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34章 邵陵厲公上

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壬戌年）

春天正月，蜀漢的薑維帶著小股部隊從漢中回到涪城駐紮。

吳王孫權立他兒子孫和為太子，還宣佈大赦天下。三月，昌邑景侯滿寵去世。秋天七月乙酉這天，任命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孫權派將軍聶友、校尉陸凱率領三萬士兵去攻打儋耳、珠崖。

八月，孫權封兒子孫霸為魯王。孫霸是孫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孫權對他特彆寵愛，跟孫和冇啥差彆。尚書仆射是儀兼任魯王的老師，他上書勸孫權說：“我覺得魯王天生品德高尚，又文又武。當下合適的做法，應該是讓他鎮守四方，成為國家的藩王，輔助朝廷。宣揚他的美德，展示他的威風，這纔是國家的好規劃，也是大家都期望看到的。而且太子和魯王的待遇應該有所差彆，這樣才能端正上下的秩序，明確教化的根本。”這勸諫書都上了三四次，孫權根本不聽。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癸亥年）

春天正月，魏國皇帝曹芳舉行加冠禮，表示成年啦。吳國的諸葛恪突襲六安，擄走了當地百姓就跑了。

夏天四月，曹芳立甄氏為皇後，然後大赦天下。這個皇後是文昭皇後哥哥甄儼的孫女。

五月初一，發生了日全食。

冬天十月，蜀漢的蔣琬從漢中回到涪城，病情越來越嚴重。於是任命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負責督守漢中。

十一月，蜀漢後主劉禪讓尚書令費禕擔任大將軍，還讓他總管尚書檯事務。

吳國丞相顧雍去世。

吳國的諸葛恪派人跑到老遠的地方去偵察地形，想著攻打壽春。太傅司馬懿帶兵進入舒城，準備攻打諸葛恪，孫權趕緊讓諸葛恪轉移到柴桑駐紮。

步騭、朱然分彆給孫權上書說：“從蜀國回來的人，都說蜀國打算背棄盟約，要和魏國來往，還造了好多船，修繕城郭。而且蔣琬守漢中的時候，聽說司馬懿往南來了，他不但不出兵趁機夾擊，反而放棄漢中，回到離成都更近的地方。這事兒已經很明顯了，冇啥可懷疑的，咱們得有所防備。”孫權回覆說：“我對蜀國可不薄啊，又是送禮又是結盟發誓的，冇對不起他們，怎麼會這樣呢！司馬懿之前進舒城，冇幾天就退回去了。蜀國離咱們萬裡遠，哪能知道這邊的緊急情況就馬上出兵呢？以前魏國打算進攻漢川，咱們這邊剛加強戒備，還冇行動呢，就聽說魏國退兵了，蜀國難道就能因為這個懷疑咱們嗎！彆人說的話可不能輕信，我拿全家的身家性命跟你們保證。”

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書說：“地形的險要程度是固定的，但防守的形勢卻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咱們駐軍在宛城，離襄陽有三百多裡地，要是襄陽有緊急情況，根本來不及救援。”於是就把軍隊轉移到新野駐紮。

曹魏宗室曹冏上書說：“古代的帝王，一定會分封同姓諸侯來顯示親近親人，也會任用異姓大臣來顯示任用賢能。要是隻看重親近親人這一套，國家慢慢就會變得弱小；要是隻偏重任用賢能，又會有被奪權的弊端。古代的聖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廣泛尋求親疏不同的人一起任用，這樣才能保住國家，長治久安。現在大魏尊崇尊貴之人的法規雖然明確，但親近親人這方麵做得還不夠，對宗室子弟要麼任用卻不重視，要麼乾脆不用。我一想到這些，覺都睡不好，就把我瞭解的情況整理了一下，分析其中的成敗。以前夏、商、周都經曆了幾十個朝代，可秦朝到二世就滅亡了。為啥呢？因為夏、商、周的君主和天下人共享百姓，所以天下人也和君主一起分擔憂患；秦始皇卻獨攬大權統治百姓，所以國家危急的時候冇人來救他。秦朝看到周朝的弊端，覺得是因為諸侯弱小才被奪權，於是廢除五等爵位，設立郡縣官員，朝廷內部冇有宗室子弟輔佐，外部冇有諸侯作為屏障，這就好比砍掉了自己的胳膊腿，隻靠胸腹來支撐。旁觀者都覺得心寒，可秦始皇還美滋滋地以為子孫能當萬世帝王呢，這不是太荒謬了嘛！所以漢高祖劉邦拿著三尺寶劍，帶著一群烏合之眾，五年就成就了帝業。為啥呢？因為要砍斷根深蒂固的東西很難成功，但摧毀枯朽的東西就容易多了，這是形勢決定的。漢朝吸取秦朝的教訓，分封子弟。等到呂氏家族專權，圖謀危害劉氏天下的時候，天下之所以冇有大亂，就是因為諸侯勢力強大，像磐石一樣穩固。但是漢高祖分封的土地超過了古代的製度，所以賈誼就覺得，要想天下太平，最好多封一些諸侯，但是削弱他們的勢力，漢文帝冇聽他的。到了漢景帝的時候，貿然采用晁錯的計策，削減諸侯的封地，結果引發了七國之亂。這事兒的根源在漢高祖，在漢文帝、漢景帝的時候爆發，就是因為開始太寬鬆，製度過頭，後來收緊又太著急，冇有循序漸進。這就是所謂的‘樹梢太大樹枝會折斷，尾巴太大就不好擺動’，尾巴和身體相連，有時候都不聽使喚，更何況這尾巴還和身體不相連呢，怎麼能擺動得好！漢武帝聽從主父偃的計策，頒佈推恩令，從那以後，諸侯勢力就逐漸衰落了，子孫勢力微弱，隻能靠收取租稅生活，不能參與國家政事。到了漢哀帝、漢平帝的時候，王氏家族掌握大權，藉著周公輔政的名義，卻乾著田常篡權的勾當，宗室的王侯，有的甚至還為他們製造符命，歌頌王莽的恩德，這多悲哀啊！這麼看來，不是宗室子弟隻在漢文帝、漢惠帝的時候忠孝，到了漢哀帝、漢平帝的時候就叛逆了，隻是因為他們權力小、勢力弱，冇辦法穩定局勢罷了。多虧了光武帝劉秀有非凡的才能，在王莽篡權已成事實的時候把他擒獲，在漢朝斷絕的時候重新延續了漢朝的皇統，這難道不是宗室子弟的功勞嗎！可是光武帝卻不吸取秦朝的教訓，又沿襲了周朝的舊製度，到了漢桓帝、漢靈帝的時候，宦官專權，皇帝高高在上卻孤立無援，大臣在下麵玩弄權術，從此天下大亂，壞人紛紛起來爭權，宗廟被燒成灰燼，宮室變成荒草叢生的地方。太祖曹操如龍飛鳳翔，掃除了那些凶惡叛逆之人。大魏建立到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我們看了五個朝代的存亡，卻不采用他們好的策略，看到前麵的車翻了，卻不改變自己的路線。宗室子弟封王，卻在空蕩蕩的地方，手下的百姓也不聽他們使喚；宗室成員流落在民間，根本參與不了國家政事；他們的權力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勢力也和一般人冇差彆。朝廷內部冇有根深蒂固的穩固根基，外部冇有像磐石一樣的宗室聯盟的幫助，這可不是安定國家、成就萬世基業的辦法啊。而且現在的州牧、郡守，就相當於古代的方伯、諸侯，都擁有千裡土地，還掌握著軍事大權，有的一個地方好幾個人都是這樣，有的兄弟幾個都占據著重要位置；可是宗室子弟卻冇有一個能插進去，和他們相互製衡，這可不是強化主乾、削弱枝葉，防備萬一的辦法啊。現在任用賢能的人，有的一下子就成了大城市的長官，有的當上了軍隊的將領；可是宗室子弟有文采的，隻能當小縣城的縣令，有武略的，也隻能指揮一百來人，這可不是鼓勵賢能、優待宗室的做法啊。俗話說：‘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就是因為扶持它的腿多啊。這話雖然說的是小事，但道理可以用在大事上。所以聖明的君主在平安的時候不忘危險，在生存的時候不忘滅亡，這樣天下有變故也不會有傾覆的危險了。”曹冏希望用這番議論讓曹爽醒悟，可曹爽根本不采納。

評論

正始三年至四年（公元242-243年），是三國格局相對穩定卻暗流洶湧的關鍵時期。魏、蜀、吳三方在政治、軍事、外交領域的一係列舉措，既延續了前期的戰略慣性，又埋下了影響後期格局的伏筆。這段曆史看似平淡的記載中，實則暗藏著政權內部的權力博弈、戰略調整與潛在危機。

蜀漢：戰略收縮與權力交接的隱憂

蜀漢在這兩年的核心動向呈現出明顯的戰略收縮特征。正始三年正月，薑維率偏軍從漢中返回涪城；次年十月，蔣琬也自漢中還住涪城，且“疾益甚”。這一係列動作標誌著蜀漢對漢中的經營策略發生重大轉變——從諸葛亮時期的“以攻為守”轉向“據險自保”。蔣琬的病重與撤軍，既是身體原因所致，也折射出蜀漢國力衰退後的現實選擇：經過諸葛亮多次北伐的消耗，蜀漢已無力維持在漢中的長期重兵部署，不得不將防線向內收縮。

與此同時，蜀漢的權力結構也在悄然調整。正始四年十一月，後主劉禪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正式確立了費禕作為蔣琬接班人的地位。這一任命延續了蜀漢“以文統武”的傳統，卻也埋下隱患：費禕主張休養生息，與薑維的北伐主張存在根本分歧，這種戰略路線的衝突，為日後蜀漢內部的矛盾激化埋下伏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薑維尚處於“偏軍將領”的地位，其軍事才能尚未完全施展，蜀漢的戰略主導權暫時掌握在穩健派手中。

東吳：儲位之爭與外交信任危機

東吳在這一時期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儲位之爭與外交信任兩大領域。正始三年，孫權立子和為太子，卻又封子霸為魯王，且對二人“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這種模糊的態度直接引發了“二宮之爭”的序幕。尚書仆射是儀多次上疏勸諫，主張“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卻被孫權拒絕。這一事件看似是皇室內部事務，實則暴露了東吳政權的結構性問題：孫權晚年在繼承人問題上的搖擺不定，打破了“嫡庶有彆”的政治倫理，為日後朝臣分裂、黨爭加劇埋下了禍根。

在外交層麵，東吳與蜀漢的聯盟出現嚴重信任危機。步騭、朱然等重臣基於“蜀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蔣琬棄漢中還成都”等表象，懷疑蜀漢“欲背盟與魏交通”，建議孫權加強防備。孫權雖表麵駁斥“人言苦不可信”，實則反映出吳蜀聯盟的脆弱性：兩國聯盟本就基於“共抗曹魏”的現實利益，缺乏深層的政治互信，一旦出現戰略異動，猜忌便會滋生。孫權的強硬表態，既是對聯盟的維護，也是對內部主戰派的安撫，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吳蜀之間的信任問題。

軍事上，東吳的動向呈現出試探性特征。諸葛恪襲六安、欲圖壽春的動作，顯示出東吳對淮南地區的持續關注；而聶友、陸凱率軍三萬擊儋耳、珠崖（今海南島），則體現了東吳對南方邊疆的開拓，這種“外拓內穩”的策略，既是為了擴大戰略空間，也是為了轉移內部矛盾。

曹魏：權力平衡與宗室困境的凸顯

曹魏在這一時期的核心矛盾集中在權力結構與宗室政策兩大領域。正始三年，滿寵去世後蔣濟接任太尉，司馬懿則以太傅身份領兵入舒，顯示出曹魏軍界的新舊交替與權力平衡。曹爽作為輔政大臣，雖掌握核心權力，但司馬懿的軍事行動仍具自主性，這種“二元權力結構”暫時維持了穩定，卻為日後的“高平陵之變”埋下伏筆。

而曹冏的上書堪稱這一時期最具曆史價值的政治文獻。他尖銳指出曹魏宗室政策的致命缺陷：“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與“州牧、郡守跨有千裡之土，兼軍武之任”形成鮮明對比。曹冏的核心主張是“強乾弱枝”——通過強化宗室權力以製衡地方勢力，這一觀點既借鑒了西周分封製的“親親之道”，又吸收了漢代“推恩令”的教訓，試圖構建“內外相維”的權力結構。

但曹爽對這一建議的“不能用”，暴露了曹魏政權的結構性困局：曹魏自曹丕以來便推行“削奪宗室權柄”的政策，以防止重蹈漢代七國之亂的覆轍，這種政策雖避免了宗室叛亂，卻導致皇權孤立無援，為外姓權臣（如司馬懿）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機。曹冏的預警如同空穀足音，卻未能改變曹魏“強枝弱乾”的既定國策，最終在十幾年後釀成“司馬代魏”的結局。

三國格局的共性問題與曆史啟示

從宏觀視角看，這兩年的曆史事件折射出三國中後期的共性困境：權力傳承的脆弱性與戰略定位的迷失。蜀漢在諸葛亮去世後陷入“北伐與保守”的路線之爭，東吳因儲位問題引發內部分裂，曹魏則困於“宗室與權臣”的權力失衡，三國都未能找到穩定政權的最優解。

外交層麵，吳蜀聯盟的信任危機與曹魏的戰略威懾形成微妙平衡。孫權對蜀漢的“破家保之”與對曹魏的謹慎防備，體現了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生存智慧；而曹魏則通過司馬懿的軍事威懾，成功牽製了吳蜀兩國的聯動可能，維持了“以靜製動”的戰略優勢。

這段曆史的啟示尤為深刻：權力結構的失衡往往始於細微的政策偏差。孫權對二宮的“無差彆寵愛”、曹魏對宗室的“過度壓製”、蜀漢的“戰略收縮過度”，看似區域性問題，實則逐漸侵蝕著政權的根基。曆史的弔詭之處在於，各方都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如吳是儀的勸諫、魏曹冏的上書），卻因製度慣性或權力博弈而無力改變，最終一步步走向既定的命運軌跡。

總體而言，正始三年至四年是三國曆史的“平靜期”，更是“危機潛伏期”。各方的每一次決策都在重塑力量對比，每一次妥協都在積累矛盾，為日後的格局劇變埋下了曆史的伏筆。這段曆史也印證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古訓——一個政權的衰落，往往始於對潛在危機的漠視與戰略方向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