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字 譯者序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hawthorne1804～1864）美國小說家，是美國19世紀影響最偉大的浪漫主義小說家和心理小說家。他曾匿名發表長篇小說《範肖》（1828）和幾十個短篇作品，陸續出版短篇小說集《古宅青苔》（1843）、《雪影》（1851）等，逐漸得到重視和好評。1848年由於政見與當局不同，失去海關的職務，便致力於創作活動，寫出了他最重要的長篇小說《紅字》（1850）。

小說描寫女主人公海絲特·白蘭跟丈夫從英國移居當時尚屬英殖民地的美國波士頓。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虜。海絲特隻身到美後，迫於生活，被一青年牧師誘騙懷孕。此事，被當地虛偽的清教徒社會視為大逆不道。當局把海絲特抓起來投入監獄，遊街示眾，還要終生佩帶象征恥辱的紅色的a字（adultery：通姦女犯）和站在示眾台上受審。州長親自主持了對海絲特的審訊，她所屬教區的牧師丁梅斯代爾——一個被公眾視為最高道德典範的誘騙海絲特的姦夫，也假惺惺地勸說她招出姦夫的姓名。但海絲特寧願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在遠離社會，遠離人群，受儘屈辱的處境中，海絲特孤苦頑強地生活著，全仗刺繡為生。她生活中的惟一支柱是撫養掌上明珠般的女兒珠兒。海絲特這種忍辱負重、代人受過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丁梅斯代爾大為感動，也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獲釋歸來，一直在暗中偵察底細的海絲特的丈夫羅傑·奇林渥斯醫生，在給丁梅斯代爾治病中，已基本瞭解到了真情，並欲置丁梅斯代爾於死地。為了逃脫，海絲特跟丁梅斯代爾議定在新市長就職那天，帶上孩子一同乘船到“看不到白人足跡”的地方去。但此事也被奇林渥斯識破，逃脫不成。於是，丁梅斯代爾在新市長就職那天，攜海絲特和珠兒走上示眾台，當衆宣佈了自己誘騙海絲特的事實，並死在海絲特懷抱中。海絲特也從此得到瞭解放，帶著珠兒遠走他方。若乾年後，珠兒長大成人，安了家立了業，而海絲特卻一人再回到波士頓，仍帶著那個紅色的a字，用自己的“崇高的道德和助人精神”，把恥辱的紅字變成了道德與光榮的象征，直到老死。

小說以兩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時代的美洲為題材，但揭露的卻是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美國社會法典的殘酷、宗教的欺騙和道德的虛偽。海絲特被塑造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裡不一的丁梅斯代爾，同時也在感化著充滿罪惡的社會。至於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說則把他寫成了一個一心隻想窺秘複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說中隻起情節鋪墊的作用。小說慣用象征手法，人物、情節和語言都頗具主觀想象色彩，在描寫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動和直覺放在首位。因此，它不僅是美利堅合眾國浪漫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同時也被稱作是美利堅合眾國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篇。

小說中，海絲特·白蘭是有形的紅字。她出身冇落的世家，父母貧窮而正直。她的不幸的婚姻，加之兩年中丈夫音訊皆無.謠傳他已葬身海底，這個孤苦無依的少婦與才貌相當的丁梅斯代爾的愛情便顯得合情合理。事情敗露後，她被迫終身佩戴紅字，為了愛人的名聲，她獨自承擔了全部罪責與恥辱。出於對他的眷戀之情，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遠離他所在的教區，就是在他死後，仍然放棄了與女兒共享天倫之樂的優越生活，重返埋有他屍骨的故地，重新戴上紅字，直到死後葬在他身邊，以便永遠守護、偎依著他。這個勇敢的女性還精心刺繡那紅字，著意打扮她的小珠兒，不僅出麵捍衛自己教養她的權利，而且尊重孩子狂野的天性，努力培養她成人。在作者的筆下，海絲特遠不隻是個爭取個性解放的女人，她還汲取了“比紅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惡還要致命”的精神，把矛頭指向了“與古代準則密切相關的古代偏見的完整體係——這是那些王室貴胄真正的藏身之地”，稱得起是一位向愚昧的傳統宣戰的鬥士了。這樣的高度，是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婦女形象所難以企及的。她的這種精神境界儘管冇有為她的那些請教徒鄉親和愚不可及的長官們所理解（否則，不分要和來何等橫禍），但無論如何，由於她的含辛茹苦、助人為樂的美德，使她胸前的紅字不再是“通姦”（入dulty）的恥辱徽記，變成了“能乾”（able），甚至“值得尊敬”（admiralie）的標誌了。

丁梅斯代爾是無形的紅字。與海絲特相比，他顯得怯懦，但這是他受宗教束縛彌重的結果。他並非不想公開懺悔自己的“罪孽”，但他的這種願望過多地同“贖罪”“內省”等宗教意識糾纏在一起，因此行動上也隻能處處受其侷限牽絆。他既要受內心的譴責，又要防外界的窺測；他明明有自己的愛，卻偏偏要把這種感情視同邪魔。他在痛苦中掙紮了七年，最終雖然以袒露胸膛上的“罪惡”烙印，完成了道德的淨化與靈魂的飛昇，但他始終冇勇氣承認自己愛得正當，更談不到與舊的精神體係徹底決裂，與海絲特相比，似乎更加映襯出後者的高大。

奇林渥斯是紅字的製造者。他那醜陋的外貌和畸形的軀體，正是他醜陋和畸形的靈魂的寫照。他選擇了讓丁梅斯代爾活著受煎熬的複仇手段，實際上成了阻止他贖罪的惡魔。他和海絲特的結合雖然出於他追求家庭溫暖和個人幸福的一己之私，但畢竟是一種愛，原也無可厚非；但當這種愛轉變成恨，把複仇作為生活目標，不惜拋棄“博愛”的基督精神，以齧噬他人的靈魂為樂之後，反倒由被害者墮落成“最壞的罪人”，不但在失去複仇這一生活目標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死後也不會得到新生。

小珠兒則是活的紅字，“是另一種形式的紅字，是被賦予了生命的紅字！”這個私生的小精靈和她母親胸前的紅字交相輝映，既是“罪惡”的產物又是愛情的結晶。海絲特把紅字用金色絲線裝飾得十分華美，小珠兒也給打扮得鮮麗異常。她的美與奇林渥斯的醜形成強烈對比：一方麵體現了作者的浪漫主義觀點；老醫生的博學多識使他成為深受文化汙染的社會人，麵小女孩肆無忌憚的狂野則仍保持著自然人的純真；另一方麵又表明瞭作者的宗教意識——奇林渥斯既然是“撒旦”，小珠兒便是“天使”（angel），“a”字在她身上，從而具備了更積極的涵義。恰恰是在這個涵義上，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理想，也體現了他對宗教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