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61章 漢紀三十九 漢孝和皇帝上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庚寅年）

春天，正月丁醜日，大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發生日食。

夏天，五月丙辰日，封皇帝的弟弟劉壽為濟北王，劉開為河間王，劉淑為城陽王；又封已故淮南頃王的兒子劉側為常山王，延續淮南王的封國。

竇憲派副校尉閻盤率領兩千多騎兵突襲駐守伊吾的北匈奴軍隊，再次奪回伊吾。車師國受到震懾，前王和後王各自派兒子入朝侍奉漢朝。

月氏國請求漢朝把公主嫁給他們，班超拒絕並遣返了他們的使者，因此月氏國心懷怨恨，派副王謝率領七萬大軍攻打班超。班超的人馬少，大家都十分恐慌。班超安撫軍士說：“月氏兵雖然多，但他們從幾千裡外翻越蔥嶺而來，冇有後勤運輸保障，有什麼可擔憂的呢！我們隻要收好糧食，堅守城池，他們饑餓困窮自然就會投降，不出幾十天就能見分曉！”謝於是向前攻打班超，攻不下來，四處劫掠又一無所獲。班超估計他們糧食快吃完了，一定會向龜茲國求糧，就派兵幾百人在東邊要道攔截。謝果然派騎兵帶著金銀珠寶去賄賂龜茲國，班超的伏兵突然出擊，把他們全殺了，拿著使者的首級給謝看。謝大為驚恐，立刻派使者請罪，希望能活著回去，班超放他們走了。月氏國從此大為震驚，每年都向漢朝進貢。

當初，北海哀王冇有後代，肅宗因為齊武王最先開創大業，而後代卻斷絕了，心裡常常憐憫他們，留下遺詔恢複齊國和北海國。丁卯日，封蕪湖侯劉無忌為齊王，北海敬王的庶子劉威為北海王。

六月辛卯日，中山簡王劉焉去世。劉焉是東海恭王的同母弟弟，而竇太後是東海恭王的外甥，所以朝廷加賜喪禮錢一億，大規模修建墳墓，剷平了數以千計的官吏和百姓的墳墓，征調一萬多人施工，總共征發擾動了六州十八郡。

朝廷下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竇篤為郾侯，竇瑰為夏陽侯；竇憲獨自不接受封侯。

秋天，十月乙卯日，竇憲出兵屯駐涼州，任命侍中鄧疊代理征西將軍的職務作為副手。

北單於因為漢朝送回了他做人質的弟弟，九月，再次派使者到邊塞表示稱臣，想要入朝拜見皇帝。冬天十月，竇憲派班固、梁諷去迎接他。正好南單於又上書請求消滅北匈奴王庭，於是朝廷派左穀蠡王師子等人率領左右兩部八千騎兵從雞鹿塞出發，中郎將耿譚派從事帶兵護送，襲擊北單於。夜裡趕到，包圍了北單於，北單於受傷，僅僅得以逃脫，漢軍俘獲了北單於的閼氏（王後）以及男女共五人，斬首八千級，活捉幾千人。班固到私渠海後返回。這時，南匈奴的部眾越來越多，人口達到三萬四千戶，能作戰的士兵有五萬。

永元三年（公元9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皇帝按照曹褒製定的新禮儀，舉行加冠禮；提拔曹褒為監羽林左騎。

竇憲見北匈奴勢力微弱，想趁機把它消滅。二月，派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從居延塞出兵，在金微山包圍了北單於，把他打得大敗，俘獲北單於的母親閼氏、王爺以下共五千多人，北單於逃走，不知去向，漢軍出塞五千多裡後返回，這是漢朝出兵以來從未到達過的距離。朝廷封耿夔為粟邑侯。

竇憲立下大功後，威名更加顯赫，他把耿夔、任尚等人當作得力助手，鄧疊、郭璜作為親信，班固、傅毅這類人負責撰寫文章，刺史、太守、縣令，很多出自他的門下，這些人競相向官吏百姓搜刮財物，一起進行賄賂。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上奏檢舉那些二千石官員以及相關牽連的人，被貶官免職的有四十多人，竇氏家族十分忌恨他們。但袁安、任隗一向品行高潔，竇氏也冇有辦法加害他們。尚書仆射樂恢，檢舉揭發毫不迴避，竇憲等人很厭惡他。樂恢上疏說：“陛下年紀輕輕，繼承大業，各位舅舅不應該乾預王室政事，以免向天下人顯示出私心。現在合適的做法是，對上您應該以天下割捨私情，對下各位舅舅應該以謙遜態度自行引退，這樣四位舅舅可以長久保住爵位和封土的榮耀，皇太後也永遠不會有愧對宗廟的憂慮，這實在是上策。”奏疏呈上後，皇帝冇有理會。樂恢稱病請求退休，回到長陵；竇憲暗示州郡官員，逼迫樂恢服藥自殺。於是朝廷大臣們十分恐懼，都順著竇憲的意思辦事，冇人敢違抗。袁安因為天子年幼，外戚專權，每次朝會進見皇帝以及和公卿談論國家大事，冇有一次不暗自落淚；從天子到大臣，都依賴他。

冬天，十月癸未日，皇帝前往長安，下詔尋找蕭何、曹參的近親中適合做繼承人的，延續他們的封邑。

皇帝下詔讓竇憲到長安與自己會合。竇憲到後，尚書以下的官員商議要向他下拜，伏地稱他萬歲，尚書韓棱神色嚴肅地說：“與上級交往不能諂媚，與下級交往不能輕慢；按照禮儀，冇有臣子稱萬歲的製度！”商議的人都感到慚愧，不再提這件事。尚書左丞王龍私下給竇憲上奏記，獻上牛肉和酒，韓棱上奏檢舉王龍，王龍被判服四年苦役。

龜茲、姑墨、溫宿等國紛紛投降。十二月，重新設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等官職。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徐乾為長史。封龜茲國入侍的王子白霸為龜茲王，派司馬姚光護送他回國。班超和姚光一起脅迫龜茲國，廢掉原來的國王尤利多，擁立白霸，讓姚光帶著尤利多回到京城。班超駐紮在龜茲的它乾城，徐乾屯駐在疏勒，隻有焉耆、危須、尉犁因為以前殺害過西域都護，還懷有二心，其餘的地方都平定了。

庚辰日，皇帝從長安回到京城。

當初，北單於逃亡後，他的弟弟右穀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於，率領幾千人駐紮在蒲類海，派使者到邊塞表示歸降。竇憲請求朝廷派使者封於除鞬為單於，設置中郎將進行監護，就像對待南單於的舊例一樣。這件事交給公卿們商議，宋由等人認為可以答應；袁安、任隗上奏認為：“光武帝招撫南匈奴，並不是說可以讓他們永遠安穩地住在內地，隻是出於當時的權宜之計，是為了抵禦北匈奴。現在北方沙漠已經平定，應該讓南單於返回北方王庭，統領歸降的部眾，冇有理由再封於除鞬為單於，增加國家的開支。”奏疏呈上後，冇有及時做出決定。袁安擔心竇憲的計策會被施行，就單獨呈上密封奏疏說：“南單於屯的父親率領部眾歸向漢朝，蒙受漢朝恩典四十多年，曆經三位皇帝積累的成果留給陛下，陛下應該好好遵循先人的誌向，成就這份功業。何況屯最先提出消滅北匈奴的大計，幾乎把北匈奴消滅殆儘，現在卻放棄這個計劃，去扶持新投降的人；為了一時的打算，違背三代的規劃，對長期養護的南單於失信，卻去扶持無功之人。《論語》說：‘說話忠誠守信，行為忠厚恭敬，即使在蠻夷之地也能行得通。’現在如果對屯失信，那麼眾多蠻夷就不敢再堅守誓言了。另外，烏桓、鮮卑剛剛殺了北單於，人之常情，都害怕仇人，現在擁立北單於的弟弟，那烏桓、鮮卑就會心懷怨恨。而且按照漢朝舊例，供給南單於，每年費用達到一億零九十多萬，供給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萬；現在北匈奴王庭距離更遠，費用超過雙倍，這是耗儘天下財富，並非建立良策的關鍵所在。”皇帝下詔讓大家討論袁安的奏疏，袁安又和竇憲相互辯駁。竇憲為人陰險急躁，固執己見，言辭驕橫，甚至詆譭袁安，拿光武帝誅殺韓歆、戴涉的舊事來說事，袁安始終不為所動；然而皇帝最終還是聽從了竇憲的計策。

評論

永元二年至三年的史事，呈現了東漢在軍事擴張與政治腐敗並行中的複雜麵貌，既有關乎邊疆格局的重大突破，也有外戚專權引發的製度危機，其中的曆史張力引人深思。

邊疆博弈的“剛柔之道”：從竇憲拓土到班超守邊

這一時期的邊疆成就呈現鮮明對比：竇憲以武力持續打擊北匈奴，甚至深入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創下“漢師未嘗至”的紀錄，徹底瓦解北匈奴勢力；班超則以“智取”化解月氏七萬大軍的圍攻，僅憑“收穀堅守”與預判糧道，便迫使月氏“歲奉貢獻”，隨後又平定龜茲等國，重啟西域都護府。

兩種模式背後是治理邏輯的分野：竇憲的勝利依賴國力消耗與軍事威懾，雖短期“拓土萬裡”，卻留下“賦斂吏民”的隱患；班超的成功則基於對西域地理、人情的深刻理解，以“以夷製夷”“堅守待變”的智慧，用最小成本維繫漢朝權威。尤其班超廢龜茲王尤利多、立白霸，既展現了宗主國的決斷力，又通過“脅而不殺”保持對當地勢力的彈性控製，這種“剛柔並濟”的策略，遠比單純的武力征服更可持續。

竇氏集團的“巔峰”與“瘋狂”：權力擴張的自我毀滅

竇憲在大破北匈奴後“威名益盛”，形成了從“爪牙”（耿夔、任尚）、“心腹”（鄧疊、郭璜）到“文膽”（班固、傅毅）的完整權力網絡，甚至“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構建起覆蓋軍政文的外戚帝國。其腐敗也隨之登峰造極：黨羽“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將國家機器異化為斂財工具。

這種瘋狂源於對權力的絕對自信，而朝廷的縱容更助長了其囂張：樂恢因諫言“諸舅不宜乾正王室”，竟被竇憲脅迫“飲藥死”；尚書韓棱因反對稱竇憲“萬歲”、彈劾私贈牛酒的王龍，反而凸顯了朝堂的病態——多數官員“望風承旨，無敢違者”。唯有袁安、任隗“素行高”，得以“舉奏四十餘人”卻未遭迫害，但他們的“喑嗚流涕”，恰恰暴露了外戚專權最可怕的後果：整個官僚體係失去了對抗邪惡的勇氣，隻剩下沉默的絕望。

國策爭議中的“短視”與“遠見”：北匈奴政策的深層矛盾

竇憲主張立北匈奴弟於除鞬為單於，袁安、任隗則堅決反對，這場爭論直指邊疆治理的核心命題：是追求“分而治之”的短期穩定，還是“整合歸一”的長期效益？

袁安的反對理由極具前瞻性：其一，南單於已“累世歸德”，立北單於弟是“失信於所養”，會動搖蠻夷對漢朝的信任；其二，烏桓、鮮卑剛殺北單於，立其弟將激化新矛盾；其三，供養南北單於“費過倍”，會“空儘天下”。這些擔憂直指竇憲決策的本質——為維持個人軍功光環而犧牲國家長遠利益。竇憲以“光武誅韓歆”相威脅，最終迫使朝廷妥協，印證了“強權即真理”的荒誕現實。

製度崩壞的“預警信號”：從“萬歲之爭”到“飲藥之死”

永元三年的兩個細節極具象征意義：尚書們竟討論是否要對竇憲“拜伏稱萬歲”，暴露了君臣之序的崩塌；樂恢因直言被逼迫致死，則宣告了言論自由的終結。這兩個事件如同多米諾骨牌，預示著東漢製度的全麵潰敗——當“人臣稱萬歲”被視為選項，當“諫言”等同於“死罪”，整個帝國的價值體係已被顛覆。

韓棱“正色拒萬歲”、王龍“私獻牛酒被刑”，看似是正義的區域性勝利，實則更反襯出體製的脆弱：少數人的堅守無法阻擋整體的墮落。袁安的“恃賴”地位，不過是外戚暫時“未敢加害”的權宜，一旦時機成熟，這種“高行”便會成為被攻擊的靶子。

總體而言，永元二年至三年是東漢由盛轉衰的關鍵期：軍事上的“燕然勒功”“金微山大捷”與政治上的“外戚擅權”“吏治腐敗”形成刺眼對比，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理——冇有製度約束的強大，終將成為毀滅自身的利器。竇憲的巔峰成就，實則是用帝國的根基換取的曇花一現；班超在西域的成功，不過是黑暗中偶然閃爍的微光。這段曆史留給後世的警示深刻而沉重：一個王朝的衰落，往往始於權力失去製衡、正義讓位於強權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