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山西人 第四章義利並重以義製利

山西人崇尚信義，主張義利相通，先義後利，以義製利。這是商人經營的哲學基礎和商人精神價值觀的核心。早在創業之初，晉商就確立了一種卓而不群的商業理念，樹立了三晉獨特的商人形象，他們把“信”、“義”定為自己的立業之本，並把言必忠信、信必篤敬的關雲長奉為“財神”，作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來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

1．先做人，後做生意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開篇即說：“才德全儘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可見，中國古代的聖賢已經看到了“德”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重要作用。經商亦是如此，學做生意先做人。商人的價值目標追求，首先建立在人格道德信用和商業信譽基礎之上，然後才能實現其商人的價值目標和商業的贏利目的，這一點在晉商中表現得淋漓儘致。晉商各商號在號規中均規定了“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反對以卑劣手段騙取錢財，要求商人恪守“誠信仁義、利從義出、先予後取”的正道。晉商為了實現這一價值目標而自我修養，使得潔身自好成為風尚。一旦有人失足，人格尊嚴有所閃失，遂為同行所不齒，為鄉裡所卑，為親人所指，失去營生，再業無門，也無顏回故土。也正因為如此，明清晉商敬業心強，商業信譽卓著，事業發達，讓世人刮目相看。

運營資本乃商家之生命，猶如血脈，須臾不可缺少。但做生意，難免有短缺之時，互助借貸，自然是常有的事。如何對待借債，對商家和個人的品格無疑是一大嚴峻的考驗。有“天下第一喬”美稱的喬家，對債務的態度是：該外的一文不短，外該的聽其自便。由此，足見其胸懷寬闊和品格的高尚。

有一家商店關門時，尚欠複盛公1000兩銀子，複盛公經理就去那家店裡拿了一把斧頭了事；有一家商號倒閉時尚欠複盛公5萬兩銀子，經理登門向“喬老爺”請罪，“喬老爺”隻是安慰，並不追究欠債。若僅從表麵上看，喬家讓借債人“聽其自便”，而借債人的“自便”除感恩戴德外，那就是廣為傳頌了。無疑，喬家實際上等於藉此做了一個永久的“活廣告”。這件事在當時傳為美談。喬家的信譽越傳越廣，越傳越牢靠，從而財源也就滾滾來。

商人的價值目標追求，首先建立在人格道德信用和商業信譽基礎之上，然後才能實現其商人的價值目標和商業的盈利目的。晉商為了實現這一價值目標而自我修養、正身的追求，使得潔身自好成為風尚。若有人一旦失足，人格尊嚴閃失，遂為同行所不齒，鄉裡所卑，親人所指，失去營生，再業無門，也無顏回故土。也正因為如此，明清晉商敬業心強，商業信譽卓著，事業發達，為世人刮目相看。

用單一的道德標準品評人，分出好人、壞人，並不一定公平和正確。

人或誠實或虛偽，一時之間，很難分辨。但隨著時日的增長，兩者分界逐漸明顯，一個人是誠實還是虛偽，其日常的言行舉止，總會有所表現。所以說，生意人應當愛惜自己的人品，雖然人品不能當飯吃，但人品是立身之本，對事業的成敗影響頗大。一個商人無論多麼才華橫溢，隻要品德上有缺陷，終究成不了大器，如果走“歪門邪道”賺錢，遲早會出事。

山西榆次鼎澤洲環保產業有限公司生產磚塊成型機，在當地很有名。

1999年，董事長王永昌招聘了一個叫郭瑛的人做公司銷售部經理。郭瑛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很快就將鼎澤洲的產品推廣到了全國。

王永昌很賞識郭瑛，將自己的轎車讓給了他坐，還替他買了一套大房子。另外，除了拿銷售提成，在王永昌的堅持下，公司還將郭瑛的年薪提高到了10萬元。這在相對貧困的山西，簡直是天價。

王永昌的厚待並冇有留住郭瑛。不久，郭瑛悄悄離開了鼎澤洲。他想自立門戶，自己做一番事業。他做的事業是：挖鼎澤洲的牆腳。不做不知道，一做嚇一跳。郭瑛冇料想到這一行業道行竟是如此之深，看起來簡單的磚塊成型機做起來竟是複雜異常。郭瑛以失敗告終。

走投無路之際，他決定重回鼎澤洲偷藝。王永昌不記前嫌，在2000年10月讓郭瑛重回鼎澤洲。此時郭瑛提出銷售部經理職位太低，與自己的能力不相稱，他想當公司副總。王永昌二話冇說，立刻提請董事會進行了任命。

掌握了大權的郭瑛開始靜悄悄地對鼎澤洲進行“改造”。在銷售部他排除異己，將銷售人員全部換成自己的心腹，將公司廣告上的銷售電話換成自己的私人手機號碼，使鼎澤洲的客戶資源慢慢儘在掌握。很快，作為鼎澤洲企業核心競爭力所在的技術部門就被佈置上了郭瑛的“密探”。

2001年10月，王永昌出國考察，委托郭瑛全權主持公司工作。郭瑛開始行動了，鼎澤洲的核心技術機密，連圖紙帶數據，被他的技術“密探”一掃而空。在郭瑛的指使下，這些“願意跟著郭總走”的技術人員在拷貝完鼎澤洲的所有相關技術數據之後，還將這些技術數據從鼎澤洲技術部的計算機裡刪得一千二淨。

郭瑛離開鼎澤洲後，立刻註冊了“東方天宇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產品除了名稱有所改變，幾乎就是鼎澤洲產品的翻版。在郭瑛公司的衝擊下，鼎澤洲失去了獨占技術，又幾乎失去了所有客戶資源，結果一敗塗地。一籌莫展的王永昌不得不向公安局報案。2002年1月25日，郭瑛以涉嫌侵犯他人商業機密罪被捕。郭瑛得到了懲罰。

王永昌對郭瑛有知遇之恩，郭瑛並冇有對王永昌保持忠誠，反而采取不道德的和違犯法律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郭瑛偏離人間正道咎由自取，而王永昌遇人不淑又失察，不也有自己的責任嗎?這值得我們引以為鑒。

明清晉商在長達500多年的經商實踐中，有著許多成功的經營道德和經營風範，對現代商業的文化建設乃至實業界的道德建設，無疑有著曆史性的啟示。

晉商極為看重為人之道，認為做生意在本質上就是做人，因而人品最為重要。很多商業實踐都已證明：商業的成功與高尚的品德密不可分，商人隻有具備高尚的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永久的快樂。

山西盂縣商人張靜軒說：“經商交結務存吃虧心，酬酢務存退讓心，日用務存節儉心，操持務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斷非後人智可及，忠厚留有餘。”由於晉商嚴於律己，為人誠懇忠厚，行商不欺詐，故人都願意與之共事。

在做人修養上晉商表現出了誠實忠厚的一麵。他們認為“和氣生財”，“和為貴”，凡事不做過分，不做法外生意，講求以誠待人。晉商與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保持相互支援與關照。

2．珍惜聲譽猶如珍惜生命

在商場，盈利是靠商品的質量和服務取得，一旦信譽喪失，必然招致商業失敗。晉商在經營活動中，總結出許多有關誠信經商的諺語，如“寧叫賠折腰，不讓客吃虧”；“售貨無訣竅，信譽第一條”；“秤平、鬥滿、尺滿足”；“買賣成不成，仁義都要在”等。

晉商各商號在號規中均規定了“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反對以卑劣手段騙取錢財。要求商人烙守“誠信仁義，利從義出，先予後取”的正道。誠信經營的晉商視信譽為命根，強調做買賣必須腳踏實地，不投機取巧，寧可虧本也不做玷汙商號招牌的事。

晉商如此注重信譽，自然招來終身主顧。1888年，英國彙豐銀行在上海的經理回國前，對晉商曾有過這樣一段評論：“這25年來，彙豐銀行與上海的中國人（晉商）做了大宗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之巨，但我們從冇有遇到過一個騙人的中國人。”

山西票號，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功績卓著，其財團之所以能越滾越大，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有卓著的信譽。作為金融信用業，山西票號更崇尚信譽，“各省銀號彙兌銀兩，盈千累萬，僅以一紙為憑者，信也”。試想一下，票號建立之初，既冇有法律上的保障，也冇有其他的監督機製，人們為什麼敢把錢存於票號?完全是處於對票號的信賴。

曾有一票號，一筆數千兩銀子的彙票無人來兌取，票號花了許多精力才得知這個商人已經去世，又特地通知其兒子前去兌取，像這種誠信不欺的例子在晉商中是不勝枚舉的。

為維護買賣人共同的商業道德，晉商各商號除製定嚴格規約外，還十分重視職業道德教育，故職員中舞弊者甚少。若有一人失足，則為同行所恥，鄉裡所鄙，親人所指，並因此而失去在整個行業中立足的資格，甚至殃及子孫後代。比如在當時的主要交易工具秤星的命名上，就很有特色。當時秤為十六進位製，這十六兩的金色秤星分彆代表北鬥七星南鬥六星和福祿壽三星，在交易中少一兩就是“損福”，少二兩就是“傷祿”，少三兩為“折壽”，再虧就觸及天上星宿之位，則天理難容。秤星也禁用黑色，以表示做買賣不能黑心、昧良心。

俗語說“家醜不可外揚”，商家經營更是忌諱這一條，但是出了誤差往往更能看出商人的品格信譽。有些貪圖小利的商人是欲蓋彌彰，而以信義為本的商人則主動承認，認真改正，不僅不會損失自己的聲譽，反而變不利為有利，促進了企業的更好發展。

“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眾所周知，祁縣喬家的商業是從包頭起家的。在過去的包頭城，許多冠以“複”字的商店鱗次櫛比，均是喬家開設的。喬家最早的店鋪叫複盛公，後來發展成複盛公、複盛全，複盛西三大號共十九個門臉。其中複盛油坊是其經營胡麻油的專營店。胡麻是內蒙一帶盛產的油料作物，喬家落腳包頭就瞅準了這筆買賣，開展了榨油賣油的業務。後來，喬家的企業發展了，就建立複盛油坊專做胡麻油生意。複盛油坊的胡麻油榨製精細，品質優良，在包頭一帶占據壟斷經營地位，遠銷關內外各地，很受顧客歡迎。“北路胡麻油”的牌子在長城內外打得很響。

有一年，喬家複字號複盛油坊名下通順店從包頭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經手店員為貪圖厚利，竟在油中摻假。此事被掌櫃發覺後，告訴喬致庸。喬致庸寧可忍一時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挽回商譽，保證長期的持久利潤和品牌信譽。於是他命顧天順和通順店李掌櫃連夜寫出告示，貼遍整全城，說明通順號摻假事宜同時，凡是近期到通順店買過胡麻油的顧客，都可以去店裡全額退銀子，以示賠罪之意。尚未賣出的胡麻油立即飭令另行換裝，以純淨好油運出。並以此事教育員工：“商家是要追逐利潤，但絕不乾損人利己的事。”這次胡麻油事件，雖然商號蒙受不少損失，但因其誠實不欺，信譽昭著，複字號的油成為信得過商品，近悅往來，商業更加繁榮。

祁縣的複恒當，門麵並不是很大，但很注重服務態度，當物定價比其他當鋪高。一年365天整日營業，連大年初一也不休息。而且還規定：每年除夕夜通宵營業，次日天明的第

一筆交易叫天字第一號當，當戶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不打折扣。因此，複恒當在當地商譽

好。尤其是它堅守信譽，工作認真，給當戶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有一天，複恒當鋪的櫃檯夥計由於疏忽大意，把一件狐皮大衣誤識為羊皮襖讓人贖走了。當狐皮大衣的當主來贖當時才發現了差錯。事情報大掌櫃知道後，他立即召集夥友訓話，強調贖錯當是當業大忌，是關係本鋪名聲的大事，一定要徹底清查，糾正錯誤。於是，複恒當鋪全號夥友夜以繼日地覈對每張當票和賬簿，逐人逐事回憶當時的情況。

經過他仔細排查，發現了一點線索，錯贖範圍縮小到臨城的幾個村子。於是，大掌櫃親自率人去附近農村調查，幾乎把臨城村當過皮衣的戶濾了一遍。終於查明錯贖戶是北穀豐村的一位姓範的農民。大掌櫃拿上羊皮襖送到範家，一進門就連聲檢討，錯在複恒當，絕不能怪範家。狐皮大衣取回後，大掌櫃又親手送還了失主，還對錯贖做了一定經濟賠償。

更為奇怪的是：複盛油坊發生攙假事件後，掌櫃一反“家醜不可外揚”的習俗，大肆向外人進行宣傳，並將攙假的油簍公開示眾銷燬。這件事很快就在祁縣城鄉傳播開來，它不僅未因出了差錯而影響了複恒當的業務，反而使複恒當的牌子叫得更加響亮!這既體現了商人靈活的經營措施，又表明瞭把聲譽視作自己生命的經商美德。

祁縣喬家在做生意時，總是將信譽放在第一位。誰都知道，一些貪圖小利的商家做生意的時候，總是在秤上作文章，他們有意把秤錘放小，從中取利。但是，喬家做買賣時，卻恰恰相反，專門把鬥秤放大，比市麵上還加一兩。喬家這樣做的結果是，讓所有消費者都知道，隻要在喬家的商號裡買的貨物，都分量十足，這就樹立了自己的商業形象。促使市民們把油、鹽、醬、醋、米、麵的開銷都送到喬家，其盈利也大大地增加。

清代祁縣富商喬致庸把經商之道排列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講義，第三纔是取利。喬家的複字號商號之所以長盛百年，就在於其不圖非分利潤，靠信譽贏得了長期客戶。凡複字號的商品，必保證質量，價格公道，決不會以次充好，缺斤短兩，使客戶蒙受損失。因此，複字號就是信譽的保證。

3．君子愛財，生財有道

孔子說過：富者可以求，就是執鞭賤職，吾亦願為。司馬遷則說：有千乘兵車的諸侯，萬家大夫的侯爵，百戶封地的貴族，尚且以貧窮為憂愁禍患，更何況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就是說，人們為了生計，在商業活動中賺取利潤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在如何賺取利潤，在利和義的問題上，人們卻有不同的看法與做法。這就是：狡詐和欺騙的奸商行為，公平與誠信無欺的經商之道。按倫理道德標準，人們把前者稱為奸商或貪賈，後者稱為良賈或廉賈。

奸商、貪賈惟利是圖，不擇手段，他們把追求金錢作為人生惟一的最終目標，他們為了金錢可以寡廉鮮恥，喪儘天良，什麼仁義道德統統拋在九霄雲外。他們的生意經是“若要發，狠心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其道德實質是惟利是圖和損人利己。為了追求高額利潤，他們投機倒把，弄虛作假，爾虞我詐，坑害買主。

但是，在晉商中占主流的卻是良賈和廉賈，他們主張以義製利，強調在經商活動中以倫理道德為先，見利思義，講求“君子愛財，生財有道”；“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仁中取利真君子，義中求財大丈夫”。晉商認為：高明的商人雖利而不汙，他們是先義而利，以義製利。這種以義製利的觀念是晉商長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礎。

清zhengfu為了加強海域防務，向山西商人下達了捐銀任務。喬致庸帶頭捐獻，祁縣新任縣太爺非常高興，馬上將這件事上報了朝廷。縣太爺本想為喬家爭取獎賞，冇想到卻讓鹹豐皇帝和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生出了“壞主意”。懿貴妃向鹹豐皇帝進了一句讒言：“山西商人那麼有銀子，不如讓他們出銀子捐官。”鹹豐皇帝聽從了懿貴妃的建議，立即擬了一道聖旨：讓山西商人出錢捐官。祁縣縣太爺親自找到喬家，想讓喬致庸再次在商家中帶個頭。誰知喬致庸與上次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認為朝廷官爵乃是天下重器，非有德有才者不能居之，若誰都可以用幾個錢買到它，大清國會成為什麼樣的天下，老百姓還會有太平日子過嗎？

喬致庸不僅堅決拒絕捐官，而且粗暴地將縣太爺轟了出去。懿貴妃知道這件事情以後，雖然冇辦法強迫喬致庸出銀捐官，但對這位敢於頂撞她的年輕商人懷恨在心。

然而，喬致庸並非懿貴妃想象的那麼“壞”。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後攜光緒皇帝倉皇西逃山西太原府。為借到慈禧繼續西逃所要花費的三十萬兩銀子，山西總督將山西眾票號的掌櫃夥計抓起來嚴刑拷打。喬傢夥計賈紀櫻忍受不了這種酷刑，謊稱喬家願借銀子。潘為嚴向喬致庸建議：千萬不要借這筆銀子。但這次喬致庸卻流著眼淚說了一番話：“國家亡了，太後和皇上就是一對災民，我們不能讓後人說我們商人見死不救！”

經商始於做人，做人重於經商。每一個正直的商人都會“有所為，有所不為”，“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

中國有句古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具體說來，也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膽識、能力、智慧，依靠自己勤勉而誠實的勞動去心安理得地掙取，而不是存一份發橫財的心思靠旁門左道的鑽營去“詐”取。有一句俗語，說是“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其實這既是一種很平庸、很冇有意思的說法，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誤解。真正做出大成就的成功的商人都知道，商事運作是最要講信義、信譽、信用，最要講誠實、敬業、勤勉的，一句話，就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胡雪岩精於生財之道，他注重“做”招牌、“做”麵子、“做”信用；廣羅人才，經營靠山；施財揚名，廣結人緣，這些措施，就是他的生財之道，而且也確實行之有效。比如他在創辦自己的藥店“胡慶餘堂”之初，策劃的那幾條措施：三伏酷熱之時向路人散丹施藥以助解暑，丹藥免費但丹藥小包裝上都必須印上“胡慶餘堂”四個字；正值朝廷花大力氣鎮壓太平天國之際，“胡慶餘堂”開發並炮製大量避疫祛鬁和治療刀傷劍創的膏丹丸散，廉價供應朝廷軍隊使用等等。用現代經營眼光來看，這些措施具有極好的擴大聲譽、樹立企業形象、提高企業知名度、開拓商品市場、建立商事信用的作用。正是靠了這些措施，“胡慶餘堂”從開辦之初就站穩了腳步，很快成為立足江浙、輻射全國的一流藥店，且曆數十年而不衰，而由“胡慶餘堂”建立起來的胡雪岩的聲望、影響所形成的潛在效益，對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如錢莊、絲茶、當鋪等的經營，也起到了極好的作用。

胡雪岩的時代離我們今天己經一百多年了，時移世易，今天的商界自然也不是那時的商界。不過，為商之道，古今相通者甚多，胡雪岩的經商原則，應該是能給今日商界中人提供某種借鑒的。

“做生意還是從正路上去走最好。”這話是胡雪岩對古應春說的。

胡雪岩與龐二聯手做洋莊，本來一切順利，不想龐二在上海絲行的檔手朱福年為了自己“做小貨”，也就是拿著東家的錢自己做生意，賺錢歸自己，蝕本歸東家，中飽私囊，從中搗鬼。為了收服朱福年，胡雪岩用了一計，他先給朱福年的戶頭中存人五千銀子並讓收款錢莊打個收條，然後讓古應春找朱福年，將這五千銀子送給他，就說由於頭寸緊張，自己的絲急於脫手，願意以洋商開價的九五折賣給龐二，換句話說，也就是給朱福年五分的好處，這五千銀子就是“好處費”。這算是胡雪岩與朱福年之間的一樁“秘密交易”。不過，這筆“秘密交易”一定要透給龐二。

朱福年收下這五千銀子，也就入了一個陷阱：他如果敢私吞這筆銀子，胡雪岩托人將此事透給龐二之後，朱福年必丟飯碗；如果他老老實實將這筆錢歸入絲行的賬上，有這一個五千銀子的收據在手，也可以說他借東家的勢力敲竹杠，胡雪岩與龐二本來是聯合做洋莊的合作關係，朱福年如此做來，等於是有意壞東家的事，實際是吃裡扒外，這樣，他也會失去龐二的信任。總之，就用這五千銀子，胡雪岩要讓朱福年“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胡雪岩的計劃果然生效，朱福年不僅老實就範，並且還退回了那五千銀子。而此時的古應春也因恨極而“存心不良”，另外打了一張收條給他，留下了原來存銀時錢莊開出的筆據原件。古應春把原件捏在手上，是想不管朱福年是不是就範，都要以此為把柄，狠狠整一下他。但當古應春將此事告訴胡雪岩時，胡雪岩對古應春說了一番話，胡雪岩說：“不必這樣了。一則龐二很講交情，必定有句話給我；二則朱福年也知道厲害了，何必敲他的飯碗。我們還是從正路上去走最好。”

從胡雪岩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說的正路，有一層能按正常的方式、正當的渠道而不要用“歪”招、怪招的意思。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雪岩製服朱福年的辦法，就是一種誘人落井、推人跳崖的十分陰狠的一招，的確有些歪門邪道的意味。在胡雪岩看來，這種招術，隻能在萬不得已時偶而為之，一旦轉入正常，也就不必如此了。言談之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對於自己在不得已時製服朱福年的一招，心裡是持否定態度的。

胡雪岩所謂做生意從正路上走最好，還有一層意思，是指做生意不能違背大原則。什麼錢能賺，什麼錢不能賺，更分得清楚，不能隻顧賺錢而不顧道義。

比如胡雪岩做生意並不怕冒險，他自己就說過：“不冒險的生意人人會做，如何能夠出頭？”有的時候他甚至主張，商人求利，刀頭上的血也要敢舔。但他同時也強調，生意人不論怎樣冒著風險去刀頭舔血，都必須想停當了再去做。有的血可以去舔，有些就不能去舔。有一次他就給自己的錢莊檔手劉慶生打了一個比方：譬如一筆放款，我知道放款給他的這個人是個米商，借了錢去做生意。這時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運到什麼地方去。到不曾失守的地方去，我可以借給他，但如果是運到“太平軍”那裡，這筆生意就不能做。我可以幫助朝廷，但不能幫助“太平軍”。在胡雪岩心裡想，他是大清的臣民，通過幫助朝廷而賺錢，自然是從正路賺錢，太平軍自然是“逆賊”，幫助他們就是“附逆”，由此去賺錢，自然不是從正路賺錢，違背了這一大原則，即使獲利再大，也不能做。

撇開胡雪岩以大清臣民自居而鄙視太平軍這一點不論，僅從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的說法和做法，應該是很能給人以啟示的。事實上，做生意不能違背大原則，要牢牢把握一個正路，即使僅從商人求利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必要的。做生意從正路去走，往往可以名利雙收，即便一筆生意失敗了，也有東山再起的希望。而違背道義，不走正路，必將遭人唾棄，一旦失敗往往一敗塗地，名利兩失，不可收拾。如果一定要去做遭人唾棄、名利兩失的事情，那就實在是愚不可及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商道其實也就是人道。經商之道，首先是做人、待人之道。一跤跌進錢眼裡，心中隻有錢而冇有人，為了錢坑蒙拐騙，傷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與奸詐無恥等值，這種人錢再多，也為人們所不齒。作為一名優秀企業家，做生意時一定要謹記“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有所為，有所不為”。

4．誠信為本，信義經營

晉商以其崇信尚義而名聞四海，梁啟超也曾說：“晉商篤守信用。”這揭示了晉商獲得成功的一**寶。信義並舉的道德構建使他們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從而能在信、義、利三者之間做出理性而正確的選擇與把握。

晉商對關公情有獨鐘，把關公作為神靈敬奉。作為晉商的精神支柱，關公是晉商心目中唯一的財神!關羽具有“義薄雲天、義利分明、義不苟取、信義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篤敬”的美德，被譽為與文聖孔子齊名的武聖。關羽是山西人，作為關公的同鄉，山西人因而感覺到頗有榮譽感與自豪感。在許多晉商發跡的城市，大凡都有關帝廟。山西人每到一地經營，一經發展，先修關帝廟。古代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孔子廟和關帝廟，孔廟稱為文廟，關廟稱武廟，把二者看成文武最高的典型，每年例祭，尤為隆重。很多關廟由山西商人所建，全國最大的關公廟是在他的家鄉解州（今運城）。

向以關羽後代自詡的山西人視誠信、忠義為做人之最高準則，即使像遠離故土的商賈，也概不能忘。晉商東西奔忙，南來北往，非常需要一箇中心，需要把散離四方、五行八作的同鄉聚集起來。關公與所有的晉商有同鄉之誼，又是大家共同崇拜的偶像，於是，關公便被公推為各地晉商的“同鄉會會長”，充當著精神領袖的角色。

晉商不僅在自己的家中、商號供奉著關公像，而且在經商足跡所到之地，在廣建會館中都專為關公修有供奉的大殿。有的則直接把會館就修成“關帝廟”，試圖借武聖之威，鎮邪懲惡、消災弭禍；試圖靠武聖之義，以誠信為本，取義成仁，謀財有道；試圖托武聖之福，財源滾滾，惠及子孫。

在商業活動中，晉商藉助關羽的“義”來團結同仁，藉助關公的“信”來招攬顧客，他們希望通過這位神威廣大的神靈，監督他們的商業活動在正義中發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因而，義結同心、以義製利就成為晉商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信和仁義是晉商長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誠信經營已經是國際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現代商人始終堅持的一條最基本的信條。企業要想做大做活，就應該始終以誠信為本，將誠信擺在利潤的前麵，先生產誠信再獲取利潤。因此，企業經營者應當把信用視為企業的“底線”，要用信譽去占領市場，去贏得消費者。

舊中國在緬甸仰光的華僑商人胡文虎，被商界稱為“世界萬金油大王”，他一生就是恪守“信用就是金錢”的祖訓，把信譽放在事業之首。

胡文虎的父親鬍子欽生前在仰光開中藥店，去世時欠下香港藥材行一大筆款。鬍子欽死後，香港老闆十分擔心，以為欠賬再也收不回來了。冇想到，胡文虎辦完喪事後，立即將店裡所有現款全部兌換成港幣，隻身到香港去。其父生前的好友都對此議論紛紛，以為他在父親去世後無人管束，帶著現款到香港儘情享受去了。哪知胡文虎一到香港，就主動替父還債。他的這一舉動，立即使他贏得了中藥業同仁的信任。

當他還清債務後，馬上就有中藥材商人主動與之洽談。於是他未付一分錢貨款，就從香港帶回一批藥材。回到仰光之後，他便立即拿錢派人去港付清貨款。由於胡文虎做生意極講信用，在中藥業中信譽極高，所以，隻要胡文虎藥店開列的購貨單一到，香港所有的藥材行無不儘快發貨交運。胡文虎就這樣以誠信為基礎，開始了他在東南亞中藥事業的光輝前程。

古人雲：“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那麼，企業家失信又會如何呢?失信於員工，必然人心渙散，戰鬥力薄弱，不堪一擊；失信於合作夥伴，必然形象受損，處境尷尬；失信於消費者，必然市場萎縮，遭遇生存危機；失信於社會，則必然四麵楚歌，難挽敗局。

當然，誠信是無價的，但誠信不是無條件的。對於無誠信的人講誠信，有何意義呢?弄不好，會連自身也喪失了。在這方麵，晉商是有慘痛教訓的，可作前車之鑒。

著名的日升昌票號和合盛元票號是一對“相與”，日升昌票號北京分號曾為合盛元北京分號借貸擔保。但合盛元北京分號因經營不善，欠債難還，當債主逼上門時，合盛元北京分號經理竟倉惶逃回祁縣總號。日升昌受牽連了，當局要求“相與”負責，這無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閉。如果當時，合盛元票號能與日升昌齊心協力，共同應對欠債，那何至於出現如此的慘局?是合盛元失信於“相與”在前，日升昌才受牽連於後的。

與日升昌一樣，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誠信的大虧。主做俄蒙貿易的常氏，在俄商手頭據拮，無現錢買茶葉時，便同意賒欠，結果多達140多萬兩白銀。後來，這些俄商大多賴賬不還

雖費儘周折，仍所收無幾，從而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敗。

由此可見，誠信也是雙刃劍，既能保護各自的利益，也會造成難以癒合的自傷。講誠信必須要有前提和條件，誠信的前提必須是以誠信回報誠信。

總之，身為商人必須把誠信放在心頭。經商的大忌就是輕諾寡言，亂開空頭支票。答應彆人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計地去履行，如果做不到就不要隨便許諾。一諾千金就是這個道理。

5．絕不做一錘子買賣

晉商視誠信不欺為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業信譽看得高於一切。他們認為，經商“雖亦以營利為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故力能通有無，……近悅遠來。”

經商活動屬於“陶朱事業”，須以“管鮑之風”為榜樣。對待顧客、商家，無論大小，都以

誠相待。銷售商品，絕不缺斤短兩，貨真價實，童叟無欺。

既為商人，一定要有商德。崇尚道德，不去計較眼前的得失，就能有所得；如果忽視了道德，拋棄了道德，違背了道德，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反而會無所得。在經商中奉行崇信重義的職業道德和遵守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招徠了更多的顧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紅火。

關於經商，自古以來就有“貨真價實”之說，說的就是商品要價質相符，不僅價格公道實在，而且質量完善純真。不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欺騙顧客。“貨真”體現了商人以信義經商的基本原則，是做好買賣的前提。“嘴硬不如貨硬”，“隻要貨贏人，不愁客不來”。

晉商恪守仁義，堅持通過正當的經營獲取利益，反對不擇手段撈取“黑心錢”。晉商明白，利益回報人人需要，隻有做生意的雙方都能獲利，生意才能做下去。否則，若坑蒙拐騙，或隻圖大撈一把、“一錘子買賣”，那誰也不願意被“刀宰”!最終無生意可做，或惡性的報

應都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這裡有一個例子。中西製藥公司經理劉霽嵐銳意求新，健全製度，不僅繼承了其父劉秉彝在製藥工藝上選料嚴格、製作精細和在經營上扶貧濟困的傳統，而且善於把握時機推行新法，改進質量。

在長期經營實踐中，他製定了四句話奉為“中西精神”：信義為立業之本；博愛為處世之本；睿智為發達之本，求新為進展之本。

劉霽嵐的父親劉秉彝在長期臨床實踐中感到婦女與兒童常病均缺少有效的成藥，多用草藥湯劑，不但量大難於下嚥，而且請醫就診和抓藥煎藥多有不便，於是悉心研究製出清內熱、消積食的兒科科良藥“保赤一粒金”和專治一般婦女病的“坤中第一九”小包裝成藥。經過患者試用，療效顯著，加之便於攜帶，患者爭相購用，聲名大噪，生意日好。中西大藥房製藥業務日漸發達，於民國初年擴大經營，更名為中西製藥公司。

天津境內早年河流眾多，窪澱棋佈，空氣濕度大，每逢夏秋，患皮膚病者眾多。劉秉彝針對這種情況，又研製出一種皮膚科外用良藥，名“濯毒洗血淨”（藥膏），專治瘡癰癬疥，療效甚佳。1939年水災後皮膚病患者更多，此藥當時正合群眾需要，曾一度脫銷。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述幾種成藥行銷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內蒙等三北廣大地區。其中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淨還遠銷江、浙、皖、閩、粵等地，暢銷大江南北，知名度極高，成為千家萬戶的常備良藥。劉霽嵐主持藥廠後繼承其父事必躬親的作風，給自己規定“三親”原則，即產、供、銷都要親自參與和把關，尤其是在選購原料和成藥製作上更是嚴格要求，一絲不苟。進貨常規做法是派專人去安國等藥材市場上擇優選購，有一次適逢劉霽嵐離津外出，配製保赤一粒金的輔藥甘草告罄，即將影響生產。事有湊巧，一個藥商來廠兜售甘草，因其索價低，業務人員即時買下。劉回廠後親自檢驗，發現其中有部分稍見黴變，他拒絕了從中挑選的建議，毅然決定全部銷燬，即使暫時停產也在所不惜，事後作為此次事故的教訓，他規定了原料藥材進廠“三不準”製度：

非固定渠道的藥材不準進貨；質次價低的藥材不準進廠；因儲存不當影響療效的藥材不準投入生產。

製作成藥投料配比主要工序由劉霽嵐親自主持。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均有嚴格規定，如製保赤一粒金需用19味藥材，每種按比例嚴格稱量，分彆先後次序投入，並要求每十七兩七錢一定要產出成藥17700粒，從而確保藥品質量規格。中西藥廠經常調查市場變化，製作方便顧客的新藥品。例如濯毒洗血淨曾一度銷量減少，經瞭解係因氣候乾燥以及人們講究衛生，患皮膚病者減少所致。中西藥廠遂進一步研究改變配方，加進珍珠粉等護膚藥劑，使該藥膏兼有護膚美容作用，而且芳香怡人。通過宣傳，改產後的新藥銷量又大幅度上升。再如坤中第一丸療效雖高，但因係傳統蜜丸劑型，在儲存與服用上患者均感不便。劉霽嵐購進製西藥的機器設備，研究中藥西製，終於將丸劑改製成乾片劑，每袋裝六片，改稱“婦女幸福片”，可以長期貯存，攜帶及服用非常方便，如此一改，即成為暢銷藥品。

在嚴格把關的同時，劉霽嵐也冇有忘記宣傳自己的產品。中西藥廠所產的幾種名牌成藥，除在本市和全國報刊上經常登廣告外，廣播電台也成為宣傳的重要渠道，在節目間隙中廣播藥品廣告。廠方更不惜重金，請人譜寫詞曲，由著名曲藝演員演唱播放。此外，還大量製作廣告牌、宣傳畫在市內要道以及京奉、津浦鐵路沿線兩側廣事宣傳，甚至在一些戲院的戲單上刊登廣告。人們耳之所聽、目之所視，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淨幾乎無處不在，如此強大的廣告效能，無疑能成為人們需要時的首選藥品。

中西藥廠還有一手絕招，是一般藥廠所不能比的，即多年來不定期地舉辦“舍藥”善舉，對貧苦患者免費贈藥，這些受惠者無疑成為該廠的義務宣傳員，不啻提高了知名度，而更促進了藥品的銷售。這種既賺錢又深受顧客歡迎的事情，是聰明商人的明智之舉。企業的誠信蘊藏著對消費者的關心，也換來了消費者對企業的真情。

現在有些人不懂得這個道理，總想通過做買賣把顧客狠狠地“咬”一口，到頭來顧客得不到實惠，自然大叫上當，下次就再也不會光顧了。這樣去做生意，最終能不失敗嗎?

看來，不論是經商或是搞服務，讓消費者從本店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中得到實惠，心中留下良好印象，這纔是利之所在。

俗語說：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對一家商店來說，“青山”仿如信譽，“綠水”好比財源。信譽常在，財源長流，這也是個規律。

6．信義是一種力量

義與利是一對矛盾，經商的目的旨在賺取利潤，如果重義而不求利，就違背了經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講義，則有悖社會公德，就長遠而言，終究會損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晉商卻能將義與利的關係處理得恰到好處，這就是他們的“以義製利”商業信仰。

晉商“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重廉恥而不失體麵”，以崇信尚義為準則時刻約束自身，將嚴守信譽的商業美德代代相傳。他們“絕不賺昧心錢”，以做信義取利的誠賈廉商為榮。他們受一事諾一言，把信義和取利結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譽相傳，形成了其穩固的商業地位。

晉商崇尚信義，以誠待人，並非個彆，而是普遍和一貫的。晉商發展之初，大多采取合夥經營的方式，合夥經營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誠信的經營理念。譬如稱雄旅蒙貿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開始就是由晉中商人王相卿、祁縣商人張傑等聯合創辦起來的。晉商票號多為東家出資、掌櫃經營的運作模式，兩者之間良好關係的維繫，靠的也是一種道德自覺，即“信義”。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範永鬥，就是由於“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而受到清zhengfu的垂青，後來當上皇商，並由此獲得厚利。

在銀兩作為流通貨幣之前，大盛魁生產的磚茶竟作為交換用的貨幣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絲、煙等，蒙民及俄商出賣馬、牛、羊、駱駝、藥材等，皆換算成磚茶若乾塊，然後再結賬。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見一斑。

清朝末年，平遙城內有個討吃要飯幾十年的窮老太太，有一天拿著1200兩的彙票，到日升昌票號要求兌付白銀。這張彙票與存款時間相隔三十餘年，日升昌經查驗無誤後，立即給這個討飯的老太太如數兌付了現銀本息。原來，這個老太太年輕時，丈夫到張家口做皮貨生意，賺錢後辦成彙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幾十年後老太太摸丈夫當年留下的唯一遺物夾襖，無意中摸出這張彙票。通過這件事，日升昌童叟無欺、誠信為本的聲譽大振，業務愈加紅火，事業如日中天。

山西晉商票號紅紅火火達一個多世紀之久，今天的我們重溫這些先哲先師們的宏偉業績和經營之道，確實給我們莫大的震撼和啟迪。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晉商的“相與”。晉商把經營過程中發生業務往來的商號之間的聯絡稱為“相與”，這種“相與”的關係，同樣也是建立在信義基礎上的彼此之間相互扶持、患難與共的合作關係。當自己的“相與”麵臨困境時，晉商往往能不計得失，鼎力相助。

選擇“相與”是一件大事，必先瞭解“相與”者的信譽和實力，纔可決定。因為“相與”者，即類似於商業聯盟，既有對共同利益的保護，更有對彼此責任的承擔，一經選定，決無更改，這也是晉商誠信的一種實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號與天亨玉商號是“相與”，平時兩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關照。當天亨玉的東家將要破產時，便登門求大盛魁拉一把。作為“相與”，大盛魁慷慨借銀數萬兩，幫助天亨玉改字號為天亨永後繼續經營。後來，當大盛魁也麵臨困境時，天亨永也回報以鼎力支援。兩商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在互相支援中，能夠渡過難關，靠的就是誠信。

一個經營者，在平時就要保持自己的誠信好義的品德，遇到困難纔會有人肯幫助渡過難關。身陷困境時，更要用自己的誠信帶動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國內著名的服裝品牌，它的產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當年周楓帶人做婷美，一個500萬元的項目，做了兩年多，花了440萬元還是冇有做成。眼看錢就冇了，合作夥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楓把這個項目賣了。周楓說：“這樣好的項目不能賣，要賣也要賣個好價錢。”合作夥伴說：“這樣的項目怎麼能賣到那麼多錢，要不然你自己把這個項目買下來算了。”於是周楓就花5萬元錢把這個項目買了下來。

單乾的周楓帶著23名員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幾個朋友一共湊了300萬元。他把其中5萬元存在賬上，另外的錢他算過，一共可以在北京打兩個月的廣告。從當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訴員工：“這回做成了咱們就成了，不成，你們把那5萬塊錢分了，算是你們的遣散費，我不欠你們的工資。咱們就這樣了!”

這些話把他的員工感動得要哭，當時人人奮勇爭先，個個無比賣力，結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楓成了億萬富翁，他的許多員工成了千萬富翁、百萬富翁。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義是個十分重要的構成要素。古人尚義，因為義代表著捨己爲人，代表著突破個人私利侷限的高尚行為。所以大凡義舉、義士多為世人所推崇。一個商人，言利無可厚非，但同時人們認為無商不奸，自覺不自覺地把商推到了義的對立麵。懂得利在義中求的商人，卻能夠把義與利完美地統一在一起。信奉我為人人的義節，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幫助自己達到商業生涯的至高點。

7．愛國濟民，回報社會

“計利當計天下利，留名要留了世名”。我們知道傳統文化特彆是儒家講究把修身齊家和治國平天下結合起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對天下的責任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響到了每一個人，並逐步積澱為一種民族的心理定式。對於商人來說，要掙點小錢容易，要掙大錢，成一世名商則必須與時代相結合，共謀天下大利。山西長期處於傳統文化的腹地，必然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也正是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晉商的重義更添了一層重國家民族大義的色彩，更有許多晉商形成了“愛國濟民”的價值訴求。他們在商業活動中，不是單純地謀求自己的一己之利，而總是力圖對社會有所作為。他們不把個人利益看得高於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國家之利。

喬致庸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封建王朝日漸衰落的時代。由於朝廷**，國庫空虛，為了抵禦外國列強，加強海上防務，清zhengfu向全國各地攤派捐款。

山西商人眾多，號稱饒富，因此派給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國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三分之一，又作為大頭派給了祁縣、太穀、平遙三縣，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鋪捐。每個商鋪捐款不得少於50兩銀子。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聯絡喬家一起抗捐。重病在床的喬致庸並冇有像其他商人那樣棄國家安危於不顧，在他看來，農民種地是為了供天下人吃糧，匠人做工是要供給天下人使用器具，讀書人做官是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則是為天下流通財物。在外侮犯境、國難當頭之際，天下所有的士農工商都應以民族利益為重，報效國家。同時，他認為萬裡海防係國家安危，山河破碎則百姓受苦，捐50兩銀子太少，因此決定捐1000兩。為了給其他商人做出榜樣，喬家敲鑼打鼓，把銀子送到縣衙。在喬致庸的帶動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銀兩。

喬致庸一生經商，一生都掛念民族榮辱，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同治十三年，喬致庸已經46歲了，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結外敵，自立為王，發動叛亂。朝廷派陝甘總督左季高出兵征討，卻籌措不到糧草。左季高與喬致庸有過數麵之緣，知道喬致庸心存民族大義，因此親自到喬家堡求喬致庸籌措糧草。喬致庸義無反顧地接下了為朝廷三路大軍籌措糧草的重任，一半用喬家的銀子，一半從表妹雪瑛那裡借貸，然後親帶輜重隊隨左大帥出征，為平息新疆叛亂做出了巨大貢獻。

喬致庸晚年時期，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喪儘天良的山西巡撫與英商福公司秘密簽訂了由英國人包辦山西平定、盂縣、潞安、澤州、平陽的煤鐵礦的開采合同。名為包辦，實為出賣。

山西百姓認為這是一個喪權辱國、背叛民眾的恥辱合同。平定州民首先起來反抗，接著省城士紳、學會jihui反抗，群情激憤。在山西人民迅速覺醒，要求廢止福公司合同，維護省民權利的同時，山西商人也積極行動起來，向清zhengfu提出招商籌集股本，設立保晉礦務公司的意見。清zhengfu終於迫於民眾的壓力同意撤銷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贖回自辦。但福公司堅持要山西賠償福公司275萬兩銀子的損失。

年邁的喬致庸聽到這個訊息後，積極響應，與其他商人共同出資，終於贖回英國人所據晉礦。山西保晉礦務公司的成立，挫敗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喬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載史冊。

企業是社會的一分子，永遠不可能離開社會環境而單獨生存發展。對於個人來說，做個有錢的老闆不是目的，隻有心憂天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才能為社會所接受和認同。對於企業來說，追求經濟效益是企業發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業隻要找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點，並適當地回饋社會，就能得到社會的認同甚至支援。而這些支援，將進一步促進企業的良性發展。晉商是深知這一點的，不少晉商發財以後，樂善好施，對於公益事業，他們或出資賙濟鄰裡、關心孤老、扶助貧病，以仁愛之心，救人於水火，送炭於雪中；或修橋鋪路，興修水利。輸粟助賑，破一己之財，造福一方百姓；或興辦學校、資助刊印書文等，為家鄉和國家培養棟梁之才。這些“濟民”行為在地方誌中記載甚多：

清代永濟人劉向楠由商致富，於村中辦義學貧族子弟多有成就。光緒三、四年，（1877、1878年）歲歉，又輸粟數十石，賑村人，各給銀兩使謀生，賴以全活。

對於鄉鄰的困難，他們也是儘可能幫助。祁縣的另一家財東渠本翹早在1904年就捐銀2萬餘兩創辦祁縣中學並親任總辦。

榆次常氏積極參與了捐助地方書院、賑濟災荒與善後捐輸等。如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捐助榆次書院經費，知縣在匾文上寫道：“崇文尚義”。

晉商的恩厚待人、好義喜施、賑濟災荒、修建寺廟，築路修橋等積德行善之舉，都是晉商在精神上的一種追求。清朝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全省發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災，野無青草，赤地千裡。莊稼顆粒無收。如果這事發生在其他地區，說不定已經上演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餓殍遍野，村民易子而食。然而，當繼任的山西巡撫曾國荃臨危受命，頻頻向朝廷告急，並向其他省份發出求救的急函，調集糧款，運往山西之時，在山西本地人中，無論是留在老家的富商，還是旅居外省的富商，紛紛捐獻賑災款。在當時山西的各行業中，山西票號受災害影響最小，而且生意發展興旺如日中天，資金也相當雄厚，即使是在商界中，也首屈一指。因此，各大票號及股東就成為捐輸賑款的骨乾。據統計，當時晉中各家票號共捐銀12萬兩。蔚字五聯號的東家侯蔭昌捐出1萬兩，曾國荃曾為此送給他一塊“樂善好施”的牌匾。

喬致庸急公好義，慷慨解囊，獨自捐輸3．6萬兩白銀，在山西全省捐獻最多。他還在喬家堡大街上設立粥棚，供應災民。據說每天都要親自到粥棚檢查米粥的稠稀，標準是竹筷能插入粥中而不是浮在粥麵上方算合格。

晉商熱心於“大義”，絕不侷限於捐款救災之時，在近代救災的大潮中，也留下了他們的身影。清末民初，國難當頭，喬家募捐100多萬兩白銀，贖買礦權，還積極籌辦保礦公司，為全國各地紛起的保礦運動帶了頭。喬家積極參與保礦運動，使得喬家的忠義人格得以載入中華民族禦辱自強的輝煌史冊。

喬致庸的三子景儼“居恒儉素，卻華糜”，曾出資主持修了溥溪河的永和渠，可溉田千餘畝，對興學建校等公益事業也熱心襄助。他本人還懂醫術，經常為人免費診治，施捨藥物，因而很受鄉人敬重。他所經手診治的患者大都是窮人。他認為施捨藥物也是一種花錢辦好事的辦法，花了錢可以消災免難，比抽了大煙和dubo強得多。喬家大門口的栓馬石上常年拴著三頭牛，村子裡誰家需用就牽去，傍晚還回來就是。鄰裡有困難者，如有病無錢求醫，人段喪葬困難等，隻要上門求助，總可以得到幫助。

喬映霞光緒元年出生，是喬致庸次子景儀的長子，深得祖父器重。一生竭力重振家風．整頓商務，興建家宅。他思想開放，傾向推翻帝製的革命，在家鄉開風氣之先，帶頭剪辮子，動員婦女放腳，革除陋習，多有善舉。留在喬家堡村人最深的記憶，是喬映霞持一把剪刀在村裡追著人剪辮子的形象。可見他內心激盪奔放，對社會殷切的責任心，並冇有被自家的深宅大院所囿。他還在當地任過區長、禁菸委員會主任等職，帶人奮力剷除鴉片煙苗。不惜發生爭鬥，引來禍端。

此外，晉商積極輸糧草等軍用物資以補充軍屯和稅糧的不足，對保障軍需、開發邊疆，提高國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陝鹽商為反抗日本海盜入侵，曾選善射驍勇者500名作為商兵，協助防守揚州。隆慶元年（1567年）江蘇鬆江倭寇壓境，山陝諸商‘協力禦之’”。清初，晉商範氏兄弟又為清王朝輸送軍糧計百萬餘石，並出私財支援軍餉，其愛國之心可見一斑。

最突出是在清朝末年，晉商票號也已逐漸衰落，但卻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重，與全省人民團結一致，竭儘全力，與企圖獨霸山西礦權的英國商人展開了激烈抗爭，經過持續十多年的抗爭，晉商終於衝破層層阻力取得了勝利，保護了山西的煤鐵資源。

晉商票號齊心協力的保礦行動，稱得上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愛國壯舉，這次壯舉也被史學家稱為“彙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晉商以愛國濟民為己任，從而求得自身價值的最高實現。

晉商所追求的“創家立業”和“愛國濟民”的理想，作為一種智慧和思想財富，對我們今天的企業有著極大的啟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就是以利潤最大化為指向目標的，隻有這樣，企業才能得以發展但是，但這並不是企業的唯一價值目標。作為一個企業，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實體，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的存在，因而，他不可避免的要承擔各種相應的社會責任，作為企業，要想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不僅要創造經濟價值，取得穩定的高利潤，而且要創造社會價值，得到社會的認可。隻有得到社會的認可，纔可以獲得持續的發展。也就是說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要儘可能的承擔起對促進社會公正、增加社會福利、發展教育文化事業和保護改善自然環境的責任，從而把企業自身的發展融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中。

企業承擔起各種社會責任亦具有雙重意義。對於企業而言，可以為企業樹立起良好的社會形象，為企業創造更為廣闊的贏利空間，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者亦認識到了這一點。企業隻有“經濟力”和“社會力”合二為一，才能使企業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力。對於社會而言，有利於社會的協調發展和文明進步。企業號稱“經營之神”的日本著名企業家鬆下幸之助就曾指出，“健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利潤是不可缺的，但它終究不是企業追求的最終目標，企業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經營事業來謀求和提高人類的共同生活。”

8．先義後利，重合作而輕利潤

在喬致庸一生的經商生涯中，非常看重“合作”二字。無論是與競爭對手合作，還是與商業同行或者zhengfu官員的合作，他都信守一條準則——先義後利，重合作而輕利潤。

當他意外得到一張《大清皇輿一覽圖》後，萌生了冒著生命危險、南下疏通茶路、解救茶農的念頭。但由於財力所限，自己不能獨立完成這項工作。這時候，喬致庸首先想到了合作。這種合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並不是非常“平等”的合作，因為合作的前提是：做完生意後，如果合作方願意要銀子，喬致庸就連本帶利還給他們；如果合作方願意要茶葉，喬致庸就將銀子作價給他們茶葉；萬一生意失敗，則將喬家的全部生意抵押給合作方。這種“隻賺不賠”的合作方式，當然有人願意投資了。

喬致庸曆儘艱險，終於販回茶葉，並且北上恰克圖，將茶葉賣給俄羅斯商人，結果眾人分利，皆大歡喜。經過這次合作，喬致庸不僅賺取了大量銀子，更重要的是給商業同行留下“義大於利”的良好形象。

喬致庸決心進入票號業的時候，曾經對廣晉源大掌櫃成青崖說過這樣的話：“……廣晉源首創票號業，第一次讓商人們利用自己的信用而不是現銀，使走遍天下做生意成了一種可能……如果把這件事辦大辦強，讓更多的商家進入票號業，在全天下由眾多的票商織成一個廣大無邊的信用之網，讓大中小商家皆能以這個網為依托，憑信用做生意，就能實現晉商前輩一直夢寐以求的貨通天下的理想，做成天下從來冇有過的大生意……”

喬致庸一心進入票號業，看中的並不是其中的利潤，而是希望振興大清朝的商業。但要想真正做到彙通天下，一己之力顯然不夠，因此他反對廣晉源一家畫地為牢，希望天下的生意由天下的商人一起來做，這其中也包括那些資金比較少的商人。

正因為喬致庸具有“輕利潤，重合作”的經營思想，又為商界樹立了誠信的榜樣，因此每次做那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生意時，總會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從未陷入過單槍匹馬、孤軍作戰的困境，而是創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驚人業績。

見利忘義者是成不了企業家的，一個真正的企業家必須是利物、利他、利人的，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這樣的企業家纔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當義與利發生矛盾時，義先於利；既要反對重義輕利，也要反對利先於義。這是對義利關係的正確處理。健康完整的經濟人格是“義利並重”，講究“義利合一”。《周易》就強調“義利的合一”，即按照陰陽互補的原理，使“利”和“義”這兩個對立的東西和諧統一起來。

見利忘義是小智慧，這樣的商人永遠是一個小商人，因為他失去了義；舍利取義是大智慧，這樣的商人有大氣，因為他得到了義，即得到了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蔡繼有是香港新華集團董事會主席，是香港有名的海產大王。蔡氏家族主要經營出口急凍海產、冰廠，此外還有糧油、地產、貿易等業務。新華集團20世紀80年代後成為大型跨國企業，蔡氏家族資產估值已超過30億港元。奠定集團貿易堅實基礎的是與日本人的海產生意，蔡繼有為建立與生意夥伴的友情，犧牲了不少利益。

蔡繼有原籍廣東中山縣，1929年生。蔡氏的祖先世代務農，家裡一直比較窮。

從1950年開始，21歲的蔡繼有做起了海產生意。他先向鄉親們賒購海產品，運到澳門出售之後再結賬，從中賺取差價。

1954年蔡繼有到澳門做生意，次年他的妻兒獲準到澳門與他團聚。一家人從澳門販些魚類、海產到香港去賣。1957年他在香港西環的貝介欄市場開了“華記欄”，做起了漁欄的批發生意。到了60年代，他的生意做得不錯，但還隻是小富而已。

蔡繼有真正大富起來，是在和日本人做海產生意之後。從他的經商之道來看，也是靠誠心贏得貴人支援的。

1965年，蔡氏在田灣租用一個4000多英尺的加工場，把貝殼類的海產急凍，再售給貿易商運銷日本。兩年後，為了擴大經營，蔡氏購入“華記凍房”，建立起海產急凍業的“橋頭堡”。

為了避免中間商從中漁利，蔡繼有決定自己直接和日本人做生意。但蔡繼有冇和日本人打過交道，能否成功也冇有底。他是那種敢想敢乾的人，打定主意後他拿了一袋凍蝦樣品，徑直來到日本一家株式會社駐香港辦事處，拜會辦事處負責人。日本這家公司知道蔡繼有的來意後，並冇有立即表態。

蔡繼有耐心地解釋為何要不經過中介商而直接與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因為這對雙方都有利。但老練的日本商人立即問道：“你能給我們什麼優惠條件？”

“如果貴公司有意合作的話，我們可以先收八折貨價，等你們收到我們發出的貨，驗收滿意後，再交餘款。”

在當時，隻付80%的貨款是很優惠了，而且剩下20%蔡繼有讓對方感到滿意後再付，更是心誠之表現。日本商人很高興地握著蔡繼有的手說：“你的條件確實比一般人優惠，看得出來，你是誠心誠意要和我們做生意。既然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我們決定和你做生意！”

在生意上，蔡繼有常常考慮對方的利益，日本這家株式會社的人對蔡繼有非常信任，日本人覺得蔡繼有講信譽、重友情，就與他做生意。他們之間的生意越做越大。這樣，蔡繼有成功地打開了直接運銷海產品到日本的渠道，生意越做越紅火。蔡氏家族的生意上了正軌，此後才真正大富起來。

在合作的事業中，重承諾，守信用，是對合作者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也是最為基本的要求。如果你的合作者連這一點最起碼的商業道德和做人道德都不講，那麼，你們合作的事業就離失敗不遠了。所以說，在現代社會裡，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信用、信譽是商人價值連城的無形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