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交警,不是救援人員,他隻是恰好有一雙能看透混亂的眼睛。胸腔裡那顆心跳得又快又猛,好像不是在給我自己跳,是在為他而跳。
前排車流在慢慢往前挪。前麵的車動了,後麵的車也跟著啟動。我兩手握著方向盤,跟著前方車輛一點一點往前移動,同時眼睛一直盯著窗外,在緩慢流動的車影中尋找那個身影。
車快到他身邊的時候,我看到他轉過身,朝車的方向走來。
紅色的尾燈像一條甦醒的河,一寸一寸地往前淌。而他是唯一逆流的人。
我看著他一步步走近,心跳忽然變得很安靜。不同於之前為他心動時的緊張,而是感到了一種踏實——就像他把手按在我手背上說“彆慌,有我在”的時候,就像他在淩晨四點的急診室走廊裡遞給我熱乎乎的關東煮的時候。好像這個人做任何事都是這樣的,不多說,不少做,每一次出現都恰好在最需要的時候。
他在車外站定,伸手拉開副駕駛座的車門。車內頂燈亮起的瞬間,他的臉被暖黃色的光照亮——額頭上有一層細密的汗珠。他的呼吸比平時略快一些,胸口微微起伏,但表情還是那副表情,平靜、剋製,好像剛纔徒手梳理了一條高架的車流隻是舉手之勞,而走回這輛車旁邊,纔是他今晚真正要做的事。
陸時序上車後,我發動車子,駛出高架。導航上剩餘的路線很短——從匝道下去,拐兩個彎就到了。
但對我來說,這段距離並不短,因為此時此刻我的胃已經不是在咕嚕叫了,是在疼。那種擰著的疼,從胃部正中央往四麵八方輻射,像有人拿一根很鈍的針在裡麵一下一下地戳。每踩一次刹車,那個針就跟著車身的震動往深處鑽一截。我咬緊後槽牙,把方向盤握得比平時緊了一倍,腳下不自覺地把油門踩得越來越深。
車速表指針從四十跳到六十,從六十跳到八十。高架匝道限速四十,我降了速也還有六十。前麵有個紅燈,我差點冇刹住。
陸時序在副駕駛上側過頭,看了我一眼。他冇說話,隻是拿起手機,看起了那家餛飩店的小程式。
“你想吃什麼餡的餛飩?一會兒要打包嗎?”
“要個蝦仁餛飩就行了,但為什麼要打包?”我不解地反問,視線冇有離開前方。馬上要拐進停車場了,停車場入口有個特彆窄的拐角,我上次開我爸的車就是在這種位置蹭掉了一塊漆。
“剛纔堵車耽擱了那麼久,現在你又開這麼快,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什麼急事趕著回家。”
我把方向盤往左打滿,車子穩穩地拐進了停車場。“就是太餓了。”停好車,熄了火,我才鬆了一口氣,也終於有勇氣說真話了,“今天一整天隻吃了一個包子。”
車廂裡安靜了兩秒。發動機熄火之後,唯一的聲音是暖風係統殘餘的呼呼聲和外麵停車場裡偶爾駛過的車輛聲。
“你是說,你給一大堆人做了兩頓飯,”陸時序的聲音從副駕駛上傳過來,語速比平時慢了半拍,像是在做一道不太理解的數學題,“而自己隻吃了一個包子?”
他總結得非常精準。精準到我無言以對。
我拉開車門,下車。停車場的地麵不太平,有一個小坑,我踩上去的時候腳崴了一下,趕緊扶住車門。冷風撲麵而來,餛飩店的紅色招牌就在停車場對麵,隔著一條窄窄的人行道,門口冒著白汽,玻璃窗上蒙著一層厚厚的水霧。透過那層水霧,能看到裡麵暖黃色的燈光和模糊的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