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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50章 高貴鄉公下

作者:讀點經典 分類:歷史軍事 更新時間:2026-03-15 21:01:20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年)

春天正月,文欽對諸葛誕說:“蔣班、焦彝說咱們衝不出去才逃跑,全端、全懌又帶著人投降了,現在敵人冇防備,咱們可以出戰啦。”諸葛誕和唐谘等人都覺得有道理,於是就打造了很多攻城器具,連著五六天日夜攻打南麵的包圍圈,想突圍出去。包圍圈上的魏軍在高處用投石車發射火箭,反過來燒燬了他們的攻城器具,箭和石頭像下雨一樣,城下死傷的人躺滿一地,血流得壕溝都快滿了,還是冇能突圍成功。城裡的糧食越來越少,出城投降的有好幾萬人。文欽想把北方人都放出去,節省糧食,和吳國人一起堅守,諸葛誕不聽,兩人因此產生了矛盾。文欽和諸葛誕本來就有過節,隻是因為形勢才合作,現在情況緊急,互相就更懷疑了。文欽去和諸葛誕商量事情,諸葛誕一怒之下就把文欽殺了。文欽的兒子文鴦、文虎帶兵守在小城裡,聽說父親死了,就帶兵來報仇,可手下人都不聽他們的,於是兩人隻好獨自翻牆出城,向司馬昭投降。軍吏請求把他們殺了,司馬昭說:“文欽罪大惡極,他兒子本來也該殺;但文鴦、文虎走投無路來投降,而且城還冇攻破,殺了他們隻會讓城裡的人更堅定抵抗的決心。”於是赦免了文鴦、文虎,讓他們帶著幾百騎兵繞城巡視,還大喊:“文欽的兒子都冇被殺,其他人還怕什麼!”又上表封文鴦、文虎為將軍,賜給他們關內侯的爵位。城裡的人聽了都很高興,但同時也越來越饑餓睏乏。司馬昭親自到包圍圈檢視,看到城上拿著弓箭的人都不射箭,就說:“可以攻城了!”於是從四麵一起進軍,同時擊鼓呐喊著登上城牆。二月乙酉日,壽春城被攻破。諸葛誕走投無路,單人匹馬帶著部下想從小城突圍出去,被司馬胡奮的士兵追上斬殺,他的三族也都被滅了。諸葛誕的幾百個部下,都拱手站成一列,堅決不投降,魏軍每殺一人,就勸其他人投降,可他們到最後也冇改變主意,全部被殺。吳國將領於詮說:“大丈夫接受君主的命令,帶兵來救援,既冇成功,又向敵人束手就擒,我做不到。”於是他脫下頭盔,衝入敵陣戰死。唐谘、王祚等人都投降了。吳國的一萬多士兵投降,繳獲的兵器堆積如山。

司馬昭剛開始包圍壽春的時候,王基、石苞等人都想趕緊攻城,司馬昭卻認為:“壽春城堅固,敵人又多,強攻的話我們的力量肯定會耗儘;要是再有外部敵人來,我們就會內外受敵,這太危險了。現在三個叛將都聚集在這座孤城裡,也許是上天要讓他們一起被消滅,我們應該用周全的計策困住他們。隻要堅守三麵,如果吳國的援兵從陸路來,他們的軍糧肯定少;我們再派機動部隊和輕騎兵截斷他們的糧草運輸,這樣不用戰鬥就能打敗他們。吳國的援兵一破,文欽等人肯定就會被抓住!”於是命令各路軍隊按兵不動堅守,最後果然冇怎麼費力攻城就把城拿下了。有人又提議說:“淮南老是有人叛逆,這些吳國士兵的家都在江南,不能放走,應該全部活埋。”司馬昭說:“古代用兵,能讓敵國完整歸降是上策,殺掉首惡就行了。這些吳國士兵就算能逃回去,正好可以顯示我們中原大國的大度。”所以一個人都冇殺,而是把他們分散安置在三河附近的郡縣,讓他們安穩生活。司馬昭封唐谘為安遠將軍,其他副將也都授予相應的職位和稱號,大家都心悅誠服。淮南那些被諸葛誕脅迫參與叛亂的將士、官吏和百姓,都被赦免。還允許文鴦兄弟收斂父親的屍體,給他們車和牛,讓他們把父親葬回祖墳。

司馬昭給王基寫信說:“剛開始大家議論紛紛,很多人要求轉移軍隊,當時我冇到現場檢視,也覺得他們說的有道理。將軍您深謀遠慮,考慮到其中的利害關係,堅持自己的想法,對上違抗了詔令,對下拒絕了眾人的意見,最終製服敵人,抓獲叛賊,就算是古人所講的那些名將,也不過如此啊。”司馬昭還想派各路軍隊輕裝深入吳國,招降迎接唐谘等人的子弟,趁著這個機會有一舉消滅吳國的勢頭。王基勸諫說:“以前諸葛恪趁著東關之戰勝利的勢頭,用儘江南的兵力去圍攻新城,城冇攻下來,士兵卻死了一大半。薑維憑藉洮西之戰的勝利,輕裝深入,結果糧草供應不上,在上邽打了敗仗。打了大勝仗之後,上下都會輕敵,輕敵就會考慮問題不周全。現在敵人剛在外麵吃了敗仗,內部隱患又冇消除,這正是他們修整防備、考慮應對之策的時候。而且我們出兵已經一年多了,士兵們都想回家,如今我們俘虜斬殺了十萬敵人,又抓住了罪魁禍首,從曆代戰爭來看,還冇有像這次這樣不損一兵一卒就大獲全勝的。武皇帝(曹操)在官渡打敗袁紹後,覺得自己收穫已經夠多,就冇再追擊,是怕挫傷自己的軍威。”司馬昭聽了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任命王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他為東武侯。

習鑿齒評論說:君子認為司馬大將軍在這場戰役中,可以說是能以德服人、以智取勝了。成就霸業有不同的途徑,各自崇尚不同的理念,很難相互兼併。所以窮兵黷武的梟雄,往往因不仁而滅亡;堅守道義的國家,有時會因懦弱退縮而衰敗。如今一次出征就擒獲三個叛將,大量俘虜吳國士兵,占領了整個淮浦地區,俘獲斬殺十萬敵軍,可謂戰果輝煌。但還冇等安穩坐下,就先獎賞王基的功勞;對吳國降兵施以恩惠,結交不同陣營的人心;厚待文鴦,安葬文欽,不計較過去的仇隙;不追究諸葛誕部下的罪責,讓淮南地區的人都心懷愧疚。功勞高卻能讓眾人樂於看到他成功,事業廣大而敵人也感懷他的恩德。武力和威望已經彰顯,文德和謀略又很周詳,按照這個趨勢發展,天下還有誰能抵擋呢!

司馬昭能攻克壽春,鐘會出的計謀最多;司馬昭對他越來越親近優待,把他當成心腹,當時的人把鐘會比作張良。

蜀漢的薑維聽說諸葛誕死了,就退回成都,又被任命為大將軍。

夏天五月,朝廷下詔任命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個郡,加賜九錫;司馬昭前後推辭了九次,才接受。

秋天七月,吳國君主封原來的齊王孫奮為章安侯。

八月,任命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朝廷下詔任命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皇帝率領群臣到太學,舉行養老和向老人求教的禮儀。鄭小同是鄭玄的孫子。

【內核解讀】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的壽春之戰,是三國後期曹魏內部權力洗牌與吳蜀勢力博弈的關鍵戰役。這場以諸葛誕、文欽、唐谘“三叛聚孤城”為核心的攻防戰,不僅展現了冷兵器時代戰爭的殘酷與謀略,更折射出權力鬥爭中人性的複雜、領導者的格局與曆史走向的必然。

孤城困局:從內部分裂到軍心瓦解

壽春之戰的核心矛盾,始於諸葛誕因恐懼司馬氏專權而發動的叛亂。他聯合東吳援軍據守壽春,卻陷入了“外有強敵包圍、內無同心之師”的困境。文欽提出的“趁敵無備突圍”之計,暴露了叛軍急於求生的焦慮,而連續五六日的強攻失敗,則成為壓垮軍心的第一根稻草——“死傷蔽地,血流盈塹”的慘狀,讓城內數萬軍民選擇投降,糧食危機進一步激化了內部矛盾。

文欽與諸葛誕的“舊隙”在絕境中爆發,成為叛軍瓦解的關鍵。文欽主張“儘出北方人以省食”,本質是為東吳援軍保留生機,卻與諸葛誕“堅守待變”的策略衝突。這種基於立場差異的分歧,在“事急愈相疑”的氛圍中演變為殺戮——諸葛誕誅殺文欽,直接導致其子文鴦、文虎叛逃。司馬昭對文鴦兄弟的“赦罪封侯”,則成為瓦解守城意誌的點睛之筆:“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一句喊話,讓本就饑困的守軍徹底喪失抵抗信念,城上“持弓者不發”的細節,正是軍心崩潰的真實寫照。

叛軍的結局極具悲壯色彩:諸葛誕突圍被殺、三族遭夷;麾下數百人“拱手為列,不降”,麵對屠殺“卒不變,以至於儘”,展現出亂世中士大夫“士為知己者死”的氣節;吳將於詮“免冑冒陳而死”的抉擇,則以“大丈夫受命其主,不能克敵則死”的宣言,詮釋了武將的忠義觀。這些個體的抗爭與隕落,為這場權力戰爭增添了悲壯的人文底色。

司馬昭的全勝之策:以柔克剛的戰略智慧

司馬昭在壽春之戰中的表現,堪稱三國時期“攻心為上”的經典案例。麵對王基、石苞等將領“急攻”的建議,他清醒地認識到壽春“城固而眾多”的特點,提出“以全策縻之”的戰略:堅守三麵圍而不攻,以遊兵斷絕吳軍糧道,等待城內自潰。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路,避免了強攻可能導致的“力屈”與“表裡受敵”,將戰爭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手中。

更值得稱道的是司馬昭對降者的處置策略。當群臣主張“悉坑”淮南叛軍與吳兵時,他以“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為由,不僅赦免了唐谘等吳軍將領,還授予官職、妥善安置降卒,甚至允許文鴦兄弟收斂父喪。這種“種惠吳人,忘疇昔之隙”的寬容,看似違背“亂世用重典”的邏輯,實則是最高明的政治博弈——既瓦解了敵方的抵抗意誌,又向天下展示了曹魏(實為司馬氏)的“大度”,為日後取代曹魏積累了民心資本。

王基的堅守與司馬昭的納諫,同樣體現了團隊協作的重要性。司馬昭在戰後致信王基,盛讚其“深算利害,獨秉固誌,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的堅持,展現了領導者對專業意見的尊重;而王基在勝利後勸諫司馬昭“大捷之後不可輕敵”,阻止其輕兵深入攻吳,則體現了成熟政治家的理性——避免重蹈諸葛恪、薑維“因勝而驕,糧儘而敗”的覆轍,為司馬氏穩定局勢、積蓄力量提供了保障。

曆史迴響:權力更迭中的道義與格局

習鑿齒評價司馬昭“能以德攻”,精準點出了這場戰役的本質——它不僅是軍事勝利,更是政治與道義的勝利。在魏晉禪代的前夜,司馬氏需要通過一場“師出有名”的勝利鞏固權威,而壽春之戰的處理方式,恰恰滿足了這一需求:誅殺諸葛誕等“元惡”以明法紀,赦免脅從者以安民心,善待降將以顯寬容,最終達成“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的效果。

鐘會在戰役中“謀畫居多”,被時人比作“子房(張良)”,則暗示了司馬氏集團人才濟濟的格局,為日後西晉統一埋下伏筆;而薑維因諸葛誕敗亡而退還成都,標誌著蜀漢“北伐中原、連結外援”策略的徹底破產,三國鼎立的平衡被進一步打破。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壽春之戰中的“降與不降”“殺與不殺”,本質是亂世中“道義”與“生存”的博弈。諸葛誕麾下死士的“寧死不降”、於詮的“免冑戰死”,代表了傳統士人對“忠義”的堅守;而司馬昭的“赦罪封侯”“以德懷敵”,則展現了新興政治集團的務實與格局。這種價值觀的碰撞,最終以“務實者勝”告終,也預示著魏晉時期“名教鬆動、權謀盛行”的時代特征。

這場戰役的結局,不僅是司馬氏清除異己、鞏固權力的關鍵一步,更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的智慧,成為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柔克剛”“以德取勝”的經典範例,其戰略思維與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後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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