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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鴻道者,人主也,故至尊已為當世如來。”
這是拓跋珪時期的典故,高僧法果受到拓跋珪的重用,被封作道人統,之後明元帝拓跋嗣時期又先後被封為公侯,法果雖然拒絕了,但這時僧人們是可以生兒育女的,因此皇帝下詔,令他的兒子襲爵,法果對皇帝感激涕零,稱拓跋珪為當世如來,儘禮致拜,並對其他人說:“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
相較起來,法上雖然未從新皇帝這裡獲得和這一樣多的好處,但仍讓他在這位子上安坐到現在,本身就是一種優待;當然,法上或許以為,是新皇帝的威能還不足以動搖他的地位,考慮到撤換自己會被一些僧侶所反感,即便是已經掌握大權的新皇帝,也不得不妥協。
一個覺得老東西該出力了,一個覺得小登還冇開好處呢,兩人都在試探,看看對方能為自己帶來什麼。
在佛光照耀之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許多政治事件、軍國運數都不可避免地跟特定僧人、僧團或者寺院存在密切的關聯。
雖然不能說是全部緣由,周武帝滅佛的行動,短期內增強了北周國力,增加了稅收和兵源,對周國當然有著好處,但佛教在北朝民間乃至貴族中根基深厚,強行滅佛導致部分信眾和世家大族對朝廷產生不滿,削弱了社會凝聚力。
楊堅之所以能通過聯姻和權術獲得關隴集團的支援,也不全是因為佛教,但從他登基後立即複興佛教,利用佛教安撫民心,還自詡為月光王的行動來看,佛教在他的篡國事業中必然出了力,這些在曆史上冇有記載的隱秘交易,卻是他的事業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當然,周武帝滅佛也不是全無可取之處,要說起來,比起佛教的推崇和對國家的吸血,滅佛所獲取的稅收和人口對周國來說更為實際,也奠定了周國消滅齊國的物質基礎,若周武帝能在滅齊後繼續安穩統治十幾年,亦或是下一代繼承人能夠延續政策、維護國力,那麼滅佛的負麵影響也能慢慢消退下去,隻能說天不假年,宇文邕把自己吃成核動力皇帝,使得本就有著極大風險的滅佛舉措為他人所利用,最後成為了北周的掘墓工具之一。
有鑒於此,高殷自然不可能讓宇文邕再吃成核動力驢,而且即便滅周,也不會輕率地去滅佛,但對佛教的利用和拆解是不會鬆懈的。如今軍國大事在即,攻克玉壁是他、乃至整個齊國的心上之結,一切的軍政要務都要為這個目標服務,因此高殷此次來見法上,就是希望他能夠在這方麵對自己有所幫助,否則大齊的僧人統,就該給一個能為他分憂的人坐。
而正如小說《三國演義》和正史《三國誌》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體一樣,佛教文獻與世俗文獻對政治史的書寫也截然不同。
在通常情況下,曆史記載和曆史記憶,並不是對過去真相的重現,而更多的是對講述過程和形式的反映。看似客觀的曆史書寫,一旦形諸文字,仍然要藉助文學的手法,謀篇佈局、遣詞造句、起承轉合,不可避免地滲入了書寫者自身的知識、意識和立場。
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曆史記載,都是某種程度上的重新講述,史家通過裁剪、扭曲、隱藏、突出等方法,構建出自己想要的曆史畫麵。
典型的如《宋書》的作者沈約,在他筆下,其父其祖總是莫名其妙地受到重視,或說出當時的貴人們總會欣賞的言論,即便最後曆史上冇有留下一星半點的事蹟,後人也嘲笑這段內容有貓膩,但提供不出更有力的反駁論據,也隻能默認沈約對他父祖的誇大。
因此書籍有時候不需要說謊,隻需講述想讓觀眾知道的片段,整個段落的效果就截然相反,高殷就是用這個辦法,遠在千裡之外,卻成功實現了“魏帝殺晉公”的預言。
而僧侶們在佛教文獻上天然具備一個優勢,因為他們期望用佛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將自己的信仰推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去,因此會主動地討論佛法和王權之間的關係,強調佛教和轉輪王之間的彼此護持,進而將君王塑造成佛教聖王,憧憬彌勒下生帶來的美好世界。
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和道家是不同的,粗泛而論,道家更講究的是個人修養,強調的是自我的內在,目標是與天地齊平,因此與世間其他事物的聯絡並不大,它們更多是道者用來幫助自身參悟的工具;
而佛教講究的是參悟四聖諦,確認生命本質的苦諦、揭示苦的根源在於渴愛與無明的集諦、探索超越苦的涅槃狀態的滅諦、最後通往涅槃的“八正道”的道諦,這一係列的核心思想是破除對俗我的執著,得到解脫,雖然和道教看上去很像,但內核截然不同,適用的範圍也更廣闊。
簡單粗暴一些地概括,那就是渡人,既能渡己,也能普渡眾生。
而眾生又在王者的統治之下,因此僧侶們天然就會親近王者,無論是獲得更豐厚的物質享受,還是實現精神上的參悟、普渡,都離不開王者的力量,因此積極入世是僧人的特征,這也是道教屢屢被佛教打敗的原因,在迎合王者這一點上,道爺們多少有點不給力了。
體現在具體的表現上,就是對經文的註釋。唐僧玄奘翻譯了《十一麵神咒心經》,玄奘再傳弟子慧沼註疏後推廣,經文中將十一麵觀音和護國思想緊密相連,帶有強烈密教色彩的信仰和理念。
一百多年後的周朝,萬歲通天二年,武則天為討伐契丹,詔高僧法藏依經教請法,建十一麵觀音道場摧伏怨敵,同時派武懿宗、婁師德等將領率兵二十萬伐孫萬榮。
兩個月後,孫萬榮兵敗被殺,這次軍事的勝利給武則天內心以極大的震撼,認為十一麵觀音強大的護持威力引導周軍取得了大勝,武則天為此甚至改年號為神功,佛教因此在武則天,乃至接下來的唐朝繼續大盛,乃至逼迫後來的唐武宗開啟新一輪的排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
相較起來,法上這個昭玄大統在專業上就不太給力了,倒也不是說他之前的工作不給力,而是在高殷登基後,關於佛教的內容主要出自於他自己的策劃和手筆,法上冇有積極主動地來親昵於他,就讓高殷很不高興;
若說在他登基並坐穩皇位之前,法上不敢輕易表態,那還有些道理,以他的地位,自己也不太可能不尊敬他,可現在經過他的大力整頓,齊國已經有七成為他穩穩掌控了,這時候法上還不表態,就很不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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