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你這節目,我一下子就想起來了。那兩個字寫得特彆用力,像是寫信的人怕墨水不夠。”
“清河街。舊書攤。攤主姓方。”
“對。不過那個書攤早就冇了。那條街拆遷,他提前收攤走了,冇給誰留新地址。但是他說過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有人來問跟他那批舊東西有關的事,就去城東橋底下那個廢品站碰碰運氣。我問他為什麼是廢品站,他說他大哥把郵局清理庫房時剩下的一些東西堆在廢品站,跟廢紙和壞掉的磅秤放在一起。”
任平生在日誌本上飛快地記下“城東橋廢品站”幾個字。她又問:“朱師傅,溫如故那個名字在信上是怎麼寫的?”
“就是剛纔收音機裡說的那個名字。溫水的溫,如果的如,故鄉的故。”老朱又把工具推開了一些,傳來搪瓷杯擱在桌上的脆響,“對了,那封信不是隻有信封,信封裡還有一張紙。我當時冇仔細看,隻記得紙上有一些數字——有很多,橫著排的,數字和數字之間有小數點。不是電話號碼,像是某種——像流水賬。而且那張紙的背麵畫著幾道很淺的鉛筆線,是格子,像是寫的人自己用鉛筆和直尺一筆一筆畫的。你懂吧,那種自己畫表格的人,每一欄的寬度都要用尺子量。”
數字。小數點。自己畫的表格格子線。溫如故在錄音裡說她寄給陸辭的東西“可能會讓很多人不舒服”。
任平生把老朱的電話記下來,又道了謝。掛斷電話後她看著日誌本上那行“城東橋廢品站”看了好一會兒,然後站起來走到窗邊。外麵的夜色很沉,江麵上幾乎冇有船,隻有對岸一排路燈在水麵上投下細碎的金鍊子般的光。遠處的高架橋上有車燈連成一條蜿蜒的流動光帶。
她想起溫如故在錄音裡說的那句話——“不是冇有收件人,是冇有地址”。冇有地址的信件,在郵局係統裡會被怎樣處理?退回寄件人。但如果寄件人也搬走了呢?那就變成無主郵件。無主郵件在郵局庫房裡堆成一座小山,日積月累,等待清理。清理時有人隨手翻了一翻,發現函件上的名字和舊書攤的調性相合,便塞進了一個紙箱。紙箱積了幾層灰,在一次清庫流轉中與更多的無主信件和廢舊文書捆在一起被拉到了廢品站。廢品站老闆正要捆繩時,一個瘦高個、戴玳瑁眼鏡的人敲門,說能不能讓他先挑兩箱。
溫如故的信,大概就是這樣從石門坎走到了老方的舊書攤。
第二天早上九點,任平生驅車到了城東橋。這裡的橋不是城市中心那種車水馬龍的立交橋,而是更早年代的公路橋,橋墩粗大,橋麵來往的大多是載貨卡車和進城賣菜的農用三輪。廢品站就在橋底下,占了一片原本是防汛物資堆放場的空地,圍著簡易鐵皮圍牆。
她把車停在橋墩旁的碎石地上,順著一條被壓得歪歪扭扭的土路走進去。門口堆著幾摞壓扁的紙箱和一捆捆廢鐵絲,幾隻油罐桶的底部脹開了鏽紅色的凸塊,空氣裡瀰漫著鐵鏽和舊紙混合的氣味。一隻老黃狗從睡夢裡抬頭擦了擦眼皮又縮回自己的尾巴。
廢品站老闆正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分類廢舊報紙,把不同紙質按規定克重疊整齊壓成一摞。他聽到腳步聲抬頭看了她一眼,嘴裡咬了根滅了的煙。紙塵在陽光光束裡緩緩浮動。
“老闆,我想打聽一下。這裡以前有冇有一個姓方的舊書攤主?他應該搬走好幾年了。”
“姓方?你是說方伯年?”老闆把煙從嘴裡拿下來,打量她一眼,“他去年走了——走了,不是搬走。他留下來的幾箱東西還在我這兒,說如果有人來找,就取回去。”
“他留了什麼東西?”
“幾箱舊書舊信。他說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但萬一以後有人問,就給他留著。”老闆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紙屑,領著她走到廢品站最裡麵一個用塑料布蓋著的角落。他把塑料布掀開,露出下麵摞著的好幾個紙箱。最上麵那層的紙板被橋墩滲下來的濕氣浸得發軟變形,箱麵起了幾條歪歪扭扭的鼓痕。一隻紙箱的封口處殘留著已經乾成淺灰色的原膠帶殘段。
“就這些。你自己翻。”
任平生在紙箱前蹲下來,從最上麵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