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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鶴傳 六、佛教“苦諦”與杜荀鶴詩的身世之歎

作者:李陽 分類:曆史 更新時間:2026-08-23 07: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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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杜荀鶴是晚唐傑出詩人之一,他生當唐末,卒年已接近五代,論其詩歌成就,謂為有唐一代詩史的殿軍似亦不為過。在當時,他就因其 “多慚到處有詩名”(《敘吟》)的突出成就而被顧雲認為是“詩家之雄傑”(顧雲《唐風集序》)。後來宋代的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認為晚唐隻有三人具備稱“體”的資格,其中除了大名鼎鼎的李商隱與杜牧之外,再就是以杜荀鶴命名的“杜荀鶴體”。在明清以來的詩話著作中,雖然頗有認為他詩風俚俗,且多歎老嗟卑之音的微辭貶語,但也不乏稱道他能以詩作真實地反映唐末社會動亂現實,具有詩史意義的讚賞譽美之言。至近現代以來,更有不少文學史認為他是晚唐詩壇繼承杜甫、白居易的優良傳統,關心民瘼,針貶社會黑暗**的三大現實主義詩人之一(另兩位是皮日休與聶夷中),其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近二十餘年來,不知何種原因,杜荀鶴詩又遭到學術界的冷落,對他詩歌在晚唐時代極具代表性的典型意義及其對後世的影響都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n\\n我在研究晚唐山林隱逸詩派的係列論文中曾對杜荀鶴及其詩歌作過一些探討。認為他首先是一位不屈服於命運,不甘心於平庸,始終關心國事民瘼的儒者;其次是一位經常感歎人生且多言窮愁甚至也時作歸隱之思的逸士;再次是他由於人生遭際、家居環境、師友交遊等種種原因,與佛道禪門也有著極深的淵源關係。在《自敘》一詩中,杜荀鶴對自己平生曾有過高度概括:“酒甕琴書伴病身,熟諳時事樂於貧。寧為宇宙閒吟客, 怕作乾坤竊祿人。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 平生肺腑無言處,白髮吾唐一逸人。”這也可視作對其心誌最真實最自然的表白。\\n\\n一位正宗的儒者,為何會與佛門有十分深切的關係呢?按照佛教理論,世間一切事物與現象的產生,都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即是“四緣”。龍樹在《中論·觀因緣品》中說:“一切所有緣,皆攝在四緣,以是四緣,萬物得生。”具體來說,這“四緣”就是指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所謂因緣,是事物得以產生的根本原因,即具有性質、本性作用的內因。所謂等無間緣,又稱次第緣,是指主體思維展開時,能引發起後唸的前念,也就是能觸發主體聯想的連續念頭。所謂所緣緣,即指主體麵對的認識對象。即心所攀緣的境界。佛教認為,心具有能緣的作用,但必須有所緣的對象,才能發生緣起。也就是《雜阿含經》所說的“法不孤生,仗境而起。”所謂增上緣,是指對事物產生具有影響作用的某種外在條件,它分為有力增上緣與無力增上緣。有力增上緣是指對事物的產生能帶來幫助的積極作用,無力增上緣則包括一切不會對事物的產生起妨害作用的條件。就杜荀鶴來說,首先,從因緣來說,他是一位本性淳樸厚道之人,深懷一種悲天憫人之菩薩心腸,既擁有儒者仁民愛物的心胸,也具有佛家慈悲為懷的佛性。其次,從等無間緣來說,他的家鄉安徽池州,在唐代是佛教極興盛的地方,他自號“九華山人”,九華山更是佛教著名勝地,它與五台、峨眉、普陀合稱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據佛教典籍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釋迦牟尼佛祖遣弟子地藏王菩薩渡海來此開辟道場,傳戒於山中的化城寺,至99歲圓寂,在此弘法近70年,自此以後,九華山便成為了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它遠近聞名,不僅山中頗多名寺,而且進香拜佛的信眾經年不絕。至於生活在其周圍的居民,更很少有不信奉佛教者。杜荀鶴既以“九華山人”為號,其信仰之虔誠亦自可知。再次,從所緣緣來看,杜荀鶴生當唐末動亂之世,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在中國曆史上,越是黑暗動亂的時代,人們越是將希望寄托於佛教,以期渡過茫茫苦海,解脫人生苦難。故此,自中唐至晚唐五代,隨著時代的日漸衰微,佛教也越來越普及於社會,深入到人心。當然,影響杜荀鶴信奉佛教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詩人一生飽經生活磨難,屢遭人生挫敗。世路之崎嶇坎坷、命運之艱辛多舛,使他不得不信解佛理禪意,尤其是對人生是苦的“苦諦”理論深有體會。複次,從增上緣來說,是師友之間的相互影響,這其中既有許多僧人,也有許多詩友兼道友,如方乾、劉得仁,都是虔誠信佛者,方乾甚至說:“閒言說知己,半是學禪人。”(《白艾原客》)而杜荀鶴所敬仰的前輩詩人賈島、許渾等也都是佛學修養十分高深者。正是上述多種原因,與其他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一樣,杜荀鶴也有著歸向佛門的思想旨趣,也具有一定的佛學修養。在他現存的300餘首詩中,僅從題目來看,其中涉佛涉僧詩就有43首,占其詩作總數的近七分之一。內容包括登山寺、題僧院、題佛塔、書僧壁、宿禪房、觀寺景,以及贈僧、訪僧、尋僧、憶僧、參僧、謁僧、寄僧、送僧、吊僧等,甚至因為具備高深的佛學修養,他還可以調諧僧人之間因宗派理論不同的爭論,如《空閒二公遞以禪律相鄙因而解之》一首即可為證。而與他交往過從的僧人也為數不少,僅有名可考者就有臨上人、會上人、真上人、宗上人、閒上人、元上人、質上人、 德玄上人、悟空上人。著禪師、石壁禪師、休禪和、海禪和、覺禪和、江寺禪和、紫陽僧、休糧僧、袒肩和尚、詩僧雲英、 願公、空公、閒公等。其中空公是否悟空上人,閒公是否閒上人,不可考知。總之,杜荀鶴與佛教關係之深切據此可見一斑。 瞭解到這些,我們纔會對杜荀鶴的佛門因緣、佛學修養、佛教意識、佛法感悟等諸多方麵有一個初步的印象。\\n\\n“四海內無容足地,一生中有苦心詩”(杜荀鶴《冬末自長沙遊桂嶺留獻所知》)這是杜荀鶴感歎身世時的夫子自道。此一聯中,道出了詩人三個特點,一是生平遭際非常艱難困苦;二是平生苦吟不輟,以詩為業;三是詩人苦心所吟的乃是苦詩。因為結合其生平與作品二者來看,此“苦心詩”者,不僅是說自己刻苦為詩,苦吟成癖,也是道儘其詩中所充滿的乃是對於人世人生中種種悲愁痛苦的感受。如“況是孤寒士,兼行苦澀詩。”(《下第出關投鄭拾遺》)“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長安冬日》)“燭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秋日懷九華舊居》)“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郊居即事投李給事》)“冷極睡無離枕夢,苦多吟有徹雲聲。”(《館舍秋夕 》) “兄弟無書雁歸北,一聲聲覺苦於猿。”(《江下初秋寓泊》)“此時若有人來聽,始覺巴猿不解啼。”(《秋夜苦吟》)“啼花蜀鳥春同苦,叫雪巴猿晝共饑。 ”(《酬張員外見寄》)等詩都可見出他集中的“苦心詩”,往往是兼及了“苦吟”與“吟苦”兩方麵的。 那麼,杜荀鶴集中為什麼會充滿那麼多自傷身世的戚苦之歎呢?這一方麵,如上所述,是他那艱辛困苦的人生體驗使其結緣佛門,深契佛理,尤其是對“苦諦”之說深有體會;另一方麵,也正因為深契佛理,所以纔對世事人生有著遠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感歎。 這種身世感歎往往又集中在佛教“苦諦”理論方麵,下麵試作具體分析。\\n\\n“苦諦”所闡述的是佛教最基本教義。它認為,世間猶如苦海,人身是受苦的載體,人生是苦難的經曆。進而言之,三界眾生,六道輪迴,一切生命與生存現象,無不都是苦的表現。佛教將人生的煩惱痛苦分彆為二苦、四苦、八苦乃至一百幾十種苦等諸苦,所謂“二苦”,是指外苦與內苦,即客觀環境所給予的苦難的逼迫和主觀感受所受到的痛苦的煎熬。所謂“四苦”,即是生、老、病、死這四種人生苦難。而“八苦”則是在“四苦”之上再加上愛彆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盛四苦。總之,佛教認為人生諸苦既來自於自然規律的限製,更緣於眾生對於情與欲的執著與貪求。據不少學者考證,杜荀鶴生於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其父杜筠為池州石埭縣長林鄉鄉正。鄉正是掌管一鄉政教禁令的小吏,任此職者亦需一定文化程度,受家庭影響,杜荀鶴“七歲知好學,資穎豪邁,誌存經史”。(據《石埭縣誌》《嘉靖池州府誌》)長成之後,他刻苦學習,所謂“閉戶十年專筆硯”(《投江上崔尚書》),曾與二三學友同在廬山隱棲讀書,大約在懿宗鹹通十一年(870)前後,他結束了山居攻讀生活,下山求取功名,此時他不過24、5歲。然而自從進入科場之後,卻連年顛頓,屢試不第。直到昭宗大順二年(891),嚐盡天涯漂泊、文場困頓之苦的詩人才得以於“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科”(辛文房《唐才子傳》)取中進士,此時他已年近知命。由此可見,其科舉道路極為艱難坎坷。然而,唐製規定,“進士放榜後,禮部始關吏部,吏部試判兩節,授春關,謂之關試,始屬吏守選。”(胡震亨《唐音癸簽》)因此,中進士後的杜荀鶴雖也通過了吏部考試獲得釋褐資格,但由於時危世亂,並冇有馬上得授實際官職,故隻得依舊還歸家山。大約在第二年,杜荀鶴將其曆年所撰五七言詩凡三百餘篇,編為《唐風集》三卷,請原來一同隱居廬山讀書的好友、時任太常博士的顧雲為之作序。又數年,詩人應宣州節度使田頵之請,入其幕府從事。昭宗天覆三年(903),杜荀鶴已58歲,他奉命出使汴州訪梁王朱全忠,受到朱的器重。同年十二月,原府主田頵因兵敗被殺,杜荀鶴便往依梁王朱全忠,任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這是他生平最為風光的一頁,然而,這耀眼的風光卻真如曇花一現,據說他任官不過十日便罹患重疾身亡。由此可見,杜荀鶴的一生可以說是屢試不第、仕宦艱難、懷纔不遇、齎誌以歿的一生,這種倍嘗酸辛的人生經曆曾經帶給詩人了極為深重的煩惱憂愁。緣於此,在他的詩集纔會有那麼多感傷人生艱辛困苦的悲歎。如《下第東歸道中作》詩中,他感傷道:“一回落第一寧親,多是途中過卻春。心火不銷雙鬢雪, 眼泉難濯滿衣塵。苦吟風月唯添病,遍識公卿未免貧。 馬壯金多有官者,榮歸卻笑讀書人。”在《長安道中有作》中,他更為自己的貧窮困窘而倍感傷心:“回頭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窮。馬跡蹇於槐影裡, 釣船拋在月明中。帽簷曉滴淋蟬露,衫袖時飄卷雁風。……” 而麵對極看重門第且夤緣成風的晚唐科場,杜荀鶴這位“三族不當路”(《寄從叔》)的衣衫破舊、瘦馬羸僮之“天地最窮人”(《郊居即事投李給事》),儘管勞累奔波、辛苦輾轉,但結果還是隻落得“長年猶布衣。”(《寄從叔》)在詩人看來,這種“驅馳岐路共營營,隻為人間利與名。”(《遣懷》)飄遊異鄉冇日冇夜的求名乾祿行為,隻贏得兩眼昏花,雙鬢飛雪,一身塵土,滿腹悲愁。大好年華如同流水逝去不能複返,而身世卻仍如浮雲飄絮,不可把握,不可主宰,無有定處。所謂“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蘇軾《沁園春》詞),“長恨此生非我有,何時拋卻營營?”(蘇軾《臨江仙》詞)可以說,蘇軾這種人生是苦、人生極不自由的苦況,杜荀鶴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經嘗夠了。他在詩中寫道:“大道本無幻,常情自有魔。人皆迷著此,師獨悟如何。”(《題著禪師》)“雲山已老應長在,歲月如波隻暗流。 唯有禪居離塵俗,了無榮辱掛心頭。”(《題開元寺門閣》)詩人這種由反省而產生的感悟就頗能概括出佛教之人生觀、世界觀。在佛教看來,所謂世間的種種名利得失、榮辱禍福皆為虛幻,而眾生之所以受苦受難乃是因為以虛為實,終日追隨這些虛幻不實之物所致。其實世事都如同浮煙過眼,逝波不返,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覆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經》)因此,不但人生如夢,而且人生也如寄。既然一切世事都隻是一場如煙似霧的空幻,又何必追名逐利,終年勞累,無有儘時呢?佛教的所謂“生苦”,並非僅指人在出生時所經受的痛苦,而是包含了人生下來就是受苦,人的一生始終伴隨著的就是苦難,人生就是苦,人世就是苦,苦海無邊,苦難無窮的意思,概言之,活在人世間就是苦。要想解脫苦,就隻能是學“無生”之法。對此,經常往來佛門,聆聽禪師開導的杜荀鶴也是有自己心得的,在《贈題兜率寺閒上人院》詩中,他說:“人間寺應諸天號,真行僧禪此寺中。百歲有涯頭上雪, 萬般無染耳邊風。掛帆波浪驚心白,上馬塵埃翳眼紅。 畢竟浮生謾勞役,算來何事不成空。”在《題德玄上人院》詩中,他更明確地指出:“浮生自是無空性, 長壽何曾有百年。”“ 我雖未似師披衲,此理同師悟瞭然。”然而,熟諳佛理的詩人儘管深知“身未立前終日苦,身當立後幾年榮。萬般不及僧無事,共水將山過一生。”(《題道林寺》),但為了立身揚名、榮親遂誌,他還是冇有放棄奔波利名之場的艱辛勞碌,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中火自涼。”(《夏日題悟空上人院》)由於杜荀鶴心頭的希望之火始終未曾熄滅,所以他感歎“生苦”的詩篇就源源不斷的有新材料,新感受,這似乎也是在從另外一個方麵證實“煩惱即是菩提”的至理吧。\\n\\n前人指責晚唐詩格調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認為此時詩人集中多歎老嗟卑之作,如草間之蟲吟,砌下之蛩唱,大都是一些悲淒戚苦的微音細響。事實也確實如此。但生活在此時的詩人們所反映的正是衰亂末世中自己的不幸與人民的苦難,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因此,我們不必過多指責詩人。與其他不遇不達的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一樣,杜荀鶴詩集中也頗多哀歎“老苦”“病苦”的悲調。而這些又往往是與他屢試不第,生活窘迫的身世遭際有關的。我們試看他的《途中春》一首:“馬上覽春色,丈夫慚淚垂。一生看卻老,五字未逢知。 酒力不能久,愁根無可醫。明年到今日,公道與誰期。”又如《與友人話彆》一首,詩人感歎道:“ 客路行多少,乾人無易顏。未成終老計,難致此身閒。 月兔走入海,日烏飛出山。流年留不得,半在彆離間。”眼見年歲一天天衰老,而自己苦心所追求的功名竟然還無半點希望,詩人怎能不傷感萬分?於是,一連串的歎老嗟卑的傷心之聲便伴隨著懷纔不遇的悲憤迴響於詩卷之中,所謂“年齒吟將老,生涯說可悲。” (《贈宣城麋明府》)“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年華落第老,岐路出關長。” (《下第東歸彆友人》)“ 懷纔不得誌,隻恐滿頭絲。”(《江南逢李先輩》)“自憐空老去,誰信苦吟來。” (《旅感》)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由此可見,失意的詩人不但對人生充滿艱辛困苦的“生苦”深有體會,而且對衰鬢蒼顏、頭童齒豁的“老苦”也遠比一般人更為敏感。然而,“ 人世鶴歸雙鬢上, 客程蛇繞亂山中。”(《途中春》)艱辛曲折的求名乾祿生涯給予詩人的不僅是“老苦”的痛楚,而且也有“病苦”的屢屢折磨,詩人長年奔波旅途,漂泊異鄉,過著“朝隨賈客憂風色, 夜逐漁翁宿葦林。”(《舟行即事》)“帽簷曉滴淋蟬露,衫袖時飄卷雁風。”(《長安道中有作》) 餐風露宿的生活,又怎能不疾病叢生呢?正如其“老苦”歎一樣,詩人的“病中吟”也往往是作於旅途客舍之中。如 《旅中臥病》《秋日旅舍臥病呈所知》《秋日臥病(一作秋日旅中)》等都是此種情況下所寫。其中尤以 《旅中臥病》一首寫得最為淒切:“秋來誰料病相縈,枕上心猶算去程。風射破窗燈易滅, 月穿疏屋夢難成。故園何啻三千裡,新雁才聞一兩聲。 我自與人無舊分,非乾人與我無情。”麵對旅館中燈殘窗破、酸風射眼的淒涼夜景,老病交加的詩人儘管痛苦以極,卻仍舊冇有放棄對前程的追求,他隻是歎息自己的命運不濟,是“三族不當路”(《寄從叔》)“我自與人無舊分”的客觀條件限製了自己的仕進出路,才使自己飽嘗人生諸苦而不得遂其誌。在這裡,我們不禁會感到杜荀鶴未免過於迂執,或者說名利之心太急切,然而,詩人的這種思想行為在當時士林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由於“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摭言·卷一》)的社會價值觀,進士科舉遂成為“士林華選”。眾多士人的趨向此門,使進士科考試競爭十分激烈,極難獲中。當時就有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可見及第之艱難不易。因此,杜荀鶴雖然倍受老病諸苦折磨,但畢竟還未及知命之年,所以,感歎歸感歎,行動歸行動,他往往是在一番傷心嗟歎之後,又帶病踏上了漫漫旅途。\\n\\n佛門教義,歸根到底,最核心的就是一個“空”字。所謂“是非成敗轉頭空”,這裡的“轉頭”,就是死亡的意思。的確,人都是要死的,在死亡麵前,人在浮生浮世所追求、經營過的一切,瞬刻間都將蕩然無存,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死苦”的指向是對曾經存在過的一切的徹底毀滅。佛教認為,世間一切事物與存在,雖然在現象上是“有”,但在本質上都不過是“空”,眾生之所以遭受煩惱諸苦,乃是因為隻見其“有”而未見其“空”。從而執虛為實,陷入無邊苦海不得解脫。而事物的本質之所以是空的,乃是因為事物的存在既無主宰無實體可言,也時時處於遷流不息的變動過程中,因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久,都無不經曆生、住、異、滅的過程,都將歸結於滅亡。“死苦”可以說是諸種痛苦中最大的痛苦,雖說所有的恩仇榮辱、是非得失,一切都已消除,但“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王羲之《蘭亭集序》),因此,“死苦”並不僅隻在於死亡本身,更在於對死亡的體驗與感受,而這種體驗又往往是通過對他人之死的感受所產生的。在杜荀鶴的詩集中,對死亡的體驗也往往與佛教苦空觀念以及對懷纔不遇、齎誌以歿之不幸身世的傷悼有關。如 他的《經賈島墓》:“謫宦自麻衣,銜冤至死時。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 仙桂終無分,皇天似有私。暗鬆風雨夜,空使老猿悲。”《哭劉德仁》:“賈島還如此,生前不見春。豈能詩苦者,便是命羈人。 家事因吟失,時情礙國親。多應銜恨骨,千古不為塵。”《哭方乾》:“何言寸祿不沾身,身冇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關教化, 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 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酹吟魂。”都是如此。詩人所傷悼的這些或為前輩或為師友的亡者,都與他有著同命相憐的不遇不達悲慘身世,他們一生都曾苦心為詩,都曾奮力拚搏於科場,都留下了無論內容還是藝術都足以動人、垂諸不朽的篇章,但他們的命運卻都是那樣的淒慘,最終無不落得個“仙桂終無分”的結果。這一切,難道真是“豈能詩苦者,便是命羈人”麼?杜荀鶴儘管發出這樣的懷疑,但他卻決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因為他畢竟還在奮戰於名場,還在苦苦寫著那些“關教化”的五七言詩。因此,那種“何言寸祿不沾身,身冇詩名萬古存”的肯定與其說是對逝者的安慰,不如說是在給自己飽受生苦、老苦、病苦多種折磨已經難以支撐的身心打入的一劑強心針。然而,事實上卻是,這種強為振作的高調唱過之後,最終又還是不免落到“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 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酹吟魂。”的哀歎中,那三尺孤墳、一彎殘月、鶴唳猿啼陪伴吟魂的悲涼淒慘之景,隻能更加突顯出“身後詩名萬古存”的虛幻不實,將所謂“詩名萬古存”的真實價值撕開來給人們看。是啊,“病向名場得,終為善誤身。”(《哭友人》),既然逝者已矣,那麼生者又何必再執著辛苦、煩勞於世呢?深受佛教理論熏染的詩人似乎已對“死苦”有所感悟,他說:“閒來吟繞牡丹叢,花豔人生事略同。半雨半風三月內, 多愁多病百年中。開當韶景何妨好,落向僧家即是空。” (《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也就是說,任你人生花朵開得何等鮮豔,但最終都隻是一個“空”字。由此,詩人發出“舉世儘從愁裡老, 誰人肯向死前閒。”(《秋宿臨江驛》)“是個少年皆老去,爭知荒塚不榮來。”(《重陽日有作》)的感慨,這既是對自己的告誡,也是對世人的警醒,歸根到底,與“半雨半風三月內, 多愁多病百年中”一樣,都是對人生最終不免墮入“死苦”的一種深刻認識。\\n\\n綜上所述,杜荀鶴詩中所寫的種種苦況,無一不是他所親身體驗的切膚之痛,儘管悲淒微弱,但它是發自詩人內心中最真切最深刻的人生感受,它十分具體,十分生動,也十分感人,它正是一位貧寒的讀書人承受了種種人生苦難後用心血所凝成的詩的結晶。長期以來,人們對晚唐詩有一種看法,認為它格卑調弱,音聲淒苦,故而貶損之辭甚夥,甚至在學術界亦蒙受冷遇。但是,我們如果客觀地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對晚唐詩壇上所響起的帶普遍性的歎老嗟卑之淒苦音聲這種文學現象就不應忽視,因為它不僅是那個動亂的末世時代之必然產物,而且也最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廣大的中下層讀書士子的境遇與心態。可以說,在封建社會的每一個朝代,無論其興盛期也好,衰微期也好,讀書人中能夠“優則仕”得以高官厚祿的又有幾人?能夠僥倖獲取一第的也是微乎幾微。於是,廣大的讀書人就擺脫不了身世淪落、窮愁潦倒的不幸命運,這樣一大批的原本心懷修齊治平大誌而竟淪落成“百無一用”之社會邊緣人的書生們其心境之苦可想而知。少懷大誌,刻苦攻讀,十載寒窗,方磨得一劍,然而出得山來,卻連遭摧挫,屢敗文場,不但前路茫茫,而且饑寒貧病,羈泊他鄉。不但無以榮父母、養妻子,而且也無法向家鄉父老交代,無法酬謝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對自己充滿深切期望、從精神與物質等方麵都給予過支援與幫助的知己。若論人世間的苦人兒,最苦莫過於這些生活在社會下層的讀書人。因為他們所承受的人生痛苦,不但有物質上的,而且更有精神上的。和一般不讀書的人相比,他們的主觀願望最高,而客觀遭遇最慘,這種強烈的反差,使他們在一次次失望中最終走向絕望,走向空無,在精神上遁入空門,泯滅壯誌,埋葬人生理想與信念,這就是封建社會後期相當一部分讀書人最終的心靈歸宿與精神結局。因此,杜荀鶴詩中這種感傷身世諸苦的聲聲哀歎,不僅在晚唐有代表性,在每一個末世時代有代表性,而且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寒士群體中都有它的代表性,這也許就是我們研究他詩作的意義之一吧。\\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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