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畢業離校,拖著行李箱一頭紮進省會的求職大軍裏。
我跑遍了高新區的寫字樓,鞋底都磨破了,簡曆也投出去了上百份,卻連個像樣的麵試機會都沒撈到幾個。
最後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文員,一個月三千二,扣除城中村房租和五險後,剩下的錢連吃飯都緊巴。
我媽有次給我打電話,隨口說:“你爸前幾天給城西的開發商看了塊樓盤風水,人家直接給了兩萬塊,還送了他一箱好酒。”
我攥著手機,看著手裏十塊錢一份的盒飯,突然覺得無比諷刺。
我讀了十幾年書,拚了命想逃離的東西,居然比我寒窗苦讀換來的文憑,管用一百倍。
我當牛做馬一個月就賺三千二,而我爸幹的風水行當,隨手看一眼就能賺兩萬塊。
後來我聽過這麽一句話,你憑什麽覺得你十幾年的寒窗苦讀比人家祖傳的本事強?心裏也就釋然了。
可釋然歸釋然,我還是不想回家。我總覺得回家就意味著要被家裏的規矩綁死,要被人指指點點,要放棄我想要的生活。
在大城市混了半年,我花光了所有積蓄,連回家的車票都是我媽轉錢買的。
那年大年二十六那天,我拖著行李箱,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喪葬鋪還是老樣子,銅鈴叮當作響,我爸紮的紙人擺在門口,紅黃藍的紙人在風裏輕輕晃;早點攤的油香飄得老遠,賣油餅的大爺還是笑嗬嗬地喊著“熱油餅嘞……”。
我爸站在鋪子門口,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快步走過來,接過我手裏的行李箱,拍了拍我的肩膀,沒說什麽。
我媽那天也在鋪子裏,拉著我的手,上下打量我,眼淚都掉下來了:“瘦了,黑了,在外頭肯定受委屈了。”
我搖搖頭,笑著說:“沒有,在外頭挺好的。”
進到鋪子裏,看著屋裏掛著的八卦鏡,擺著的桃木劍、羅盤,香案上燃著的香燭,我心裏那股抗拒了十幾年的勁兒,突然就散了。
人這一輩子,真的很奇怪。
年輕的時候心高氣傲,總覺得人定勝天,覺得所有封建迷信都是胡扯,覺得隻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可被社會狠狠毒打過後,才明白,這世上太多的事,不是努力就有用的。
為什麽有的人拚命幹活,依舊窮困潦倒?有的人看似不務正業,卻順風順水?為什麽有的人勤勤懇懇,卻總遇災禍?有的人吊兒郎當,卻一生平安?
老話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以前我覺得這是騙人的鬼話,可等我自己撞得頭破血流,上了年紀,經曆過無能為力的挫敗,才慢慢信了。
不是人變迷信了,是太多的求而不得、太多的身不由己,最後都隻能歸為一個“命”字。
年後我也沒再提去大城市的事,安安穩穩地留在了鋪子裏,跟著我爸正式學手藝,正式繼承了趙家的喪葬鋪子。
開春之後,縣城的太陽就有了暖意。
我在鋪子裏待了半個月,慢慢把那些以前打死都不想看的東西又重新撿了起來。羅盤怎麽端平,二十四山怎麽對應方位,看相先看神後看形——我爸也不催我,隻是每天幹活的時候隨口唸叨幾句,我聽著,能記住多少算多少。
那天下午,我爸在裏屋紮紙人,我趴在櫃台上翻一本舊書,是我爺留下來的《麻衣相法》。正看到“額無多骨,三十不娶;眉無長毫,四十不官”那一頁,門口傳來腳步聲。
“趙師傅在沒?”
“在呢!稍等下。”
我把書放下,掀開門簾出去。
門口站著兩個人。打頭的是個五十多歲的婦女,穿著碎花棉襖,手裏拎著個布袋子。她身後跟著個男的,三十出頭,深色夾克,皮鞋鋥亮,站得筆直,但眼神一個勁的往別處瞟。
這兩人我看著眼熟,愣了一下才認出來——周姨,正是我那個發小王建他媽。後麵那個是王建他哥,王軍。
“周姨?軍哥?”我趕緊迎上去,“您倆咋來了?”
周姨看見我,也愣了一下,隨即笑起來:“坤坤?你咋在鋪子裏?”
“我今年沒出去,在鋪子裏給我爸幫忙呢。”我說著,往裏讓了讓人,“您進屋坐。”
周姨往裏走,王軍跟在後麵。進門的時候王軍腳底下頓了一下,像是跨門檻的時候猶豫了半秒——那種“這地方我不該來”的勁兒,藏都藏不住。
進來後眼睛又掃過牆上掛的八卦鏡和櫃台上擺的羅盤,眉頭微微一皺,很快又鬆開,那種不情願,我能感覺出來——就跟十幾年前班裏同學看我的眼神一樣,“我跟你們不是一路人”。
這種眼神我見多了,也沒在意,朝裏屋喊了一聲:“爸,來人了。”
我爸掀開門簾出來,手裏還拿著半截沒紮完的紙人。他看見周姨,把手裏的活放下,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周姐來了,坐。”
周姨在椅子上坐下,王軍站在她旁邊,沒坐。
我爸也不強求,自己拉了把凳子坐下,開門見山:“周姐你今個過來,是有啥事?”
周姨歎了口氣,扭頭看了一眼王軍,壓低聲音說:“還不是為了我這老大。趙哥你給看看,這都三十三了,連個物件都沒有。我這當媽的急啊,給他介紹多少個了,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他。你說這到底咋回事?”
我爸點點頭,沒急著說話,先朝王軍抬了抬下巴:“軍軍,過來坐,讓叔看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