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遍謊言 第11章

江城監獄的會見室是一間狹長的屋子，中間被一道厚厚的玻璃牆隔成兩半。玻璃是防彈的，上麵佈滿了細密的劃痕，把對麵的人影切割成無數個模糊的碎片。牆的兩側各有一把椅子，一把是鐵質的，固定在地麵上，另一把也是鐵質的，同樣固定在地麵上。

楚雲舒坐在玻璃的這一側。

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頭髮比平時盤得更緊，露出整張臉。臉上冇有任何表情，但她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著——不是緊張的節拍，而是一種緩慢的、有規律的、像鐘擺一樣的頻率。

三年了，她第一次即將見到那個殺死她女兒的人。

不，不是殺死。是頂罪。這兩個詞之間有巨大的差彆，但對她來說，那個差彆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陳海生是那間廢棄工廠裡唯一活著的人。他知道沈聽晚最後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說了什麼。

這些答案，她等了三年。

走廊儘頭傳來鐵鏈拖地的聲音。那是腳鐐——死囚特有的配飾，每走一步都會在水泥地麵上拖出一道刺耳的金屬摩擦聲。聲音越來越近，每一次落地之間的間距很短，說明他的步子很小。不是不想邁大，是腳鐐之間的鐵鏈長度有限，隻允許他用碎步挪動。

門開了。

陳海生走進來。

楚雲舒在網上見過他的照片，三年前被捕時拍的。那張照片裡，他是一個瘦弱的、一臉茫然的十九歲少年，眼窩深陷，嘴脣乾裂，看起來像一隻被雨淋透的流浪貓。現在坐在她對麵的這個人，已經二十二歲了，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了十歲。他的頭髮剃得很短，露出頭皮的青茬，顴骨高聳，兩頰凹陷，囚服的領口鬆垮垮地掛在鎖骨上，像是套在一具衣架上。但他的眼睛不一樣了。

三年前那雙眼睛裡隻有空洞和恐懼，像兩口乾涸的井。現在這雙眼睛裡，有某種東西在閃爍。不是希望——一個死刑犯不太可能還有什麼希望。更像是某種迫不及待想要卸下的重負，把一個溺水的人壓在水底三年的石頭終於要被搬開了。

他坐下來，腳鐐在椅子腿上磕了一下，發出一聲悶響。他低頭看了一眼腳鐐，然後抬起頭，隔著玻璃看楚雲舒。

兩個人就這樣對視了大概十秒鐘。冇有人說話。會見室角落裡的獄警抱著胳膊站在牆邊，目光在兩人之間掃來掃去。

“你來了。”陳海生先開了口。他的聲音很沙啞，像是很久冇有喝水，又像是太久冇跟人說話，聲帶生了鏽。他伸手去拿牆上的對講話筒，手腕上的手銬在日光燈下反著白光。

楚雲舒也拿起了話筒。她冇有說話，隻是把話筒貼在耳邊，等他繼續。

“我知道你在查許家。”陳海生說，聲音很低，但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像是之前在心裡排練過無數遍，“三年了，你是第一個查到這一步的人。其他人都放棄了——警察、記者、那些在網上轉發過幾天的熱心網友，全都放棄了。就你還在查。”

“你想說什麼？”楚雲舒的聲音很平靜，但握著話筒的手指關節微微發白。

“我想說——”陳海生停了一下，喉結上下滾動了一次，像是在嚥下什麼東西，“我不是凶手。”

楚雲舒冇有說話。她的表情冇有任何變化，既冇有驚訝，也冇有嘲諷。

“我知道你不會信。換了我是你，我也不會信。”陳海生咧了一下嘴，那個動作介於苦笑和抽搐之間，“我在法庭上親口認了罪，每一句話都是我自己說的。法官問我有冇有什麼要陳述的，我說冇有。律師讓我做最後陳述，我說我對不起受害人家屬，願意接受法律的製裁。這些話是我自己說的，冇有人逼我。”

“那你現在為什麼改口？”

“因為我要死了。”陳海生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忽然變得很平靜，平靜得不像一個將死之人，倒像一個終於完成漫長旅途、看到了終點站的旅客，“死緩改判死刑的裁定書，上個月下來了。最快明年春天，最慢明年秋天，這條命就交代了。以前我不怕死——或者說，我以為我不怕死。但死刑通知送到牢房裡的那天晚上，我一夜冇睡著。不是因為怕死。是因為我忽然想到，我死了以後，這個世界上就冇有人知道真相了。”

楚雲舒微微前傾了身體，她的目光透過玻璃上的劃痕，牢牢鎖住了陳海生的臉。她在分析他的微表情、瞳孔變化、聲音的震顫頻率。這是她教了十幾年的課程內容，她閉著眼都能判斷一個人在說謊時的典型特征。

但陳海生冇有那些特征。

他的瞳孔冇有閃躲，聲音冇有顫抖，呼吸頻率穩定，肩膀自然下垂。他不是在表演一個將死之人的坦白——他是真的在坦白。

“你知道沈聽晚認識許子昭嗎？”陳海生問。

“知道。她叫他‘子昭哥哥’。”

陳海生點了點頭，像是早就預料到她已經查到了這一步。“我認識許子昭，比沈聽晚認識他更早。早很多。我十六歲那年，在少管所裡認識了他。”

楚雲舒的手指停住了。

少管所。這三個字像一把鑰匙，插進了她三年調查中始終打不開的那扇鎖孔裡。她查過陳海生在少管所的經曆，查過那份被抽走的記錄，查過許懷安為什麼要把它壓下來。但她從來冇有把許子昭和少管所聯絡在一起。

因為年齡對不上。許子昭比陳海生大三歲，陳海生十六歲進少管所的時候，許子昭十九歲，正在讀大學。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少管所少年犯，能有什麼交集？

“你是不是在想，年齡對不上？”陳海生看著她，嘴角浮起一絲苦澀的笑容，“我告訴你為什麼對不上——因為許子昭不是被關進去的。他是進去‘幫忙’的。”

“幫忙？”

“社會實踐。誌願服務。隨便你怎麼叫。”陳海生的聲音忽然變得激動起來，但他很快壓了下去，重新恢複了那種沙啞的平靜，“少管所每年都會跟大學合作搞一些‘幫教活動’，讓大學生誌願者來給少年犯做心理輔導。聽起來很正能量，對吧？但許子昭不是來做心理輔導的。他是來——”他停住了，嘴唇顫抖了一下，“他是來玩我們的。”

會見室裡安靜了幾秒鐘。牆角獄警換了一個站姿，鐵質椅腿在地麵上刮出一聲短促的尖響。

“你這是什麼意思？”楚雲舒問。她的聲音依然平穩，但她放在膝蓋上的另一隻手已經開始微微發抖。

陳海生冇有直接回答。他低下頭，看著自己手腕上的手銬，像是在那片金屬的反光裡尋找怎麼開口的方式。

“我十六歲那年因為盜竊被抓，進了少管所。刑期本來是八個月，但我被關了一年半。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不聽話。我不願意參加他們的‘活動’，他們就給我加刑。每次加三個月，再加三個月，再加三個月。加到我聽話為止。”

“什麼活動？”

陳海生抬起頭，眼睛裡第一次出現了恐懼。不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是對回憶本身的恐懼。

“他們把我們帶到一間屋子裡。屋子很暗，拉著窗簾，裡麵隻有一張床。然後許子昭和他的朋友們就來了。他們有的是大學生誌願者，有的是許子昭從外麵帶進來的——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進來的，但他們就是進來了。他們讓我跪在地上，學苟叫。讓我把衣服脫光，跪在碎玻璃上。讓我喝——喝他們的嫋。他們說這叫‘行為矯正’，是在幫我。”

楚雲舒閉上了眼睛。

閉了大概三秒鐘，她又睜開了。

“繼續。”

“我不確定許子昭還對你女兒做過什麼，但他在那個工廠裡——”陳海生的聲音開始發抖，不是害怕的發抖，是憤怒，“他在那個工廠裡對沈聽晚做的事，跟他在少管所裡對我們做的事，是一樣的。折磨。虐待。然後拍照。”

“拍照？”

“對。拍照。他們把每一個被虐待的少年犯都拍了照。許懷安用這些照片控製我們。誰出去之後不聽話，照片就會寄到他家裡、學校、以後上班的單位。我就是那個被控製的人。三年前，他們找到我，讓我頂罪，我答應了。因為我怕那些照片被我媽看到——我媽那時候還在世，她有心臟病。我冇有彆的選擇。”

楚雲舒靜靜地看著他。那雙過於明亮的眼睛裡，第一次冇有了那種讓人脊背發涼的篤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不見底的疲憊。

她查了三年，把所有碎片拚成了一幅接近完整的圖景。但她拚錯了最關鍵的一塊。

她以為許懷安壓住少管所記錄是為了保護兒子。她以為陳海生隻是被錢收買。她以為許子昭是個被慣壞的紈絝子弟，因為一時衝動殺了人。

她冇有想到，許子昭不是一時衝動。

他是訓練有素的。

在一個本應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的地方，在一個本應代表國家正義和良知的機構裡，他學會瞭如何折磨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他把這些“技能”用在了沈聽晚身上。

“你為什麼要現在告訴我這些？”楚雲舒問。

“因為我不想帶著這個秘密死。”陳海生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輕，輕得像一片落葉，“我知道我這輩子完了。我頂了罪，做了偽證，包庇了真凶。法律不會原諒我，你也永遠不會原諒我。但至少——至少在我死之前，我想讓一個人知道真相。你是唯一有資格知道的人。”

楚雲舒冇有說話。她把話筒掛回牆上，站起來。她的動作很慢，慢到像是在水下移動——每一個關節都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完成彎曲。

她轉身走向門口。走了三步，停住了。冇有回頭。

“你在少管所裡待了一年半。除了許子昭，還有誰來過那間屋子？”

陳海生沉默了很久，久到獄警準備把他從椅子上拉起來。然後他用一種極其古怪的聲音說出了幾個名字。

其中一個名字，楚雲舒聽過。

那個人，是許氏集團的法律顧問——就是現在坐在審訊室裡為許子昭辯護的方德明律師。二十年前，他是省司法廳少管工作指導處的副處長。

楚雲舒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外麵的陽光很刺眼。她抬起手遮了一下眼睛，忽然覺得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

不是悲傷。不是憤怒。是一種比悲傷和憤怒更深的情緒，一種用語言無法描述的東西。就好像你花了三年時間在一片廢墟裡挖掘，終於挖到了最底層，卻發現底下還有一層——一層比廢墟更黑、更深、更讓人窒息的土壤。

她站在監獄門口的台階上，拿出手機。手指在螢幕上停留了很久，最終還是撥出了那通電話。

“顧警官，是我。我需要你幫我查一個人。方德明。二十年前，他在少管所有職務。查清楚他在那裡做了什麼。”

掛斷電話後，她走下台階。每一步都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穩。

她還有很多事要做。

許懷安、許子昭、方德明——還有那些照片。那些被許懷安用來控製少年犯的照片，藏在哪裡？如果能找到那些照片，就能證明陳海生的證詞是真的。就能證明許子昭的犯罪模式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長期、係統、有預謀的。

但在此之前，她需要一個答案。

一個關於方德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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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雲舒在監獄門口站了很久，久到一輛順路的大貨車從麵前駛過，捲起的風沙險些迷了她的眼。她隻是背過身去，用衣領掩住口鼻，等那陣喧囂過去，便重新低下頭來，目光銳利地掃視著麵前的道路，彷彿要從這漫天的塵土中找到一條通往真相的捷徑。

她轉過身，朝公交站走去。遠處的天邊壓著厚重的烏雲，深秋的風捲起滿地落葉，在空中打著旋。公交站台上隻有她一個人，站牌被風吹得吱呀作響。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少管所的那間屋子，拉了窗簾，隻有一張床。許子昭和“朋友們”。那些“朋友們”是誰？陳海生說了幾個名字，其中一個是方德明。但方德明那時候已經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一個省司法廳的副處長。他出現在那間屋子裡的身份是什麼？旁觀者？參與者？還是——

組織者？

這個念頭讓楚雲舒的脊背一陣發涼。如果方德明不是偶然出現在那裡，如果他是整件事的策劃者或者至少是知情者和縱容者，那麼二十年前許家老宅那張照片裡的“六人見證”，見證的到底是什麼？

她需要查。

而且她知道，查方德明比查許懷安更難。許懷安是商人，商人的動作再隱秘也會留下財務痕跡。方德明是律師，而且是全省最好的刑辯律師，他最擅長的就是抹掉痕跡。

但他有一個弱點。

他太自信了。自信到敢親自出馬為許子昭辯護，自信到敢在市局審訊室裡對顧衍說“你們冇有證據”。這種自信背後，一定有一個他篤定不會被髮現的東西。

楚雲舒要找到那個東西。

公交車來了，她上了車，坐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城市灰濛濛的，行人的臉上都帶著深秋特有的倦怠，紅綠燈在薄霧中交替閃爍，像某種冇有情感的節拍器。她把頭靠在冰冷的車窗玻璃上，閉上了眼睛。

腦子裡全是陳海生說的那句話。

“我不想帶著這個秘密死。”

她也不想帶著恨過一輩子。

但她更不想讓許懷安——還有方德明——繼續活在他們編織的謊言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