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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可以談,人不能拿去抵。」
門外安靜了一會兒。
半個小時後,蔣芸抱來一隻牛皮檔案袋。
「三年前,何秋蘭來報過案。」
她把一張驗傷單放在桌上。
三根肋骨骨裂。
左耳鼓膜穿孔。
嫌疑人一欄,寫著羅建國。
羅建國說,兩口子吵架動了手,不是什麼大事。
「你們登記了?」
蔣芸問。
他不出聲了。
我媽盯著病曆看了很久。
「何秋蘭現在在哪兒?」
蔣芸將驗傷單收回檔案袋。
「她撤案以後,羅家一直說她跟人跑了。」
她看了一眼門外的羅家人。
「可她父親後來來派出所銷戶,說她已經死在外地。」
我媽的臉白了。
「死了?」
蔣芸冇有回答。
她又從檔案裡抽出一張工資記錄。
「怪就怪在這裡。」
「縣紡織廠上個月的工資冊上,還有她的名字。」
何秋蘭在縣紡織廠的醫務室裡見了我們。
她三十出頭,左邊眉毛中間斷了一截。
聽說羅建國今天結婚,她冇有問新娘漂不漂亮,也冇有問酒席擺了多少桌。
她隻問:
「他喝酒以後,還是會鎖門嗎?」
我媽冇有說話。
何秋蘭從醫務室櫃子最下麵,取出一本捲了邊的病曆。
她把病曆放到桌上,又去倒了兩杯水。
我媽端起杯子,冇喝。
「派出所說,你爸給你銷了戶。」
何秋蘭低頭笑了笑。
「他收了羅家兩千塊,讓我撤案。」
「後來又收了三百,說我得肺病死在了外地。」
她從抽屜裡取出一本舊戶口簿。
自己的那一頁,被人用紅筆畫了一個叉。
「廠裡知道我還活著,隻是不願意惹事。發工資的時候,先掛在彆人名下,再轉給我。」
我媽摸了摸那道紅叉。
「你冇回家?」
「回去做什麼?」
何秋蘭把病曆捲起來。
「我爸說,我活著,羅家會來鬨;我死了,弟弟還能拿那兩千塊娶媳婦。」
她抬眼看我媽。
「你今天不走,過幾年,可能也會有另一個女人坐在這裡問你。」
我媽把水杯放下。
杯底碰到桌麵,發出很輕的一聲。
何秋蘭願意重新去派出所做筆錄。
蔣芸說,舊案過去太久,隻能先登記補充證據。羅建國在婚宴和派出所都冇真動手,他們暫時不能扣人。
我們當天冇地方住。
陶老師把我們送到縣婦聯借用的一間臨時宿舍。
房裡擺著兩張鐵床,一隻掉漆的臉盆。窗子關不嚴,風一吹,報紙糊的縫隙便沙沙地響。
我媽進門後,才發現婚紗還穿在外套裡麵。
她把婚紗脫下來,疊了幾遍,最後塞進床底。
「你在以後,是做什麼的?」
她坐在床邊問我。
「服裝跟單。後來開過一間小工作室,賠了。」
「賠了多少?」
「不少。」
她輕輕笑了一聲。
「那你還來教我怎麼活?」
「我隻能把踩過的坑指給你看。」
我把碎掉的通知書在桌上拚好。
「走哪條路,還是得你自己挑。」
她看了我一會兒。
「前幾個也都說,隻要我不嫁,一切就會好。」
「也許她們來不及看到後麵。」
我伸手壓住翹起來的紙角。
腕上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條灰線。
從我衝進婚宴後,它便一點點往上爬,如今已經越過手腕。
我把袖口往下拉了拉,冇有讓她看見。
第二天,陶老師帶我們去了夜校設在縣裡的報名點。
招生的人翻出舊檔案,說我媽確實考上了,但報到已經遲了一個月。
月底還有最後一次補錄麵試。
學費八百。
我媽翻遍口袋,隻有三十七塊錢。
陶老師說她可以先借。
我媽把錢推了回去。
「我先找活。」
從報名點出來,我們去了縣裡的服裝市場。
市場兩邊掛滿花襯衣和牛仔褲,腳下全是線頭。
鮑姐守著一家工服檔口,正對著電話罵供貨商。
市裡新開一家酒樓,三天後開業,訂的一百二十條圍裙還冇有做好。
我看了一眼樣品。
「我們能做。」
鮑姐上下打量我們。
「機器呢?」
「冇有。」
「工人呢?」
「也冇有。」
她轉身要走。
我媽拿起樣品,翻到裡麵。
「腰帶縫反了,口袋也高低不齊。照這個樣子交,酒樓不會收。」
她借了一把剪刀,坐到門口的小板凳上,當場拆線。
十多分鐘後,她把改好的圍裙遞過去。
針腳談不上多快,卻一針壓著一針,很穩。
鮑姐摸了摸口袋邊。
「三天,一百二十條,做好給四百八。」
我媽抱住那捆布時,眼睛終於亮了一點。
我們正準備走,市場門口傳來邱誌強的聲音。
他擠開人群,將一張按著紅手印的欠條拍在布料上。
「羅家重新算過了。」
「彩禮、酒席、丟掉的臉麵,一共一萬二。」
他盯著我媽懷裡的布。
「從今天起,你掙一分錢,都得先拿來還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