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第九章 趾高氣揚的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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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帥相助，場眉吐氣。\\n\\n回軍事學院演講，趾高氣揚。\\n\\n為元帥著書，給兩人的關係投下陰影。\\n\\n特裡爾當營長，為戰士披麻送葬。\\n\\n攜妻兒去中東供職，為正確處理非殖化問題打下了根基。\\n\\n1925年3月，戴高樂在《法**事評論》上發表《先驗論和時機論》。這是他對軍事學院空論派的有力反擊。在當時，該文特彆引人注目。\\n\\n在離開軍事學院9個月後，1925年7月，戴高樂終於被貝當救了出來，被調往貝當元帥的辦公室工作，做貝當元帥的幕僚。這時，貝當是最高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實為法軍首領，因為主席由總統兼任。於是，戴高樂到榮軍院大道46號定居。從此以後，在戴高樂辦公的房間裡，隻有整個大樓都已入睡，才能看到熄燈。戴高樂對這一工作非常滿意，頗有時來運轉之感。人們常可看到他上下班時頭戴黑色圓禮帽，揮著手杖，趾高氣揚地大步穿過戰神廣場的花園。\\n\\n元帥冇有忘記過去曾在阿拉斯跟隨自己工作的少尉。他原來看到從軍事學院畢業又如此能乾的一個軍官竟未能分到一個較高的職務，感到驚訝和憤慨。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並決定運用自己的職權來糾正這個錯誤。他聽說過戴高樂上尉和穆瓦朗上校之間的爭論，認為戴高樂是正確的。現在他把戴高樂調到了自己的身邊，戴高樂應感到如願以償、萬事如意吧!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當戴高樂受命就保衛法國邊境的要塞和其他防禦工程的作用問題準備一個報告時，情況就開始複雜了。\\n\\n這個課題已列入關於在法國北部和東部構築防卸工程的計劃大綱。這個計劃自1920年以來即在軍界和政界進行了討論。擁護這一計劃的人斷言：戰爭表明，對防禦戰術有利，在收複阿爾薩斯和洛林之後，法國無意擴大領土，隻需要可靠的防衛手段，因此，應建立起難以接近的築壘線，以永遠保障國家安全。在這裡，完全冇有考慮到一些基本的東西，如軍事技術的迅猛發展。他們也冇有考慮到：法國構築防線，等於預先告訴敵人法國在未來戰爭中將采用什麼作戰方法，從而可讓敵人老早就準備好反措施。上述有害論點都是法**界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思想的產物。但是，經過長期辯論，後來議會終於在1929年12月通過法案：耗資3．5千萬法郎，修建一個巨大的防禦工程體係，史稱“馬奇諾防線”。這一體係自然成了法國總參謀部全部戰略的基礎。不難看出，“馬奇諾防線”的思想完全符合穆瓦朗上校的防禦理論。而這一理論是戴高樂堅決反對的。但是，全部的複雜性在於，戴高樂的靠山貝當元帥本人也是修建這一防線的擁護者!戴高樂麵臨令人非常不快的境地，因為要他去證明為他所絕對否定的思想是正確的。\\n\\n戴高樂經一個月的努力完成了這個課題。1925年12月1日，在《法**事評論》上發表了他的這篇論文《法國築壘工事的曆史作用》，令人讚不絕口。與那些不懷好意的斷章取義的看法相反，這不是對未來“馬奇諾防線”的讚揚。他在該文中，開始先分析了這一問題的一些曆史和地理要素。之後，他表述了自己對法國安全的觀點。他的觀點與法國官方代表們的腔調格格不入。他們當時大談世界和平，似乎由於有國際聯盟的保障，有與德國“議和”的政策，又有德國總理斯特萊斯曼本人的保證，世界和平是牢不可破的。\\n\\n戴高樂在文中寫道：“不久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儘管法國的軍事準備非常好，國內又史無前例地統一，但是它在北部和東部的脆弱邊界還是被敵人攻破了。在頭幾次會戰剛過8天，法國人就聽到了敵炮在首都城下的轟鳴。儘管此時主要的敵人變弱，暫時保住萊茵，收複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與比利時結成聯盟，盧森堡表示善意，國際機構得以建立和發展，但是，一回憶起敵人的區域性侵入，回憶起因忘記和忽視邊境的不利條件所付出的代價，就深感沉痛。邊境條件不利的弱點，大概是法國的特點。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羅斯的自然環境都很有利於國防。法國的這一絕對和相對的弱點引起曆代政府的不安；曆代政府都試圖依靠擴大領土、簽訂國際條約或構築築壘工事，來彌補這一不足。根據不久前的一係列經驗，法國決定放棄擴張領土，而與彆國結盟，力求發展某些國際機構。”但是，法國應不應當加強自己的邊界呢?\\n\\n根據首長的方針，戴高樂對這一問題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一方麵讓步，一方麵又提出一些與官方路線顯然相反的附加條件。他斷言，決不應把全部法**事理論建立在隻用強大防線的基礎之上，否則會註定導致軍隊的消極行動。對於築城線，他認為築壘點隻是軍隊多樣化機動的基礎。可見，他表示妥協，但在最主要的問題上拒絕讓步。在貝當元帥的周圍，有人稱讚這篇論文，也有不少人對這篇論文提出異議。戴高樂在把築壘線問題同軍事理論聯絡思考後，覺得自己的行動可能輕率。他很清楚地發現，元帥對他的庇護有不利的一麵，因為限製了他的獨立性。要完全按貝當的意見行事，他已深感困難，因為過去有時也批評過官方戰略方針的貝當，此時已經70歲高齡，在關於未來戰爭性質的問題上他已成為落後代表的支柱。因此，後來戴高樂說：“元帥1925年即已經死亡。”\\n\\n然而，戴高樂和元帥之間仍保持著昔日的關係，而且元帥還繼續庇護他。戴高樂不再就戰略戰術問題做一些故意令人注意的報告來闡述自己的特彆觀點。這也是因為他要埋頭寫作。貝當因看過他的許多論文，特彆是《敵人內部的傾軋》一書，很欣賞他的文筆，同時又知道他的曆史知識淵博，所以決定要戴高樂為他撰寫法軍的曆史。戴高樂欣然接受這一特殊使命。但是誰也冇有料到，這竟埋下了他們兩人後來決裂的種子。\\n\\n1926年底，戴高樂被列入晉升少校的名單。在上級尚未批準的情況下，他的摯友呂西安·納香少校向他祝賀。他說：“升遷固然是好事，但這不是關鍵所在，重要的是有所成就。”\\n\\n這時，貝當元帥對戴高樂的工作感到滿意。他開始想到應實現對戴高樂所做的第二個諾言了。1926年的一天，他對軍事學院的新院長埃蘭將軍說：“我越想越覺得給戴高樂評分這件事就像亂斷公案一樣荒謬。”而這位新院長是阿爾薩斯人，頗有眼光，也已認識到機械化戰爭的巨大潛力。1927年，貝當頓生讓戴高樂去軍事學院進行報複的妙計。這不僅是為了讓戴高樂報仇雪恨，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一個宿願。因為他想到，25年前，他任國家射擊學校教官時，因鼓吹當時被視為異端的理論而被解職。後來，他到軍事學院任步兵戰術學助理教授，在提升教授過程中，又因主張“火力優越”冒犯了那些主張“刺刀衝鋒優越淪”的正統派專家們，使他的晉升遇到過挫折。另外，貝當還指望戴高樂在講演中能把他這位老“凡爾登英雄”的形象描寫出來，給自己臉上貼金。\\n\\n一天，為落實這一計劃，貝當元帥給埃蘭將軍指示說：“請你近期在學院組織一輪講座，由戴高樂主講，我來主持。我要把幾位教授教訓一頓。他們會明白是怎麼回事的。”\\n\\n這樣，第一講於1927年4月7日在軍事學院圓形大會堂舉行。參加聽講的人為兩屆學員和全院教員和乾部。元帥在埃蘭將軍陪同下，帶著戴高樂進會場時，教授們競相讓路，請元帥先行。可是，元帥讓戴高樂上尉走在前頭，真像演戲，會堂裡座無虛席。全身戎裝的戴高樂洋洋得意地走上講台，慢條斯理地摘下軍帽放在桌上，把佩劍置於一側，然後，從容不迫地摘下他那副潔白的手套。\\n\\n這時，貝當元帥站起來，開門見山地鄭重宣佈：“先生們，今天由戴高樂上尉做報告，大家要注意聽!”接著戴高樂泰然自若地開始了他的演講。這是他這次講座的第一講，題目是“戰爭行動與領袖人物”。他講演時不看講稿。一開始他就熟練地引用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作家的名言警語。他的記憶力和口才使許多人折服，也使一些人惱火。有人覺得他講的就是坐在台上含笑的貝當元帥，貝當也覺得他講的是自己。也有人覺得他講的是他自己。又有人覺得他講的既是貝當，也是戴高樂，兩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樣，對他的演講，有人驚喜，有人忌恨。特彆是當他講到：“強有力的人物往往嚴厲粗暴，甚至使人討厭。即使大多數人私下承認這樣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從而有意無意地給他們以應有的評價，但他們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後生涯中也很難得到寵幸。那些決定彆人命運的人寧可重用討人喜歡之徒，而不願提拔具有真才實學之士。”有些被激怒的老教授們覺得，他的這番話也是既指貝當，又指戴高樂。因為貝當在1914年前一直受到壓製，未能晉級，而戴高樂雖才華出眾，在軍事學院畢業時得了“良好”成績，結果被派去管冷藏。尤其有些教授覺得他所說的“那些決定彆人命運的人”就是指的自己。於是，他們感到受了羞辱，如坐鍼氈。但是，由於有元帥在場坐陣，他們也不敢隨意離去，隻得憋著氣違心地聽講，一直聽到散場。\\n\\n一週後，戴高樂仍由元帥領著舉行了第二次講演。再過一週後，戴高樂又在同樣儀式下做了第三次演講。\\n\\n第二講的主題是“領袖人物的性格”。在這一講裡，在談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時，他頌揚了佩利西埃將軍和利奧泰。前者在塞瓦斯托波爾包圍戰中曾未執行拿破崙三世的命令，卻打了勝仗，榮獲公爵和元帥稱號。後者在1914年雖有違上級命令，卻為法國保住了摩洛哥。特彆是在談到費希爾對海軍上將傑利科的評論時，戴高樂原原本本地引證費希爾的話：“他具有納爾遜的一切品德，隻是不知道如何違抗命令。”［澳］布賴恩·克羅澤：《戴高樂傳》(上)，第57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不少人認為，在軍事學院裡大談特談違抗命令反能取勝的觀點非常不妥。\\n\\n第三講的主題是“領袖人物的威望”。戴高樂在這一講裡又談到了領袖人物的品質。他說：“事實上，有些人幾乎從初生之時起，就具有權威的氣質，這種氣質視之不能清楚地見其形，但其影響卻往往令人驚訝不已。”同上，第58頁。有些人一聽到這些話就已認為講的是貝當，後來又認為這完全是戴高樂他自己。\\n\\n這三次雄辯的報告折服了一些人，也激怒了一些人。多數人為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博引強記、鏗鏘有力的演講所傾倒。也有些人，特彆是那些老教授們，對第一講感到氣忿，對第二講感到厭煩，對第三講感到平淡。一些人認為他的演講猶如自我畫像。另一些人認為，他的演講是對貝當的頌揚。事實上，戴高樂在講話裡所塑造的二位兼而有之的人物，既有貝當的許多特點，也有戴高樂自己的才華。貝當在報告裡是被列舉的惟一的當代健在的大軍事家。顯然，戴高樂演講達到了貝當預期的目的。貝當對這次演講自感滿意，戴高樂也感到揚眉吐氣。\\n\\n被俘上尉戴高樂（右）（1916年3月）但是，總的來說，演講的結果是令人懷疑的。他那令人感到不習慣的和意外的動人而誇張的聲調，使得聽眾產生了敵對的情緒。由於軍隊的頭號人物貝當元帥如此示威式地庇護，引起一些聽眾的嫉妒和仇視，從而更加深了聽眾對戴高樂的敵對情緒。他們覺得，戴高樂是個名不見經傳但很自負的上尉。\\n\\n然而，經貝當允許，不久後，戴高樂在索邦(巴黎大學)給地方特彆是知識分子重做這些報告時，效果卻全然不同。聽眾們雖然對他演講的主要內容並不甚瞭解，但看到戴高樂記憶力非凡，旁征博引，對史實年代瞭如指掌，對名人言論引用自如，不禁欽佩不已。在這裡，戴高樂以其文化、獨創和勇氣，以及激昂的表達姿勢，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博得聽眾的熱烈歡迎。不管怎樣，這些演講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成了戴高樂的動力，推動他幾年後寫出了一部標題令人感到驚奇的新書《劍刃》。\\n\\n此後，貝當元帥一直把戴高樂視為軍隊的希望，並常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而戴高樂則埋頭按貝當的主意撰寫法**隊的曆史。經幾個月的努力，戴高樂寫完了1914年前的所有部分。貝當感到十分滿意。但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考慮到有很多問題涉及貝當本人，需要慎重考慮，戴高樂就把撰寫工作停了下來。\\n\\n不久，戴高樂在當了12年上尉之後，於1927年9月被正式批準晉升少校，戴上4條紋肩章，並同時被破例任命為法國駐德國萊茵區占領軍第19輕步營營長。自此，戴高樂離開貝當辦公室工作。\\n\\n戴高樂離開貝當辦公室後，奧德中校接替了他的工作，並接過了經元帥細心修改的《法軍曆史》一書的手稿，而且很快寫信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戴高樂。戴高樂回信說：“一本書就是一個人，直到目前這個人就是我……我反對在書中破壞我的思想、我的哲學觀點和我的風格。我要把我的意見告訴元帥。”元帥接到他的信後，憤怒之下，中斷了奧德的工作，並給戴高樂回信說：“你是根據我的指示撰寫的，這是一項公務。”這樣，他們之間產生了無可挽回的不和，但雙方都秘而不宣，外界也一無所知。不過，從此兩人之間的關係中投下了一個陰影。\\n\\n戴高樂於1927年12月離開榮軍大院，即攜妻子和3個孩子來到第19輕步兵營駐地特裡爾上任。由於常常要向外國人(特彆是德國人)展示優秀部隊，戴高樂的營就成了法軍聞名的一支精銳分隊。\\n\\n為了提高部隊的素質，戴高樂整天要求士兵們參加戰鬥演習、執行警戒勤務、強行軍、隊列訓練、打靶和各種競技活動；業餘時間，參加各種文娛體育活動；有時還要聽他做報告。考慮到該營青年軍官雖戰後受過軍事教育，但未參加過實戰，缺乏對戰爭的仇恨感，所以他的報告內容多為戰史或戰略戰術。官兵們常對他的報告聽得著了迷，全營721名官兵都很愛戴他，把他視為尊敬的偶像。\\n\\n有一天，未報上級批準，他自作主張帶領全營官兵搞了一次急行軍，拂曉出發，當晚返回特裡爾營地。臨行前有人提醒他說，此違紀錯誤，按紀律條令規定，會處以兩週禁閉。但戴高樂毫不在意，並很自信地說：“準保冇事。”果然，事後上級未予追究。\\n\\n1928年冬，摩澤爾地區出現嚴寒，氣溫下降到零下25℃，一些有名的葡萄園因冰凍受災，法軍中爆發流感。在特裡爾有30多名士兵病死。這一訊息傳到了巴黎。第19營中有些對戰鬥訓練緊張不滿的人向議會告狀。據此，議會派出一個高級工作組到特裡爾進行調查。結果工作組查明情況，並由成員皮科上校向上做了報告。報告表明，第19營的工作很出色，堪稱典範。報告人通報了一個非常感人的插曲。在流行病猖獗時，士兵古羅病死；他身後冇有任何親人，冇有母親，也冇有父親。那時，少校營長戴高樂竟斷然身穿喪服為死者送葬。\\n\\n議員們聽到這一情況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而在政府辦公的彭加勒總理聽到這一情況時，特彆表示稱讚。戴高樂對士兵的關注和尊敬後來變成了他對全體法國人的永遠關注和尊敬。\\n\\n就在這年，戴高樂個人遇到了不幸。那時，他的家住在營房對麵摩澤爾河邊一所簡樸的房子裡。他每天快步過橋去上班，中午自己在軍官食堂裡吃飯，到傍晚過橋回家陪妻子和看孩子。1928年1月1日，伊馮娜生了第二個女兒，叫安娜。因生產前幾天伊馮娜一次外出被汽車撞倒，受過驚嚇，或因戴高樂父親與表妹結婚，隔代遺傳影響，很快發現，這孩子患嚴重的先天性弱智病。當時有人建議把她送到育嬰院去，但戴高樂夫婦對安娜特彆溺愛，總想把她留在身邊，更好地照顧她。伊馮娜給她的一個朋友寫信說：“隻要安娜能同彆的女孩一樣成長，我和戴高樂甘願捨棄一切——健康、財產、升遷、前程，所有的一切。”\\n\\n不知為什麼，可以說1928年對戴高樂來說是個多事之年。這一年又發生了一起險些使戴高樂受到關禁閉60天處罰的事件。情況是這樣的：有些士兵覺得，在他國異鄉的特裡爾，氣候寒冷，訓練嚴格，生活緊張，紛紛想通過各種關係調回本國到條件舒適的地方服役。戴高樂對此十分惱火，斷然向全營官兵宣佈：對試圖調往他處服役的人員必予懲處，決不姑息。不料，此後不幾天，戴高樂收到上級一個電令，要調走該營的一個士兵。戴高樂大發雷霆，不僅未讓這個士兵調走，反而把他關了兩星期禁閉。彆人誰也不知道，這個士兵的後台是一位議員。這位議員得知此事後，便向陸軍部告狀。陸軍部下令調查。駐萊茵區法軍司令吉納馬將軍立即對戴高樂大加申斥，並警告他說，這是不執行陸軍部長命令的嚴重違紀行為，輕罰要關禁閉60天，重罰則要被撤職。戴高樂見勢不妙，速往巴黎榮軍大街總司令部向貝當元帥求救。幸得元帥向陸軍部長保羅·潘勒韋說情，戴高樂才免了這場災禍。\\n\\n1928年8月27日，白裡安一凱洛格公約正式簽訂。戰爭被宣佈為非法。白裡安為之歡呼。一年後，白裡安提出泛歐洲計劃，認為該計劃可作為絕對消除戰爭的可靠手段。但在德國，佩戴“卐”字袖章的衝鋒隊員的隊伍已在行動。年輕的希特勒信心十足地想奪權。魯爾的主人們正欲尋找“強有力的人”；秘密改裝已不能使他們感到滿足。戴高樂親眼看到德國的沙文主義和複仇主義正在急劇地發展。所以他完全同意安德烈·塔爾季埃在議會上發表的聲明：“白裡安先生，您的政策，這是隨波逐流的死狗政策。”\\n\\n戴高樂從不對那些被白裡安的持久和平奢談弄得昏昏欲睡的人抱任何美好希望。這時，與德國議和的樂觀情緒使得戴高樂感到憤慨。他感到未來將很昏暗。1928年底，他在給呂西安·納香的一封信中說道：\\n\\n“事件的進程，有力地打破了歐洲現有的一切協同一致的和其他可貴的壁壘。不可以不看到，德國侵奧在即。之後，德國將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奪回被波蘭從他那裡攫取的一切。再後，德國就會向我們要阿爾薩斯。我覺得，這是非常明顯的。”\\n\\n戴高樂愈益憤慨地看到，那些最高軍事領導人洋洋得意地自認為是1918年勝利的締造者，極力想維護他們的經驗和方法，千方百計地阻撓實現任何新思想。他們指望，法軍在未來戰爭中能躲在築壘工事後苟安；現正對構築這種工事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軍隊的技術裝備卻停滯不前。\\n\\n1929年6月20日，戴高樂在給納香的另一封信中，唉聲歎氣地寫道：“現在當個軍人真是活受罪!但又不得不當。過不了幾年，他們將緊拽我們的軍服後襬，央求我們拯救國家，到那時，首先出來央求的是那些群氓。”這些話既反映了他一時的悲觀情緒，也反映了他對未來的信心。\\n\\n到1929年底，戴高樂在萊茵區供職期已經屆滿。由於對陸軍的幻想已經破滅，加之自己又不願重回陸軍總部，戴高樂主動要求調往黎凡特工作。也有的資料說，他是因為受到軍事學院一幫人的排擠，而被迫要求去黎凡特工作的。\\n\\n黎凡特這個詞今已少用，所指範圍包括地中海東岸曾受奧斯曼帝國統治400餘年的幾個行省。帝國崩潰後，在該地區出現了眾多自主民族。建於1919年的國際聯盟授權法國管理這一地區的今敘利亞和黎巴嫩大片土地。1929年，法國在這片土地上駐軍約3萬人，總司令為德比戈·德·格朗德魯。\\n\\n戴高樂要求赴黎凡特獲準後，於1929年11月從特裡爾出發，未在巴黎停留，直去黎巴嫩的貝魯特赴任，擔任法國駐軍總司令部的參謀。\\n\\n這時，戴高樂的妻子和3個孩子一起住在貝魯特市內德魯茲區一所寬敞的房子裡。兒子菲利普進了耶穌會學校，大女兒伊麗莎自在古老的拿撒勒女修道院開始學習，小女兒安娜在家裡天天由伊馮娜照料。戴高樂仍像在特裡爾一樣，每天早起，步行上班，很少和夫人一起外出活動。隻是到1930年全家纔到“聖地”度過兩星期假。\\n\\n在中東期間，戴高樂到過開羅、巴格達、大馬士革、阿萊卜和耶路撒冷。他到貝魯特6個月後，在給他的摯友納香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的印象是：我國在此地的影響甚微。此間人民一如當初，與我們格格不人；反之亦然。我國想使此間人民自理其事的行動方針簡直是拙劣透頂……君不見，若無鞭笞，焉有尼羅河灌渠之竣工，巴米爾渡槽之落成，羅馬大道之修建，乃至橄欖園之開辟。依我所見，我們將麵臨兩種前景，或者訴諸鞭笞，或者一走了事。”人們可以看出，他流露出的這種感情就為後來的“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政策奠定了基礎。他認為，凡是不能“留下印記”的地方，為什麼非要留下呢，為什麼不去擺脫呢?\\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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