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死人”的抗議,終究卡在喉嚨裡,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家裡的米缸空了。
妹妹需要營養。
父親的藥不能斷。
冰冷的現實像一把鈍刀,磨掉了我所有天真的幻想和軟弱的抗議。
我垂下眼,避開母親灼人的目光,盯著自己露出腳趾頭的破舊布鞋,用儘全身力氣,點了點頭。
喉嚨裡像是堵著一團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澀。
“嗯。”
一個單音節的迴音,從牙縫裡擠出來。
母親長長地、彷彿卸下千斤重擔般吐出一口氣,緊繃的肩膀垮了下來。
她鬆開我的肩膀,轉身開始收拾散落在床上的通知書,動作帶著一種劫後餘生般的急促。
從那天起,母親王秀蘭脫下了漿洗得發白的舊布衫,換上了一套肥大的、深藍色粗布工裝。
每天天不亮,當鋼廠的早班汽笛還在沉睡,她就得起床,在冰冷的灶台間摸黑為我們做好一天裡唯一一頓能稱得上“飯”的早飯——通常是稀得能照見人影的玉米糊糊和幾個硬邦邦的雜糧餅子。
然後,她便匆匆扒拉幾口,裹緊那身不合體的工裝,像奔赴戰場一樣,一頭紮進鋼廠的巨大陰影裡,淹冇在清晨灰濛濛的、裹挾著煤灰的霧氣中。
而我,林曉梅,七歲半,正式成為了這個風雨飄搖之家的小小“頂梁柱”。
清晨,我要在母親出門後掙紮著爬出冰冷的被窩,生火燒水,給父親倒尿盆、擦臉,然後叫醒還在睡夢中的妹妹曉雪,笨拙地給她梳好歪扭的小辮(雖然常常扯得她齜牙咧嘴),監督她吃完那份少得可憐的早飯。
接著,我得飛快地收拾好自己,背上那個打著補丁的舊書包,一手緊緊攥著妹妹的小手,像趕鴨子一樣把她送到街道辦的托兒所門口,自己再拚命地跑向小學,踩著上課鈴聲衝進教室。
即便如此,遲到也成了家常便飯,班主任李老師那責備的目光和同學們隱約的竊笑,像細小的鞭子抽在我臉上。
放學鈴聲一響,我又是第一個衝出教室的人。
先去托兒所接上眼巴巴等著的妹妹,然後牽著她,像兩隻歸巢的、疲憊的小鳥,穿過瀰漫著鐵鏽和煤灰味的街道,回到那間冰冷的、永遠瀰漫著藥味和愁苦氣息的家。
放下書包的第一件事,是檢視父親的情況。
給他倒水,幫他翻身,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