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說愛與自由 二、良心、人對自我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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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在倫理學中，“良心”一詞與意識和認識緊密相關，所謂良心就是人們對自己行為的是非、善惡和應負的道德責任的一種穩定的自覺意識。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中則認為良心就是“超我”製約“自我”的人格命令的一部?分。\\n\\n綜上，不難看出無論是許多學科對“良心”的界定都離不開人的自我意識，離不開“人”這個核心，而且無論何時，人們都將“憑良心做事”視為最至高無上且值得誇耀的事情。良心就像人類曆史長河中浮沉的一塊浮木，如果失去了這塊浮木，或許人類就徹底被淹冇，消失在時光之中，成為沙海一?粒。\\n\\n同樣是憑良心行事，回顧人類發展史你會發現截然不同、彼此對立的兩夥人。一夥人是將發動戰爭，將權力慾淩駕在他人生命之上，冷酷行事的戰爭犯。另一夥人是在國家**、道德敗壞之時敢於譴責國家並預言其消亡的先知，是寧死不願真理受損，違背良心的英勇赴死者。這兩夥人都聲稱自己是在憑良心行事，理直氣壯地做著截然相反的事情。弗洛姆指出，同樣是良心，前者秉持的是“威權主義”的良心，而後者所持的則是“人道主義”的良心。兩者究竟有什麼不同呢？弗洛姆依照區分威權主義倫理學和人道主義倫理學的方式，厘清了兩種良心的差異。\\n\\n1.威權主義良心\\n\\n弗洛姆認為威權主義良心是外在威權，如父母、國家或任何文化中偶然出現的威權內在化的聲音。威權主義良心也是良心的一種，或者說它是良心發展的初級階段。\\n\\n為什麼憑良心行事會成為一種良好的品德？是因為違背良心人會受到罪惡感的折磨。威權主義良心中，人與威權的關係依然緊密相連。除了前文提到的極端的特殊情況外，威權主義良心也有可取之處，隻不過發自人內心深處的罪惡感，不源自愧疚或其他什麼情感，而是源自對律法規定刑罰的畏懼之心。這時候，人們判斷是否符合良心的依據不是善惡，而是外在威權規定的律法。威權主義良心的形成，使得這種威權有意或無意地被倫理和道德的立法者許可。人們通過威權的法律和製裁，使其內在化。良心比對外在威權的懼怕更有效地調節人的行為，因為，人能夠躲避外在的威權，但他不能逃避自我，因而無法逃避已經作為自我之一部分的內在威權。因而，弗洛伊德把威權主義良心稱為“超我”。\\n\\n弗洛姆認為由於威權主義良心的規定並不是由人自己的價值判斷決定的，而隻是由威權的要求、威權明確的戒律決定的。如果這些規範是善的，那麼，良心就會引導人的行為從善；如果這些規範是惡的，它們同樣也會成為良心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將威權主義良心也視為良心的一種。\\n\\n一般來說，在威權主義之下，人的良心必然附和外在的威權、附和外在威權的內在化。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常常相互作用。如果冇有人害怕威權，那麼，威權主義良心就會衰落，同時它就會失去力量，就會影響人對外在威權的印象。這種內在化和投射的相互作用，常常導致對威權性格不可動搖的信念，這一信唸完全不受經驗發現矛盾的影響。\\n\\n威權主義良心的內容源於威權的要求和戒律，它的力量植根於對威權的懼怕和羨慕的情感。善良之心是取悅於（外在和內在化的）威權的意識；罪惡之心是令這些威權不高興的意識。善良之心產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為它意味著威權的讚許、與威權的關係更加密切；罪惡之心產生懼怕感和不安全感，因為它意味著麵臨被懲罰的危險。\\n\\n在威權主義情況下的主要罪過，是反抗威權的統治。於是，不服從成了主要的罪行；而服從則是基本的美德。服從意味著承認威權具有超越於人的權力和智慧，意味著有權根據自己的意願施加命令、給予獎懲。其中，最普遍的是反對個人自認威權、或有可能成為威權的人，因為這將與威權的絕對優越性和獨一無二性發生衝突。在威權主義製度下，威權的產生與他的臣民有著根本的區彆。威權具有其他任何人不能達到的權力，掌握著他的臣民絕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無論威權的特權是什麼，他與其他人在根本點上的不平等是威權主義良心的基本原則。這種不平等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是，隻有威權具有不遵從他人意誌而遵從自己意誌的特權；他自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他是創造者，而不是被創造者。\\n\\n在威權主義取向中，意誌和創造的權利是威權的特權。他的臣民常常是服務於他的目的的手段，是他的財產。威權麵臨的最大問題是被創造者力圖不再作為一件東西，而要成為一個創造者。人絕不會停止對生產和創造的努力，因為生產性是力量、自由及幸福的源泉。然而，一個人對權力的依賴如果超過了他努力的程度，他那真正的生產性、他對自己意誌的維護就會使他產生有罪感。人還通過有罪感來約束他自己的能力，這種有罪感植根於對威權主義的信念中。這種信念認為，人運用自己的意誌和創造力違背了威權是唯一的創造者的特權，而臣民的責任隻是為威權存在而存在。這種有罪感會使人變得軟弱、會減少人的力量，並更順從於統治，以贖他力圖成為“自己的創造者和建設者”之罪。\\n\\n矛盾的是威權主義的罪惡之心，是人具有力量感、獨立感、創造感及自豪感的結果，而威權主義的事實，即人自己具有罪惡之心恰恰是他具有美德的標誌，因為罪惡之心象征著在威權麵前的“懼怕和發抖”。這一矛盾產生的結果是，罪惡之心成了“善良”之心。\\n\\n如果一個人要具有善良之心的話，他則應該創造一種有威權的內在化，這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前麵提到的對威權的服從；另一種含義是擔任威權的角色，以同樣的嚴厲和殘酷對待自己。對於理解威權主義良心的心理結構來說，第二種含義是極其重要的。\\n\\n在人類曆史中，多數的宗教和政治體係都可用來說明威權主義良心。在我們的文化中能看到的那種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即使在我們這種非威權主義文化中，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即父母望子成龍，以彌補他們在生活中未能達到的。如果父母冇有成就，那麼孩子就應該獲得成功，以給父母一種替代性的滿足；如果父母冇有獲得愛，尤其是如果父母之間不相愛，那麼孩子就應該對此加以補償；如果父母在社會生活中均感到軟弱無力，他們就會期望在控製孩子中獲得滿足。即使孩子符合這些期望，他們仍然具有負罪感，因為他們做得還不夠，這會使他們的父母失望。\\n\\n罪惡感不僅源於人對非理性威權的依附性，而且源於這樣一種情感，即人的責任是取悅於威權，而負罪感則反過來增加了依附性。正因為負罪感和依附性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堅固有力的威權主義關係。對非理性威權的依附性導致依附者意誌軟弱，同時，意誌軟弱又加強了依附性，於是就形成了惡性循環。\\n\\n舉例來說，動搖孩子意誌的最有效方法是喚起他的有罪意識。如果孩子不按規定的方式上廁所，如果他不像大人期望的那樣乾乾淨淨，如果他吃不應該吃的東西，那麼，他就是“壞孩子”。一旦孩子的意誌遭到破壞，他的有罪意識就從另一渠道得到了加強。他朦朧地意識到他的屈從與失敗，而且他必然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無法不加辯解地接受一種令人困惑和痛苦的體驗。這種信念加強了由文化和家長製價值觀帶來的有罪感。孩子對家長威權的強製的自然反應是反抗，這種反抗正是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結”的本質所在。\\n\\n然而弗洛姆指出，這種衝突主要不是如弗洛伊德判定的由“性敵視”引起的，而是由孩子對父母威權的強製的反應造成的，這種衝突本身就是家長製社會的內在組成部分。換言之，威權主義必然會趨向於破壞個人的意誌、自發性及獨立性，而個人絕非天生就應該受到這樣的破壞，因而威權主義良心不可避免地被這種矛盾所動搖。不過在兩者抗爭的過程中，處於反抗威權鬥爭中多次挫敗留下的心靈創傷，讓人們逐漸習慣以虛假的自我代替真我，人的創造力和自發性會逐漸衰弱。因而一旦人無法打破威權主義佈下的天羅地網，那麼他試圖逃避抗爭的意圖，就是威權主義社會中最有力的“罪證”，為了不受這種抗爭的痛苦，他不得不再次屈從，獲得所謂的“善良之心”。\\n\\n2.人道主義良心\\n\\n弗洛姆認為人道主義良心是人對自我的呼喚，是自己的聲音。這種聲音不受外界製裁和獎賞影響，也絕不是我們期望其高興、懼怕其不高興的威權之聲的內在化。良心是人對自我的認知，判定了人之所以為人應儘的諸多責任。它集認識和情感於一身，事實上人並不需要意識到良心在說什麼，就會不自覺地受其影響去做事，因為良心與人格是緊密聯絡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生意人良知未泯，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在他做生意的時候就不會想著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短斤少兩，而是實事求是地與客戶進行等價交?換。\\n\\n弗洛姆認為，所有有助於我們整個人格充分發揮和展現其作用的行為、思想及情感，都會產生一種內心讚成“正直”的情感，這就是人道主義“善良”之心的特征；而有害於我們整個人格的行為、思想及情感，產生一種憂慮和不安，這就是人道主義的“罪惡”之心的特征。所以，弗洛姆認為人道主義的良心應該成為自愛、自我關心的聲音。\\n\\n區彆於威權主義良心與服從、自我犧牲、責任、外界威權聯絡在一起，人道主義良心體現了人的自身利益和人的完整性，是具有生產性的。它不僅代表著真實表達的本我， 也包含了實際生活中認識到的體驗的本質。人道主義良心的核心是發揮人的潛能，追求個人的幸福，任何將他人當作工具、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都會讓人良心受挫。人不論是精神還是行為上，隻要做出了違背良心之舉，就會備受折磨。\\n\\n既然如此，為什麼人類社會仍然會有一些人良心泯滅，道德淪喪？主要是因為許多人的自我的聲音太過微弱，他們被利益權勢堵住雙耳，做出掩耳盜鈴之舉。人類的道德之所以不穩定，就在於人的良心跟人的生產性是相互作用的。弗洛姆認為人的生活越具有生產性，其良心作用越大，同時良心的作用也會反過來影響人的生產性。良心的本質就是為了維護人的真正的自身利益。同理，當人的生產性逐漸減弱時，他們的良心作用也微乎其微。人如果無法學會理解和接收良心的呼喚，自我傾聽，是不會憑良心行動。\\n\\n處於複雜環境中的人，較少可以憑藉自己的本心行動，因為太多時候，人們被他人的觀念、意誌乾擾。人的整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就是在諸多聲音的乾擾下，推開厚重的泥土，萌發出脆弱的新芽。因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人們習慣性地接受和聽取他人的意見來判斷對錯是非，活在約定俗成的公序良俗之中，久而久之就會聽不到自己的聲?音。\\n\\n想要真切地聽從自己的聲音，就必須學會獨處。而人是最害怕孤獨的動物之一，尤其是現代人，人們本能地對孤獨感產生一種憎惡，認定孤獨是可恥的，是可怕的。現代人寧願在淺薄甚至令人生厭的觀點中盲從，也不聽任內心的聲音講出真話。每個人都懼怕自己成為人群中特立獨行的一個，人們害怕自己變成脫離人群，同時看不見自我的怪物，於是麵對自己的良心之聲，人們惴惴不安地膽怯出逃。更何況，大多數時候良心之聲並不是那樣直白、清晰，如遠山鐘磬一般悠遠綿長。良心的最常見的反應就是罪惡感，它一般表現為焦慮、愧疚、疲憊。而最直觀的莫過於人對於死亡的擔憂。對死亡的非理性恐懼往往來自人對死亡和衰老的擔憂，人往往害怕自己從生產性生活中消失，不再被需要。\\n\\n綜上，在現實生活中人往往同時具備威權主義良心和人道主義良心，兩者無法完全分離。人作為不願意脫離群體存在的個體必然會不自覺地迫於外在威權做出違心之舉，但同時不可避免地因為未意識到的良心之聲，陷入愧疚和負罪感之中。學者赫胥黎曾提出，在理性和自由的發展尚未達到可能產生人道主義良心之前，接受威權主義良心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必經階?段。\\n\\n弗洛姆認為，如果良心一定要以嚴苛的、不可否認的非理性威權為基礎，那麼榜樣的力量又該如何解釋？人們隻要正確地分辨兩種良心的動機和分量即可，人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詢問動機，堅持有利於促進人的成長、實現發揮人的潛能，追求人的幸福的善行即可。弗洛姆強調，人道主義良心與威權主義良心的區彆並不在於後者是由文化傳統形成的，前者纔是獨立發展形成的。相反，在我們的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這一點上，兩者是相同的，雖然它們是人類不同的內在潛力，但都是在一個社會文化環境下發展而成的。因而，無論是威權主義良心還是人道主義良心，都可以將其理解為它們是生長的特定曆史、社會經濟及文化下的產物，真正的良心都是為了維護追求人的自身利益，其目標都是促進人的成長和幸福。\\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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