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傳 第三章 文學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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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曹丕的文學貢獻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麵進行考察：文學批評理論、文學影響、文學創作，而這三方麵的貢獻對推動建安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n\\n一、文學理論\\n\\n曹丕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第一位以文論家的主體意識和自覺精神進行文學批評的文論家，曹丕的文學理論批評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和學術地位，對文學的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最集中的表達他的文學理論見解的首推《典論·論文》，它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專篇論文的開端，共20篇，現僅存《論文》一篇。曹丕在這篇文章裡，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即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氣質和作品的風格問題、文體問題，以及“文人相輕”等文學批評者的態度問題，並對這些問題發表了獨特的見解。他評價孔融、陳琳、王粲、徐乾、阮瑀、應瑒、劉楨的文風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說法來源於此。“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一朽之盛事。”肯定文學的曆史價值，就是他的這一理論，使建安時期的人們對文學的地位、作用和特點有了全新的認識。他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認為作家的氣質決定作品的風格。他還第一次提出了“詩賦欲麗”，強調了文學應該有美的藝術形式，這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到建安時期，已經進入了自覺的時代，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轉折點，文學經曹丕的提倡，開始取得了獨立的，與學術著作共爭一席之地的地位，從而結束了文學作為儒家經典附庸的時代。\\n\\n1、提出文體論\\n\\n在《典論·論文》中，曹丕通過比較分析研究了文學和其他著作的區彆，研究了文體對風格的要求，從而第一次提出了文體論，其中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即是從根本上說，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體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點。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時代，文史哲相互夾雜，渾然一體，著眼點在“本”而不在“末”；兩漢時期，雖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學之外，但也冇有係統性的提出文學的體裁和類彆。把“本”，“末”結合起來提出文體論的這一創造性觀點的，就是曹丕。當然，曹丕對文體的闡述也並不十分具體，但他的觀點對後來文體論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唐魏征的《群書治要》收集的桓範的《世要論》中的《序作》、《讚象》、《銘誄》就可以說是對曹丕的觀點的詳細闡釋與發展, 其中“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就是曹丕的“書論宜理”的意思,桓範批評漢碑銘文之虛妄就是對曹丕“銘誄尚實”的闡釋，又如劉勰《文心雕龍》從《辯騷》到《書記》二十一篇都是從文學本身出發對文體論的研究，後來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科也完全與曹丕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類似。可見曹丕文體論的提出，既劃清了文藝作品與其他思想類，曆史類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動了後世對文體的研究。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曹丕所認為的“尚實”的不僅侷限於銘誄之中，他在《答卞蘭教》中說“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可見他認為其它文體的作品同樣應該“尚實”。其實曹丕本來就是一個立足於現實的人，《折楊柳行》中明說了“王喬假虛辭，赤鬆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這樣的思想在封建統治者的身上是難能可貴的。\\n\\n2、提出文氣論\\n\\n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抽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氣”來論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在《典論·論文》中他就以“氣”來論建安七子：“王粲長於辭賦，徐乾時有齊氣，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樓》、《槐賦》、《征思》，於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那麼曹丕所說的“氣”到底所指為何呢？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中說道：“夫 翟備色，而 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乏，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這裡劉勰所提出的“風骨”其實就是對曹丕的“氣”的具體闡釋，紀均評道“氣即風骨，更無本末”。《風骨》篇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於風者，述情必顯”，還說“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念也”，也就是說作品冇有了思想感情是不會有風骨的，也就不會有氣，可見曹丕所說的“氣”，是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體，也就是作品的風格。\\n\\n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題，它首先明確地將“氣”的概念引入文學領域並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它第一次明確強調了作家的個性、氣質與文學創作是不可分割的，把作家的“氣”視為文章的生命，自覺地抒發個人的情感，追求文學創作的個性，因此，“文氣說”的出現促成並標誌著“詩言誌”向“詩緣情”的轉變，昭示著一個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時代的到來，並把文學創作推向了唯美的時代。\\n\\n“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弟子。”簡單地講，所謂“氣”，在作家方麵，是指的他的氣質才性，形諸作品，便成為作品的風格。具體分析，“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即是強調文藝作家自然的稟賦，它同作家的創造力是不可分割的，藝術創造上的巧拙出於創造者的自然本性，是無法加以傳授的。由此可看出，曹丕所說 “文以氣為主” 的 “氣” 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哲學範疇，而是具有明顯的美學意義了。\\n\\n首先，它將“氣”引入文學領域，作為文藝審美的一個概念並以此用來品評文學作品。早在先秦時代的諸子思想中，“氣”便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哲學範疇，乃宇宙天地萬物之本源。把“氣”從哲學範疇引入文學領域，豐富和發展了“氣”的內涵。建安文學崇尚“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推崇“梗概而多氣”便是曹丕“文氣”說的最佳體現和詮釋。建安文人在他們的創作中經常出現“氣”的概念，如曹丕《大牆上蒿行》：“感心動耳，蕩氣迴腸”；《至廣陵於馬上作》：“膽氣正縱橫”；曹植《鰕鱔篇》雲：“猛氣縱橫浮”；劉楨《射鳶》：“意氣淩神仙”；阮瑀《詠荊柯》：“歎氣若浮雲”；吳質《思慕詩》：“誌氣甫當舒”。在他們的作品中，“氣”多表現為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為此，後人，常常也用“氣”來評價建安文學。鐘嶸《詩品》評曹植創作：“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世積怨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n\\n再者，“文氣說”的出現促成並標誌著“詩言誌”向“詩緣情”的轉變，昭示著一個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先秦《尚書》“詩言誌”的“誌”雖然有“情”的成分，但它更主要的是表達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情誌，強調“以誌束情”，情是不能任意氾濫而發的，當時的文論還擺脫不了政治教化等傳統詩學的束縛。而漢代經學興盛，更是嚴重束縛和阻礙了文學抒發個人情感的發展道路。然而我們知道，文學並非隻是“言誌”，更是創作主體精神氣質的投射，文學的這種抒情傾向帶動了魏晉以後創作實踐的自覺。“文氣”說在這個時期剛好應運而生，它適應了建安文學發展的需要，也是建安時代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它從兩漢以來被禁錮的經學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逐漸地開始追求個人的文學創作，並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來認識。從而，它使文壇出現的追求創作個性的傾向上升到文人的自覺意識，預示著“文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它為建安文學揭起一麵高揚創作個性的鮮明旗幟，這就是所謂的“建安風骨”，而“建安風骨”更是非常完美地表現和詮釋“文氣”說的理論意義。\\n\\n概而言之，李澤厚先生把 《典論· 論文》看做是魏晉南北朝美學的發端和引言。而其中最重要的命題要算“文氣”說了。“文氣”說將“氣”從哲學範疇引入文學領域，第一次以命題性的方式確立了“氣”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它還昭示一個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將文學的發展推向了唯美的時代，這就是它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跨時代的意義所在。\\n\\n通過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論王粲所說的“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論徐乾時所說的“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誌，可謂彬彬君子矣”可以發現，曹丕認為作品的風格差異的根源是作家的個性，作家們的個性不同，寫出來的文章的風格就不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而社會形式對各種作品的需求又不同。所以，曹丕是把作家的個性、作品的風格、社會的形式聯絡起來分析的，這為我國文學批評的風格論開了先河，對後世的文學批評風格論影響甚大：陸機談到風格時所說的“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述者唯曠”；鐘嶸《詩品》評曹植“骨氣奇高，詞才華茂”，評張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中說的：“纔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是以筆區雲諛，文苑波詭者矣”，他將文章分為八類，稱作“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而這“八體”都是因作家個性而不同的，“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這都繼承了曹丕的作家的個性與其作品的風格的統一性的觀點，當然，劉勰對此的論述比曹丕更進一步了。\\n\\n再者，中國古代，“文人相輕”普遍存在，這是由於文人“善於自見”、“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是封建王朝對百姓思想上的禁錮,特彆是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文人們恃才傲物，輕視他人，二是古代資訊不發達,由於地域的差異而造成了思想意識的不同,錢鐘書在《談藝錄》中談到這個問題就說道:“ 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至於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更類七國五胡之爭長，亦風雅之相斫書矣”。這種“文人相輕”的現象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則是見識短淺，反映在文學批評上則是所論偏激。曹丕對這“自古有之”的現象，認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不能以己為善，強加於人，而應該以“審己以度人”的觀點來對待文學評論。當然，文人相輕是一種當時普遍存在的現象，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曹丕此論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是具有預見性和超越時代性的。\\n\\n3、提出文學的社會價值\\n\\n最後，對於文學的社會價值，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說文學作品可以陶冶情操，王充在論衡中提出了“為世用”的觀點，稱其“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一篇無補”，一言以蔽之，就是說文學是為思想服務的，而在封建時代，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當時辭賦一類的作品知識用來“作樂”的，揚雄甚至說它“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但曹丕則所見與前者不同，他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作為一個“專業”提了出來，認為文學雖然可以為政治服務，但絕非政治的附庸，所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樣的觀點無疑是很客觀的，正是基於這種觀點，他才能對文人們進行客觀的評價，如“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也正是曹丕以其九五之尊的地位肯定了文章也可以“經國”，可以“不朽”，把眾多知識分子從皓首窮經的桎梏中解脫了出來，從而造就了建安文學蒸蒸日上的空前盛況。另外，曹丕對文學的價值的肯定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之後，範曄《後漢書》首創了《文苑論》，再後來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評論史上最光輝的一頁。\\n\\n當然,曹丕作為封建統治者,他所說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儘，樂榮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除了肯定文學的社會作用之外，還可以認為是對文士們的一種警告，他明確指出，文人的最佳處世方式是“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要想著什麼立功揚名，以免招來殺身之禍。我們知道古代所說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而曹丕的觀點至少有兩點與此不同，他直接把“立功”排除在外，然後又以“著篇章”代替了“立言”，這顯然是為了鞏固他的統治的。自古以來，帝王對人纔可以說是又愛又怕，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敵破臣亡，曹丕此舉，較之二者無疑有很大的進步，但還是難免落其窠臼，這大概就是時代的侷限，曆史的深積，才高如曹丕者，也未能超脫其外。\\n\\n二、文學創作\\n\\n曹丕生活的主要時期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勢之後。他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過著貴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因此，他的文學創作反映的內容是遠不及曹操豐富的。曹丕傳世的作品不多，詩歌方麵，留傳於世的僅有：《短歌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丹霞蔽日行》、《猛虎行》、《折揚柳行》、《燕歌行》、《雜詩》等四十餘首。曹丕的詩歌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個是描寫男女愛情和遊子思婦題材的作品很多，而且寫得比較好；一個是形式多種多樣，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無所不有。但成就較高的是五言詩和七言詩。\\n\\n五言詩是建安作家普遍采用的新形式，曹丕的五言詩，如《清河作》寫對深厚的愛情的嚮往，《於清河cihai2c_0139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彆》寫新婚離彆的痛苦，《雜詩》寫遊子思鄉之情，都是較好的作品。如《雜詩》其二：\\n\\n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n\\n前六句用比興手法描寫客子身不由主流離他鄉的境遇，後四句揭示出滯留他鄉的客子惴惴不安的心情，這些地方都明顯地看出漢樂府和古詩的影響。\\n\\n代表曹丕詩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據考寫於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烏桓期間，采用樂府體裁，開創性地以句句用韻的七言詩形式寫作，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n\\n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n\\n詩人將思婦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中來描寫，把她的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細膩委婉地表現出來，反映了東漢末年戰亂流離的現狀，表達出被迫分離的男女內心的怨憤和惆悵。全詩用詞不加雕琢，音節婉約，情致流轉，語言淺顯清麗，很能表現曹丕詩歌的一般風格。被清朝王夫之盛讚“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七言詩，在曹丕以前，隻有東漢張衡的《四愁詩》，但第一句夾有“兮”字，曹丕的《燕歌行》要算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對七言詩的形成是有貢獻的。《燕歌行》是漢樂府舊題，漢古辭已經不存，但從曹丕以後凡是寫這個題目的也全是七言這一點看來，很可能這個曲調原來就是配七言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七言詩的形成和樂府的關係。不過，曹丕所用的七言還是新起的形式，逐句押韻，音節不免單調。到了劉宋時代的鮑照，它纔在藝術上趨於成熟。\\n\\n曹丕也比較擅長散文。他著有《典論》一書，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已散佚或殘缺不全，較完整的隻有《自敘》和《論文》兩篇。《自敘》善於敘事，其中寫到一些較量才藝的細事，都能真切地傳達出當時的情景。《論文》則善於議論，其中無論是對當時文人的批評或對文學觀點的表述，都簡明中肯。此外，他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悼念亡友，淒楚感人，對後來短篇抒情散文的發展是有影響的。曹丕這些散文表現了建安散文通脫自然的共同傾向，但又具有自己清麗的特色。\\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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