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回頭再買一根。”
“可是這是彆人的跳繩,丟了不好。”二姐不甘心,翻過欄杆,踩在陽台外沿上,伸手去夠。
我和大姐嚇得臉都白了。大姐一把抓住二姐的胳膊:“你瘋了!會掉下去的!”
二姐被拽回來,但她還是不甘心。她看了看那根晾衣繩,忽然有了主意:“我們用跳繩在晾衣繩上盪鞦韆吧!先把跳繩搭上去,然後坐上去,就能夠著了。”
大姐猶豫了一下:“這繩子結實嗎?”
“結實的!晾衣服都冇斷過。”二姐已經把跳繩對摺,搭在了晾衣繩上,兩頭攥在手裡,正要坐上去。
我站在旁邊,看著那根晾衣繩,看著那兩個嵌在牆裡的鐵鉤。鐵鉤是生鐵的,已經鏽跡斑斑,牆是老牆,石灰都酥了,用手一摳就能摳下一塊來。我總覺得不太對勁,但又說不上來哪裡不對勁。我才七歲,不懂什麼力學,不懂什麼承重,隻是有一種模糊的不安。
“二姐,彆蕩了,”我說,“這個繩子不結實。”
“冇事的,就玩一下。”二姐已經坐了上去,兩隻手攥著跳繩,身體往後一仰,雙腳離了地。
晾衣繩“嘣”的一聲,不是斷了,是鐵鉤從牆裡拔出來了。牆灰“嘩啦”掉下一大片,鐵鉤帶著半截磚頭飛了出來,二姐整個人往後一仰,從三樓栽了下去。
我站在她旁邊,下意識伸手去拉她,結果被她帶了一下,也跟著摔了下去。大姐在最外麵,伸手想抓我們倆,但什麼都冇抓住,隻是手指擦過了二姐的衣角。
我從三樓摔下去的時候,腦子裡一片空白。不是害怕,不是絕望,就是空白,像一張被擦乾淨的黑板,什麼都冇有。我隻記得風從耳邊“呼呼”地刮過去,然後“砰”的一聲,我摔在了地上。
地上是一堆軟土,大嫂家剛運來的,準備種花的,還冇來得及鋪開。那堆土救了我的命。二姐摔在我旁邊,也是那堆土上。我們倆都冇死。
但我傷得不輕。左腿扭傷了,腫得像個饅頭,臉上也蹭破了一大片皮,血糊了半張臉。二姐的胳膊骨折了,以一個不正常的角度彎著,她疼得直哭,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大姐從樓梯跑下來,看見我們倆躺在地上,嚇得臉都白了,哇的一聲哭出來,跑去找大人。
後來的事情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被送到了村裡的衛生所,衛生所的醫生一看,說不行,得去鎮上。二姐的胳膊要接骨,我的腿要拍片子。爺爺不知道從哪裡借了一輛板車,鋪上一層稻草,再鋪上一床舊棉被,把我和二姐放在上麵,拉著我們去鎮上。
爺爺那時候已經五十多了,瘦得跟竹竿似的,拉著一輛板車,上麵躺著兩個受傷的孩子,走在坑坑窪窪的土路上。上坡的時候,他的背彎得像一張弓,青筋從脖子上暴起來,汗珠子一顆一顆地往下掉,滴在塵土裡,砸出一個個小坑。我躺在板車上,看著爺爺的背影,看著他的汗衫濕透了貼在背上,看見他的脊椎骨一節一節地凸出來,像一串珠子。
我的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和臉上的血混在一起,流進嘴裡,鹹鹹的,腥腥的。
到了鎮衛生院,拍了片子,說我冇有骨折,隻是韌帶拉傷,要臥床休息兩個星期。二姐的胳膊要打石膏,至少要養一個月。醫藥費花了四百多塊,是爺爺跟衛生院的醫生賒的賬,說等賣了稻子就還。
我在床上躺了兩個星期。那兩個星期裡,奶奶每天都罵我們,說我們是“討債鬼”,說我們“不省心”,說我們“活著就是添亂”。她罵得最多的還是大姐,說大姐是老大,不知道看好妹妹,讓她去死算了。
大姐不吭聲,默默地給我們端水送飯,幫我們擦身子。她那時候才十歲,瘦得跟竹竿似的,手上全是凍瘡,有的已經破了,流著膿。她給我擦臉的時候,我看見她眼睛紅紅的,但忍著冇哭。
我說:“姐,不怪你。”
她的眼淚“唰”地就下來了,但她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她使勁抹了一把臉,啞著嗓子說:“冇事,姐在呢。”
那時候我不太懂“姐在呢”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後來長大了,經曆的事情多了,才慢慢明白——那是一個十歲的女孩,在用她瘦弱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