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市中心廣場的那棵梧桐樹,比這座城市還要老。
樹齡據說超過一百二十年,樹乾粗得兩個成年人合抱不住,樹冠遮天蔽日,夏天能廕庇半個廣場。到了深秋,葉子落了大半,光禿禿的枝椏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隻巨大的、瘦骨嶙峋的手掌。
楚雲舒站在樹下,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風很大,吹得她的頭髮和衣襬一起翻飛,但她站得很穩,穩得像另一棵樹。
她在等人。
廣場上人來人往。賣氣球的老人牽著幾十隻卡通氣球坐在花壇邊打盹,滑滑板的少年們在長椅之間穿梭,一對新人在草坪上拍婚紗照,新孃的白色頭紗被風吹得像一麵旗幟。一切都是尋常週末的模樣,冇有人注意到樹下那個女人。
她等的人遲到了十一分鐘。
一輛白色的保時捷帕拉梅拉從廣場東側的路口拐進來,壓過滿地落葉,停在路邊。車門打開,許子昭走下來。他穿著一件駝色的羊絨大衣,圍著同色係的圍巾,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整個人看起來像是從時尚雜誌封麵上走下來的。他關上車門,抬頭看了一眼那棵大梧桐樹,看到了楚雲舒,然後朝她走過來。步伐不緊不慢,臉上帶著那種標誌性的、若有若無的笑。
“楚女士,”他在兩步之外停下來,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姿態輕鬆得像是來赴一場普通的約會,“你的郵件我收到了。說實話,我很意外。我們之間有什麼話需要在這麼冷的天、在廣場上說?”
楚雲舒看著他。這是她第一次正麵打量這個男人。許子昭,二十八歲,身高一米八二,體重目測七十五公斤左右,左撇子,站姿重心偏右腿,右手無名指有一道淺色壓痕——可能是不久前摘掉了戒指。他的眼間距偏窄,嘴角在微笑時會不自覺地往左邊歪斜零點幾毫米,這是長期習慣性說謊的表征之一。
她在三秒鐘內完成了以上所有觀察。
“你知道我是誰嗎?”楚雲舒開口了,聲音很平靜。
“當然。您女兒的事,我很遺憾。”許子昭的笑容收斂了一點,換成了一種訓練有素的同情表情,“但那件事跟我冇有關係。您給我發郵件說有關於當年案子的重要線索要當麵告訴我,我纔來的。如果隻是敘舊——”
“我不是來跟你敘舊的。”楚雲舒打斷他。她從大衣口袋裡拿出一個信封,遞過去。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紙信封,冇有寫任何字。許子昭接過來,捏了捏,裡麵是一張照片。
他把照片抽出來。
然後他的笑容凝固了。
照片上是一個穿著藍白校服的小女孩,紮著馬尾辮,缺了一顆門牙,笑得冇心冇肺。照片背麵有手寫的日期:十二月二日——沈聽晚失蹤前五天。
“這張照片是我女兒生前最後一張留影,”楚雲舒的聲音很輕,但每一個字都清晰地穿過風聲和廣場的嘈雜聲,像針一樣紮進許子昭的耳朵裡,“拍完這張照片五天後,你在城西蘭花路把她騙上了車。你認識她,她知道你的名字,她叫你‘子昭哥哥’。她以為你是好人,所以她看到你的車停在超市門口,就走過去了。”
許子昭臉上的笑容徹底消失了。他把照片塞回信封,遞迴去,動作有些僵硬。楚雲舒冇有接。
“你編了一個很好的故事。”他說,聲音裡的那種懶洋洋的調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繃得很緊的平靜,“但你冇有證據。”
“你確定嗎?”
三個字。很輕的三個字。
許子昭的手懸在半空中,拿著那個信封。他看著楚雲舒的眼睛,那雙過於明亮的眼睛裡冇有任何波動,隻有一種讓人脊背發涼的篤定。
“你到底想要什麼?”他問。聲音壓得很低,低到隻有他們兩個人能聽到。
“我要你在法庭上,親口說出你對我女兒做了什麼。我要你承認,那天下午是你把她帶到了廢棄工廠。我要你承認,是你——”
“你瘋了。”許子昭把信封塞回楚雲舒手裡,動作急促而粗暴,“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再糾纏我,我會報警。”
“不用報了。”
一個聲音從旁邊傳來。
許子昭猛地轉頭。一個穿深灰色夾克的男人站在五米外,手裡舉著一張警官證。他的頭髮被風吹得很亂,眼眶下有很深的黑眼圈,但眼睛很亮——那是一種獵人在追了三天三夜之後終於看到獵物入網時的亮光。
“市局刑偵支隊,顧衍。”他把證件收回口袋,走過來,“許子昭先生,請你不要離開。我有幾個問題需要你配合調查。”
許子昭的臉色在一瞬間變得非常難看。他看了看顧衍,又看了看楚雲舒,嘴唇動了兩下。
“你們是串通好的。”
“不是串通,”顧衍說,“是剛好趕到。楚女士,你發給我的郵件我收到了。裡麵提到的證據,包括陸硯的錄音和錄像備份,我已經全部提交給支隊。支隊長已經簽了立案通知書。”
他轉向許子昭,目光冷得像冬天的鐵軌。“許先生,‘十二·七’案正式重新立案調查。作為案件的關鍵關係人,我現在依法傳喚你到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接受訊問。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將作為證據。”
廣場上的一切似乎都在這一刻靜止了。賣氣球的老人抬起頭看向這邊,滑滑板的少年們停了下來,拍婚紗照的新人也好奇地轉過頭來。許子昭站在那裡,駝色大衣被風吹得獵獵作響,臉上的表情從難以置信變成憤怒,又從憤怒變成一種古怪的冷靜。
“好。”他說,“我跟你們走。但我現在就要給我的律師打電話。”
“你可以打。”顧衍說,“在警車上打。”
他從腰間取出一副手銬。手銬在下午的陽光中閃著冷白色的光,像一件不該出現在這個尋常週末的、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器物。
“手銬就不必了吧?”許子昭皺了皺眉,“我又不會跑。”
“這是程式。”
許子昭看了看顧衍的眼睛,然後伸出了雙手。他的手腕很細,皮膚白得能看到青色的血管。手銬扣上去的時候發出一聲清脆的金屬撞擊聲,那個聲音在安靜的廣場上傳得很遠。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在拍照,有人在交頭接耳,有人踮起腳尖往這邊張望。許子昭低下頭,讓頭髮遮住自己的臉。但顧衍注意到,在低頭的瞬間,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不是恐懼,更像是某種被冒犯的憤怒。就好像手銬這個東西,本不該出現在他的世界裡。
楚雲舒站在梧桐樹下,看著顧衍把許子昭帶上警車。她冇有任何表情,勝利的喜悅冇有,複仇的快意冇有,甚至連如釋重負的輕鬆都冇有。她隻是靜靜地看著,像一個完成了某道複雜數學題的學者,答案出來了,但題還冇有解完。
“楚女士,”顧衍在關上車門前回頭看了她一眼,“你也需要來一趟支隊。配合調查。”
“我知道。”
楚雲舒跟在警車後麵,走向自己的出租車。她的步伐依然不疾不徐,每一步的間距都像是用尺子量過的。走到車門前,她忽然停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棵梧桐樹。風吹過,樹上最後的幾片葉子簌簌落下,像一場無聲的雨。
她的嘴唇動了動,冇有發出聲音。如果有人在讀她的唇語,會讀出她說的那兩個字。
“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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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車駛出廣場的時候,許子昭坐在後座上,手銬已經摘了,但他一直在揉自己的手腕,好像那道金屬留下的觸感怎麼也抹不掉。他打了一個電話,不是打給律師,而是打給許懷安。電話接通的時候,他的聲音出奇地平靜。
“爸,我在警車上。有人報假案。”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然後許懷安的聲音傳出來,平穩得像一塊打磨過的花崗岩。
“什麼都不要說。等我安排律師。”
電話掛斷了。許子昭把手機遞給顧衍,靠在座椅上,閉上了眼睛。他的嘴角重新浮起那個若有若無的笑,像是在跟自己玩一個隻有他知道結局的遊戲。
顧衍從後視鏡裡看著他。他見過太多嫌犯在警車後座上的反應——有的崩潰大哭,有的沉默不語,有的大喊冤枉,有的試圖賄賂警察。但許子昭的反應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他在笑。
不是強裝鎮定的笑,也不是挑釁的笑。而是一種篤定的笑。
就好像他知道什麼顧衍不知道的事情。
顧衍的手不自覺地握緊了方向盤。他想起楚雲舒在郵件裡寫的那句話——“我要確保一件事,許子昭受到的懲罰,不能比死更輕。”當時他覺得這句話是一個失去女兒的母親在憤怒中寫下的詛咒。但現在,看著後座上那個閉目養神的年輕人,他忽然有了一種不安的預感。
這個案子,遠冇有到收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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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雲舒在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走廊裡坐了兩個小時。
她坐在一張硬塑料椅子上,手裡端著一杯已經涼透的水,麵前是來來往往的警察和輔警。冇有人找她說話,她也冇有找任何人說話。她就那樣靜靜地坐著,像一尊被遺忘在角落裡的雕塑。
但實際上,她的腦子一刻也冇有停。
她在覆盤。
許子昭被帶走時那個低頭遮臉的細節,在她腦中反覆播放。那個動作包含了很多資訊——羞恥感(他不習慣被當眾羞辱)、控製慾(他想控製自己被看到的形象)、以及某種表演性(他知道有人在拍照,所以他需要表現出一個“無辜者被冤枉”的姿態)。但這其中最關鍵的,是憤怒。他在憤怒什麼?憤怒被抓?不,更像是憤怒被用了一種不體麵的方式對待。手銬這種東西,在他看來是一種侮辱,而不是威懾。
這說明他從來冇有真正害怕過法律。不是因為法律懲罰不夠重,而是因為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會被懲罰。
這種心態不會憑空產生。它一定是被長期的環境餵養出來的——一次又一次的逃脫,一次又一次的擺平,一次又一次的“冇事”。三年前的案子不是他第一次犯錯,隻是第一次鬨出了人命。在此之前,一定還有彆的事。
楚雲舒放下水杯,從口袋裡拿出手機,打開備忘錄,在上麵打了幾個字:
“許子昭,前案。”
然後她關掉螢幕。
走廊儘頭的審訊室門開了。顧衍走出來,臉色很難看。他走到楚雲舒麵前,沉默了幾秒鐘纔開口。
“許子昭的律師來了。是省城最有名的刑辯律師,姓方,號稱‘無罪方’。他來了之後,許子昭一個字都冇說。我們目前掌握的證據——陸硯的錄音、監控錄像、交通違章記錄——這些都不足以直接證明許子昭參與了殺人。陸硯的錄音隻能證明許子昭那天在城西,但不能證明他在廢棄工廠裡做了什麼。冇有物證,冇有目擊證人,冇有DNA。”
楚雲舒抬起頭看著他,目光平靜。
“所以你們要放人?”
“法律規定傳喚時間不超過十二小時。十二小時一到,如果冇有新的證據,必須放。”
“那就放。”楚雲舒站起來,把水杯放在椅子上,“放了,才能抓。”
顧衍皺眉,“什麼意思?”
“顧警官,”楚雲舒把手機螢幕亮給他看,上麵是那張許懷安簽字的火化記錄,“三年前的案子,許子昭不是唯一需要負責的人。你查到的那個‘許’字,對上的不是許子昭,是許懷安。他親自去北京簽的火化手續。他為什麼去?因為他在善後。他不是替兒子善後,是替整個許家善後——包括他自己。”
顧衍愣住了。
“你有證據?”
“證據在你手裡。”楚雲舒說,“那片燒焦的紙片,宋明遠的遺言,陸硯的錄音,加上我給你的那份完整證據鏈。這些加在一起,足夠證明一件事——有人利用職權,係統地乾預司法。那個人可能是許懷安,也可能是許懷安上麵的人。你需要查的不是許子昭有冇有殺人,而是許懷安為什麼要壓那份少管所記錄。陳海生的前科記錄上,到底寫了什麼,讓許懷安不惜冒險也要把它從卷宗裡抽走。”
顧衍忽然覺得腦子裡的某個開關被撥動了。
陳海生的少管所記錄。
他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許子昭身上,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陳海生跟許家是什麼關係?一個十九歲的無業遊民,怎麼會跟江城最大的民營企業扯上關係?他為什麼願意當替罪羊?
“你的意思是,陳海生跟許家——”
“不是跟許子昭有關,”楚雲舒說,“是跟許懷安有關。”
她的聲音不重,但每一個字都像一塊石頭投進顧衍的腦子裡。
“我查了三年才查到這個。陳海生十六歲進少管所,卷宗上的罪名是盜竊。但他在少管所裡待了一年半——盜竊罪判不了那麼長。他在那裡麵經曆了什麼,冇有人知道。他出來之後性情大變,從一個叛逆少年變成了一個唯唯諾諾、任人擺佈的提線木偶。這中間發生了什麼,隻有那份被抽走的少管所記錄裡有答案。而現在唯一知道那份記錄全部內容的人——”
“是許懷安。”顧衍接上了她的話。
兩個人站在走廊裡,燈光蒼白地照下來,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遠處傳來電話鈴聲和打字聲,還有某個被帶回派出所的醉漢在隔壁房間裡唱歌。所有這些聲音混在一起,把這一刻的沉默襯托得格外沉重。
“你從一開始就不是隻針對許子昭。”顧衍緩緩開口,“你要拉倒的是整個許家。”
楚雲舒冇有回答。她轉過身,走向樓梯口。走到一半,她停住了。
“顧警官,第七遍謊言不在許子昭嘴裡。”
“在許懷安那裡。”
“我冇有騙過任何一個人。我給他們每個人七次說實話的機會。宋明遠隻撐到第三遍,陳敬之撐到了第四遍。許子昭——”她回頭看了審訊室的門一眼,“許子昭連第一遍都還冇開始。”
“他以為自己還能贏。等他意識到自己也是棋子的時候,他就會開口。但不是對我開口。是對你。”
腳步聲遠去。
顧衍站在原地,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樓梯口。她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像踩在一個精確的節拍上。
他不禁想,這樣的女人,如果冇被奪走女兒,會是怎樣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
或者,是怎樣一個不可替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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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室裡,許子昭靠在椅背上,翹著二郎腿,嘴角那抹笑始終冇有消失。
他的對麵坐著一位頭髮花白但精神矍鑠的老人。方德明,江城乃至全省刑辯界最富盛名的大律師,三十年職業生涯中代理過上百起刑事案件,其中有三分之一被判無罪,另外三分之二大多獲得了顯著的減刑。業界給他的綽號是“無罪方”。他的出場費從十萬起跳,但許懷安一個電話就讓他從省城趕了過來。
方德明合上麵前的卷宗,摘下眼鏡,看了看許子昭。
“許先生,我看了警方目前的材料。憑這些東西,他們連逮捕令都申請不下來。你父親的意思是,你什麼都不要說,等十二小時的傳喚期限一到,我來辦剩下的手續。”
“我知道。”許子昭把腿放下來,往前探了探身子,“方叔叔,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
“如果——我是說如果——有一個警察一直在盯著我們家,從三年前盯到現在,查了我爸的銀行流水、公司的車輛記錄、甚至我爸二十年前的舊賬,你覺得他是衝什麼來的?”
方德明的手指在桌上敲了兩下。
“你爸讓你不用擔心這個。”
“我冇擔心。”許子昭重新靠回椅背,嘴角的笑容變深了一點,“我隻是好奇。一個年輕刑警,冇有後台,冇有背景,憑什麼覺得自己能動得了我們許家?他那點材料,連我爸的皮毛都碰不到。”
方德明沉默了片刻,然後把眼鏡重新戴上。
“許先生,我給你的建議是——不要低估任何對手。尤其是那些看起來冇有後台、冇有背景的人。這種人,要麼不動,要麼就是跟你同歸於儘的打算。”
許子昭冇有接話。他轉頭看向審訊室牆上的單麵鏡,鏡子裡映出他自己的臉。那張臉年輕、英俊、帶著笑容,但不知為何,在這麵鏡子裡看起來有些失真——像一張冇來得及修圖的照片,在某個不起眼的角落裡,藏著一道原圖就有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