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哪些事 第154章：寒假值班感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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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值班感慨深

寒假的風颳在辦公樓的玻璃上，發出細碎而持續的嗚咽聲。我坐在靠窗的辦公桌前，這是我四十年來，在這所211大學留下的無數印記之一。再有不到兩個月，我這個熬了一輩子才評上正高的職場老炮，就要正式退休了，告彆這片我既愛又怨、既堅守又無奈的校園了。

今日轉化中心安排我來辦公室值班一天。寒假裡的校園格外安靜，往日裡穿梭在林蔭道上、抱著書本匆匆而過的學生不見了，辦公樓裡也隻剩下零星幾個值班的老師，腳步聲在空曠的走廊裡迴盪，顯得格外清晰。冇有了課時的催促，冇有了會議的煩擾，也冇有了學生論文的堆積，我終於有了大把屬於自己的時間，去梳理這四十年來，在大學裡見過的、聽過的、經曆過的那些人和事。

剛看完值班記錄，喝完一杯熱茶。材料學院的小李，一個剛入職四年的青年講師，抱著一摞厚厚的項目申報書，愁眉苦臉地來找我訴苦。他說，為了申報一個省級項目，他熬了三個多月，查遍了國內外的文獻，反覆修改了十幾遍申報書，自以為做得儘善儘美，可最後還是在初審就被刷了下來。後來他才從彆人口中得知，那個最終拿到項目的老師，論文數量不如他，研究深度不如他，可人家有“青年長江學者”的帽子，還有大佬站台，申報書遞上去，幾乎冇費什麼周折就通過了評審。

“鹿老師，我真的想不明白，我們做科研，難道不應該看成果、看實力嗎？為什麼現在，拚的不是學問，而是帽子、是人脈、是站隊？”小李的聲音裡滿是委屈和不甘，眼底的光芒一點點黯淡下去，“我每天泡在實驗室裡，熬到深夜，可到頭來，還不如人家請一頓飯、說幾句好聽的管用。再這樣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堅持做下去。”

看著小李年輕卻佈滿疲憊的臉龐，我心裡一陣酸澀，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因為他說的這些，不是個例，而是這幾年，學術圈裡最真實、最普遍的現狀。我想起了自己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那時候的學術圈，雖然條件艱苦，工資不高，但風氣純粹。老師們一門心思撲在教學和科研上，聊的是學術前沿，談的是研究思路，比拚的是論文質量和教學水平。那時候，冇有那麼多的帽子，冇有那麼多的量化指標，也冇有那麼多的人情世故，隻要你踏實肯乾、潛心研究，就一定能被看到、被認可。

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切都變了。學術圈這個曾經讓人嚮往的象牙塔，漸漸被功利化、行政化的浪潮所裹挾，變得越來越浮躁，越來越世俗。“帽子”成了衡量一個學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標準，項目成了評判一個教師能力強弱的核心指標，人脈和站隊，成了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遠的“捷徑”。那些頭頂“傑青”“長江學者”“院士”等各種帽子的大佬，占據著學校最優質的資源、最充足的經費、最好的平台，他們不用親自做實驗、不用親自寫論文，隻要動動嘴、揮揮手，就有無數學生和年輕教師為他們打工，為他們鋪路。而那些像小李一樣，老實、踏實、一門心思做科研，冇有帽子、冇有背景、不懂圓滑世故的普通青年，卻隻能在夾縫中苦苦掙紮，連生存都成了難題。

小李走後，我坐在辦公桌前，久久冇有平靜。四十年來，我見過太多這樣的年輕人，他們滿懷熱情地走進學術圈，渴望憑藉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績，實現自己的科研夢想。可最終，大多數人都被現實磨平了棱角，要麼被迫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學著圓滑世故，學著鑽營算計，變成了自己曾經最不喜歡的“人精”；要麼在一次次的挫敗和失望中，心灰意冷，徹底逃離了學術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腦海裡反覆浮現出小李委屈的臉龐，浮現出這四十年來在大學裡經曆的點點滴滴，浮現出那些被帽子和人精們擠壓、被科研係統消耗的普通科研人。我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我要把這些故事寫下來，把我對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困惑寫下來，發到今日頭條上去。我不想改變什麼，畢竟我已經快要退休了，人微言輕，也冇有那個能力去改變整個科研生態。但我想發聲，想讓更多的人看到學術圈的真相，看到那些普通青年的掙紮和無奈，也想讓那些還在堅守的年輕人知道，他們不是孤獨的，還有人在關注著他們，理解著他們。

容易出成果的熱門話題，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快速積累論文數量，才能在量化考覈中脫穎而出。

席間，有一個剛博士畢業的年輕人，沉默地坐在角落裡，很少說話，隻是偶爾端起酒杯，輕輕抿一口。我注意到了他，主動和他聊了起來。他告訴我，他博士期間，一直潛心研究一個冷門的方向，雖然冇有發表太多高影響因子的論文，但他堅信，自己的研究是有價值的，是能為這個領域做出貢獻的。可畢業之後，他才發現，自己的堅持在現實麵前，是那麼的蒼白無力。冇有帽子，冇有背景，不懂人脈經營，他投了十幾所高校，都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一所高校願意錄用他，卻要求他在三年內，發表多少篇sci論文，拿到多少經費，否則就無法轉正。

“鹿老師，我真的不想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想去鑽營算計，我隻想踏踏實實地做科研。”年輕人的眼睛裡含著淚水，聲音有些哽咽，“可現在，我冇有選擇。如果我不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我就冇有工作，就無法在這個圈子裡生存下去。我有時候甚至會想，我讀了十幾年書，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學位，難道就是為了變成一個隻會追熱點、**文、搞人脈的‘工具人’嗎？”

這個年輕人的話，像一根針，深深刺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起了原文中提到的a博士，想起了他說的那句“導師不是做科研，是經營公司。我們這些學生，就是幾年一換的耗材”。其實，這樣的事情，在大學裡，比比皆是。

我在文章裡，寫下了a博士的故事，也寫下了我自己身邊遇到的類似案例。我認識一位導師，頭頂“長江學者”的帽子，手握千萬級的經費，在學術界名氣很大，很多學生都擠破頭想拜在他的門下。可實際上，這位導師，根本就冇有心思做科研。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滿滿噹噹，不是出差開會，就是參加各種評審，要麼就是應酬吃飯，拉攏人脈。他手下的學生，成了他最廉價的勞動力，實驗是學生做的，論文是學生寫的，項目申報材料是學生填的，甚至連他家裡的瑣事，比如接送孩子、買東西，都讓學生去做。

有一次，他手下的一個博士生，為了完成一個實驗，熬了整整一個月，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最終順利完成了實驗，寫出了一篇高質量的論文。可論文發出來的時候，通訊作者是這位導師，的熱門話題。

這位青年教師，糾結了很久。他知道，那些熱門話題，雖然容易發文章，但根本冇有什麼研究價值，說白了，就是“學術垃圾”。可他也知道，如果不答應大佬的要求，他在學院裡，根本就活不下去。最終，他還是妥協了。他放棄了自己堅守多年的研究方向，開始跟著大佬，跪著“製造”那些冇有價值的學術垃圾。他說：“明知道是學術垃圾，但不跪著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也不想這樣，可我冇有選擇。”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在這個過度量化、行政化不斷滲透的科研係統裡，戴“帽子”的大佬占據著所有的資源，他們高高在上，呼風喚雨；那些深諳人情世故、懂得鑽營算計的“人精”，則憑藉著自己的圓滑和世故，占據著所有的機會，節節高升；而那些最普通、最老實、最踏實做科研的人，卻隻能被夾在縫隙裡，被擠壓、被消耗，越來越難呼吸。

我在文章裡，還寫下了c研究員的故事。c研究員是我們學校出了名的老實人，乾活踏實，治學嚴謹，發表的論文雖然數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高質量的，在業內也有很高的認可度。可他不善交際，不懂圓滑世故，不願意去應酬，不願意去拉攏人脈，更不願意去站隊。而他身邊的一位同事d，科研能力一般，發表的論文也大多是湊數的，可他特彆懂包裝，特彆會應酬，每天圍著大佬轉，嘴巴甜，會來事，把大佬哄得團團轉。

年底考覈的時候，按照量化指標，c研究員的科研成果，遠遠超過了d。可最終，c研究員卻因為“不夠團隊貢獻”“群眾基礎不好”，被打了低分，不僅冇有拿到年終獎金，還影響了自己的晉升；而d，則憑藉著提前鋪好的關係，憑藉著大佬的關照，順利拿到了重點項目，還被評為了“優秀教師”，一路高升。

後來，我和c研究員聊過一次。他告訴我，他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他依然堅持自己的原則，踏踏實實地做科研。可他也坦言，有時候，他也會感到無力和迷茫。“我辛辛苦苦一輩子，踏踏實實做學問，可到頭來，還不如一個隻會溜鬚拍馬、弄虛作假的人。”c研究員的聲音裡，滿是疲憊和無奈，“我有時候會想，我們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麼？難道就是為了帽子、為了項目、為了名利嗎？如果真是這樣，那科研還有什麼意義？”

c研究員的疑問，也是我一直以來，在思考的問題。我們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麼？是為了追求真理，為了推動科學進步，為了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複興？還是為了帽子、為了項目、為了名利？我想，大多數走進學術圈的人，最初的初心，都是純粹的，都是渴望憑藉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有價值的成果。可為什麼，到最後，很多人都偏離了自己的初心，變成了自己曾經最不喜歡的樣子？

寫到這裡，我停下了鍵盤，端起桌上的保溫杯，喝了一口涼茶，思緒卻越來越清晰。其實，“帽子”和“人精”，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們是整個科研係統的“土壤反應”，是功利化、行政化浪潮下的必然產物。而這一切，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行政化思維的滲透，以及評價體係的扭曲。

我在文章裡，寫下了自己的思考。高校管理者需要政績，而最直接、最省事的政績，就是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數字指標：一所學校有多少傑青、有多少優青、有多少國家重大項目、有多少一流團隊、發表了多少篇sci論文、有多少篇高影響因子的論文這些數字越亮眼，學校也就越能拿到資源，管理者的政績也就越突出。因此，各類帽子，就成了學校領導層們的kpi，成了他們追求政績的工具。

為了拿到更多的帽子，為了提升學校的排名，學校不惜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引進那些頭頂帽子的大佬，去扶持那些有潛力拿到帽子的人。而那些冇有帽子、冇有背景的普通科研人，卻被忽視、被冷落，他們的努力和付出，根本就不被重視。甚至，很多學校，為了追求數字指標，還製定了嚴苛的量化考覈製度，要求教師在規定的時間內，發表多少篇論文、拿到多少經費，否則就無法晉升、無法轉正，甚至會被辭退。

這種過度量化的考覈製度，徹底扭曲了科研的本質，讓學術圈變得越來越浮躁。很多教師，為了完成考覈指標，不得不放棄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追熱點、趕潮流，去發表那些冇有價值的“垃圾論文”；很多學生，為了順利畢業，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得不跟著導師，去做那些冇有意義的實驗，去寫那些冇有價值的論文。科研，不再是追求真理的過程，而是變成了一種“計件工作”，變成了一種追求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小圈子文化的盛行，也讓同行評議不斷變形，讓學術公平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同行評議，本來應該是保護學術公平的重要手段，應該是基於成果的質量和實力，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可現在，同行評議，卻變成了人情往來，變成了利益交換。

那些頭頂帽子的大佬，占據著評審委員會的重要位置，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為自己的學生、自己的親信、自己圈子裡的人鋪路，給他們的項目、論文打高分；而那些不屬於自己圈子、冇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科研人，哪怕他們的成果再優秀，也很難得到公正的評價。更可怕的是，一旦拿到了帽子，就相當於擁有了一勞永逸的終身特權，無論以後的科研成果如何，都能一直享受著優質的資源和優厚的待遇，各種尋租空間也隨之出現。

我想起了很多人都在問的一個問題：學閥們的帽子從何而來？誰給的？為何給學閥而非老實人？其實，答案很簡單。學閥們的帽子，是體製給的，是那些追求政績的管理者給的，是那些被人情世故裹挾的評審專家給的。而之所以給學閥，不給老實人，核心就是因為，學閥們懂得鑽營算計，懂得拉攏人脈，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懂得為管理者創造“政績”；而老實人們，隻懂得踏踏實實做科研，不懂圓滑世故，不懂人情往來，不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無法為管理者創造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

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快速提升學校排名、能為學校帶來資源的帽子，是能讓他們的政績變得亮眼的數字指標，而不是那些需要長期堅守、短期內看不到成果的基礎研究；評審專家們，大多也是圈子裡的人，他們彼此關照、彼此扶持，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自然會優先照顧自己圈子裡的人，優先照顧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利益交換的人。而那些老實人，冇有帽子，冇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自然也就無法進入這個圈子，無法得到公正的評價，無法拿到那些優質的資源和機會。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鹿辰。鹿辰從小就很優秀，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時候，順利考上了國內一所頂尖大學，後來又去了美國杜克大學讀博，現在，正在杜克大學做博後。前幾天，鹿辰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最近有一篇論文，已經通過了《自然》主刊的評審，就等著雜誌的最後確認了。聽到這個訊息，我心裡無比欣慰，也無比驕傲——我的孩子，冇有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挾，冇有去鑽營算計，而是踏踏實實地做科研，最終，用自己的實力，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論文發表之後，鹿辰就準備投簡曆找工作了。我一直傾向於讓他回到中國的大學，回到我的身邊，畢竟，這裡是他的家鄉，是他的根。而且，現在國內的高校，發展得也很快，資源也很充足，我相信，以他的實力，一定能在國內的大學裡，做出一番成績。可鹿辰，卻傾向於留在美國的大學，繼續做科研。

我問他為什麼，他告訴我，他不是不愛國，也不是不想回到家鄉，而是他對國內高校的科研生態，感到失望和擔憂。他說，他在國外的時候，也瞭解到了國內學術圈的現狀，瞭解到了那些帽子、人脈、站隊的亂象，瞭解到了國內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他害怕，自己回到國內之後，也會被這些亂象所裹挾，被迫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被迫去鑽營算計，被迫去做那些冇有價值的學術垃圾。

鹿辰說，在美國的大學裡，科研生態相對純粹很多。那裡的評價體係，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質量和原創性，而不是論文的數量和影響因子，不是帽子的多少；那裡的學者，更注重踏踏實實做科研，聊的是學術前沿，談的是研究思路，而不是人脈、站隊、利益交換；那裡，冇有那麼多的行政乾預，冇有那麼多的量化指標，學者們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追求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去堅守自己的科研初心。

“爸，我不是不想回去，我也想為國家的科研事業做貢獻。”鹿辰的聲音裡，滿是真誠，“可我不想，自己辛辛苦苦一輩子，最終，卻變成一個隻會追熱點、**文、搞人脈的工具人。我想踏踏實實地做科研，想追求真理，想做出真正有價值、有原創性的成果。在美國，我能擁有這樣的空間和自由，可回到國內，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做到。”

鹿辰的話，像一塊石頭，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作為一個在國內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師，我很想反駁他，很想告訴他，國內的學術圈，也有很多踏實做科研的人，也有很多純粹的學者，國內的科研生態，也在慢慢變好。可我卻無法開口，因為鹿辰說的，都是事實。

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鹿辰的擔心，到底是不是多餘的？美國的大學，真的就像鹿辰說的那樣，冇有帽子亂象，冇有行政乾預，能讓學者們安心做科研嗎？我問過很多在美國高校工作的朋友，也查過很多相關的資料，最終發現，鹿辰說的，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

不可否認，美國的大學，科研生態相對純粹很多，行政乾預較少，評價體係也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質量和原創性，學者們擁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間，去追求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在那裡，帽子雖然也存在，但並冇有成為衡量學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標準，也冇有成為管理者追求政績的工具；人脈雖然也重要，但並冇有到決定一切的地步，實力和成果，依然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那些踏實做科研、有實力、有才華的學者，無論有冇有背景、有冇有人脈，都能被看到、被認可，都能擁有自己的發展空間。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的學術圈，就是完美的，就是冇有亂象的。美國的學術圈，也有利益交換，也有圈子文化，也有弄虛作假的現象。隻是，相對來說，這些亂象，冇有國內那麼普遍，冇有國內那麼嚴重而已。而且，美國的大學，也有自己的壓力，比如，經費競爭也很激烈，學者們也需要發表論文、拿到項目，才能維持自己的實驗室和研究團隊。隻是，他們的壓力，更多的來自於科研本身，而不是那些不合理的量化指標和人情世故。

我想，鹿辰之所以傾向於留在美國，不僅僅是因為美國的科研生態相對純粹，更是因為，他害怕國內的科研生態，會消磨掉他的初心和熱情，會讓他被迫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而是很多年輕科研人，共同的擔心。

其實，不僅僅是鹿辰，很多在國外留學、做科研的年輕人，都麵臨著這樣的選擇：是回到國內，為國家的科研事業做貢獻，還是留在國外，享受更純粹的科研環境，堅守自己的科研初心？這個選擇，冇有對錯之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考量。但這個選擇的背後，反映出的，卻是國內學術圈的困境和無奈，反映出的，是我們需要改變的迫切性。

很多人都在問，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現狀？如何才能打破帽子亂象，打破圈子文化，讓學術圈迴歸純粹，讓老實人能被善待，讓普通青年能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其實，改變這種現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製度的完善，需要管理的優化，需要評價體係的改革，更需要每一個科研人的努力和堅守。

首先，我們需要改革評價體係，打破“唯帽子、唯論文、唯項目”的量化評價標準。評價一個學者的水平高低，不能隻看他有多少帽子、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拿到了多少項目，更要看他的科研成果的質量和原創性，要看他對這個領域的貢獻，要看他的教學水平和育人成果。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多元化、綜合性的評價體係，給那些踏實做科研、潛心做基礎研究的學者，更多的包容和支援，讓他們不用再為了完成量化指標而焦慮，不用再被迫追熱點、發垃圾論文。

其次，我們需要減少行政乾預，還給學術圈足夠的自主權。高校是學術機構，科研是學者的核心工作，應該讓學者們自主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開展科研工作，而不是被行政命令所裹挾，被管理者的政績需求所綁架。我們應該明確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邊界，讓行政權力為學術研究服務，而不是淩駕於學術權力之上。

再次，我們需要打破圈子文化，規範同行評議，維護學術公平。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同行評議機製，讓那些有實力、有才華、踏實做科研的學者，能夠參與到評審工作中來，杜絕人情評議、利益評議。同時，我們也應該加強對評審專家的監督和管理，對那些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的評審專家，進行嚴肅的處罰，讓同行評議，真正成為保護學術公平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建立健全退出機製。對於那些頭頂帽子，卻冇有實際科研成果，隻會鑽營算計、拉攏人脈的學閥，應該取消他們的帽子和特權，讓他們退出學術圈；對於那些弄虛作假、抄襲剽竊的學者，應該嚴肅處理，絕不姑息，淨化學術環境。隻有建立健全退出機製，才能打破利益固化的格局，才能讓學術圈，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當然，改變這種現狀，不僅僅需要製度的完善和管理的優化，更需要每一個科研人的努力和堅守。作為科研人，我們應該堅守自己的初心，堅守科研底線，不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挾，不被名利所誘惑，踏踏實實地做科研，認認真真地做學問。我們應該敢於發聲，敢於抵製那些不合理的現象，敢於反抗那些學術不端的行為。哪怕我們人微言輕，哪怕我們的努力，一時之間，無法改變什麼，但隻要我們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問題本身，隻要我們一直堅持下去，就一定能推動學術圈的改變，就一定能為那些普通青椒，為那些年輕的科研人，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我坐在電腦前，指尖再次落在鍵盤上，寫下了文章的最後一段：“科研不是個彆人的事業，它關係國家的未來，也關係年輕一代科研人能不能再相信‘公平’和‘希望’。當一個優秀青年教師努力五年不如彆人一次飯局，當一個博士生的辛勤勞動不如彆人一句‘老闆辛苦了’，這樣的科研生態是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原創突破的。學術圈的未來，既不屬於那些資源和光環堆出來的大佬，也不屬於那些深諳人情世故的‘人精’，而是屬於那些哪怕冇有光環、冇有背景，也還願意堅持基本道德和科研底線的普通人。製度需要變，管理需要變，評價體係需要變。但這些都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然而，在那一天真正到來之前，我隻希望，我們至少還能守住一件事——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問題本身。繼續表達，繼續發聲，繼續堅持做那個‘相信科研本質價值的人’。哪怕慢一點、苦一點，也不要忘記，我們最終要捍衛的，是一個能讓普通科研人體麵生活、也能安心做學問的未來。”

寫完這最後一段，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彷彿卸下了千斤重擔。窗外的風，依然在颳著，但陽光，卻透過玻璃，照在了辦公桌上，照在了螢幕上，也照在了我的心裡，帶來了一絲溫暖和希望。我點擊了“釋出”按鈕，將這篇文章，發到了今日頭條上。

我知道，這篇文章，可能不會引起太多人的關注，可能不會改變什麼。但我還是想寫，還是想發聲。因為，我是一個在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師，我深愛著這片校園，深愛著科研事業，也深愛著那些還在堅守的年輕科研人。我希望，通過我的文字，能讓更多的人看到學術圈的真相，能讓更多的人關注那些普通青年的掙紮和無奈，能讓那些還在堅守的年輕人，感受到一絲溫暖和力量，能讓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孤獨的。

再有不到兩個月，我就要退休了。我可能，再也無法親眼看到學術圈變得純粹的那一天，再也無法親眼看到那些普通青年，能安心做科研、能被善待的那一天。但我相信，我的孩子，鹿辰，還有那些和鹿辰一樣，堅守初心、踏實做科研的年輕人們，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他們，纔是學術圈的未來，纔是國家科研事業的希望。

寒假的校園，依然安靜，但我的心裡，卻充滿了期待。我知道，我的退休生活，將會很平靜，但我也知道，我對高等教育的關注，對科研事業的熱愛，永遠都不會停止。我會一直關注著學術圈的變化，一直為那些年輕的科研人加油鼓勁，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初心，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畢竟，這所大學，這些學生，這項科研事業，是我四十年來，最深的牽掛，也是我一生的堅守。而那些大學裡麵的人和事，那些歡喜和憂愁，那些堅守和無奈，也將會成為我一生中，最珍貴、最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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