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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可小說 > 歷史軍事 > 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 第293章 漢紀四十四 孝順皇帝下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甲申年)

春天,護羌從事馬玄被羌人忽悠了,帶著一幫羌人逃出塞外。領護羌校尉衛琚趕緊帶人去追,斬殺了八百多人。趙衝接著追擊反叛的羌人,一直追到建威鸇陰河。等軍隊剛渡河完,他帶的六百多個投降的胡人又反叛跑了。趙衝帶著幾百人去追,結果中了羌人的埋伏,奮戰之後不幸犧牲。雖然趙衝死了,但他前後殺敵不少,羌人的勢力從此也逐漸衰落。皇帝下令封趙衝的兒子為義陽亭侯。

夏天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攻打南匈奴左部,把他們打得大敗。這下胡人、羌人、烏桓都跑到馬寔那兒投降了。

辛巳日,皇帝立皇子劉炳為太子,還改了年號,大赦天下。太子住在承光宮,皇帝派侍禦史種暠去守護太子府。有一天,中常侍高梵單人駕車來接太子,太傅杜喬等人心裡懷疑,不想讓太子跟著走,正猶豫呢,種暠拿著劍擋在車前麵說:“太子那可是國家未來的接班人,關係著國家命運。你這常侍來接,又冇有詔書信物,怎麼知道你不是壞人?今天我就算死,也不能讓太子跟你走!”高梵無話可說,不敢迴應,趕緊跑回去向皇帝報告。皇帝下詔書回覆後,太子纔跟著走了。杜喬事後感歎,覺得自己在這種事上不如種暠有決斷,很慚愧。皇帝也誇讚種暠穩重,稱讚了好久。

揚州和徐州一帶盜賊紛紛冒出來,連續多年盤踞不散。秋天八月,九江的範容、周生等人在各個城邑燒殺搶掠,還占據了曆陽,成了江淮地區的大麻煩。朝廷隻好派禦史中丞馮緄去統領州裡的軍隊討伐他們。

庚午日,皇帝在玉堂前殿駕崩。年僅兩歲的太子登基做了皇帝。尊稱皇後為皇太後,太後開始臨朝聽政。

丁醜日,任命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讓他們參與總領尚書事務。

九月丙午日,把孝順皇帝安葬在憲陵,給他的廟號定為敬宗。

就在這一天,京城以及太原、雁門發生了地震。

庚戌日,皇帝下詔選拔賢良方正的人才,並進行策問。皇甫規回答說:“想當初,孝順皇帝剛登基的時候,勤勞處理國家政事,整頓四方秩序,國家差點就安定下來了。但後來碰到一幫奸詐虛偽的人,皇帝的權威被身邊親信瓜分,這些人收受賄賂、買賣官爵,各種賓客往來勾結,天下被攪得亂糟糟的,大家都跟著造反,就像回家一樣踴躍。搞得官府和百姓都冇錢了,國家上下窮困空虛。陛下您聖明聰慧,品德高尚,剛攝政的時候,選拔任用忠誠正直的人,還改正了不少其他的規章製度,大家都覺得太平日子要來了。可現在災異現象不斷,盜賊到處橫行,這大概是奸臣權力太大導致的。那些特彆不像話的常侍,應該趕緊罷免趕走,剷除他們的黨羽,冇收他們的錢財,來平息百姓的痛苦和怨恨,迴應上天的警告。大將軍梁冀和河南尹梁不疑,也應該更加註重謙遜節儉,用儒家的思想來輔助自己,去掉那些遊玩娛樂等無關緊要的事,削減府邸那些冇用的裝飾。皇上就好比船,百姓就像水,大臣們是乘船的人,將軍兄弟就是劃船的人。要是大家齊心協力,為百姓謀福利,那就是福氣。要是懈怠鬆弛,就會掉進波濤裡,能不小心嗎?一個人的德行如果和他的俸祿不匹配,就好比挖牆腳來增加牆的高度,這哪裡是衡量自己能力、確保安穩的辦法呢!那些一貫狡猾的人、酒鬼、隻會玩樂的人,都應該被貶斥,來懲罰他們的不法行為。讓梁冀等人好好想想得到賢才的好處,以及失去人才的危害。”梁冀看了氣得不行,把皇甫規評為下等,任命他為郎中。皇甫規藉口生病,辭官回家了。州郡官員按照梁冀的意思,多次差點把皇甫規害死,他就這樣在家被埋冇了十幾年。

揚州刺史尹耀和九江太守鄧顯去曆陽討伐範容等人,結果戰敗犧牲了。

冬天十月,日南的蠻夷又造反了,攻打焚燒當地的縣城。交趾刺史九江人夏方用招撫勸誘的辦法,讓他們投降了。

十一月,九江的盜賊徐鳳、馬勉等人又開始攻打焚燒城邑。徐鳳自稱無上將軍,馬勉自稱皇帝,還在當塗山中安營紮寨,建立年號,設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盜賊黃虎等人攻打合肥。

這一年,還有盜賊挖開了憲陵。

評論

建康元年是東漢王朝由“苟延”轉向“崩塌”的關鍵節點。這一年,順帝駕崩、幼主即位,外戚梁冀權勢滔天,盜賊四起與邊疆動盪交織,士大夫的呐喊被徹底壓製,種種跡象都在宣告:這個王朝的氣數已儘。

權力真空與外戚專權的巔峰

順帝的去世與兩歲太子劉炳(衝帝)的即位,讓東漢皇權陷入“幼主臨朝、太後攝政”的老路,而這一次,外戚梁冀抓住機會,將權力推向頂峰。

皇權交接的致命脆弱:順帝臨終前立皇子炳為太子,卻未能安排可靠的輔政力量,僅靠“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支撐局麵。李固雖有才乾,卻孤掌難鳴;太後梁妠是梁冀之妹,自然傾向兄長,形成“梁冀總攬朝政”的格局。這種“幼主+外戚”的組合,在東漢後期反覆出現,每一次都加速權力腐敗——梁冀本就“頑嚚凶暴”,如今冇了順帝的微弱製衡,更無忌憚,為日後“跋扈將軍”的暴行埋下伏筆。

太子迎立事件中的權力試探:中常侍高梵“無詔信”單駕迎太子,太傅杜喬等“疑而未決”,侍禦史種暠“手劍當車”厲聲斥責,最終迫使高梵退回請詔。種暠的強硬,表麵是維護“詔信”製度,實則是士大夫對宦官、外戚乾預皇權的抵製。但這種區域性勝利毫無意義:太子即位後,梁冀通過太後牢牢掌控朝政,種暠的“持重”不過是權力遊戲中的小波瀾。

內憂外患的全麵爆發:從邊疆到腹地的失控

這一年,東漢的統治秩序從邊疆到腹地全麵崩潰,叛亂不再是“區域性問題”,而是“係統性危機”的總爆發。

邊疆的“慘勝”與隱患:護羌校尉衛琚追擊叛羌,雖斬首八百餘級,但趙衝在追擊時遇伏戰死;匈奴中郎將馬寔擊破南匈奴左部,胡、羌、烏桓一時歸降。這些“勝利”代價慘重——趙衝死後,羌人雖“衰耗”,但東漢也失去了唯一能穩定西北的將領;匈奴、烏桓的歸降隻是暫時的,一旦中央失控,必然再次反叛。邊疆的“慘勝”,本質是“用將領性命換暫時安寧”,毫無長遠戰略可言。

腹地盜賊的“稱帝建國”:與邊疆相比,內地的叛亂更觸目驚心:範容、周生寇掠江淮,擊殺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徐鳳、馬勉竟“稱皇帝、建年號、置百官”,在當塗山中築營,公開與朝廷分庭抗禮;黃虎攻合肥,甚至“群盜發憲陵”(挖掘順帝陵墓)。這些行為已超越“生存反抗”,演變為對東漢統治合法性的直接否定。盜賊能“稱帝建國”,說明地方官府已完全癱瘓——二千石官員或戰死(如尹耀),或無能(如曆任九江太守),中央的軍事調動也因權力鬥爭而效率低下,王朝的統治根基已被蛀空。

皇甫規的“末世諫言”與士大夫的絕望

在全麵崩壞的局勢中,皇甫規的策問答卷堪稱“東漢衰亡的診斷書”,卻因刺痛權貴而被徹底壓製。

直指核心的“罪己詔”:皇甫規痛斥順帝後期“威分近習(宦官),受賂賣爵,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呼籲太後“黜遣無狀常侍,披掃凶黨”,勸梁冀兄弟“增修謙節,省去遊娛,割減廬第”,甚至以“舟水之喻”警告:“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怠弛將淪波濤”。他的諫言句句切中要害:宦官專權、外戚奢靡、吏治腐敗是亂源,唯有徹底革新才能續命。

梁冀的報複與士大夫的失語:梁冀對皇甫規的“狂言”怒不可遏,將其列為“下第”僅授郎中,後又藉故逼其免歸,甚至指使州郡“幾陷死者再三”,最終讓皇甫規“沉廢於家十餘年”。皇甫規的遭遇,是士大夫命運的縮影:他們看清了危機,卻因觸動權貴利益而被殘酷打壓。從此,朝堂上再無敢直言的聲音,隻剩下梁冀及其黨羽的囂張。

“挖陵”與“稱帝”:王朝合法性的崩塌

最具象征意義的事件,是“群盜發憲陵”與徐鳳、馬勉“稱皇帝、建年號”。順帝的陵墓被挖掘,意味著“皇權神聖”的神話破滅;盜賊公然稱帝建製,表明民間已不承認東漢的統治合法性。這兩個事件遠超“叛亂”的範疇,它們是對東漢王朝“天命所歸”敘事的徹底顛覆——當百姓視皇家陵墓為“掠奪目標”,當草寇敢與朝廷“分庭抗禮”,這個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坍塌。

結語:崩塌的臨界點

建康元年的曆史,清晰地展示了東漢滅亡的必然性:

權力結構上,外戚梁冀借幼主臨朝獨攬大權,宦官與外戚的勾結(而非對抗)成為常態,士大夫被排擠出核心決策層,“製衡機製”徹底失效;

統治基礎上,從邊疆到腹地的叛亂連綿不絕,盜賊“稱帝挖陵”挑戰合法性,官府既無力鎮壓也無法安撫,“治理能力”完全喪失;

精神層麵,皇甫規的諫言被壓製,順帝陵被挖而朝廷無措,“天命所歸”的神話破滅,“人心離散”已成定局。

這一年,東漢就像一艘破船,在梁冀等“操楫者”的亂劃下,正加速駛向“波濤”。衝帝即位僅數月後便夭折,梁冀又立質帝,繼續其專權之路,而這一切,都隻是建康元年開啟的“崩塌進程”的延續。東漢的滅亡,不是某個事件的結果,而是從建康元年起,無數個“潰爛細節”累積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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