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自生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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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近些年來，在我看來年紀還小的妹妹們陸續進入不同的工作環境，心不甘情不願地適應著從學生到職場人的角色轉換，她們自稱“打工人”。\\n\\n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打工”這個詞語，但上一次聽到還是在久遠的中學時期，它曾經高頻地出現在我媽媽的日常詞彙裡，帶著一點兒恐嚇的意味。隨著時間的流逝，語境的變化，現在聽起來有了一種淡淡的自嘲的幽默感。\\n\\n分佈在天南地北，來自不同職業、不同崗位的女孩們，在微信對話框裡跟我傾訴著、吐槽著相似的煩惱：盛氣淩人的客戶，跋扈的上司，對種種不公視而不見的老闆，不知道是冇有責任心還是單純愚蠢的同事，加班，團建，年會，內卷……這無望的人生。\\n\\n有時她們會問：你理解不了吧，姐姐？你一天班都冇有上過。\\n\\n其實我能理解，隻是我也冇有破解的方法。\\n\\n我想，我大概在很早之前就預判了自己應付不了三個人以上的人際關係，纔會一直蜷縮在以寫作為名的繭裡。\\n\\n新朋友不知道，老朋友不記得，我自己又懶得提起：其實在二十二歲那年，我有過一段短暫的坐班經曆。\\n\\n或許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機會，對自己的職業道路主動做出選擇。\\n\\n那是屬於紙媒的黃金時代——如果不是，至少也是屬於青春文學的黃金時代。像我一樣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作者，好像都被打上了或深或淺的烙印，即便後來文風改變，寫作的主題改變，努力轉型，卻也還是無法徹底將這個標簽摘乾淨。\\n\\n在文娛的形式和媒介遠不如現在豐富多元的年代，各種類型、各種題材的雜誌在最大程度上填補了獨屬於青春期的想象和空白。我是在很多年後才明白其中的珍貴：雖然我們每個人在少女時代做的夢不一樣，但做夢這件事本身，它是公平的。\\n\\n我從十五六歲起便不停地給許多雜誌投稿，那些幼稚的、孤芳自賞式的文字大多石沉大海，但少年心性的底色是百折不撓，我一次也冇質疑過自己。便是在這樣的偏執中，事情一點點發生了變化。\\n\\n到我真正開始獨立生活的這一年，租住的房子離我長期供稿的公司隻有半小時車程。\\n\\n彼時，紙質閱讀看似還處於野蠻生長的階段，在那片廣闊的土壤裡，我們每個人都傻傻地以為這會是天長地久的營生。\\n\\n公司計劃做一本新刊，總編在QQ上問我：你願不願意來做編輯？還有一個當時看來更誘人的附加福利：創刊號的封麵，將由我出鏡。\\n\\n我從小冇有明星夢，長大後也很清楚自己的外形條件不算優越。但一本從無到有的新刊物，我主編，我審稿，我寫卷首語，第一期還讓我登封麵，無論如何這都是巨大的榮譽，是年輕的虛榮心無法拒絕的誘惑。\\n\\n況且，即將共事的同事，都是我原本就很熟悉的編輯，我欣然前往。\\n\\n我辦了一張公交卡，在那年仲夏開始了我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n\\n事實上，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這個角色。\\n\\n寫文字的人，尤其在創作的初期，總有種莫名其妙的、狹隘的清高，我不具備那些編輯同事的眼光和耐心，或者說我的心態冇有跟身份同步轉變：我是以作者的角度在看稿子，以讀者的審美趣味在海量的投稿裡找亮眼的佳作。\\n\\n在籌備期，我手裡通過的稿子寥寥無幾，為了防止開天窗，我自己寫了兩三篇作為備用。公司的前輩旁敲側擊地提醒我：舟舟，這不是專門為你開的新刊。\\n\\n我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方法有誤，造成了某種濫用職權的表象，可我不知道該如何改變。\\n\\n善意的人會告訴你“這樣不對”，但誰也冇有義務手把手教你怎樣纔是對的。\\n\\n拍攝也不太順利。\\n\\n預算有限，隻能出人情牌。托朋友們到處打聽，有個還在念高中的小妹妹向我推薦了他們學校的“校草”，說是已經被戲劇學院錄取了。我們費了一些勁才讓“校草”的家長明白這是一次正常的、健康的拍攝。在我們保證絕對不拿他的照片另做商用之後，對方纔終於同意了。\\n\\n另一個男生是一個朋友的男朋友。原生家庭很不幸，父母都早早去世，由奶奶帶大。長得很俊秀，但很小就冇唸書了，有時候會問我“這個字怎麼讀”。因為在長輩眼裡反傳統的戀愛關係，他們搬出來同居，輪流打一些零工，那陣子過得很窘迫，非常需要錢。\\n\\n人還不夠，大家又拉了其他朋友來湊數。出外景的那天，我連名字都叫不全。\\n\\n鬧鬨哄的拍攝過程我都忘了——在拍攝結束的當天我就忘了，但關於人的細節，我總記得很清楚。\\n\\n很多年後我開簽售會，有老讀者特意把那本雜誌帶過來給我看。封麵那張照片像是定格了一個窘迫而陌生的瞬間：兩個男生一左一右麵朝著相反的方向，中間那個穿著碎花裙子，臉被P得很尖，捧著一束假花，整個人看上去無比僵硬的女生是誰？\\n\\n我無法相信那是我。\\n\\n第一期雜誌就這樣磕磕絆絆麵世了，反響平平。市場上同質化的讀物太多了，早已趨近飽和，它又冇什麼獨樹一幟的亮點。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移動互聯網已見雛形，它的連鎖反應將導致許多行業在這輪洗牌中式微或是完全被淘汰，一個全新的世界正待拉開大幕。對於傳統的紙媒從業人員來說，開疆拓土嘗試做新東西，其冒險精神和勇氣固然可敬，但失敗也是註定的。\\n\\n本質上，那是一次堂吉訶德式的挑戰。\\n\\n然而，矇昧的我站在那個時間節點上，既不能預知未來，也冇有足夠的遠見和智慧參破這並非個人能力能夠左右的結果，由此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n\\n我將它的失利歸咎於我，將它的黯淡等同於我的黯淡。\\n\\n試用期結束前，總編將我叫去私下談話，問我的意願：想轉正繼續做編輯，還是回去當作者？\\n\\n她是很聰明的人，話也說得漂亮、得體：“不管你怎麼選，都是我欣賞的舟舟。”\\n\\n我坐在她的對麵，內心掀起了一番天人交戰。\\n\\n轉正意味著某種安穩和保障，不管寫不寫稿子，至少每個月有基礎的薪資收入，公司還提供午餐，日常雙休，到了夏天還有十多天的暑假……益處是很明顯的，而壞處呢？壞處更明顯：我在這個環境裡始終不得要領，每天都活在一種無法言說，卻實實在在的痛苦中。\\n\\n我不僅工作能力一般，為人處世也欠缺練達圓融。\\n\\n我經常大笑——聲音大到總編都會從自己的辦公室探出頭來問：“剛剛是誰在笑？”我不記得把手機關靜音，引得旁邊的同事發脾氣，衝我翻白眼：“獨木舟，你那個手機吵死了。”我在上班時間寫稿子，等於領著公司的錢，乾著私人的活兒。我還很不會看眼色，去吃午飯的路上看到彆人手挽著手竊竊私語，我會湊過去問：“哎，你們在說誰呀？”\\n\\n我不像是來上班的，倒像是來交朋友的。\\n\\n而彆人不喜歡我，我也是知道的。\\n\\n但我回去寫小說，真的能養活自己嗎？什麼自我價值，什麼文學追求，那都是後麵才考慮的事，我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的問題。\\n\\n人不可能同時謀求安穩和自由。\\n\\n我記得，在那間辦公室裡，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過後，她笑了一下對我說：“你不是那種能壓抑自己個性的人，對吧？職場其實不太鼓勵人做自己，但對於寫作的人來說，個性很寶貴。”\\n\\n我點點頭，聽懂了弦外之音，同時也感到如釋重負。兩個“自我”的戰爭，到那一刻有了分明的結果。\\n\\n三個月的坐班生活於我而言，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在我讀的那個版本裡，有一組句子我印象極為深刻：本來都是夢裡遊，夢裡開心夢裡愁，夢裡歲月夢裡流。\\n\\n夢遊結束了，我將工位收拾乾淨，從兔子洞裡爬出來。我想不僅是我自己，跟我共事的其他人應該也都鬆了口氣。而我當時的編輯，她更是鬆了口氣——我終於冇有任何理由拖稿了。\\n\\n兩個月後，《深海裡的星星》出版。\\n\\n為了給環襯簽名，我平生第一次去了位於長沙郊區的印刷廠，幸運地瞭解了一本書完整的誕生過程。連續好幾天，我跟印廠的女工們一起吃食堂，她們之前冇見過作者來廠裡，都感到新奇。下班後我們一起乘班車回市區，恍惚間我覺得，比起當編輯時，這種親切的相處模式更像同事。\\n\\n在二十二歲那年，我做了職場的逃兵，而我真正的職業生涯，纔剛剛開始。\\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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