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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傳 第四章 文學影響及評價

作者:劉永佶 分類:曆史 更新時間:2026-08-18 18: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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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曹丕自幼喜好文學,長期與文人雅士交好,宴飲聚會,詩文會友,無形當中在當時的士人階層中形成一股尚文、好文、作文、品文的良好風氣。曹丕作為魏國政治上的領導人,為建安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比較寬鬆的環境,而其本人在文學內容上、形式上的創新、對文學理論的探索以及同“建安七子”等文人集團的良好私人關係都使其在建安文學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曹丕時期天下三分已定,合適的政治地位,使他閃耀著與眾不同的光芒。另一方麵,公元230年,魏明帝下詔太傅三公,將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將子書性質的《典論》驟然提升至經、律的地位,再次利用政治權力為文學打了一針強心劑,把文學變成經轉偉業之大事,鞏固了文學獨立和自主的地位。\\n\\n一、建安風骨\\n\\n1、建安文學產生的社會背景\\n\\n東漢末年,宦官專權,黃巾作亂,群雄並起,從而導致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政權交相更迭,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的“戰國時代”。這個時期動盪的社會現實,在社會上最敏感的階層即知識分子階層心中激起了漣漪,他們往往用飽蘸感情的筆抒發著或建功立業的慷慨,或朝不保夕的惆悵,或殺敵報國的渴望,或憂國憂民的愁怨……而他們的情感又在血與火的輝映下閃耀著慷慨悲涼之美。文學界習慣把東漢漢獻帝建安年間及稍前稍後一段時期的文學稱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以其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特點,成為後世文學的標榜,主要以五言詩歌為代表。其代表作家也是史上著名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n\\n2、對建安風骨的不同認識\\n\\n建安風骨不同於建安文學,建安風骨專論詩歌,因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徐乾、阮瑀、劉楨、應瑒)的詩歌,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美,形成了文學史上獨特的風格,故被稱為“建安風骨”。\\n\\n然而,世人對“建安風骨”的認識卻並不一致。\\n\\n劉勰“《文心雕龍》似乎未許建安文字以‘風骨’之名,相反在劉勰的一些批評話語中,建安文學風貌似乎更應被稱為‘風骨’的反麵[1]”。\\n\\n劉師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學的四個特點為“清峻、通脫、騁辭、華靡”。這些都強調了作品“文”(語言才華)的方麵,而風骨強調的是內在的“質”,以文害質的傾向是劉勰所反對的。建安文學從根本上是抒情的、感傷的文學,缺乏骨力,也不以剛健為主要特色,“怊悵切情”,重情而乏理,顯然不合風骨之義。\\n\\n近期也有學者從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與劉勰風骨論的“宗經”背景不合,建安文學文勝於質是齊梁綺麗文風的淵藪,建安文學的抒情感傷、缺乏骨力等方麵論述了建安文學不配冠以“風骨”一說。\\n\\n但這些畢竟隻是一家之言。文學界對建安風骨的主流認識還是較為一致的,我們遵循學界的這種主流看法即建安風骨的特點是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李白早有詩雲: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小謝即謝眺,其詩風清麗,而李白將建安風骨和“小謝清發”作為相反的風格進行對比,可見,對建安風骨認識,古已有之。但,慷慨悲涼、爽朗剛健並不是建安風骨的全部,它應該有而且確實有著更加多樣的風貌,而這要歸功於曹丕。\\n\\n3、與建安風骨“求同”\\n\\n慷慨悲涼、爽朗剛健作為建安詩歌的主要特點,是每一位建安作家有意無意追求的作品風格和美學特征。他們一方麵抱著建功立業的雄心,一方麵又懷著憂國憂民的人文關懷。所以無論是曹操裡的《蒿裡行》一類的詩歌,還是《短歌行》一類的詩歌,都是社會現實的縮影和反映。曹丕也不例外,曹丕稱帝僅七年便去世,也可謂是戎馬一生。其大部分的人生都是隨在曹操左右南征北戰,經曆血與火的洗禮,感受生與死的倥傯。所以他的許多作品也都給人一種慷慨悲涼之感,其中不乏抒情言誌的佳作。如《黎陽作詩》三首,其一:“早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在昔周武,爰暨公曰。載主而征,救民塗炭。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我獨何人,能不靖亂。”詩雖不如曹操《步出夏門行》大氣,卻也描寫行軍的艱苦,更突出了“救民塗炭”和“誌在靖亂”的決心,建功立業、豪邁之情溢於言表。其二:“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乾鏚紛縱橫。白旄苦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字識足臧。經曆萬歲林,行行到黎陽。”詩歌句式嚴飭,用詞講究,大著筆墨描寫南征時旌旗蔽日,浩浩蕩蕩的壯觀軍姿,“追思太王德,胥字識足臧”,透露出詩人殺敵製勝的決心和建立功業的急切之情。而其軍旅詩中藝術成就最高的莫過於《廣陵於馬上作詩》:“觀兵臨江水,水流河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雲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此詩對偶整齊,以“湯”入韻,頗似曹操《短歌行》之一唱三歎,又得曹植《白馬詩》之詞采粲然,可謂慷慨悲涼卻不古拙質木。\\n\\n至於憂國懷民題材的詩歌,在曹丕作品中還是較少見的。現存僅有《令詩》:“喪亂悠悠過征,白骨縱橫萬裡,哀哀下民靡持”曹丕的大部分詩歌風格和追求與建安風骨是一致的,他用這些詩歌像其他建安作家一樣為“慷慨”一詞做著自己的詮釋。\\n\\n但曹丕詩歌中的精華部分卻是那些“存異”之作。也正是這些不一樣的聲音為我們的古代文學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詩歌真正體現了詩人的天賦才情,並在建安時期鏗鏘作響的音符之外另奏出清新雅麗的靈動之音。\\n\\n4、對建安風骨“存異”\\n\\n1詩風清麗\\n\\n鐘嶸《詩品》專論五言,他說:“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歌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唯‘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群彥,對揚厥弟者耶?”鐘嶸對曹丕的評價不是很高,《詩品》中僅將其列為中品。從這裡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曹丕的文學創作的成就要遠低於其文學理論批評的成就。其實,鐘嶸《詩品》隻是品,對品的標準,縱觀其書,卻似乎不是說的很明確。曹丕作為建安時期文人中最具有作家主體意識和覺醒精神的一位,應該受到更高的推崇纔是。近年來就有些學者稱:曹丕因其本人在文學內容、形式的創新和對文學土壤的培植,實際上是建安文壇的領袖和靈魂人物。\\n\\n當然,鐘嶸對曹丕的詩歌也有肯定之處,“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詩品》曰:“李陵詩源出於《楚辭》。文多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如此看來,曹丕五言詩的源頭應是《楚辭》。《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注重抒發個人情感和心誌,放蕩不羈,而用詞華麗,對偶工巧,代表了文學逐漸進入一個自覺的作家創作時代。曹丕身為世子貴族,位尊權重,自然無愴怨之情,不似李陵。因此,鐘嶸的這句話其實無意中告訴我們曹丕詩歌注重抒發個人性情且用詞華麗,對偶工巧這樣的一個事實。而“頗得仲宣之體則”一言更能驗證以上的推斷。眾所周知,王粲的詩賦注重煉句鍛字,風格清麗。所以曹丕詩歌除慷慨悲驚之外,另有一大類作品風格清麗,感情婉轉細膩,音調流轉和諧,在建安文學中很具特殊性。《燕歌行》二首是這種特殊性的最集中體現。其一,“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n\\n這是一首所謂的“代言體”詩。站在思婦的角度,以思婦的口吻抒發思婦內心的感受,詩人體情之入微,令人歎爲觀止。作品寫了一個思婦在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成眠時的一係列的內心情感和行為,極具陰柔之美。前三句寫景,寄情於景同時景以襯情,在第一時間給人一種淒清空寂之感。中間部分以對話和問話的形式抒發了內心強烈的盼歸之情。思念之濃,情悲之切躍然紙上,奪人心智。結尾部分再次寫景,在景物描寫中點出了時間的流逝,思唸的強烈。而在詩歌意象方麵,不再是建安文人筆下的車馬刀劍,山高水冷,而是用了諸如:群燕、秋霜、空房、淚水、衣裳、古琴、星漢等一係列極具美學內涵的事物。韻律方麵,壓“涼”的韻,給人冷清之感。猶如一支塤曲那樣低沉。真正做到了風格清麗、感情婉轉細膩、音調流轉和諧。\\n\\n當然《燕歌行》其二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是他廣受好評的代表作之一。\\n\\n“彆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返;涕零雨麵毀形顏,誰能懷憂獨不歎。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懷顧不自存”。此詩亦是抒發思婦閨怨之情。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曹丕詩歌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那就是情景交融天衣無縫,作家很注重在自己的詩歌中不惜筆墨繪描自然之景和身邊之物,如“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燕歌行》其一)“悲風清厲秋風寒,羅帷徐動經秦軒”(《燕歌行》其二)“眾草之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十五》)當然,其他建安詩人也不乏類似之作,然多是情景相離,未能擺脫《詩經》賦比興手法的影響,景是景,情是情。我們都知道賦比興中有關的景物描寫大多是可以作為詩歌的獨立內容存在,尚未發展到後世所說的“情景交融,寄情於景,以景襯情”的程度,但是曹丕做得很好。“彆日何易會何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不知是否李義山“相見時難彆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的淵藪,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又讓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牽腸掛肚衷懷難訴,隻能苦中作樂,百無聊賴的愁苦女子形象。\\n\\n從《燕歌行》二首可以看出曹丕詩歌風格清麗婉約、流轉和諧的另一個原因是大量使用疊字疊詞,此舉深得《詩經》一唱三歎之妙。若不論意境單純形式美則直追《古詩十九首》,“慊慊”、“煢煢”、“皎皎”、“漫漫”、“耿耿”(《燕歌行》)。“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雜詩》其一)、“亭亭如車蓋”、“行行至吳會”(《雜詩》其二),“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善哉行)、“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折楊柳行)等,令人目不暇接。疊詞在曹丕詩歌中出現的頻率之高,令人咋舌,這恐怕也是詩人的詩歌大有可觀的原因之一吧。\\n\\n曹丕之前,曾有一些詩人以“美人”自況抒幽微之情,然而終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代言體”詩,自曹丕始,文學長河中出現了大量的此類詩歌,曹丕功不可冇。\\n\\n曹丕風格清麗的詩歌還有如:《於清河縣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彆》、《代劉勳妻王氏雜詩》、《雜詩》二首等。《雜詩》其二曆來爭議頗多:“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此詩是寫遊子思念故鄉的苦悶之情,而《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都認為是寫伐吳之事。[2]關於詩歌的主旨為何暫且不論。鐘嶸《詩品》曰:唯“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玩。“贍”為富足,充足之意,“玩”當為琢磨研究之意。這裡應該理解為內涵豐富,主旨幽微晦深的意思,與鐘嶸《詩品》的前半句“皆率鄙直如偶語”相對。如此看來,頗有後世著名詩人李商隱的意味。這與當時其他詩人爽朗剛健的直白詩風是有不同之處的,也體現了作者作品清麗婉轉、內涵幽深的特點。\\n\\n總之,其詩與曹操、曹植有很大的不同。劉勰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詩品》曰“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說的都是曹丕詩歌便娟婉約的風格。\\n\\n2、作品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n\\n曹丕詩風慷慨之餘有清麗,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孜孜不倦的對作品內容和形式的創新嘗試。\\n\\n曹丕詩歌的內容題材有四類:第一類是抒情言誌之作,如《黎陽作詩》。其風格與建安風骨慷慨悲驚,爽朗剛健的主體特征相似,我們上麵已經論述過。第二類是宴遊詩,如《芙蓉池作詩》。第三類馮征人思婦的相思離彆及思鄉之情,《燕歌行》即屬於此類。第四類是一些遊仙詩等,題材內容豐富。\\n\\n作家的生活閱曆和個人氣質往往直接投影於他的藝術作品。曹丕雖南征北戰,但他大部分時間還是生活在曹操的羽翼之下,那時天下三分局勢基本已定,生活安樂,少了曆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所以曹丕更努力於個人情感的表達。曹丕體恤多情,多愁善感,風流倜儻,浮華浪漫,不拘小節,情感豐富,甚至具有憂鬱的詩人氣質與情調。日日與文士們酬唱吟答,賦詩作文。所以,產生了許多宴遊詩、遊仙詩等。\\n\\n宴遊詩如寫夜遊銅雀園的《芙蓉池作詩》,紀遊玄武池的《於玄武陂作詩》,這些詩歌多寫遊賞之樂,模山範水比較細緻,文詞富麗,常用對偶,在我國山水詩的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敏感而多情,在眾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礫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善哉行》),琴瑟合諧,女娥長歌時,他又會因“為樂常苦遲”而心悲(《大牆上蒿行》),同樣,日暖花開,穀水潺潺的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衝,華不再繁”(《丹霞蔽日行》)的憂慮。總之他的宴遊詩和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一道為山水詩寄情於景樹立了榜樣。\\n\\n遊仙詩方麵。曹丕僅有一首《折揚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然而對兩晉時期玄言詩和遊仙詩的盛行亦有一已之功。\\n\\n對詩歌形式的創新,曹丕是不遺餘力的,如果說其題材內容的多樣是因為生活閱曆和個人氣質無形當中決定的,那麼形式的多樣化,則更能體現作家的有意識的追求和嘗試。《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後代歌行體詩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著名的作品《雜詩》,采用了《古詩十九首》的題材,他那“棄置勿複陣,客子常畏人”的體驗,甚至超過了漢末遊子自身的切膚人之痛,他雖然僅存詩四十餘首,卻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n\\n其中有對偶極工整者,如“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雜詩其一),“朝遊高台觀,夕宴華陰池。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賓。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善哉行)、“梧桐攀鳳翼,**散洪池。”(猛虎行)。對偶工巧,不讓唐人律詩,讀來一氣嗬成,極儘酣暢淋漓之快。\\n\\n另一方麵,曹丕能大膽的突破詩體形式限製,擺脫作家固有觀念,不一味追求句式整飭和嚴謹,能根據自我抒情的需要,往往於作品中奇峰突起,神鬼莫測的改變詩體形製,如《燕歌行》其二,前十三句皆為七言,逮至末句,“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懷顧不自存”突然插入四字句,最後又以七言收尾,令讀者不禁為之一愣。隨之感慨詩人發於當發處,收於當收處時的情感之強烈。\\n\\n《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梁。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全詩三言、五言、六言具備,紛繁蕪雜,“上留田”一句六次出現,猶如繩索將詩人對所發議論串起,這就是避免了單純議論的枯燥無味,又使韻律和諧,利於譜曲入歌。\\n\\n令人驚歎的是其《大牆上蒿行》,長達75句,三百多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極儘縱橫開闔之能事。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的確,曹丕是魏晉時代最具文體意識的作家之一,在他那高貴與驕傲的身世下,我們看到一位辛苦耕耘,努力不懈的勤勉文人形象,他不愧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詩人。\\n\\n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建安文學不僅是世人所認為的那樣:整個文學時代充斥著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厚實文風、建安風骨應該有更豐富的內涵。因為有曹丕,曹丕以自身的文學創作實踐著對清麗之美、柔性之美、婉約之美的追求,成為建安風骨最有益的補充。而其高度自覺和罕見的超越時代的作家主體意識和覺醒精神也成為那個時代的絕響,同時,為後世的詩歌創作和繁榮昌盛儘了綿薄之力。\\n\\n二、曆史評價\\n\\n1、曆史人物對曹丕的評價\\n\\n曹丕在政治上成就平平,但在文藝上,曆來受到很高的評價,《三國誌·文帝紀》中評價他“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n\\n陳壽\\n\\n“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誌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n\\n——《三國誌·魏書·文帝本紀》\\n\\n劉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裡。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援,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選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n\\n王勃:文帝富裕春秋,光應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典,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n\\n2、文學評價\\n\\n魏晉以來,評論界對曹丕詩歌創作的評價普遍不高,不少評論家認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國文壇主要因為他的《典論·論文》,是以曹丕雖貴為帝尊,卻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觀公正的眼光對曹丕的文學創作特彆是詩歌創作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曹丕詩歌的最大價值在於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韻味,剛柔並濟的風格和多工語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語言特色。\\n\\n在他的美學思想和文學觀中,一個顯著特征就是重視“氣”。他繼承併發展了前人關於“氣”的思想,提出了“文氣”說。他強調“文以氣為主”。認為作家所具有的“氣”,即作家天賦的氣質、個性、才能等不同,其作品亦即顯出不同的風貌。寫作才能的高下,取決於先天稟“氣”的清濁。在藝術欣賞中,欣賞者的美感就來自對作品“文氣”的體驗。在闡述“文”的本與末的關係時,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字同而末異”的觀點,認為一切文章在表現人們的思想感情這個根本點上是相同的,但各類文體又都具有各自的審美特征。與傳統儒家思想不同。曹丕看重的不是“文”之本,而是“文”之“末”,即文藝創作的風格特征問題。這是中國美學史上的一大變化。曹丕非常重視文學的價值,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闡述文學批評應有的態度時,他反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以及“文人相輕”。強調作家各有其氣質才性和擅長的文章體製,不可求全責備,要從不同作家的個性及藝術特點出發,公正地評價作家作品,曹丕的這些見解,標誌著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並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n\\n曹丕的美學思想有利於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他的關於“氣”的美學思想,給後世以很大的啟發,在中國美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n\\n“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三國誌·文帝紀》\\n\\n曹丕的作品,樂府和詩歌各占一半。他對詩歌的體裁方麵,嘗試很廣,四言、五言、雜言均有作品,其中的佳作,是七言和五言。他的七言《燕歌行》被認為是我國早期七言詩走向成熟的標誌。\\n\\n曹丕的五言詩也作得很好,其中也有代人立言的,如《於清河作詩》、《寡婦詩》等,對人物情感的把握細膩周到,善於選擇悲涼的意象來營造情景交融、如泣如訴的意境,與漢樂府有異曲同工之妙。《藝苑卮言》雲“子恒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即指這一部分作品而言。\\n\\n作為太子,他對文學的愛好和重視,直接推進了建安文人集團創作的繁盛與活躍。他常常召集宴會,搞一些命題的文學寫作,鄴下創作的獨特形態是與他分不開的,他是鄴下文人活動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在文學史上,他為南北朝的諸王們樹立一個榜樣:組織和領導文學團體。此外,他的文學批評,更有開風氣的意義。《典論·論文》評論七子的長短,提出“文以氣為主”的見解,對詩、賦等幾種主要文體作了初步分析,其將“文章”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更對重視文章的風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建安七子”之名始由他提出,各子的文集也是由他下令蒐集的。他還組織文人編篡過詩文創作用的類書《皇覽》。\\n\\n魏文帝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魏朝的開國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廟號高祖(《資治通鑒》作世祖),諡為文皇帝(魏文帝),葬於首陽陵。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與武宣卞皇後的長子。由於文學方麵的成就而與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並稱為“三曹”。漢中平四年(187年)冬,曹丕生於譙。少有逸才,廣泛閱讀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年僅八歲,即能為文。多技藝,善騎射、好擊劍。建安十六年(211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運用各種計謀,在司馬懿、吳質等大臣幫助下,在繼承權的爭奪中戰勝了弟弟曹植,被立為王世子。延康元年(220年),魏武帝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繼位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他積極調節曹氏與士族之間的矛盾,果斷采納陳群的意見,確立九品中正製,成功緩和了曹氏與士族的關係,取得了他們的支援,為稱帝奠定基礎。當年十月,立刻逼迫漢獻帝禪位,登基為大魏皇帝。定國號為大魏,改元黃初,改雒陽為“洛陽”,定都於此。曹丕堅持大權獨攬,設立中書省,其官員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書郎擔任的詔令文書起草之責轉由中書省官員擔任,機要之權漸移於中書省。下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限製了宦官的權力;定令婦人不得預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提倡節儉、薄葬,預作《終製》。他推行九品中正製後,用人權從地方收歸了中央,但也導致魏國的統治實權逐步被士族壟斷。曹丕的一些措施體現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然而在軍事才華上他遠不能和父親曹操相比,幾次率百萬大軍南下伐吳均無功而返,但曹丕在位期間開拓疆域,征服北方鮮卑、高句麗等部落,擊退東吳入侵,使得魏朝疆域遠達蒙古高原,這是曹丕軍事上的重要建樹。曹丕愛好文學,並有相當高的成就。其《燕歌行》是中國現存較早的文人七言詩;他的五言和樂府清綺動人;所著《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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