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第十章 鋒芒畢露的“國防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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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東返國，就任新的要職；出版《劍刃》，引人注目；全書自我畫像。鋒芒畢露：有人認為該書類似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或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n\\n1931年11月，戴高樂少校在法軍駐貝魯特司令部的兩年任期結束，奉命重返巴黎。戴高樂與拿破崙不同。當年，拿破崙由外地重返巴黎，於1799年發動霧月18日政變，自己當上首席執政。而此時，戴高樂由外地重返巴黎，則就任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這一不高的官職。最高國防委員會是由貝當元帥創立、由總理領導的一個常設機構。其任務是負責評估國家的戰備狀況，使國家和民族準備應付戰爭。這要求秘書要有比較廣泛的知識。戴高樂能調任這一工作，也許又是貝當的主意。\\n\\n戴高樂上任後，分給他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同伊馮少校合作，撰寫《駐地中海東部地區部隊的曆史》。\\n\\n1932年3月，戴高樂的父親亨利不幸病逝。他因永遠失去在事業上一貫扶持自己的親人而悲痛不已。\\n\\n1932年5月，戴高樂的《劍刃》一書，由其摯友、軍事書刊出版人貝爾熱一萊夫羅爾在因戈爾施塔特第一次出版。該書出版後，猶如一把利劍出鞘，引起人們的極大注目，後為許多國家翻譯出版。但在我國迄今尚無全文中文譯本。因此，本書擬對《劍刃》多做些介紹。\\n\\n《劍刃》法文版一書僅有160頁，開本小而字體大，若譯成漢語，不過10萬字左右。戴高樂在用羔皮紙印刷的該書特彆本的扉頁上，印有專給貝當元帥的獻詞：\\n\\n獻給貝當元帥\\n\\n本書隻獻給元帥閣下一人，\\n\\n因為您的赫赫功績最能證明：\\n\\n思想光輝所產生的行動，\\n\\n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n\\n作者接著在獻詞下麵親筆題詞：“致最崇高最熱忱的愛戴之意——戴高樂。”戴高樂對貝當元帥感恩戴德，對元帥的讚美之詞溢於言表，在第一章還有3處直接讚揚元帥，但對貝當的上級福煦元帥卻隻字未提。\\n\\n《劍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軍的地位和前景。戴高樂力圖以史例論證和科學分析的方法全麵探討這一問題。其主要議題不僅有戰爭的戰術和技術問題，而且有指導戰爭和軍隊訓練的智慧和才能。主要意圖是展示領導人物的智慧。\\n\\n《劍刃》全書除前言外共分5章。第1章為戰爭行動，第2章為性格，第3章為威望，第4章為學說，第5章為政客和軍人。前3章是戴高樂1927年在貝當元帥主持下於法**事學院所作的三次演講的修改稿。那三次演講第一講的題目是“戰爭行動與領袖人物”，第二講的主題是“領袖人物的性格”與“紀律的含義”，第三講的主題是“威望”。這三篇講稿曾於1928～1930年間在一些雜誌上發表過。第4章是戴高樂1925年寫的“時機論”的修改稿。而第5章則是將軍的新作“政客與軍人”。這一章可以命名為“雷諾和戴高樂”，也可以命名為“政客戴高樂和軍人戴高樂”。這是一章有關軍事問題的隨感。\\n\\n戴高樂在《劍刃》前言標題下引用了《哈姆雷特》的這樣—句名言：“成為偉人的必由之路，就是要支援大論戰。”接著，一開頭他就說：“我們時代的特征是風雲變幻，令人莫測。有多少法規遭到破壞，預言變為謊言，學說被人踐踏!有多少苦難、不幸和失望使我們蒙受挫折!又有多少衝突和奇襲使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受到震撼!剛改變了世介麵貌的軍隊首先隻感到痛苦，併爲失去的激情而悲歎。”這是戴高樂對當時法國社會和軍人心情的深刻寫照。麵對這一危險的現實，他強調決不能無動於衷，而應培養為集體犧牲和為榮譽而吃苦耐勞的精神。他認為，傑出的軍事人物應重新認識自己的頭等作用，並致力於實現自己在戰爭中的目的。\\n\\n在第1章《戰爭行動》裡，戴高樂非常強調戰爭的偶然性。他認為，在戰爭中未知數太多，敵人的行動往往千變萬化，敵人的兵力和企圖不易準確摸清，地形不會處處一樣，氣象也變化無常。“因此，進行戰鬥的部隊往往麵臨新情況，麵臨至少部分是出乎意料的新情況。希臘哲學家有一條可普遍適用於戰爭和生活的真理：‘已發生的事永不會再次發生，無論什麼行動都不會完全重複出現，而隻會與原行動有所不同。’……戰爭行動對人提出的問題可能是最費力的，因為人若要解決它，就必須脫離常規和勉強自己行事。事實上所謂聰明，其實質上就是善於對付穩定的、確定的不變情況，避開不穩定的、不確定的多變情況”。這裡，深刻反映了柏格森對他的思想影響。\\n\\n《劍刃》寓意含蓄，氣勢磅礴。關於戰爭和軍隊問題，《劍刃》認為，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人的天性，戰爭是不能徹底避免的。因此，若無軍隊，人類社會也就不可能有進步。正是由於軍隊的流血犧牲，世界上纔出現了希臘文化、羅馬秩序、基督教和現代文明。總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軍隊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決定力量。書中把軍隊比作劍，並在結束語中斷言說：“劍——就是世界的軸心。”要賦予劍以利刃。\\n\\n在第2章《性格》裡，當談到領袖人物的性格時，戴高樂說，領袖人物應是強有力的人物，而強有力的人物往往粗暴，難以相處，甚至使人討厭，不得人心，即使確有真才實學，也難受到重用。他認為，領袖人物應是性格剛強的人物。關於性格剛強的人物，《劍刃》中有以下獨特的實際是反映戴高樂性格的論述：\\n\\n性格剛強的人\\n\\n麵對事端，性格剛強的人總是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性格左右事態，勇於承擔義務，並視之為己任。\\n\\n像天才能給藝術作品打上具有獨特含義和表現力的印記一樣，性格能給整個行動打上自己的活力印記，從而使行動具有個人的性質。\\n\\n就像天纔在藝術領域裡能給題材以生命一樣，性格剛強的人在精神上能給行動以活力和生命。\\n\\n這種能使事業生機勃勃的特有能力，需要毅力保證才能實現。性格剛強的人總是迎難而上，因為隻有在同困難搏鬥中，他纔有用武之地。\\n\\n在第3章《威望》裡，當談到領袖人物的威望或權威時，戴高樂說：“事實上，有些人幾乎從初生之時起，就具有權威的氣質，這種氣質視之不能清楚見其形，但其影響則往往令人驚訝不已。”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此種觀點簡直近似笑話。一個初生幼兒怎麼能談得上什麼權威和氣質呢?這不過充分反映了戴高樂的世界觀。在闡述威望的問題中，《劍刃》還認為，為了樹立威望，首先需要一種神秘感。對神秘感的描述，《劍刃》中有這樣一段名言：\\n\\n“首先一點，無神秘感就無威望可言，因為過於熟悉就不能產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廟方顯威。因此，無論是運籌規劃，還是處事和思維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們的好奇心，打動他們的心絃，使他們躍躍欲試。這並不是說，應該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對下屬不理不睬，令人無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體察人情，使人人都覺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這樣做時，對人們決不能過於遷就，而必須保留某些隨時可以拋出來的驚人秘密。這樣，大家的信任之心就會油然而生，辦事就無往而不勝了。”\\n\\n不難看出，這段話可認為是戴高樂對自己為人處事的獨特性格所作的最深刻的自白。\\n\\n在第4章《學說》裡所闡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時機論。按照時機論的觀點，在瞭解戰爭的實質和進行戰爭的原則上，冇有一成不變的處方和規律，因為在戰爭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樣，一切情況都可能發生。指揮官必鬚根據情況隨機應變，準備應付一切情況，並在甚至所有軍事學說均告無用而隻能靠直覺行事的完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能夠正確行動。戴高樂在此發揮了貝格森的教誨，把軍事提高到哲學和藝術的境界。\\n\\n除上述主要問題外，《劍刃》還論述了許多其他問題，諸如武裝力量的建設和國家對武裝力量的使用、政府和統帥部之間的協同以及各種哲學觀點等等。\\n\\n在第5章《政客和軍人》裡，戴高樂堅決主張，軍隊不應參與政治，而應完全從屬於政府。但同時認為，如果發生全國危機，軍隊領導人物則應挺身而出，挑起治理國家的重擔。他在文中引用了福煦元帥甚至蔑視克萊蒙梭文官政府一事作為例證。事態表明，後來當國家陷人危機時，他正是按照自己的這些主張行事的。\\n\\n《劍刃》引經據典，文體高雅，氣勢磅礴，寓意含蓄。所以在該書問世之初，其意義還冇被人們充分認識，反響不大，銷售數量有限。隻有納香於1932年11月在《軍人子弟報》上寫道：“一下子把思想提得如此之高，需要膽量，也需要堅持不懈地努力。迫使自己成為體現這些觀點並把它們有所實踐的人需要冒大的風險。”這既表明對他洞察力的讚揚，也表明少數人已對他產生好感。不少有識之士還隻是在多少年後，才恍然大悟，發現該書的重量和意義非同一般，才意識到原來書中所描繪的領袖人物就是作者本人。總之，戴高樂在《劍刃》這本書裡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全身塑像。後來，不少人把戴高樂的這部《劍刃》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納賽爾的《革命哲學》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相提並論，認為《劍刃》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義。其實，就文字簡潔而言，《劍刃》更近似《君主論》。《我的奮鬥》表明瞭希特勒自己要怎麼做，而《劍刃》則預言了戴高樂自己將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物。\\n\\n《劍刃》一書出版後，戴高樂從撰寫《駐地中海東部地區部隊的曆史》，全力轉入最高國防委員會的新工作，主要參與一些與國防有關的各種政治、技術和行政工作的策劃。他特彆需要熟悉安德烈·塔迪厄和保羅·彭古在日內瓦國際聯盟分彆提出的裁減軍備和安全計劃。眾所周知，他對這些計劃不是蔑視就是懷疑。他還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力量反覆修訂戰時國家組織法案，還必須研究動員民政、工業及公共服務部門的措施。“履行這些職責，——戴高樂回憶說，——參加一些會議，與各方政治家接觸，從而使我看到了我國的國力是巨大的，同時也看到了國家機器是虛弱的。”\\n\\n此時，戴高樂由於地位關係，更接近決定法國命運的人們和機關。這樣，他就有可能不隻單靠報刊資料和與同事的交談來評估國家的國防措施；他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機密檔案、計劃和決定了。這一切對他都非常有利。\\n\\n戴高樂與伊馮娜喜結良緣（1921年4月6日）戰時國家組織法案的準備曆史，使戴高樂學到了特彆多的東西；他從事這一工作已達6年之久。該組織法案的最初草案是早在1923年編製的。1927年3月，下議院通過該草案，但上議院做了一些修改。之後，草案回到下議院，第二次通過，上議院又重新做了一些修改。此後，草案就被擱置了。戴高樂曾按建議多次修改這個草案。但是，在經濟危機緊張的時刻，誰也不願從事此事。於是，戴高樂決定采用自己慣用的方法，喚起社會的關注。1934年1月1日，他在《法**事評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海外的經濟動員》的文章。但是，由於草案還需一年半時間征求意見，才提交國會再次討論。結果，該草案經長期拖延，直至1938年3月22日才付諸表決。待參議院最後通過時，已是舉行慕尼黑會議那年的7月11日。這時，希特勒上台已經5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隻有13個月了。\\n\\n不過，這畢竟還是一個極成功的結果。否則，要使法軍對不可避免的下一場戰爭做好準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時，戴高樂憂慮地看到，法國對下一場戰爭又準備得晚了。法**事領導人的思想大部是1914～1918年的觀念，總參謀部自1919年一直是穩定的。領導軍隊的仍然是上次戰爭時的那些腐朽的統帥們。最高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1931年前是貝當元帥；後來，在1930~1935年由魏剛取代；在魏剛之後，直至1940年潰敗前，甘末林擔任該職。隻要一回憶起上次戰爭，他們就會完全情不自禁地對戰爭經驗做出結論。法國勝利的代價被精心掩蓋了。關於戰爭的書都受到了特彆檢查。例如，很少有人能知道，法國步兵傷亡達70％，而德國步兵傷亡僅及40％。法軍迎戰上次戰爭的口號是“不惜任何代價進攻”。而此時，法軍準備“不惜任何代價防禦”。從表麵看，法軍完全汲取了上次戰爭的經驗。但是，這是虛構的，因為條件全變了。不論上述哪種戰術，對法國來說，都是死亡戰術。戴高樂認為，對民族來說，最大的危險莫過於害怕自由討論上次戰爭的總結。\\n\\n從1921年起，貝當堅持成功地修築了法國東北邊界上的築壘防線。但是，與比利時的邊界冇有得到加強。1934年，貝當成為杜梅爾格政府的陸軍部長時，立即下令停止構築沿法比邊界的一些築壘工事，因為他深信，阿登高原是不可逾越的。\\n\\n此時，給軍隊裝備新技術的任何建議都被否定了。甚至有人宣稱，一般的摩托化也是有害的。騎兵總監兼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的佈列卡爾將軍甚至把兩個師的機械化計劃稱為“最危險的空想”。當時，雖按國防預算建立了航空兵，但幾乎冇有製造轟炸機，而對強擊機也未考慮製造；認為坦克僅適用於支援步兵，坦克都分散配置在部隊，而且行動低速，裝備輕型加農炮。炮兵則隻能從預先準備的陣地發射，不適用於機動和進攻行動。最起碼的東西都未得到關注。戰爭開始時，發現手槍、靴鞋和被子都很不足，要到1942年軍隊才能做好戰爭準備。\\n\\n由於1939年法國還冇有擺脫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減少軍費開支，政府讚成將軍們不采取行動。當時撥給軍隊的一些經費被莫名其妙地花費了。其中，66％用於軍官薪金，40％用於士兵生活費，隻有24％用於保障軍隊的武器裝備和其他費用。\\n\\n貝當、魏剛和其他一些穿鑲金邊服的老頭們認為，未來戰爭的形式是靜待德國因封鎖和消耗必然垮台。按照他們的看法，隱蔽在1930~1935年間在瑞士邊境至盧森堡修築的“馬奇諾防線”水泥後麵的法軍，隻需不厭其煩地耐心觀察德軍如何崩潰就行了。總之，被動主義成了法國國防政策的原則。\\n\\n戴高樂認為這一原則不論從哪一方麵看都是非常危險的。從戰略上看，這就等於把主動權完全拱手送給了敵人。從政治上看，這就等於鼓勵德國人向薩爾區、萊茵區、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羅的海沿岸諸國、波蘭等薄弱地區進攻，因為這些地區從那時起已陷入孤立地位。最後，從民心上看，將使人民相信，法國會儘量少參加作戰，會避免派軍隊越出國界。這也是很可悲的事。\\n\\n從事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的工作，使得戴高樂得以看清這一切。但是，他能否采取行動呢?他1933年才晉升中校，地位不高，並受到了很大的限製。他長期以來一直在考慮著行動的哲學、國家對於軍隊的鼓舞和運用，以及政府與最高統帥部的關係等問題，並且在一些著述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彆是自1933年希特勒當上德國國家元首後，他更感到需要行動，需要提出自己的計劃和看法，需要提出一些其他具體的實際建議。但是，提什麼具體建議呢?這需要與誌同道合者交流。那麼，到哪裡去尋這種誌同道合的人呢?\\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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