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經商,經營的是自己的帳本;而強者經商,經營的是自己的心態。強,是一種氣質;強,是一種風骨。自強不息的強者心態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也是一個人最優秀最基本的品格。晉商的崛起和發展就是這種精神的真實再現。
1.自強不息的實踐品格
《易傳·乾卦》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說,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應該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當崛起的晉商們穿著簡樸的衣服,吃著簡單的食物,唱著悲愴的“走西口”,白手起家、曆儘艱辛之時,正是因為具備了自強不息的實踐品格,才使得他們能戰勝大漠風沙、崇山峻嶺、浩瀚大海等種種艱難險阻,讓自己的腳步遍佈廣袤的歐亞大地,南至香港,北到西伯利亞,東起大阪,西達喀什噶爾,經營的行業不勝枚舉。難怪晉商自稱: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足跡。正是這種精神促成了晉商的崛起,同時也成為晉商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與動力源泉。
最開始崛起的晉商始祖,大多數出生於貧苦農家,由於他們不甘心守著貧瘠的土地過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困苦生活,又不忍也不願傾軋鄉親同胞,便把目光投向了家鄉以外的遼闊天地,試圖開辟出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最後他們選擇了走商路。晉商不懼艱辛,千裡跋涉,越過沙漠,穿過草原,從白手起家受雇於人,到後來做小本生意,再到最後發展成為腰纏萬貫的巨賈大商。若冇有自強不息的實踐品格,這些恐怕是萬萬做不到的。
祁縣喬家的祖先喬貴發,就是被生活所迫走上了“拉駱駝、走西口”的道路,經過幾年艱苦生活的磨鍊,終於攢下一點小錢開了間豆腐坊,開始了做買賣的生涯。到後來,他生意越做越大,從現貨交易絲綢、布匹、雜貨、糧、油等到農產品的期貨交易,從商品買賣到“銀錢買賣”,最終成為富甲一方的钜商。靠著自強不息的精神,喬家幾代人在創業中戰勝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發家致富以後,仍然堅守著這種精神並一以貫之。
奔波於“茶馬之路”的晉商,販茶於福建、湖南等地,銷售於大漠之北。夏季頭頂烈日,冬季餐冰飲雪,更甚之則“饑渴勞病,寇賊蟲狼,日與為伴”,年複——年來往於商途,再加上交通不便、郵遞落後,其間的辛苦和酸楚實在是說不完、道不儘,多少晉商一生都是在漫漫商途中度過的。那些活動於蒙古、俄國、日本的晉商,更要適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語言上的障礙,如果他們缺乏自強不息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商途剛開始時恐怕就已經退縮了。所以說,晉商能在商海縱橫馳騁500年,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真實寫照。
俗話說:“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世界上冇有不能成功的事,隻有不願意走向成功的人。翻開古今中外的史冊,不難發現,那些經營致富的成功者,並冇有相對優越的條件,他們同樣隻靠一雙手和兩條腿。論學曆,不少富翁發家之前都冇有受到過完整的教育,甚至有不少是學徒或夥計出身;論背景,多數發跡者出生於貧苦家庭,從小就受儘了生活的困苦,嚐盡了辛酸。但最終他們成功了,用一句話即可道出其中的真諦:他們都能胸懷必勝的信念,始終堅持自強不息。
她是—個極為普通的女性,卻譜寫了一個又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生活中,她是一個積極、樂觀、向上、有愛心的人;工作上,她又是自強不息、不斷進取的典範。她,就是仙居藝都禮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顧蘇珍。
20世紀80年代末,剛剛從台州師專畢業的顧蘇珍來到一所中學,當了一名英語教師,成為教壇新秀,生活也過得幸福美滿。有一天,當了六年英語老師的顧蘇珍突然萌發了—個念頭——下海經商。從小就喜歡挑戰的顧蘇珍並冇有太多的顧慮,就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當時,仙居的工藝美術行業是朝陽產業,顧蘇珍看準了這個行業,自己研製了幾款紗布做的布娃娃樣品,尋找機會參加了廣交會。由於她的布娃娃樣式精美,很容易吸引彆人的眼球,再加上她有著紮實的英語功底,在廣交會上,顧蘇珍與客戶溝通得十分融洽,於是輕鬆地就談成了一筆萬元的訂單。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顧蘇珍的創業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訂單雖然簽了下來,可是生產還冇有準備就緒,這讓她感到很頭痛。
除此之外,由於她是白手起家,添置生產設備需要資金來週轉,資金短缺成為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湊夠資金,顧蘇珍一天到晚到處奔波,東拚西借終於籌到了辦廠的啟動資金。資金一到位,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趕工了。為了按期完成訂單,顧蘇珍和員工們徹夜不眠地工作,總算按時完成了所有的訂單,賺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也許是好事多磨,也許是上天在考驗顧蘇珍的耐心和毅力,當她把貨拿去讓對方驗收時,外貿公司的回覆居然是“貨不合格!”顧蘇珍就如當頭捱了一棒,幾個月的不眠不休和日夜奮戰,難道就換回來一句“貨不合格”嗎?她當時就愣住了。不甘心失敗的她不顧勞累馬上回到廠房重新趕貨,經過第二次仔細地加工,這批貨終於成功地通過了驗收。
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顧蘇珍的企業慢慢地走上了正軌,規模也在逐步地擴大。不過,她並冇有就此滿足,而是朝著更大的目標邁進。2006年,顧蘇珍又把眼光投向西部,並在西北地區的繁華地段阿壩州客運站投資建設了一座麵積為2600平方米的賓館,以方便遊客,支援大西北。
顧蘇珍的創業之路離不開她自強不息的精神。商場風雲比起戰場風雲有過之而無不及,它變幻莫測,到處充滿了艱難和危險,很可能這一秒你在天堂,下一秒就已到了地獄。不能承受失敗,就不會有崛起;不能接受打擊,就不會有發展。成功的道路上總是充滿荊棘,如果經商的人冇有自強不息的精神,那就一定不會取得大的成就。
2.崇重商業,勵誌為賈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士農工商”的四民中,士為首等,商為末等。商人在社會上受到人們的歧視,屢屢遭遇的冷遇使經商之人被壓得透不過氣來,人們但有三分奈何也是謀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這種“四民”觀念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雍正皇帝硃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可見山西人經商風氣的盛行,傳統的“士農工商”職業排序觀念在山西發生了變化,人們把商業排在了各業之首。這種觀念和風氣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末舉人劉大鵬說:“近年吾鄉(太穀縣)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商業為甚重,才華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且有既遊庠序竟棄儒就商者。亦謂讀書之士,多受饑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豐裕也。”
有一些民謠也反映了當時山西人的觀念和風氣:“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良田萬頃,不抵日進分文”;“要想富,莊稼帶店鋪”;“買賣興隆把錢賺,給個縣官也不換”。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出現應考之童不敷額數的現象。劉大鵬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俾學商賈,謂讀書而多困窮,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他省不知也。”這是山西人重商帶來的一個社會現象。
晉中一帶的老人們常教兒孫一首歌謠:“咚咚喳,娶來了,俺的女兒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糞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號裡的掌櫃的。”在這種利益的熏陶和教育下,十四五歲的男孩就進字號學習生意了。
山西榆次常氏八世祖常威,在商鋪林立的張家口開設了常家第一個商號“大德玉”,生意興旺,逐漸成為晉商中的大戶。常威在自己苦心經營商業的同時,他還精心培養他的孩子們,讓他們成為商業能手。
常威先是將大兒子常萬已帶在身邊,讓他學習經商。在商海波濤中,常萬已耳濡目染,很快成為精通商務的行家裡手。三子常萬達從小聰明好學,一直留在老傢俬塾中學習,經曆了十年寒窗之苦,考取進士很有希望。常威回鄉後,經過瞭解,發現常萬達的品德與學業皆非庸俗之輩,處處高人一著,如果搞商業同樣一定會有所成,就執意讓常萬達棄儒而繼承父誌,走商賈道路。結果,常萬達和常萬已一樣,均不負父望,弟兄二人很快都成了晉商中的佼佼者。
時至今日,山西人仍有“棄儒從商”勵誌為賈的典範,姚增起就是其中的一個。幾年間,這個山西人將一個小小的軟件企業折騰成中國最大的軟件批發商——北京正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或許家鄉人不一定知道他現在掌管著一家知名的軟件公司,但一提起姚增起,許多人還記得當年曾經為全鄉學生做學習輔導報告,後來跳級上大學、讀碩士、攻博士,一路飛奔的那個聰明的學生。這個聰明的學生再次演繹了當年晉商“子弟優秀者學商”的風氣。
1978年,15歲的姚增起跳級考上中國科技大學,進了無線電係自動控製專業。本科畢業後姚增起就順理成章地考上了中科院自動化所的碩士以及博士。到1988年他25歲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候,他才發現對自己所從事的控製係統研究並不是真的感興趣。對於自己,一向能領先爭第一的姚增起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茫和困惑——我應該乾什麼呢?
在那段困惑的日子裡,他看什麼都很模糊。許多同學都出國了,但自己就是冇興趣;專業研究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了,但就是提不起精神;要說搞個公司吧,又不知從何處下手。一個偶然的機會,姚增起買了個“好易通”之類的東西,覺得還挺好用,可就是價錢太貴了。能不能開發一種便宜的專門針對學生市場的呢?他頓時來了精神,覺得創業的機會到了,趕緊出去進行市場調研。可一調研才知道,當時自己根本做不起——這樣的產品光開一個模就要15萬元,算了吧。
想想做軟件應該成本低一些,於是姚增起將目光移向了辭典軟件,準備創辦公司,要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於是一向發怵與工商稅務等部門打交道的姚增起也開始研究如何進行企業運作。就這樣北京正普電子技術公司於1993年8月誕生了。
公司開張後,姚增起便開始琢磨各種各樣的軟件。由於與自動化學報很熟,他先替編輯部編了一套管理軟件,邊用邊修改,最後形成產品。令他意外的是,這種管理軟件最後居然以每套880元的價格賣出去了100多套。隨後,他自己開發了信封列印軟件,又賣出去了幾百套,接著又琢磨信函廣告軟件,同時還賣過遊戲手柄、股票卡……小小的公司總算滾動起來了,但姚增起的心中依然冇有燃起期待已久的激情。
如果姚增起隻是滿足於每年二三十萬的獲利,那肯定就冇有今天的姚增起和如此規模的正普公司。當時市場上普通軟件價格約五六百元一套,而遊戲軟件光盤猛降到60多元的水平,這讓姚增起看到了機會——軟件將會在短時間內迅速進入家庭,軟件市場上原有流通銷售渠道肯定會出現巨大的空缺。於是正普公司開始在媒體上打出廣告開展軟件郵購業務,由於軟件的巨大市場需求,很快姚增起發現正普做郵購還隻是“小兒科”,乾脆轉向做批發吧。
1996年起姚增起率領正普公司大規模介入軟件市場,從軟件銷售渠道的建立著手,設立正普軟件銷售組織。經過5年的發展,目前已經形成全國6大軟件批發中心架構,及遍佈全國的3000餘家代理商的銷售網絡,所擁有的代理商總數居同行首位。目前正普公司在中國軟件銷售市場的份額超過15%。隨著INTERNET在技術及應用上不斷成熟,正普公司又及時啟動了自己的網絡戰略,開發出自有品牌2688係列商務軟件。
彷彿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靈感,姚增起終於找到了運籌帷幄的感覺,也在多次的往複震盪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好男兒誌在商界。他發現企業家的任務就是對社會資源的整合,而他所擅長的正是此項。
在中國封建社會,人們的價值取向一般是讀書做官,重名輕利,不屑經商。而當時的山西整體民風卻是以商為本,晉地人崇重商業,勵誌為賈,具有濃厚的商業意識。這種崇商思想作為社會風氣滲透於民眾意識之中後,變為一種自覺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追求。晉商這種以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學而優則商”的觀念,在今天看來,仍是一種先進的文化,對於強國富民有著積極的意義。
3.賺得起也要賠得起
經商就如同一場遊戲,許多事情都難以預料。在這場遊戲裡,誰都不可能是永遠的贏家,即使再有本事、實力再強,也難免會出現失手的情況,但既然決定要玩這場遊戲,那就一定要有賠得起的心態。一個真正的商人,必然是一個超脫於金錢利益的人,隻有賺得起也賠得起的商人,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晉商就是具備了這種良好的心理素質,無論輸與贏,對他們來說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了這樣的心態,風浪再大也不怕。
清末時期,國家內憂外患,清zhengfu風雨飄搖,搖搖欲墜。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晉商卻憑著自己創辦的“彙通天下”的票號金融體係,彙天下之資,通天下之財,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要知道,山西是偏遠荒僻的小縣城,為什麼晉商能有這麼大的號召力使全國各地遠遠近近的異鄉人甘願把錢彙集到這裡來呢?
晉商深知:做生意就一定要有賠得起的心態。他們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虧待彆人,就衝這一點,就足以讓異鄉人放心地去彙錢了。晉商喬貴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包頭的時候,喬貴發把錢預付給那些無錢買生產資料的農夫,讓他們開墾田地,而且提前付訂金,將他們農作物的收成包買下來,到秋天的時候再運出去賣掉。這是一樁風險很大的期貨生意,造福於農民,他也因此獲利。但後來因為糧價暴漲而一夜破產,數十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喬貴發原本可以一走了之,但他不願虧待農民兄弟,便把錢如數付光,一個人踏上了還鄉之路。
庚子之亂時期,票號無一倖免地遭劫,在劫後爆發的擠兌狂潮中,為了不讓人們丟掉自己的血汗錢,祁縣、太穀、平遙三幫晉商連手應對,調集資金進行彙兌,幾乎傾家蕩產,上演了一幕驚天動地的“賠得起”大戰。
喬貴發與秦姓在包頭經商發跡之後,秦某就在原籍買地築房,過起了財主生活。結果坐吃山空,再加上秦氏子弟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漸漸導致人不敷出,便從包頭商號內抽股出去,結果又被揮霍一光。喬家便把秦家抽出的股全部補進,最後,喬秦兩家的複盛號14個財股中,秦家隻占有一厘二毫五。而喬家發跡後,隻是在舊院裡蓋了個四合院,因為喬貴發深知,買賣有賺就會有賠,既要賺得起也要賠得起。生意興隆的時候,他便把銀子積存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晉商從他們的大氣向人們詮釋了“賠得起”的真正含義。做生意就要賺得起也賠得起,這是一個經商者應有的氣量。賺錢了,固然值得慶賀,但賠錢了,也無需意誌消沉。既然選擇了經商,就要時刻作好承受破產的準備。相信隻要你堅持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的原則,大膽地闖,大膽地乾,終會取得成功的。
我們常說一句話:“錢財乃身外之物。”生意場上瞬息萬變,市場行情大漲大跌是家常便飯,對於經商者來說,都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是常勝將軍。激烈的競爭要求生意人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有較強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說,不僅要有賺錢的心態,也要作好賠錢的準備。一個能夠賠得起的商人才能百折不撓,穩操勝券,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1989年,年僅27歲的史玉柱放棄令人羨慕的工作下海經商。經過艱辛的努力,他開發出自己的第一個產品——漢卡,但是卻冇有資金做廣告。為了自己的理想,史玉柱孤注一擲,他向雜誌社提出先打廣告再交錢的要求。也許是上天眷顧他,雜誌社同意了他的請求。就這樣,他為了隻有4800元的產品做了8400元的廣告,不過幸運的是,史玉柱贏了。一個月後,他的口袋裡有了10萬元人民幣。接下來,他成立了巨人公司,規模一天比一天壯大,六年後,史玉柱成為《福布斯》富豪榜內地富豪第八名。
到了1996年,由於管理不善,再加上投資保健晶和房地產失敗,巨人集團以驚人的速度盛極而衰,資金告急。媒體步步緊逼地報道巨人集團的財務危機,客觀上進一步封堵了史玉柱的迂迴餘地,巨人集團已經名存實亡。
俗話說,高處不勝寒。一落千丈的史玉柱由昔日叱吒商場的風雲人物變為一個身負幾億元債務的全國“首負”,這個打擊無疑是太大了。此後,史玉柱銷聲匿跡兩年多,直到2000年又在媒體露麵。
他和巨人的原班人馬又一次開始創業,成立了健特公司,試圖東山再起,做的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腦白金業務。腦白金在短短數年之內迅速占領了中國市場,史玉柱又一次創造了一個傳奇。
2004年,史玉柱又轉戰於網絡遊戲,成立了上海征途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在很多人看來,在網絡遊戲滿天下的時候致力於開發遊戲實在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可是,史玉柱的《征途》卻帶給了網youxing業—個新的震撼——2006年,《征途》成為網遊界最成功的一款網絡遊戲,給網遊玩家帶來全新的體驗。此後,巨人的上市,也為美國股市掀開了曆史性的一頁,它成為在美國主機板上市的第一家網絡遊戲公司,也創造了中國民營企業赴美上市的新紀錄。此次上市,巨人網絡共獲得8.87億美元融資,公司初始市值達39億美元,一躍成為全球超級網遊公司,地位直逼國內最著名的盛大和網易網絡公司。
有人說過,一個人被打倒並不可怕,關鍵是被打倒後能否重新站起來,而且站得比以前更直更挺。如果一個經商者認為自己隻能賺得起、不能賠得起,那最好不要選擇經商這一行。經商的道路上處處存在陷阱,處處存在危機,冇有永遠的贏利。麵對困難時,大多時候內心要承受煎熬——堅持雖未必勝利,但放棄必然失敗,經商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能夠承受這種煎熬。
4.經商是榮宗耀祖的事業
世人有這樣的印象:西方人熱衷於並善於經商,而東方的中國人則是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土地上,像老黃牛一樣終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勵經商,而中國的整個文化傳統貶低、壓製、摧殘經商活動。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既有儒家的重義輕利傳統,又有源遠流長的經商傳統,並且形成了極其豐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晉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人雲:“民以食為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道出了吃飯穿衣是人之本能要求和人倫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來,經商與其他行業一樣,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職業。
山西柳林縣《楊氏家譜》有這麼一段話: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日是當儘一日之勤。業不可廢,道惟一勤。功不妄練,貴專本業。本業者,所身所托之業也。假如側身士林,則學為本業;寄跡田疇,則農為本業;置身曲藝,則工為本業;他如市塵貿易,魚鹽負販,與挑擔小買賣,皆為商賈,則商賈即其本業。此其為此,雖雲不一。然無不可資以養生,資以送死,資以嫁女娶妻。……無論士為、農為、工為、商為,努力自強,無少偷安,則人力定可勝矣!安在今日貧族,且不為將來富矣!
許多山西商人把經商作為樹基業、榮宗耀祖的事業來看待。雍正二年,山西巡撫劉與義在給朝廷的一個奏片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以故士風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劉與義在給皇帝的奏疏中,對當時三晉的人才觀所作的精辟分析:一流人才經商,二流人纔到衙門做事,三流人才方讀書應試。雍正皇上就在這個奏片上留下禦批,為山西的社會地位重新排了順序,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
如此重利輕名之念形成於大一統的明清,此時的山西政治氣候冷漠沉寂,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貿異常活躍繁榮,人才濟濟,群賢畢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間平遙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創立票號以後,晉商在全國呼風喚雨,彙通天下。以至後世俊秀,爭相攀效,多入商界發展,三晉由此成為海內最富。
晉地大儒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慨歎:“近十年吾鄉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至有既遊庠序,竟棄儒道而就商者,亦謂讀書之士多受饑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豐裕也。當此之時,為商者十**,讀書者十一二,餘見讀書之士,往往羨慕商人,以為吾等讀書,皆窮困無聊,不能得誌以行其道,每至歸咎讀書。”由此可以看出,晉地重商的風習既濃厚又普遍,“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令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顯說:“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故利以義製,名經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由於這種觀念上的獨特與前瞻,山西人在行動上就顯得坦蕩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餘,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練達,頗有才華,棄儒就商,開始創造了侯氏的輝煌。侯培餘開設帶有“蔚”字的蔚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商號。道光初年,侯培餘又適應市場變化,把蔚字號均改為票號,又經過其子侯蔭昌的大力經營,業務飛速發展,使蔚字號成為國內著名的票號。
生意興旺的同時,侯培餘在舊堡東門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處宅院,個個巍峨華麗,前庭後院,過廳書房,富麗堂皇。新堡新院過廳有一副對聯:“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這副對聯形象地道出了培餘讀書治家理財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兩“好”之間的取捨標準。於是,一批又一批三晉才俊之士毅然決然地棄儒就商,走出了一條新型的人生之路。無論是已入國子監就讀的監生,還是已在府、州、縣學考取的庠生或諸生,皆義無反顧地棄文經商了。那些尚未入學的孩子,也把經商視為成才之路,而非讀書做官這一條途徑。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常維豐極具才能,辦事乾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
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晉商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長達500餘年商業活動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場,今天已無法確切地統計,但在明清時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則是有史料依據的。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就曾以“海內最富”四字來指稱山西,鹹豐初年山西晉中地區家產逾百萬者多達數十家,時人估算其額過億兩,比清zhengfu的國庫庫存量還多。這種把經商作為一種基業,作為榮宗耀祖的事業來對待,正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5.勇於開拓,多元經營
晉商經營的行業很廣泛,有“上自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之說。從其經營的行業來看,大致有茶業、絲綢業、煤炭業、糧食業、棉布業、木材業、棉花業、絨貨業、顏料業、鹽業,等等。他們以經營傳統行業安身立命,附帶發展其他行業,在經營的過程中互為補充。因此,晉商不僅店鋪遍設全國通都大邑,而且經營範圍遠涉日本、西亞和俄羅斯等地,控製瞭如鹽、鐵、茶、絲綢等多個行業。
明清時期,晉商是實力最雄厚、經營最為多元化的地域性商人團體,與江南的徽商齊名。山西人的經商地區包括蒙古、俄國、內蒙古、新疆、關東地區,等等。晉商用緞、綢、布、絹、棉花、針線、米、鹽、糖、果等交換蒙古人的馬、牛、羊、騾、驢、羊皮、皮襖等。互市獲利甚豐,吸引了許多山西人走西口,這種貿易在清代之後仍非常繁榮。正是在這種相互的貿易往來中,晉商以其獨到的商業眼光將其商業經營發展為多個行業並進的局麵,實現了其多元化經營,包括糧食,棉布、棉花、絲綢、菜、絨貨、顏料,煤炭、鐵貨、木材、菸草、馬尾、人蔘、油、紙張、乾果、雜貨、銅、錫等,同時也發展起了作為經紀人的牙行。晉商商業活動的地域範圍和行業涉及範圍之廣,令其他商幫望塵莫及。
明代中期之後,晉商在鹽業中逐漸失去了優勢,於是他們轉向了多元化經營,後來又轉向票號,創造了一次又一次輝煌。這正是晉商的與時俱進思想的最好體現。清初,康熙出兵新疆,平定準噶爾叛亂,晉商再次充當了運送軍糧、提供後勤服務的角色。康乾之後,北部邊境出現了多民族和睦相處的局麵,晉商以其敏銳的目光,及時捕捉市場資訊,很快從提供軍需和邊境貿易轉為多元化貿易。晉商根據畜牧業的特點,除了進行邊境集市貿易之外,還在舂夏之交車載綢布、茶葉、菸酒、金屬工具等深入蒙古大草原。他們並不收取牧民的費用,而是由此摺合成幼畜,並仍由原主代養。等到秋冬時節,寄養的牲畜長大了,纔去收繳回來趕回到內地。如果收購的牲畜價值多於牧民的欠款,則發給蓋有商號印章的“錢帖”,以後晉商再來時可以憑帖購物。這種靈活的經營模式為他們的多元化經營建立了獨特的信用體係,使其商業得到了迅速的擴張與發展。
晉商中一些豪商巨賈,其投資經營都是采用“廣開財源、多種經營”的辦法,很少看到經營一項終身不變者。比如,太爺縣的曹家“三多堂”,由起家時經營豆腐坊、種菜,發展到經營釀酒業、雜貨業、典當業,後來隨著資本增多,又經營起了綢緞莊、錢莊、票號、皮貨行、顏料、藥材、糧店,等等。還有祁縣渠家長裕川茶莊,從清代中期創辦,至民國二十年(1931年),專營茶葉達l50餘年。民國二十年開始經營食鹽,由江蘇淮北鹽場起運,沿長江運往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並在漢口花費40萬元購置碼頭大型倉庫一座,用於儲藏食鹽,兼營倉儲業務。同時,與太穀縣的王岐山合辦夏布莊。從四川的成都、重慶、隆昌、榮昌等地進貨,運往上海、北京、青島等地行銷,甚至遠銷朝鮮、蒙古等國。
在動盪的時局中,能根據局勢作出及時的調整,是一家企業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晉商不愧是識時務的俊傑,他們的商業才能在多元化的經營中得到了最佳施展,在變中求存、求發展,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商業盛世。
對於現代企業管理者而言,多元化經營戰略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企業要想保持優勢,就必須依據自身條件,專注於某個領域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以此為核心的多元化發展,從而形成自己立足於市場的獨特的優勢。
菲利浦·莫裡斯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程度非常高的公司,這家以萬寶路香菸而聞名的、原來主營菸草的全球最大的菸草生產商,可謂資金雄厚、財大氣粗。然而,20世紀50年代末;西方國家禁菸運動不斷興起,菸草銷售量下降,菸草公司同時還受到社會公眾的批評和抑製。在這種背景下,菲利浦·莫裡斯公司也麵臨著困境。為了保障公司的投資報酬率,決策者決定實行市場區域和經營領域的戰略轉移,通過兼併打開多元化的局麵。
1969年,菲利浦·莫裡斯公司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兼併改組。出乎人們的意料,他們並冇有選擇當時的一些熱門行業,而是以1.3億美元收購了國內市場份額排名第七的米勒啤酒公司53%的股份,第二年又購進了其餘股份,從而完全控製了米勒啤酒公司。隨後,菲利浦·莫裡斯公司挾重塑萬寶路香菸晶牌並使之名揚天下的餘威,多方麵全力打造新米勒啤酒。如1975年推出的一種低熱量的啤酒MillerLiter,就受到了消費者的熱烈追捧。經過多年的努力,米勒啤酒的市場份額在1979年大幅度上升至21%。隨後,菲利浦·莫裡斯公司又進行了一係列的收購兼併。這不但使菲利浦·莫裡斯走出了困境,反而得到了更好的發展,最終成為一家擁有菸草分部、食品分部的大眾消費品生產商,甚至其食品的銷售額已遠遠高於菸草的銷售額。
菲利浦·莫裡斯靠多元化的發展戰略有效地規避了菸草生意的困境及風險,這同時也帶給了現代企業經營者一些思考與建議。
企業的多元化經營戰略既是企業資產重組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降低單一業務風險、迴避業務萎縮和獲得整體規模優勢的重要途徑。因為從事專業化經營,容易受到宏觀經濟不景氣的打擊,造成整個企業的虧損,甚至倒閉。而在多元化的情況下,就像把雞蛋放到不同的籃子裡一樣,在財務上的體現是風險由於分散而整體降低。這能夠避免經營範圍單一造成企業過於依賴某一市場易產生波動的弱點,使企業在遭受某一產品或經營領域的挫折時,能通過其他產品或行業的經營成功而彌補虧損,從而提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並儘量減少風險損失:。如固特異公司是一家專業輪胎橡膠公司,但20世紀8Q年代它又開始投資石油管道,因為根據調查發現,石油管道的銷售與輪胎的銷售正好呈反向波動關係,所以,不管處於任何時期,其中的一方都會為另一方降低風險,保證公司的正常運行。
當然,事物都有其兩麵性。企業在致力於多元化發展的過程中,還是有著許多困難的。表麵看來,多元化經營可以讓企業成長起來,可以增加抵抗風險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但實際上,多元化經營往往使企業增加更多的不可掌控的風險。如在企業內外環境複雜多變的競爭格局下,盲目多元化,急於擴張而步人陷阱就是比較常見的戰略決策失誤。在盲目規劃與發展下的多元化戰略不僅不能扭轉乾坤,反而是自挖陷阱,不僅增加了企業的各項管理成本,而且造成企業管理機構的臃腫和官僚化,導致企業的市場意識淡薄、對市場反應速度遲緩、企業內耗負擔加重、團隊內部非理性競爭和透支經營。所以,想要走多元化發展的戰略,管理者必須對時局作出全麵、理智的分析,不要盲目跟進。
6.學而優則商,商學互補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審時度勢,把握市場,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裡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從南國海濱到塞外朔方,萬裡逐利而動,經營誠信有篤,需要有非凡的才乾才行。此外還要能夠讀寫精算,瞭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風習,具備強烈的市場意識和資訊資源,能對時局及時進行準確的預測,擅長有效的公關交際……做到這些,商人必須是人中之強者、智者。這些經商素質,僅有勤勞和儉樸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厚重的知識底蘊來支撐。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賈為業”,重商不輕學,重學為經商,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走出了一條商學互補的路子,不斷為其商號培養出了德才兼備的子孫。繼承祖業,或棄官,或棄文,皆以商為本,200多年竟長盛不衰。
常氏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立後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經商多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人稱“南常”;常萬達創立“十大玉”商號,人稱“北常”,一南一北成為晉商中一支勁旅。他倆的堂兄弟常萬育,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他經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經商為榮。十二世常麒麟,已選拔貢,需赴京入國子監,但他棄儒為商。其子常繼豐,少年就學時,詞章粹美,但他考入國子監,後又實授“遊擊”之職,仍然棄官經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堅持以學保商,對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學貫經史,有經世之誌,參與著名的公車上書,一腔報國熱情不減;常運衡雖為袁世凱管過錢袋子,卻不醉心於此;常立訓曾被推為晉商領袖,他“蓋不以一時之致富為可矜”,麵對“千古未有之變局”,他接受了學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實業救國的新路子,久為晉商之楷模。
像常家這樣的“儒商”在晉商中不在少數。又如祁縣喬家“在中堂”,也一貫重視子弟的讀書,至今留有“讀書滋味長”、“百年樹人”的門額。在“映字輩”喬映霞主家期間,改變了傳統私塾隻教四書五經的習慣,增設了實用的數理化及文史,還有英語等課程,不僅其子弟可上學,喬家的媳婦也可聽課。待完成中學學業後,便外出上大學、留學。喬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當高,僅映字輩就出了兩名大學生,下一輩大學生就更多了。這些子弟學成後,大多依然繼承祖業,從事經商。為“在中堂”的發展傾心儘力,是其讀書的真正目的。
晉商普遍注重子弟的書本知識學習,更注重其經商才能的培養。他們一般在子弟學習了一定的書本知識後,便讓其涉足經商,在商海中,讓其增長知識。他們深知,書本知識,尤其是那些隻注重修身養性、內心感悟的內容,是難以產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無涯,對知識和智慧的需求是無限的,僅僅從書本上,是不能學到致富的知識的。隻有直接麵對市場,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場。因此,晉商子弟,早早就“棄仕而就商”,“挾資運遊”了。他們以先輩為榜樣,在市場這所大學校經數十年的礪煉,具備了繼承和發展祖業的才乾,並承擔著培養接班人的重任。
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輕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在其《退想齋日記》中也承認:“餘於近日晉接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學而優則商,造就了一個個世商巨賈,也造就了精明、誠信的晉商群體。在官本位的社會中,學而優則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異類更是新生。當重商成為時代的強者的時候,財富時代就來臨了。晉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無疑有“學而優則商”之功。以商為本,以商選人,晉商豈有不興之理?
有學識,有謀略,眼界廣,善決斷,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與成功的距離,在生意場上少走彎路。一個學識粗淺、見聞狹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樣設置場麵,創造氣氛,也不知道怎樣招攬顧客,更不知道怎樣樹立自己的信譽,衣飾粗俗,出口粗話,這樣,顧客未進門也許就給嚇跑了,還能賺什麼錢?
7.未雨綢繆,在危機中求生存
山西惡劣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山西人吃苦耐勞、勤儉持家、不畏艱險的特質。山西人善於節儉,今年的收成絕不會今年吃光、用光,他們懂得細水長流、有備無患地過日子。而這都源於他們常懷危機意識。晉商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就算是在順境中,他們也要為自己預留後路,而不致哪一天“敗走麥城”時過於被動。《書經》有雲: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在這樣的意識下,晉商把生意一步步地做大了。時至今日,晉商的這種未雨綢繆、防範風險的意識,早已滲透到了很多生意人的頭腦中。
晉商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一直都發揚著“準備充足,謹慎將事;人棄我取,薄利多做;維持信譽,不弄虛偽;小忍小讓,不為己甚;對待‘相與’,慎始慎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多種經營理念。這其中便體現了晉商的危機意識、誠信、不跟風等現代經營思想,而時刻保持危機意識,做到有備無患是他們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漢書·息夫躬傳》也有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由此可見,經商者具備居安思危的意識是多麼的重要。
在世界汽車行業中,每80輛轎車中就有一輛是“本田”牌。然而使本田公司首先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從而揚名天下的,還是本田摩托車。在汽車工業界,本田技術研究工業公司在日本國內排名第三,但在摩托車工業界,本田技術研究工業公司不僅在國內是龍頭老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1991年,本田技術研究工業公司的摩托車產量為130多萬輛,印有“HONDA”標誌的摩托車飛馳在世界各地。
早在70年代初,正當本田牌摩托車在美國市場上暢銷走紅時,總經理本田宗一郎卻突然提出了“東南亞經營戰略”,倡議開發東南亞市場。
當時,摩托車激烈角逐的戰場是歐美市場,東南亞則因經濟剛剛起步,摩托車還是人們敬而遠之的高檔消費品。公司總部的大部分人對本田宗一郎的倡議迷惑不解。
這個戰略是本田經過了深思熟慮的。他拿出一份詳儘的調查報告向人們解釋:“美國經濟即將進入新一輪衰退,隻盯住美國市場,一有風吹草動我們便會損失慘重。而東南亞經濟已經開始起飛,按一般計劃,人均年產值2000美元,摩托車市場就能形成。隻有未雨綢繆,才能處亂不驚。”
大約過了一年半的時間,美國經濟果然急轉直下,許多企業的大量產品滯銷,幾十萬輛本田摩托車也壓在庫裡。然而天賜良機,與此同時,東南亞市場上摩托車卻開始走俏。本田立即根據當地的條件對庫存產品進行改裝後銷往東南亞。
由於本田公司已經提前一年實行旨在創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經營戰略,所以產品投入市場後如魚得水,這一年,和許多虧損企業相比,本田公司非但未損失分毫,而且創出了銷售量的最高紀錄。總結了這一經驗,從此,本田公司形成了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經營策略。每當一種產品或一個市場達到**,他們就開始著手研究開發新一代產品和開拓新市場,從而使本田公司在危機來臨時總有新的出路。
古人告誡我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見,危機往往與“安樂”如影隨形,哪裡有“安樂”,哪裡就會潛伏著危機。無論是企業的運營,還是個人的成長,我們都必須明白:要想取得進步、得到發展,就應該時刻警覺危機、抗擊危機,於危機中奮發創新,讓危機成為前進的動力。
居安思危是經商者必不可少的心態。生意場上,隻有凡事小心謹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才能高瞻遠矚、運籌帷幄。
一個人隻要活著,就會時時、處處麵臨危機。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一家企業也是如此,冇有危機意識,或者缺乏危機意識,將會導致國家或企業的衰敗,不論其曾經是多麼恢弘、繁榮。
在遼闊的大草原上,一隻野狼臥在草上,正在勤奮地磨自己的牙齒。狐狸看到了,就對它說:“天氣這麼好,大家都在休息娛樂,你也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吧!”野狼冇有說話,繼續磨牙,準備把它的牙齒磨得又尖又利。狐狸奇怪地問道:“森林這麼靜,獵人和獵狗已經回家了,老虎也不在近處徘徊,又冇有任何危險,你何必那麼用勁兒磨牙呢?”野狼停下來回答說:“我磨牙並不是為了現在,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獵人或老虎追逐,到那時,我想磨牙已來不及了。如果我平時就把牙磨好,到那時就可以保護自己了。”狼是一種很聰明的動物,它們懂得未雨綢繆,在危機中求得生存。在狼群中,因自然衰老而死亡的狼在狼群中所占的比例極其微小,隻有1%~15%。通過這個數字,我們就可以想象到狼群的生存環境是多麼惡劣。所以,狼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為危險時刻都圍繞在它們身邊。隻要稍微放鬆,就有可能被獵人打死或者被其他食肉動物吃掉。
未雨綢繆、防範風險要從現在做起,而不是等風險來了之後再去應對,真到了那個時候,一切就都晚了。企業也是如此。商場的時局轉瞬即變,冇有危機意識,必會在安樂中被淘汰。每當談及華為集團的管理時,總裁任正非總是說:“活下去才行。”每年華為都把“活下去”作為部門管理人員日常危機管理的前提;把“活下去”作為每位員工的工作目標——這也是任正非對每個華為人的要求。他經常說:“我們今年可能活不成了,對手的研發隊伍可能已經掌握了比我們更好的技術;對手的新產品可能已經在發往商家的途中了;對手的銷售隊伍可能已經和我們的老客戶在商議擠掉我們的產品……你們必須要這樣想,時時刻刻都要這樣想,隻有這樣想,你們纔會知道接下來該乾什麼。”不僅是任正非,任何一位有遠見的領導者都會把危機感作為生存的第一意識。居安思危方能防患於未然;居安思危方能化險為夷。所以,當一家企業具有居安思危的精神時,即使在企業最困難的時候,它也能凝聚起員工的向心力共渡難關。華為集團正是依靠這種精神,才能在危機中化險為夷,一步步地壯大。
管理者如果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識,那將會為其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因為,當一個人在保持危機意識的同時,會激勵自己展現出無窮的生機和活力。也因此才能在工作上有所創新、有所成就。在德國奔馳公司董事長埃沙德·路透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巨大的恐龍照片,照片下麵寫著這樣一句警語:“在地球上消失了的、不會適應變化的龐然大物比比皆是。”英特爾公司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安德魯·葛洛夫有句名言叫“懼者生存”,這位世界資訊產業钜子將其在位時取得的輝煌業績完全歸功於這四個字。通用電氣公司前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韋爾奇說:“我們的公司是個了不起的組織,但是如果在未來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就將走向死亡。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時候達到最佳模式,回答是永遠不會。”因為競爭太激烈了,環境變化太快了,如果你還想看到明天的太陽,就不得不居安思危。
未來是不可預測的,而人也不是天天有好運的,就是因為這樣,無論你是做生意還是做人,都要有危機意識。危機意識使我們清醒,也會使我們創造出連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奇蹟。
8.賈可儒,儒可賈,儒賈相通
對於儒和賈,明清社會上的一般看法是“儒為名高,賈為厚利”,認為儒、賈追求的目標不一樣。但一些晉商卻提出了儒賈相通觀,他們認為行賈也可習儒,儒可賈,賈可仕,仕可不失賈業。
在晉地有句廣為流傳的歇後語,“秀才學生意——改邪歸正!”這是對“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視。視讀書做官為“邪”道,以致於在晉地出現了科舉應考的考生不足錄用數額這種極為少見的現象。這就在晉地大儒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晉人之所以敢對官本位和功名利祿意識發出挑戰,關鍵在於他們手中有銀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銀子比當官的要多得多!
經商能暴富,利益的強力驅動促成了晉人棄儒就商的風俗形成。因此,晉人讀書的目的與其他地區不同,子弟不願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謀求官位,而把對功名的追求用在了興生意上了。但晉地的棄儒並非完全放棄了讀書,而是把千百年讀書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徑變了。通過經商,也能光宗耀祖,揚名四方;通過經商,也能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通過經商,也能“捐官”,照樣享有讀書做官的榮耀。
晉人普遍篤信賈可儒、儒可賈、賈可仕,從事經商並不放棄讀書,而讀書不為做官而為滿足經商的需要,這種觀唸的更新無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當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人們依舊把“讀書做官”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時,晉地的子弟們早已在市場上奔波了。無論世代為商者,還是力耕僅足以溫飽的小家,都讓子弟不放棄讀書,但讀書是為經商服務的,並非以“讀書做官”為唯一的目標。
明代蒲州(永濟)商人王文顯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顯說:“經商與做官,儘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善於經商之人,雖處財貨之場,卻修有德之行,可謂圖利而不汙;善於做官的人,須遵循先哲教導,絕貨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義製,名以清修,各守其業。蒼天可鑒,照此辦理,子孫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讀書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濟)商人王瑤,就是經商而講信義,做買賣間隙就抓緊讀書。明代蒲州(永濟)商人楊光溥,生而聰穎,有誌向,幼讀《周易》,日夜勤學,用心甚苦,以家中負擔重不能專門讀書,隻好外出經商,然隨身攜書讀之,並將學習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書名《日用錄》。蒲州(永濟)人沈邦良,幼讀書,成績很好,後來經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陝甘,十分成功,但無論走到哪裡,隨身都攜帶一本《小學通鑒》,並能背誦如流,遇事常能引經據典。
還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楊繼美,因在儒學上很有造詣,曾被眾商推為鹽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國子監掌國學諸生訓導政令之官,官階從四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央直屬的國立大學校長。這樣的官職,要求在鹽場居住相當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眾,經眾鹽商推舉出任。鹽商祭酒既在同業中起斡旋、調解作用,又協助zhengfu推行鹽政,使所征鹽稅得以落實。楊繼美在揚州經營兩淮鹽業多年,他雖在商界,卻喜與讀書人交往,經常與他們高談闊論,研討經史,還常常贈送這些人銀兩。後來,在這些人當中有不少科舉得中做了官,仍與楊繼美保持書信往來,或一起敘舊。於是,江淮數千裡都聽說有一位楊繼美,士人不敢以商賈輕視他。
晉商對業商又能仕者,同樣認為是很榮光的事。明朝zhengfu為了補充財政收入,有鬻官製度,即按入資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職。蒲州鹽商展玉泉,經商致富後,便入資數百銀兩,得授河南商丘驛丞。官職雖微,他卻十分得意。臨行,囑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閒時可來看你。展家商業全交付於你,望你好自為之,不要辜負父輩的期望”。展玉泉雖然入資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卻很器重他的為人,並稱讚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經商世業。
展玉泉的經商能力在鹽商中是比較出眾的。當展氏由商而官時,他的同鄉、大學士張四維也認為:以展氏之才,出任職位很低的驛丞是大材小用,這一職務讓展氏乾是遊刃有餘。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清末舉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劉大鵬就承認,“餘於近日在晉接觸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晉商所具有的儒賈相通觀,使其不僅一味重利,還與官場建立了良好關係,甚至在晉商鼎盛時期“商而優則仕”、“仕而為商”屢見不鮮。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稱,而商人
中的鹽商、銅商等更與舊室王朝的命脈相通。山西票號創立後,晉商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彙兌
軍協餉、籌借彙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
按照朝廷的規定,晉商捐輸銀兩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當年日升昌的二掌櫃毛鴻(歲羽),為家族中祖孫五代人都換來了大大小小的頂戴。祁縣喬氏喬致庸的三兒子喬景儼執掌家政時也捐了個三品官賞戴花翎,以後又晉升為二品,為道員分省後補。晉商透過這種途徑,由商入官,憑藉官商結合的特殊身份,他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彆的商人無法得到的官場內幕訊息。
由於經商能賺來比讀書做官還多的銀子,晉地出現了“縣縣經商,人人皆賈”的現象。銀子使晉商的腰桿挺起來了,說話有分量了。經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樂,而且自己的銀子自己花起來順手、膽壯、氣盛。不像做官多花銀子就得昧良心貪汙受賄,上有天羅、下有地網、中間有人心,膽顫心驚、惶惶不可終日是輕的,下獄殺頭、妻孥充娼、誅滅九族者曆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雖然冇有官威,但通過“捐輸”照樣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擠讀書做官這座獨木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