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第八章 人生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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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西爾軍校執教，到軍事學院深造。\\n\\n反對陳舊的軍事思想，引來燒身大禍。\\n\\n上司打擊，畢業後被派往部隊專管冷藏。\\n\\n戴高樂與伊馮娜結婚不久，從波蘭回國，於1921年10月1日被任命為聖西爾軍校的軍事曆史副教授，從而開始了他軍事生涯中的一個嶄新階段。\\n\\n這時他想，像他這樣年齡的人，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已征服近半個世界，法國的拿破崙已當了多年將軍，奧什在大革命中也已當上了4年元帥，而自己已經31歲，卻還是個區區上尉。他感到似乎真的生不逢時，時運不濟，冇得用武之地。然而，他並冇有灰心喪氣，而是坐待良機，決心要在軍事教學中施展才華，積累資本，去迎接好運。\\n\\n戴高樂回聖西爾軍校執教後，在科樂內爾的布勒瓦爾找到一所公寓，和妻子在那裡居住。那公寓恰巧位於軍校和貝當家的拐角處，地鐵幾乎就從他們頭上通過。由於教學任務不重，每週隻上幾小時課，所以他有相當的業餘時間在家裡陪伴妻子或自己備課和寫作。\\n\\n1921年12月8日，伊馮娜生了第一個男孩之後，他們又搬到遠離貝當家的一處更寬敞的住所居住。他們為表示對貝當的敬意，以貝當元帥的名字，給孩子取名菲利普。貝當則藉機送給戴高樂一張照片，並在照片上題詞：希望小菲利普繼承父誌。\\n\\n戴高樂決心把課講得出色、動人。不過，儘管他在因戈爾施塔特曾經常給難友們做過報告，在波蘭曾藉助翻譯給波蘭軍官上過課，積累了很多獨特的經驗，而且口齒伶俐，博聞強記，曆史知識也不錯，但還不足以得到學員的滿意和信任。他的身材過高，體形不雅，姿勢呆板，而且喉音又有點重，極易嘶啞，這一切都增加了他同學員們接觸的困難。教員的一些令人感到奇怪和不習慣的動作都會引起學員的嘲笑。況且，戴高樂這個表麵沉靜的人講起課來往往非常激昂，容易衝動，會漸漸陷入神魂顛倒的狀態。這對一個教員來說，是很危險的。因為在講課時即使稍有一點失控，都會很快引起不良反應。隻有真正是個很好的演說家，才能打動人心。幸虧，戴高樂就是這樣的一位演說家。\\n\\n關於戴高樂上尉講課時的情況，有一個學員在其筆記本中曾根據印象做過一次頗具代表性的描述。他描述的是，戴高樂講述在1870年戰爭中的一次不幸，特彆是在維爾特附近失敗的曆史情況。由於將領們無能，調動軍隊錯亂，導致法軍3．5萬人對德軍13．5萬作戰。法軍士兵雖然作戰英勇頑強，但終因寡不敵眾，被敵人擊潰。關於法**事史上的這一悲劇，戴高樂在結束其講課時，曾這樣說道：“就這樣，麥克馬洪元帥大哭著走在自己的士兵中。突然一個步兵上士向他提問道，‘元帥閣下，我們真的因怕死而驚慌失措了嗎?”’\\n\\n這時，戴高樂用右拳一擂講台，繼而突然以響亮的聲調說道：“冇有，他們冇有被死嚇倒!請起立向為不幸而憂傷，但未喪失任何自豪和勇氣的人致敬吧!”\\n\\n他的學員們屏息後有的臉上一陣發白，有的臉上一陣發紅，還有的眼裡落下了淚。本來是非常令人傷感和有些誇張的東西，從他嘴裡說出來，卻顯得很自然，很有感染力。這樣，他講起課來，總是滔滔不絕，娓娓動聽，具有不可抗拒的說服力，使曆史真正起到了活教師的作用，深受學員歡迎。\\n\\n但是，當時聖西爾軍校的年輕教官都嚮往進軍事學院深造。自然，戴高樂也不例外。果然，他於1922年5月2日順利考取軍事學院。在129名錄取的考生中，他名列第36。\\n\\n由於在聖西爾軍校的基礎，戴高樂在高等軍事學府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異。這所學府的任務是培養能領導司令部工作和指揮兵團作戰的有潛力的將軍。戴高樂在這裡雖又當了學員，但其水平卻不同了。他這時比入聖西爾時大了10歲，經曆過戰爭，受過傷，當過俘虜，也成了家。他指望並確信一個特殊使命在等待著他。他在這所高等學府有個同學，名叫沙文，後來當了將軍，有一次對戴高樂說：“我感覺您註定會走大運。”\\n\\n任何處於戴高樂地位的其他人都可能對這一說法置之一笑。但戴高樂卻堅定沉著地、滿懷信心地說：“是的，我也有此感覺。”\\n\\n戴高樂的另一個同學叫拉法爾格，當時也是上尉，後來也當了將軍。他在其《來自哈斯科尼的步兵》一書中，給戴高樂畫了一個有趣的像。關於戴高樂缺乏穩健性、忽視現實和不可思議的固執等情況，他寫道：“戴高樂總是非常坦然，走起路來，挺著胸，十分傲慢，一本正經，好像他把自己的雕像搬出來，讓他闊步前進一樣。”\\n\\n戴高樂的舉止雖然如此不尋常，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優點、感情，處事很有分寸，對那些甚至不太喜歡他的人，也懷敬意。拉法爾格曾多次在批判戴高樂後承認：“戴高樂個子比我們都高。他實際上並不怎麼高傲和盛氣淩人。當然，他與我們相比，比較寡言，感情不太外露。但他總是平易近人，健談，說話新奇、幽默。”\\n\\n拉法爾格特彆強調戴高樂的尖銳的諷刺。他還說：“在軍官食堂的大廳裡，為了歡迎兩位西班牙同學，我們正在即興表演一場鬥牛遊戲……戴高樂像一個沉默的巨大幽靈在這場轉動的漩渦中走來走過，從不參與這場狂亂的鬥牛，卻又密切注視著它的每一個細節。此刻，當我和威爾辛格的腿綁在一起跳著飛跑並經過戴高樂身邊的時候，我聽到他喉嚨裡進發出的聲音：“在所有兩個人合夥的遊戲中，總有一個要被另一個牽著走。”尖銳的諷刺和蔑視人的幽默，是戴高樂的一個明顯的特點。\\n\\n不過，戴高樂卻很喜歡交友。他的周圍都不是些膽小鬼和循規蹈矩的人。每星期他總在家裡接待他的三位校友，他們也是上尉，均非平庸之輩。一位是布希一皮科，研究所成員的繼承人；另一位叫布裡杜，其父為將軍，死於大戰之中；第三位盧斯托諾一拉科，是貝亞恩地區的農民和女小學教員的兒子，同屆畢業生第一名。戴高樂很賞識前兩人的智慧，但1940年後，他們卻站在同他完全對立的立場上。布希一皮科先到敘利亞，後去阿爾及爾，再後回巴黎。戴高樂永不原諒他在地中海東岸地區時拒絕參加戴高樂的隊伍。第二位成為維希政府的陸軍部長，1945年被戴高樂政府判處死刑，死前擔任佛朗哥軍事顧問。盧斯托諾一拉科類似落拓不羈的達達尼昂，忽兒充當維希派，忽兒成為反維希分子；他聲音洪亮、眼光敏銳、個性孤獨，是個優秀的回憶錄作者，出色的論戰者；他暗中與戴高樂的密使進行過談判，後來被流放，死時為將軍和左翼議員。\\n\\n在談到維希政府時，也就不能不想到過去戴高樂同貝當元帥保持的親近關係。元帥曾請他到家裡長談，對他寄予很大希望，認為他非常能乾。\\n\\n儘管在那些年戴高樂與布希一皮科、布裡杜、盧斯托諾·拉科等人過從甚密，但當時他們之間仍有一定的界限。這種界限，與其說是來自信念差異的結果，勿寧說是來自性格不同的結果。戴高樂從到軍事學院學習開始即明顯表現出，他始終不渝地堅持一條原則，就是言行符合信念。這種原則性讓戴高樂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他當上尉12年冇有晉銜，這決不是偶然的。\\n\\n戴高樂一進入軍事學院就發現他與那裡的學術氣氛格格不入。當時在軍事學院學術上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是教條主義戰術理論。因福煦元帥而享譽中外的戰術教研室主任換上了穆瓦朗上校。此人雖有學識，一絲不苟，能力很強，但很學究氣，是先驗論方法和“陣地戰”戰略的辯護人，是這種占統治地位的官方理論的主要代表。他竭力維護這一所謂“既定”戰術理論。這一理論來自1914～1918年的經驗，其主要觀點是：防禦戰術是最有利的；任何運動、機動都是極危險的；火力威力決定一切。按照這些思想，必須預先選好戰場，在戰場建立火力優勢，等待敵人進入自己的火力圈。而且預先擬定的行動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改變。戴高樂認為這種辦法有致命危險，並與其相反，根據不可能預見的情況，提出了自己在戰鬥行動中的戰術理論。他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是：未來的戰爭將是坦克戰，將是機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運動戰。他的思想充滿了他的精神導師貝格森的精神。\\n\\n戴高樂在聖西爾軍校在第一學年時，戴高樂還比較謹慎，雖有時也會向教師提出意外問題，使教師尷尬，但對官方理論不公開攻擊。正如他自己笑言，這是為了能被允許“進聖餐”。\\n\\n1924年3月，戴高樂根據在戰俘營時從各種德文報刊上所收集的大量資料撰寫的《敵人內部的傾軋》一書，終於問世。這是戴高樂出版的第一部專著。當時印數不多，隻有1000冊，也冇有引起多大反響。但是，這是一部思想嚴謹、分析深刻的軍事佳作，有識之士已能從中看出戴高樂切中時弊的尖銳目光和高瞻遠矚的軍事思想。全書除前言外，正文由5章組成。\\n\\n在前言中，戴高樂闡述了他多年所形成的一個觀點：曆史研究的對象是民族和國家，每一個民族和國家都有其自身的不會被意識形態改變的特點。正是這一觀點對他影響至深，使他後來成為向社會主義國家伸出橄欖枝的第一個西方國家元首。\\n\\n在前言中，戴高樂還把法國描繪成一個心中的花園。他說：“在具有法國情調的花園中，冇有一顆大樹想以自己的濃蔭窒息其他樹木；花壇都是按幾何圖形建造而成；池塘無增添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獨占人們的讚賞。花園有時會發聲長歎。也許這是出自這樣一種感情：園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獨自存在的話可能會更加明媚動人。但是，這樣一來必然有損於整體，而漫步於園中的人看到花園裡井然有序，永葆優美的和諧，自會感到十分欣慰。”［澳］布賴恩·克羅澤：《戴高樂傳》(上)，第47～48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相形之下，他把德意誌描繪成這樣一個民族：“生性好高騖遠，狂熱擴張個人權力以至不惜任何代價，而對人類經驗、常識和法治的約束根本不屑一顧。”同上，第47頁。\\n\\n同時，他也清醒而客觀地看到，德意誌這個民族一向知道如何顯示其克敵製勝的集體意誌、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以指導和協調此種努力為己任的德**事首領們表現得勇敢頑強、富有進取精神、必勝意誌以及運用人力物力方麵的巨大魄力。該書正文的前幾頁裡，關於德國克羅克將軍拒絕服從總參謀長小毛奇的問題，戴高樂引證凡爾登戰例，指出：“在戰爭中，除某些基本原則以外，冇有可以普遍采用的體係，起決定作用的隻是實際情況和個人性格。”\\n\\n戴高樂在正文中指出：1914年8月，由於馮·克魯格將軍指揮的逼近巴黎的德軍缺乏紀律，軍官橫行霸道，這有利於法軍，所以導致法軍後來在馬恩河取得了勝利；海軍元帥蒂爾皮茨宣佈要進行無限製的潛艇戰，並在同貝特曼一霍爾維格首相的鬥爭中獲勝，這促使美國參加了協約國方麵的戰爭。書中還指出：德國在當時可能的條件下，冇能建立起統一的盟軍指揮部；魯登道夫企圖建立自己的獨裁，企圖把貝特曼一霍爾維格逐出政治舞台，從而導致德國政府於1917年麵臨危機。他描述了德軍及其領導人物興登堡、魯登道夫和蒂爾皮茨的活動，指出：他們在最危急的時刻，強使政府接受他們的決定，這正是德國失敗的一個最重的原因。總之，他認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軍事當局采取了以軍事獨裁的形式蠶食民眾權利和政府權力的政策。軍人不尊重政治製度。國家權力的競爭違背了必要的合乎邏輯的原則。\\n\\n但是，《敵人內部的傾軋》不是一部純曆史著作。他幾乎冇有觸及德國失敗的這樣一個因素：協約國在物質和人力資源方麵比德國占有巨大優勢。所以在闡明德國失敗曆史的意義方麵，該書有一定的侷限性。\\n\\n戴高樂在該書中還藉助在德國發生的一些曆史事件，來提出一些與法**事上層針鋒相對的思想和原則。法軍上層代表人物常常頌揚德國總參謀部的組織和活動，而戴高樂則徹底揭露德國總參謀部的組織和活動，指出其對民族利益造成的極其有害的惡果。該書最主要的思想是說明：軍事當局在戰時，特彆是在戰時，應該服從行政當局，即服從國家；隻有行政當局(國家)才能代表民族利益，製定軍事策略和戰略。該書指出，軍事當局壓製國家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更普遍和廣泛的觀點是，軍事行動及其方法和目的應決定於政權，決不應使一切都服從作戰需要。\\n\\n所有這些思想都是與法**事領導人的觀點和行動完全對立的。幾十年來，法**事領導人極力爭取把軍隊變為不屬於國家的某種群體。他們拒絕共和政體要對軍隊施加影響的一切試圖。尤其是，軍隊要淩駕於國家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就是如此。議會、政府、警官、情報和司法部門，都得服從以霞飛為首的總參謀部。隻是在出現殘酷的鬥爭和尖銳的矛盾之後，這一軍人獨裁體製才於1916年12月被推翻。但是，後來軍事統帥仍不時爭權奪利。這明顯地反映在如福煦和克萊蒙梭之間的鬥爭上。\\n\\n戴高樂的書中所談的主要是德國問題。但那是在“指桑罵槐”，“醉翁之意不在酒”。戴高樂本人也對讀者清楚地承認他從德國經驗中得出的那些結論的普遍意義。這部書是戴高樂對法軍上層鬥爭的開始。根據在該書中所表述的原則，戴高樂為法軍改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n\\n在該書中還反映了戴高樂的其他一些與穆瓦朗有分歧的思想。他否定軍事戰術上的教條主義、因循守舊、墨守成規，而強調經驗、直覺和靈活性的意義。\\n\\n1924年6月，學習臨結業時，學院要求學員必須參加演習，指揮實兵兵團行動，展示自己的戰術素養。戴高樂主要想通過這次演習來證明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而穆瓦朗的理論是錯誤的。1924年6月17日，在洛林區離科隆貝數公裡的巴敘歐伯接近地的演習中，戴高樂接受考覈：指揮一個軍作戰。在整整一天演習中，他不斷引證直覺的戰略解答問題，堅決拒絕“陣地戰”戰略。這是對官方教學的最明顯的否定。傍晚，演習快到講評的時間了。穆瓦朗上校因對戴高樂的態度心懷不滿，想找個藉口使戴高樂難堪。於是，穆瓦朗突然向戴高樂提問：\\n\\n——“你右翼師左翼團的輜重隊的位置現在在何處?”\\n\\n戴高樂把臉轉向他的參謀長說：\\n\\n——“夏托偉厄，請你回答。”\\n\\n上校大為生氣地說：\\n\\n——“可我問的是你，戴高樂!……”\\n\\n——“上校，你已經把指揮一個軍的任務交給我了。如果除此以外，我還得承擔屬於我下級的任務，那我就顧不上考慮怎樣完成我的使命了。殺雞焉用牛刀!……夏托偉厄，請你回答上校的問題……”\\n\\n原認為在演習中打敗仗也比違規好的穆瓦朗上校捂著腦袋，看著戴高樂違反他過去所教的一切原則，而出其不意地采取一些奇怪的大膽行動，便大喊道：“這是褻瀆行為!”戴高樂回答說：“但我指揮的戰鬥卻打贏了!”\\n\\n很多人說，戴高樂當時如果不贏穆瓦朗可能還好些，因為穆瓦朗後來一直千方百計與戴高樂為難，為戴高樂晉升設置障礙。\\n\\n演習結束後，接著要對每個學員的學習成績進行總評了。總評的成績一般分為“優秀”、“良好”、“好”三等。所謂的“好”意味著勉強及格。在給戴高樂總評時，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評委會的委員們多認為，戴高樂記憶力強、知識淵博、作風果斷、目光銳敏，但難以與人共事、自命不凡、不聽批評。因此，爭論的問題不是是否給他評“優秀”，而是給他評“良好”或“好”。該院副院長迪菲厄將軍主張給他評“良好”，而穆瓦朗上校則帶頭堅持給他評“好”。在他們爭吵不休之際，適逢當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貝當元帥外出視察。他得知此事後，明確表態，進行有力乾涉。為此，他召見軍隊高等教育事務主任德拉尼裡安將軍，讓他提示迪菲厄將軍給戴高樂修改總評。因為貝當認為，應給戴高樂評“優秀”，並斷言戴高樂是年輕人的希望。但是主持學院領導工作的副院長迪菲厄將軍既未接受貝當元帥的意見，也未接受以穆瓦朗上校為主的多數評委的意見，而采取折衷方案，給戴高樂總成績評為“良好”。這樣，戴高樂在軍事學院畢業時名列第5名。\\n\\n1940年6月18日在倫敦向法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抵抗德國法西斯幾乎與此同時，穆瓦朗上校給戴高樂寫了這樣一份鑒定：“該員理解力強，富有學識，而且嚴肅認真、才華出眾、精明能乾、頗堪造就。遺憾的是，過分自信，好對他人意見吹毛求疵，而且舉止儼然像個流亡的國王，這大大損害了他上述無可否認的優秀品質……”［法］拉古都爾：《戴高樂全傳》，第36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n\\n戴高樂在加布裡埃爾宮禮賓大院裡得知上述訊息後，不禁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軍事學院那些狗孃養的!以後不當上院長，我就不回這鬼地方!你們瞧著吧，我不給它來個大翻個纔怪哩!”［澳］布賴恩·克羅澤：《戴高樂傳》(上)，第44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n\\n戴高樂為何如此大發雷霆呢?因為這樣的總評和鑒定意味著給他埋下了禍根，使他受到了一生中繼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之後的第二次沉重打擊。\\n\\n本來，如果戴高樂的總成績評為“優秀”的話，他畢業後就會被分配到總參第三局(計劃局)工作，更好地發揮他的戰術專業特長。但是，因為他的總成績是“良好”，所以隻能另行分配，被分配到總參第四局(運輸供給局)工作。為此，戴高樂怎能不感到大失所望，悶悶不樂呢?\\n\\n但是，不管怎樣，他還得服從軍事學院的分配。臨行前，他懷著委屈的心情，到榮軍大街法軍總司令部去向貝當元帥告彆。貝當對戴高樂深表同情，坦率地對戴高樂說，他將設法給戴高樂在他的總部裡安排個合適的職位，同時，他還說總有一天他會同軍事學院的那幫人算賬!\\n\\n結果，戴高樂於1924年6月到總參第四局報到後，開始在總參參與運輸和供給業務。幾個月後，他又奉派到駐美因茨的法軍萊茵區占領軍司令部工作。實際是專管冷藏工作。他感到這是對他的侮辱，真是奇恥大辱。\\n\\n這樣，他重又到了德國。但是，這次他不是俘虜，而是占領軍的軍官。不過，他這時又像戰爭之初一樣，因為上述情況而為法國和它的軍隊感到屈辱。1923年1月，由於德國未按凡爾賽和約規定及時交付給法國的戰爭賠款，法國彭加萊政府又派往魯爾區5個法國師和2個比利時師。其直接目的是迫使德國按時交付賠款。但主要目的是想控製魯爾的礦業和工廠。可是，昔日的盟國——美國和英國都不支援法國，而是支援德國。法國魯爾冒險的結果是，不僅被迫減少了德國應付給法國的賠款，反而要法國付大筆占領費，而且法國還被迫從德國撤軍。這一傷害尊嚴的結局引起了戴高樂的極大痛苦。由於撤軍，戴高樂在德國隻呆了3個月。這時他感到，無論如何不能不警惕德國沙文主義在抬頭，甚至公然準備複仇。德國經常引起戴高樂的沉思、疑慮和擔心。在羞辱和擔心中，他常想起臨離軍事學院時貝當元帥給他的允諾，暗想總能有良機大展宏途。\\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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