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04章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五年（公元224年，甲辰年）

春天三月，皇帝從許昌回到洛陽。

自初平年間以來，學術風氣那是一落千丈。到了夏天四月，才重新設立太學，安排了博士，依照漢朝的製度，製定了《五經》的考覈辦法。

吳王派輔義中郎將、吳郡的張溫去蜀漢訪問，從這以後，吳、蜀兩國使者往來不斷。遇到什麼該商量的事兒，吳王經常讓陸遜去跟諸葛亮溝通。吳王還刻了個印章放在陸遜那兒，每次給蜀漢皇帝和諸葛亮寫信，都會先拿給陸遜過目，要是覺得內容的輕重、是否合適拿捏不準，就會讓陸遜修改確定，然後用印封好再發出去。蜀漢這邊又派鄧芝去吳國回訪，吳王對鄧芝說：“要是天下太平了，咱兩國君主分彆治理，這多爽啊？”鄧芝回答說：“天上不能有倆太陽，地上不能有倆王。要是滅掉魏國之後，大王您還冇認清天命，到時候君主都施展自己的德行，臣子都儘自己的忠心，拿起戰鼓往前衝，那戰爭可就又開始咯。”吳王大笑，說：“你這人還真是夠實在的啊！”

秋天七月，皇帝往東巡視，到了許昌。皇帝打算大規模出兵攻打吳國，侍中辛毗勸說道：“現在天下剛安定下來，土地雖廣但人口稀少，這時候用兵，我真冇看出能有啥好處。先帝多次派出精銳部隊，到了長江邊又撤回來。現在咱們的軍隊數量跟以前比也冇增加，卻還要走老路，這可不容易成功啊。當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老百姓休養生息，開展屯田，等個十年再用兵，這樣一次就能搞定，不用折騰第二次了。”皇帝說：“照你這麼說，難道要把敵人留給子孫後代解決？”辛毗回答：“以前周文王把商紂王留給周武王，那是因為他知道要順應時勢。”皇帝冇聽進去，留下尚書仆射司馬懿鎮守許昌。八月，組建水軍，皇帝親自乘坐龍舟，順著蔡河、潁水，進入淮河，前往壽春。九月，抵達廣陵。

吳國的安東將軍徐盛出主意，在岸邊立起木頭，裹上蘆葦，做成假的城牆和城樓，從石頭城一直到江乘，連綿幾百裡，一晚上就弄好了；還在江上擺了好多戰船。當時江水猛漲，皇帝遠遠望去，感歎道：“咱魏國就算有上千騎兵，在這兒也派不上用場，看來吳國不好對付啊。”皇帝坐著龍舟，結果遇上暴風，船晃得厲害，差點就翻了。皇帝問大臣們：“孫權會不會親自來呢？”大臣們都說：“陛下您禦駕親征，孫權肯定害怕，肯定全國上下都來應對。他又不敢把大軍交給手下，肯定得親自來。”劉曄說：“孫權覺得陛下您想用天子的身份牽製他，而真正渡江作戰的是其他將領，所以他肯定按兵不動，觀察形勢，不會輕易行動。”皇帝的大軍在那兒等了好幾天，吳王也冇來，皇帝隻好撤軍。這時候，曹休上奏說抓到投降的人供稱：“孫權已經到濡須口了。”中領軍衛臻說：“孫權靠著長江天險，都不敢跟咱們正麵剛，這肯定是他害怕了瞎編的！”審問那些投降的人，果然是吳國守將偽造的。

吳國的張溫年輕的時候就因為才華出眾名聲大噪，顧雍覺得當時冇人能比得上他，諸葛亮也很看重他。張溫推薦同郡的暨豔當了選部尚書。暨豔這人喜歡評論人物，對百官各種批評，還覈查上奏郎官們的情況，基本上都把他們的職位降低，降好幾個等級，能保住原來職位的，十個裡都冇有一個；那些在位時貪婪卑鄙、品行低下的，都被他打發去當軍吏，安排在軍營裡；還老愛宣揚彆人見不得人的過失，來顯示自己在懲罰惡行。同郡的陸遜、陸遜的弟弟陸瑁，還有侍禦史朱據都勸他彆這樣。陸瑁給暨豔寫信說：“聖人都是讚揚好人，同情愚人，忘記彆人的過錯，記住彆人的功勞，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風氣。現在咱們吳國大業剛起步，正要統一天下，這就跟當年漢高祖劉邦不計較人才缺點、大膽任用一樣。要是把善惡分得太清楚，隻看重汝南、潁川地區每月初一品評人物的那一套，確實能激勵風氣、彰顯教化，可恐怕不太容易實行啊。應該學遠點就像孔子那樣廣泛地關愛眾人，近點就像郭泰那樣寬容大度，這樣纔對國家發展有好處。”朱據也對暨豔說：“天下還冇平定，選拔清正的人，批評汙濁的人，這能起到鼓勵和警告的作用；但要是一下子把這麼多人降職罷免，恐怕會有後患。”暨豔根本不聽。這下可好了，到處都是埋怨憤恨的聲音，大家都爭著說暨豔和選曹郎徐彪辦事全憑個人感情，喜歡誰、討厭誰都不按公正的原則來。最後暨豔、徐彪都因此自殺。張溫平常跟暨豔、徐彪想法一致，也受牽連被打發回原籍，淪為供人使喚的小吏，最後死在家裡。當初，張溫正得勢的時候，餘姚的虞俊就感歎說：“張惠恕這人，才華是有，但腦子不咋夠用，華而不實，招人怨恨，早晚會有敗家的大禍。我都已經看到苗頭了。”冇過多久，張溫果然就倒台了。

冬天十月，皇帝回到許昌。

十一月戊申日這天是月底，出現了日食。

鮮卑族的軻比能把步度根的哥哥扶羅韓騙來殺了，步度根從此就怨恨軻比能，雙方互相攻打。步度根的部落勢力漸漸變弱，就帶著一萬多部落的人去了太原、雁門一帶尋求庇護；這一年，他還派人到朝廷進貢。而軻比能的勢力越來越強大，出兵攻打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瞅準機會從後麵偷襲，軻比能派彆部統帥瑣奴抵擋田豫，結果被田豫打敗。軻比能從此就對魏國懷有二心，多次侵犯邊境，幽州、幷州的百姓可受苦了。

評論

黃初五年（公元224年）是三國鼎立格局初步穩定後的關鍵一年。這一年裡，魏、蜀、吳三方在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的行動，既折射出各自的發展訴求，也深刻影響著三國力量的動態平衡。從曹魏的製度重建與軍事冒險，到吳蜀聯盟的微妙互動，再到邊疆民族關係的暗流湧動，曆史的細節中暗藏著時代的必然邏輯。

曹魏：製度重建與軍事擴張的矛盾

曹丕在黃初五年的行動呈現出鮮明的“雙重性”：一方麵致力於恢複秩序，另一方麵急於通過軍事勝利鞏固權威。

文化複興的嘗試：經曆漢末戰亂後，“學道廢墜”成為突出問題。曹丕於四月“初立太學”，恢複漢代《五經》課試製度，這一舉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與實際價值。它既是對儒家正統文化的迴歸，試圖以教育重建社會倫理秩序；也是通過官方教育體係選拔人才、強化中央集權的手段。在長期戰亂導致文化斷層的背景下，太學的設立為曹魏政權注入了“文治”色彩，與曹操時期的“唯纔是舉”形成一定互補。

軍事冒險的失算：與文化建設形成對比的是曹丕堅持伐吳的決策。侍中辛毘的勸諫切中時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主張“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這一觀點符合戰後恢複生產、積蓄國力的客觀需求。但曹丕以“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反駁，暴露了其急於建功立業的心態。最終的軍事行動印證了辛毘的擔憂：吳軍通過“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構建防禦體係，加之長江天險與暴風等自然因素，魏軍“無所用之”，隻能無功而返。此次伐吳不僅消耗了曹魏的國力，更凸顯了曹丕在戰略判斷上的急躁——與曹操“臨江而旋”的謹慎相比，曹丕缺乏對時機的精準把握。

吳蜀聯盟：合作中的張力與信任博弈

吳蜀聯盟在這一年呈現出“表麵密切，實則微妙”的狀態。

聯盟的運作機製：孫權與諸葛亮通過陸遜形成間接溝通渠道，“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這一細節既體現了孫權對陸遜的信任，也反映了吳蜀溝通的審慎態度。雙方通過信使往來（張溫聘漢、鄧芝聘吳）維持聯盟關係，在對抗曹魏的大目標下保持協作。

潛在的矛盾暴露：鄧芝與孫權的對話揭示了聯盟的深層隱患。孫權提出“天下太平，二主分治”的設想，而鄧芝直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暗示滅魏之後吳蜀必然麵臨權力再分配的衝突。孫權的“大笑”看似化解尷尬，實則印證了雙方對未來格局的清醒認知——聯盟隻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權宜之計，而非長久之策。這種“合作中的對抗預期”為後來的吳蜀關係埋下伏筆。

吳國的內部治理：清議政治的悲劇與權力平衡

吳國在這一年經曆了內部政治風波，以張溫、暨豔事件為核心，反映了江東士族政治的複雜性。

清議的激進與反噬：暨豔作為選部尚書推行“清議”，“彈射百僚，核奏三署”，試圖整頓吏治、打擊貪鄙，但方式過於激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這種做法違背了陸遜、陸瑁等人提出的“嘉善矜愚，忘過記功”“遠模仲尼之泛愛，近則郭泰之容濟”的溫和治理原則，激化了官僚集團的矛盾。

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張溫因與暨豔同黨被“斥還本郡以給廝吏”，這一事件表麵是整頓吏治的失敗，實則是孫權對江東士族勢力的敲打。張溫“纔多智少，華而不實”的性格缺陷被放大，但其背後反映的是孫權對士族過度乾預政治的警惕。事件的結局（豔、彪自殺，溫被廢）表明，在政權初創期，過於激進的改革容易觸動既得利益，而缺乏妥協的政治清洗最終隻會導致統治基礎的動搖。

邊疆動態：鮮卑內鬥與曹魏的邊疆策略

鮮卑軻比能與步度根的衝突為曹魏北疆帶來新的變數。

鮮卑的分裂與曹魏的應對：軻比能誘殺扶羅韓導致鮮卑內部分裂，步度根“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雁門”並“詣闕貢獻”，成為依附曹魏的力量；而軻比能則“眾遂強盛”，並與曹魏發生摩擦。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的戰術成功打擊了軻比能，但未能徹底解決鮮卑問題。

邊疆治理的長期挑戰：軻比能的強盛與“數為邊寇”預示著曹魏北疆將麵臨持續壓力。這一局麵與中原地區的戰亂形成呼應，表明曹魏在應對南方吳蜀聯盟的同時，還需分兵鞏固北疆，進一步加劇了其軍事壓力。

總結：時代的關鍵詞——轉型、博弈與秩序重建

黃初五年的曆史事件圍繞著“秩序重建”這一核心主題展開：曹魏試圖通過文治與武功重建大一統秩序，卻因戰略失衡而受挫；吳蜀在聯盟框架下維持對抗曹魏的平衡，卻暗藏未來衝突的伏筆；吳國內部則在權力整閤中經曆了激進改革的陣痛。這一年的曆史表明，三國時期的每一個政治決策都需在“現實利益”與“長遠規劃”“內部穩定”與“外部擴張”“合作”與“對抗”之間尋找微妙平衡，而任何偏執與急躁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從製度重建的嘗試到權力博弈的細節，黃初五年為我們展現了三國時代“大分裂中的小整合”與“大動盪中的秩序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