“有無上之權力”。全號的機構設置，人員的配備、選用及其待遇，經營方針，重大決策，人財物的管理，規章製度的製定等等經營管理中的一切較大事情決定權，統歸總經理所有。這裡由於票號實行“全域性統籌，不分畛域”的方針來領導的總號集權製，所以總經理的權限近乎獨裁。實際上，這種經理負責製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為晉商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調動了經營管理人才智的發揮。

財東與總經理的合作，除訂立合同以人力股形成經濟利益共同體外，主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從票號的合約和有關史料中，我們不僅冇有發現財東對總經理除免職之外的製約措施，反而見到了不少雙方的信義內容。在財東方麵，在疑人莫用的前提下，遵循“用人莫疑”的宗旨，完全信賴總經理的人格與才能，不過問平素的經營管理事宜，隻要不是人為所致的損失，財東不僅不會要求總經理賠償損失，而且還會再次補充資本，鼓勵其再做。正由於財東充分信任經理，故而經理經營業務也十分賣力。

日升昌票號是雷履泰利用平遙縣達蒲村李家資本建立的山西第一家票號。雷履泰與李家的關係是從李家的西裕成顏料莊開始的。西裕成既有製作顏料的作坊，又有分佈於平遙、北京等地的顏料店鋪，雷履泰被東家聘為掌櫃，使西裕成成為發展最快的顏料商號。所以東家對雷履泰的才乾與忠心深信不疑。當雷履泰在京、晉間貨款結算及運現的實踐中試行撥兌會票法時，得到了東家的理解與支援。後來雷履泰總結實踐經驗，提出改顏料莊為專營彙票的票號這一重大決策時，李東家心領神會，立即注入資金，交由雷履泰去創辦，終於成就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票號事業，誕生了中國近代銀行的“鄉下老祖父”。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進入了它發展曆史的鼎盛時期。

而總經理對財東那種近乎無限信任的全權委托，則以個人人格和財東利益為重，竭儘忠義來報答。

這種“信義”原則，實質上是財東與總經理合作關係上的一條負有廣義製約意義的原則。它是社會上普遍崇尚“信義”和財東確認所聘總經理尤重“信義”的條件下，財東利用總經理在誠信相托之下必以忠義相報的重名譽的心理特點所采用的一種合作原則。這種合同之外特定條件下的合作原則，在當時山西票號中不僅是一種普遍采用的原則，而且大都獲得了大成功。雖然從其科學性上來考察，財東確實冒有很大的風險（實係風險性的信義合作原則），然而，確定合作原則時注重對方人格和心理特點，應該說至今仍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晉商經理負責製下，一切以經營狀況為評價標準，如果經營狀況良好，業務壯大，紅利增加，那加薪加股、宴請、發紅色獎勵，自然皆大歡喜；如果生意賠了，那不僅無紅利可分，而且連個人和商號的生存也都成了首要問題。所以老闆所看到的，就是總經理最終能掙回多少銀子，而不是他平時說什麼做什麼。

4．修身正己，自律自修

晉商的成功，大部分因素應歸功於他們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進取、敬業、團隊、自律等精神，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晉商精神”。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培養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晉商在這一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尤其重視修身正己，加強人格修養。也正是由於晉商嚴於律己，為人誠懇忠厚，行商不欺詐，才使得人皆願與之共事。晉商強調經商首先應學會做人，隻有做一個嚴於律己之人，纔可能成為一名商海成功之士。這種精神始終貫穿於晉商的經營行為、組織管理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培養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自我修養為前提，“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就是說，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備擔當治國、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質要求。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響下，很重視修身正己。

在晉商大族中，有些家族興盛時間較長，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則衰敗得快。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視家規家風，後者家規弛、家風差、敗家子弟也多。如祁縣喬氏，其始祖喬貴發與一秦姓人合夥在包頭經商發跡後，秦某返回原籍築房置地，過起財主生活。結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賭，樣樣都全，揮霍浪費，入不敷出，逐漸從包頭商號內抽股出去，而原來本由喬秦兩家平分秋色的複盛公十四個財股中秦家隻剩下了一厘二毫五。而喬家發跡後隻是在舊院裡蓋了個像樣的四合院。他深知，買賣有賺就有賠，既要賺得起也要賠得起，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當秦家抽出股份時，喬家就立刻補上，並且在買賣興隆時，喬家便把賺下的銀子積存起來，以備不測。並且教導子女，要勤儉持家，絕不能奢侈浪費。到喬致庸時代，為了吸取秦家的教訓，喬在中堂又比較明確地製定了家規家法，約束子弟。其家規主要是：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娼；四不準吸毒；五不準dubo；六不準酗酒。

此外，喬致庸還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纔可大公，唯大公纔可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如浪費糧食，則命跪誦若乾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當念物力維艱”，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喬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掛在內宅門上，以教育其兒孫，其對聯稱：

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

在封建社會，豪門富賈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作為晉商首富的喬家卻無一納妾者。喬致庸一生雖娶了六房妻子，但全是續絃。第五代映字輩，喬映霞先後續絃楊、劉氏，與劉氏離婚後，一直未娶。喬映霄娶妻馬氏，夫妻感情篤深，後馬氏被匪徒綁票，營救不及，慘遭毒手，終生未娶。喬映奎妻子隻生有女無男，當時社會是男權至上，還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禮法，按喬映奎的身份，討個姨太太接續香菸是順理成章之事，但懾於家規，映奎未敢如此，隻能過繼侄子為自己頂門立戶。

作為東家，不論老爺、少爺，自家商號、票號的錢再多，也不能隨意取用，恣意揮霍，這也是家規中的一條重要內容。前篇述及大盛魁的經理、掌櫃，對已被架空的東家後代子孫權限有諸多限製，不到分紅賬期，東家不能住到櫃上，平時不能隨意取用櫃上現錢。而喬家雖然始終掌有商號的實權，但自律亦甚嚴，家規中三令五申，凡家族中成員，任何個人均不得在其經營的商號、票號中隨便支取銀兩。即使按家族內規定的每個人每年應領的家俸銀兩，也由家內總管在商號專立的“萬金賬”戶頭內領取摺子，個人不能儲存現金。這樣做，一方麵保證了商號資金週轉，另一方麵也或多或少限製了隨意揮霍的自由。

山西有許多钜商大家都是子孫承業100餘年、200餘年不衰，如喬氏子弟有成就者多。據瞭解，映字輩以下的人字輩二十人中，有大學生12名，其中雙博士一人、碩士三人，有兩人留美，其餘亦是中學畢業。他們並冇有躺在祖宗基業上成為紈絝子弟，而是靠著自身的奮勉，各自開辟自己的事業與前途。且恪守祖訓。無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從居住地看，他們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數在遼寧、海口等地。其中緣由之一正是他們的不尋常的家規，起了支柱其間的作用。

這些家規，貫穿著晉商對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觀唸的繼承與認同。他真切地告訴人們，晉商精神不僅體現在創業時的艱苦奮鬥中，也體現在他們成功後的經營管理文化中，以及他們致富後的家族文化中。在成功後的金錢、財富的包圍中，他們冇有得意而忘形，墮入奢靡揮霍的泥潭；也冇有嬌慣其子孫，沉溺於榮華富貴之境。他們讓子孫接受各種知識教育的同時，又輔之以謹嚴的家法約製，培養其承接祖業所必備的自律、自尊、自愛、自信的良好素質。

自律是一個人做事時應時時謹記的原則。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子為人謙虛，善於自我檢查。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即使在冇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也能夠自尊自愛；在一個人獨處的情況下，也能夠“慎獨”；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照樣能夠嚴格要求自己，不悖於義，謹慎地處理一切，做到人前人後一個樣。嚴於律己是成就事業的開始，因為自我發覺意識較強可以減少錯誤的出現，這種自我意識能給予人力量並增強自信。

晉商修身正己，治企先治家的精神在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對於企業和企業家都同樣適用。對於企業而言，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會形成其特有的企業文化爭倫理價值觀。它是企業人格化的產物，體現在企業家和每個員工身上，滲透到企業的各個層麵之中，構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對於企業家而言。作為企業的領導人，他不僅是企業道德形象的代表者，同時也是促使企業不斷提升道德境界的推動者。而這雙重角色都對企業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從這個角度講，“修身正己”就應成為企業和企業家的座右銘。唯有如此，才能不斷提升企業的倫理精神，從而達到一種理想境界。

5．謹慎是一種大智慧

《始計篇》開宗明義地指出了“戰略”的內涵。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裡集中講了對待戰爭的態度，體現在一個“慎”字上。這就是孫武重戰慎戰的思想。

戰爭是關係著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我們不能不認真研究它。孫子從戰略的高度概括了戰爭存在的意義。這一出色的判斷，如今已被人類史上無數的軍事實踐所證明。

率領諸軍伐吳，這是大軍事家劉備一生中最後一次演出。劉備不聽群臣勸阻，一意孤行，把個人感情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將大量軍馬帶上了不歸路，損兵折將，自己也喪身白帝城。這場戰爭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他完全違背了孫子的慎戰思想，戰場上是絕對不允許衝動的。

戰場是一個殘酷而且需要冷靜的地方，意氣用事、不計後果隻能給敵人以製勝的機會。倉促下決定，會因考慮不周詳而失敗，所以做決定前要思考再思考，切忌疏忽大意，保證成功的係數最大。

生活中也是如此，當我們在進行一項工作或買賣時，不要隨便地就做決定。也就是說在自己尚未徹底瞭解清楚之前，不要盲目從事工作。這是很重要的。商場如戰場，我們要慎重對待每一件事，隻有這樣，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中才能少出差錯，才能一步一步把事情辦好。謹慎是一種大智慧，也是成大事者的必修課。

山西祁縣有句民謠道：“旺財主有眼力，經商不鑽錢眼子。”渠源湞，字筱洲，生於1840年前後，乳名“旺兒”，人稱“旺財主”。渠源湞的先祖，傳說是明朝初年從上黨（今長治）遷到祁縣的，初從事小商小販，吃了不少苦頭，隨著生意的日漸興旺，纔在祁縣置地蓋房，紮下根業。到乾、嘉年間，渠源湞的祖父渠映橫在原有的“長源厚”基礎上，增設了“長源川”、“長順”兩大茶莊，從兩湖來辦紅茶，行銷於西北及內外蒙古、俄國等地，積累下钜額財富。

渠源湞對經商之道、理財之術，都頗具遠見。不管世事怎樣沉浮，他總操著勝券。他除了與渠家兄弟在各省開設茶莊、鹽店、錢鋪、當行、綢緞莊、藥材在等莊號並經營傳統老號外，還在同治年問，用30萬兩現銀作本金，獨自開設了一個票號，即“三晉源”（在今祁縣城內財神廟街15號院內），欲“發三晉大地之財源”，並使其“財源茂盛達三晉”。“三晉源”鼎盛時，營業總額達六七百萬兩，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重慶等地建立了11個分號。

在渠源湞的經商生涯中，有一樁有口皆碑的事情。同治年問，他投資白銀30萬兩，入股平遙城內的“百川通”票號。對票號而言，信譽即生命。當時晉商信守商道，信譽卓著。一些有錢的滿族旗人看準了“百川通”，遂將三千萬兩白銀存了進去，並聲稱隻要保住銀根，利息分文不取，“百川通”因此大走紅運。那時三年為一賬期，每逢結賬，渠源就可得紅利十萬餘兩，第三次賬期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賬期，每股分紅利近三萬兩銀子，是“百川通”開賬最多的一年。就在這次分紅之後，渠源湞斷然將其股本全部抽了回來。一時商界嘩然，使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也大惑不解。當時有人問源湞，他也笑而不答。隻是當與親信交談時，他才說出其中的緣故，他認為：百川通存銀是旗人的，旗人有權有勢，時間一長難免要耍無賴。果然，冇過幾年，人們就明顯地發現：百川通票號自渠源湞撤股後，經營情況一年不如一年，很快就垮下來了!這時，大家才都打心眼裡佩服渠源湞的眼光。人們因此對其更加尊敬和崇拜，於是就留傳下本篇開頭寫的那句民謠。

中國從古至今有許多偉大的曆史人物都以謹慎、穩健著稱，其中最有名的是諸葛亮。馮玉祥在《漢中武侯祠題刻石碑》中稱頌他“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謹慎”，**也讚揚他“一生唯謹慎”。在馮玉祥、**看來，諸葛亮的一生謹慎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品質，是常人不可企及的。謹慎小心是一種極強的精神能力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顯示，它不僅不是精神的萎縮，而是精神最大程度的振作，其能力、力量和作用的最大程度的發揚。因此“成大事以小心”是完全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辯證法的。成就大事業的人無不遵循這個辯證法。如本篇開頭我們提到的渠源湞，經商就以穩妥著稱，寧取薄利，也不冒險。

1912年，山西辛亥革命後，山西都督閻錫山，苦於財政軍費困難，成立了“大漢銀行”，派人到祁縣向渠家和喬家借銀，以作資金，渠源湞怕形勢驟變，軍閥翻臉不認人，冇有借給。當在太原官錢局任職的侄子渠本澄去說服他時，他叫管賬先生派人抬出一口棺材，表示以死抗爭。在再三勸逼下，渠源湞最終還是借給了閻80萬兩銀子，但這80萬兩全摻了三成假。也許他預感到了什麼，就在這摻假的銀子第三批運往太原的途中，就遭到了搶劫。後來，閻錫山“如數”將借款償還了渠源湞，卻隻是一半白洋，一半紙幣（晉鈔）。渠源湞冇有猶豫，以一元紙幣買八角現洋，把15萬紙幣全部兌換成了白洋。此後不久，紙幣就發生了大幅度的貶值，正由於渠源湞當損失不可避免時，果斷而沉著地舉動纔將自身損失降到最低點。

為了防備可能出現的意外，對待重大的商業決策，喬家在經營中也遵循“成大事應小心”的原則，其名下的複字號各個商號店鋪，無論什麼時候，資金都準備得相當充分，以備急需及意外。比如複盛公錢鋪平時總備有3萬兩以上的現金，儲存在銀櫃裡，既可以防備大量憑帖擠兌，同時還可以為其他連鎖關聯商號或關係密切的“相與”商號急需資金時墊付。如當同號當鋪突然有貴重物品來典當時，就可以當場接收典品，支付典款。甚至地方上與官府急需大筆款項時，也可以及時協助。這樣在業務經營時就可以氣盛膽壯，不會感到捉襟見肘以至出醜賣乖。憑藉雄厚的資金實力，複字號“崇尚信義”的經營理念得以更好的實現，所以各商家都樂意與複字號來往，一有什麼大生意首先找複字號，把買賣送上門來。

一般情況下，複字號的各商號經營都很謹慎。比較特殊或規模較大的生意，號內各掌櫃、主事總要在一起商議，分析可能出現的風險並提出對策，考慮周全時才付諸實施，“寧吃鮮桃一口，不嘗爛杏半筐”，對麵生的客戶，即使買賣營利十分誘人，也不輕易接手。近代以後，時局動盪，市麵不穩，商業經營風險加大，複字號經營更為謹慎，業務也加以收縮，並努力消化積欠，雖然營業額減少了，但虧賠買賣也大為減少，在倒閉風潮不斷的情況下，複字號商業集團的經營並冇陷入困境，反而穩步前進，實屬不易。

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瞭解情況的基礎土，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在現代企業經營中，在股東和顧客的雙重壓力下，企業高層管理者們越來越多地藉助產品多元化，希望以此作為增加市場份額和收入、贏得競爭，乃至實現快速擴張夢想的法寶。但隨之而來公司決策失誤的概率也增加了，有時可能是毀滅性的，尤其是當新產品計劃的實施已經涉及公司經營模式的改變，而決策層又冇有意識到或者新舊業務表麵相似但實質上有很大差彆時。

現代企業麵對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和複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在進行決策時，要注意內外部的環境變化及其對企業的影響，同時，企業也應主動地適應和管理環境，並注重決策過程的優化和跟蹤決策。希望晉商的經驗能夠對現代企業中經常頭腦發熱的決策者有一定的啟示。

6．縱向管理，橫向聯絡

聯合的力量是無限的，任何細小的、微弱的力量，隻要聯合起來，就會強大起來。為了避免各商號造成脫節，晉商通常采用大號管小號，總號統支號的方法，層層節製使整個管理係統有條不紊。總號負管理之責，經營謀略與業務主要出於各分號，各個商號之間又相互聯絡，相互支援，相互製約，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縱向管理，橫向聯絡”的製衡式的經營管理模式。

如太穀曹家之所以會發展成為資本過千萬兩白銀，雇員多達2．7萬人的钜商，就在於建立了多級有產的商業網絡。曹家建立了礪金德賬莊統轄太原、潞安及江南各號，地位在所有各商號之上，統一協調各支號之間的業務關係。設在太穀的彩霞蔚綢緞莊既受礪金德管轄，又管理著黎城的瑞霞當，榆次的廣聚花店，張家目的錦泰恒，太穀的錦生蔚等支點。彩霞蔚出手貨物隻作發莊批銷，零整批售均由支店承擔。與這一管理相近的另一特點是錢莊、當鋪、糧店、燒鍋及雜貨各業五位一體。當鋪利潤投放錢莊，充實錢莊資金；錢莊放貸，又得厚利，擴大資本，投入糧行；糧行複將所獲利潤投入燒鍋、雜貨等號，從而謀取更大利潤。這種層層負責，號外相聯，環環緊扣的管理機製，加強了總號領導和製約能力。

曹家用這種頗為先進的管理辦法，將遍佈全國的商號聯結成一種互相製約，相互依存的商業集團，促進了商業利潤的滾動發展，增強了曹氏商業的凝聚力和競爭力。曹家作為財東，不參與商號的管理，完全依靠和依賴聘用的掌櫃處理號事。像曹家錄用的綢緞莊彩霞蔚的掌櫃有事請示，都不能直接見東家麵談，必須通過礪金德賬莊的總掌櫃商榷，因此人稱“礪金德”是曹家資本經營的總參謀部，管理各號事務的總賬房。分號的設置完全是由做生意的情況而定，可以說是逐利而動，因利而興，因利而廢。由於分號遍佈全國各地，所以大的晉商除了設立總機構掌管各商號以外，還經常采用派出“欽差”方式，對所屬商號實施監督控製。以曹氏為例，他的商號遍及半箇中國，商號繁多，行業複雜。曹氏無力一一直接監督、考察各商號的具體經營事項。曹家為管理外地商號，為此曹氏“六德公”總管處建立了欽差巡視製度，以之對各地商號實行監控。把自己最信任且屬懂管理、善管理的人員派駐到各地，去巡視、督察、檢查情況。“欽差’’人員可以說相當於現今的紀檢委書記，其責任有三：

（1）發現所屬商號問題後，要及時掇告總號或財東處理，但在巡視、考察期間不得隨意乾涉商號經營業務；

（2）瞭解同仁和從業人員，特彆是瞭解掌櫃是否有違規行為，是否以權謀私，幾個掌櫃之問是否和睦相處、通力合作等；

（3）如發現掌櫃有貪汙揮霍、道德敗壞、營私舞弊或互鬨糾紛，經營虧損嚴重，而且直接影響到商號聲譽與業務，使財東財產、信譽受到重大損失時，有代總號或代財東撤換、處理掌櫃之權。如徐州豐冶通錢莊的大掌櫃與二掌櫃不和，使業務受到很大影響，駐號“欽差”遂將兩人撤職。

曹氏除直接派出專人巡視處，還將監督、考察之權交給下屬“礪金德”、“用通玉，，和“三晉川’’三個總商號進行。三個總商號根據管轄區範圍，不時派出“欽差’’前往各分號，少者住幾個月，多者住半年、一年、甚至有長達三年之多者。各總號總經理、副總經理（或者委派資曆較深之職員）每隔若乾年都要到各分號進行工作視察，稱為“閱邊”。這種工作視察是突然進行，並不予先通知。更不允許分號之間互相通報訊息。這種“閱邊”製度，對於總號瞭解分號工作和促進分號的工作方麵，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財務方麵，曹氏實行總號統一覈算製度，分號實行向總號報賬的辦法。不負盈虧責任。報賬，分月清和年總結兩種。要求必須真實，反對隱瞞和虛報。為此規定：其一，評論分莊的功過，固然以贏利多寡為目標，但必須是本號收益而其他分號不吃虧為標準。倘若本號的收益，或因發給其他分號貨物次價貴致對方吃虧，或本號钜額收彙某一分號彙款造成對方支付困難，那麼贏利再多也是冇有功的。這個規定，體現著和衷共濟的原則。

其二，各碼頭全年的費用支出，必須年清年款，不準隱瞞，不準拖至下年，以防虛盈實虧。

其三，“不準私分厚道，致滋舞弊也。今議此後各莊首領，正己率屬，一秉大公，以除積習而防流弊，慎勿再借厚道名目，彼此分潤，而致玷操守。”

其四，“應酬一節，本是為利起見，不得認為當費之資。設有公費，如數出賬，不許巧取彆項彌補。”

其五，職工薪金統由總號列支，允許職工在分號借支。但一方麵，“夥友支使銀錢，不準虛懸水牌，隨取隨記，庶免日久生弊”；另一方麵，“夥等支使銀錢，年終儘數結祁，不準蓄留分毫。若夥友下班，隨身帶一花折，不準總結一筆，亦毋須等待年終再結”。“倘有蓄欠分毫兩者，以管賬者自問，除本人重罰外，管賬者定按循情隱匿議處”。

晉商在北京開辦的著名老字號六必居有個規矩，叫喝“欄櫃酒”。欄櫃就是櫃檯。六必居在每天營業結束後，便由廚房炒兩個菜，熱上酒，掌櫃的便邀請店內上市的（即采購）、跑外的、管賬的等人一起喝欄櫃酒。這個形式雖然看起來比較隨便，但這酒是不好喝的。因為在喝酒當中，掌櫃的要向喝酒的人提問當天的營業情況。比如對上市的，就問他油市、糧市、菜市的行情，包括在購貨之前的行市，購買時的行市，現在的行市。如果一問三不知，就是失職。或者回答得不完全、不準確，也下不了台。對管賬的，就要求回答錢櫃收進、支出銀錢的數字，要一清二楚。所謂“買賣常算，莊稼常看”。六必居正是貫徹了這樣一條經營方針。通過喝欄櫃酒的形式，掌櫃的既瞭解了當日的市場與本店營業狀況，做到心中有數，又聯絡了上下級的感情，增強了企業的凝聚力。

晉商在數百年的商海沉浮中能立於不敗之地，是由於他們在長期的商業生涯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對於現代企業來說，也有一定的借鑒。“東家出資設號、掌櫃全權經營”相當於現今董事長參資辦公司，總經理全權負責製，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拋開私營企業來說就是政企分開兩權分離，當年東家把權力全部下放給掌櫃，不管掌櫃用什麼人，用什麼辦法，隻要給東家賺錢就行，但是東家並不充當傀儡。為防止商號失控，資金外流，便製定了一種“欽差監督製度”，東家把自己最信任的人派駐到各地，去巡視、督察、檢查情況，但欽差不能乾預各商號的日常業務，隻是監督隨時反映情況，欽差若發現商號中的掌櫃有貪汙、受賄作風不良的行為，或掌櫃間鬨意見，影響生意，欽差有權處分、調動，可以說這欽差相當於現今的紀檢委書記。

此外，晉商還實行“大號統轄小號”的管理方式，即總號設分號，分號下有支號，支號下甚至還有小號，這種層層負責號號相連的管理，相當於現今的子母公司。曹家在幾百年前就實行了股份製，在曹家乾了多年的夥計表現好就可以入股，三年底開賬分紅，成為小股東，這樣公私掛鉤。從掌櫃到夥計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商號服務，和我們現在企業職工入股的道理一樣，晉商繼承了中國五千年儒家思想的忠仁義信克己的敬業精神，商業管理大師雄視一代，曆史也證明瞭他們製定和執行的許多管理製度正是他們事業曆經百年而不敗的秘訣所在。

7．以“血緣”為根基的家族式管理

晉商組織製度的明顯特點是在“血緣”網絡的基礎上逐漸發展為經濟性組織。晉商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打下深刻商業烙印特征的中國家族——由血緣關係和姻緣關係構成幷包含若乾個體家庭的大家族。

祁縣喬姓家族即是一個典型。喬家出於經濟和政治上的需要，不斷利用姻緣關係擴展自己的社會勢力和威望。同祁縣渠家（渠源湞）、古縣閻家（閻維藩）、太穀曹家以及一些社會名流如《祁縣誌》主編李芬、書法家常讚春、趙鐵山等都有姻緣關係。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晉商家族及其家族成員存在一種親屬默契感，使“家族本位”和“整體意識”成為晉商發展壯大的基礎。

堪稱清代“外貿世家”的榆次常家，從八世常威及其子常萬達開始從事商業活動。“在恰克圖從事對俄貿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經營曆史最長、規模最大者，首推愉次常家。常氏一門從常萬達於乾隆年間從事此項貿易開始，曆經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七朝，凡150餘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圖十餘個大商號中，常氏一門獨占其四，堪稱清代本省的外貿世家。”由此可知，常家的發達得益於整個家族的不懈努力。其他如祁縣渠家、太穀曹家等商業巨族也無不是以家族為起點進行商貿活動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家族經營製度。晉商各家族內部均以“孝悌”為關節點，通過血緣宗族關係不斷擴大延伸，從而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與向心力的晉商豪族與地方商業體係。

晉商的家族意識極其濃厚，像喬氏家族，曆經數百年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宗族凝聚力。

晉商家族本位意識與家族倫理秩序已成為晉商發展壯大精神力量。

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為本位，儒家的“齊家治國”意識在晉商家族中轉化為“發家致富、光宗耀祖”的意識。這種家族團體主義意識較之西方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具有明顯的“人治色彩、溫情主義和勞資關係和諧”的特點。

明清時期，晉商創辦的家族企業是一個個具有相當凝聚力的經濟共同體，其基本特點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這種血緣關係可以是直係親屬的父子、祖孫和兄弟關係，也可以是直係屬的叔伯、甥舅和隔房親屬關係。如被稱為“侯百萬”的著名晉商介休侯家“於清康熙年間專跑蘇、杭二州，販賣綢緞。……父子們南販北賣，獲利頗巨，幾十年的功夫，家業大大發展起來，已是外有生意幾十處，內有房產土地，騾馬成群，晉中赫赫有名的大財主了”。

儒家倫理中的家族主義，不僅為晉商個體從事經濟活動提供了合理化的倫理動機，而且為晉商家族企業提供了一種共同體倫理。雖然韋伯強調在中國發展非個人關係方麵不力，有一定的道理，但從中國曆史實際出發，以“私人聯絡為基礎的合作秩序”仍可以是企業自己組織的秩序。明清時期，在國家商法法規秩序不健全，企業內部成員心理規範極不穩定的情況下，晉商家族化的企業組織結構正好與之相適應。

在家族意識的氛圍中，中國倫理傳統的“和”成為其內部團結的理論基礎，從而保證了財東與掌櫃、掌櫃與夥計、總號與分號的內部和睦、穩定與協調一致；同時，晉商企業經理與內部員工達成了一種默契，雙方主動放棄一定的個人利益，從而緩解了內部矛盾與衝突，營造了和諧的氛圍。這一和衷共濟的協調精神為其共同體內部提供了相似的道德準則和認同機製，抑製了晉商經理及員工的機會主義行為，為實現內部合作創造了條件，這是晉商數百年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原因。

由於明清時期晉商家族意思處於儒家“齊家治國”思想同一源頭，因而使生活在這一傳統下的晉商成員形成了共同文化心理。這種文化心理體現了世代相傳的親緣意識，從而強化了他們彼此間的認同感，起到了凝聚晉商家族內部力量的作用。

這種“發家致富，光宗耀祖”的觀念是促使晉商發展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即使在現代社會也是如此。港台東南亞許多華人大企業就是家族精神的產物，並且靠著家族精神而擁有極強的凝聚力和擴張力。這些企業大多以現代公司的形式組織起來，但是其領導核心是家族成員。港台、南洋華人企業大多是家族企業或家族控製的企業，這一社會經濟現象的形成顯然是同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密切相關的。

為了保持家族對企業集團的控製權，晉商企業都製定了保持其資本完整的條文，規定股份不可以隨便地賣給外人，家族成員中有人要出賣股權就必須按公平價格先賣給本家族股份持有人。此外還有彆的因素阻止股權分散，例如，假如賣給外人就會被視為不孝，冇有兄弟情誼，這在晉商社會是一種嚴厲的指責，會給賣股權給外人者以很大的精神壓力。可見家族事業在家族中是至高無上的。

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王秀倫說：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感畢竟要強於與外人的關係，意見一致比較容易獲得，這使家庭企業在運轉過程中能更好地、更快地適應迅速變化的形勢，更容易保密，不必多寫書麵協議。其結果如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這種家庭企業更適於生存和發展。

家族成員及其所屬的企業之間雖有種種的矛盾，但是家族事業的觀念能夠使他們中大多數人能顧全家族利益之大局，較為理智地處理矛盾，保持他們所管的各個企業之間的協調一致，以整個家族的力量應付創業或競爭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問題。家族成員合作創業的精神非常有利於家族事業的發展，即使在當代經濟生活中也充分地表現了其優越性。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市場瞬間萬變，工商業日益專業化，傳統的家族依附心理無法適應近代工商業發展，必須有獨立自主的個性與專門的知識技能才能適應工商業競爭。近代晉商由對家族的責任心理昇華為獨立自主個效能力的張揚，他們不墨守成規，獨立進取，往往能夠在商業競爭中獨具慧眼，彆開一片新天地。

近代晉商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他們在強調家族本位文化的同時，更注重強調個人對家族的責任，強調家族子弟個人獨立自主個性與能力的培養，培養出一代又一代適應工商業競爭的人才，使整個家族不斷髮揚光大。在晉商家族企業中，家族成員處在既是企業所有者，獨當一麵的負責人，又是打工仔的地位；要求以家族利益為重，要求對家族企業的絕對忠誠與無私奉獻，全身心地投入家族企業營運活動之中，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有力地促進家族企業的發展。如喬氏家族注意培養家族子弟的獨立自主個性與能力，安排子弟獨立從基層業務做起，不讓子弟坐享其成，依附他人。但是，這種個人獨立自主的個效能力追求又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的個性自由追求，它仍然以家族認同為基礎，強調個人對家族的責任，強調個人對家族的奉獻，從而建立起以家族責任心為紐帶的新型個人與家族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