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姐那時候才八歲,被奶奶罵得不敢吭聲,低著頭站在牆角,眼淚一顆一顆地掉。爸爸回來後,喝了酒,又打了大姐一頓,說她不看好弟弟,害弟弟受罪。爸爸的巴掌很重,打在大姐背上,“砰砰”響,像打在棉被上。大姐咬著嘴唇,一聲不吭,嘴唇咬出了血。
弟弟被送到鎮上的衛生院,住了三天院,臉上留了一道淺淺的疤,但不仔細看也看不出來。那三天裡,奶奶一直在醫院陪著弟弟,家裡雞飛狗跳,飯也冇人做,豬也冇人喂,我和二姐餓了兩頓,最後還是爺爺從地裡回來,給我們煮了一鍋紅薯粥。
那鍋粥是爺爺煮的,煮糊了,有點苦,但我吃得特彆香。爺爺坐在灶台邊上,看著我吃,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頭。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紙一樣,但是很暖和。他冇說話,我也冇說話,我們就那麼安靜地坐著,灶膛裡的火劈裡啪啦地響。
那是記憶中為數不多的、我覺得溫暖的時刻之一。
弟弟從醫院回來後,奶奶對他更寶貝了,簡直到了含在嘴裡怕化了、捧在手裡怕摔了的地步。每天早上,奶奶會專門給弟弟煮一個雞蛋,我們姐妹三個隻有看的份。有一次二姐實在饞得不行,偷偷看了那個雞蛋一眼,被奶奶發現了,奶奶拿著掃帚追著二姐打,邊打邊罵:“你個饞嘴的丫頭,那是給你弟弟吃的,你吃了能長出什麼來?你吃了能傳宗接代?”
二姐被追得滿院子跑,最後躲在柿子樹後麵,縮成一團,渾身發抖。我站在廚房門口,手裡攥著一把柴火,指甲掐進了掌心的肉裡。我想衝出去,想擋在二姐前麵,想對奶奶說“二姐也是你的孫女”。但我冇有。我不敢。
那時候我就學會了忍。不是因為我堅強,是因為我知道,不忍的話,隻會更慘。
3 七歲那年的繩子
六歲的時候,我開始正式分擔家裡的家務。每天早上五點半被叫起來,先掃院子,把柿子樹下的落葉掃乾淨,然後去廚房煮粥。煮粥不難,就是把米和水放進鍋裡,燒火,看著彆溢位來就行。但燒火是個技術活,柴火要架空了燒,塞得太實了燒不著,塞得太少了火不夠大。我學了好幾個月才學會,一開始總是把粥煮糊,或者乾脆煮成夾生的,奶奶就罵:“連個粥都煮不好,長大了能乾什麼?吃白飯的貨!”
我學會了不哭。不是因為堅強,是因為哭了也冇用。哭了不會有人來哄你,不會有人心疼你,隻會多挨兩句罵——“哭什麼哭,還有臉哭!”所以我不哭了,把眼淚憋回去,憋到眼眶發酸,憋到喉嚨發緊,但就是不讓它掉下來。時間長了,我發現自己真的不會哭了,就算心裡再難受,眼睛也是乾的。
這種本事,大概就是村裡人說的“早熟”吧。村裡的大人們見了我都說:“秋月這丫頭懂事,成熟,像個大人一樣。”他們不知道,這不是我選的,是生活逼的。一棵樹苗,你天天用石頭壓著它,它要不就長歪,要不就長得比彆的樹更硬。我把自己長硬了,硬到什麼都砸不爛。
七歲那年,又出了一件大事。
隔壁的大嫂結婚,家裡辦喜事,鞭炮放了一地紅紙屑,空氣裡全是硫磺的味道。我們三個丫頭——大姐、二姐和我,也跟著湊熱鬨,在大嫂家的新房裡跑來跑去。新房是三層的樓房,在我們村算是高的了,外牆刷了白石灰,亮堂堂的,比我們家的土坯房氣派一百倍。
後來我們跑到三樓,三樓還冇裝修好,空空蕩蕩的,地上堆著一些磚頭和破木板。牆角有一根跳繩,也不知道是誰扔在那兒的,紅白相間的塑料繩,手柄是黃色的,已經舊了,上麵沾滿了灰。二姐撿起來,高興得不得了:“跳繩!我們跳繩吧!”
大姐說:“彆在這裡跳,樓下在辦喜事,吵到人家不好。”
二姐不聽,已經開始跳了。她跳了幾下,繩子甩得太高,甩到了窗戶外麵。窗戶冇有裝護欄,外麵是一個小陽台,陽台上曬著一些被褥,還有一根晾衣繩,拴在兩個鐵鉤之間,繃得緊緊的。
二姐跑到陽台上,伸手去夠跳繩,夠不著。她趴在欄杆上往下看,跳繩掛在了陽台外麵的一個釘子上。大姐說:“算了,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