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60章 漢紀三十九 漢孝和皇帝上

夏天，六月，竇憲、耿秉從朔方雞鹿塞出兵，南單於從滿夷穀出兵，度遼將軍鄧鴻從稒陽塞出兵，他們都在涿邪山會合。竇憲分派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率領南匈奴精銳騎兵一萬多人，與北單於在稽洛山交戰，把北單於打得大敗，單於逃跑。漢軍追擊北匈奴各部落，一直追到私渠北鞮海，斬殺有名的王爺以下共一萬三千人，俘獲很多人口，繳獲各種牲畜一百多萬頭，各小王率領部眾前來投降的，前後有八十一部共二十多萬人。竇憲、耿秉出兵塞外三千多裡，登上燕然山，命令中護軍班固刻石記功，記載漢朝的聲威和德行後返回。竇憲派軍司馬吳汜、梁諷帶著金銀布帛去送給北單於，當時匈奴內部正亂，吳汜、梁諷在西海上追上單於，宣揚漢朝的威望信譽，按照詔書的旨意進行賞賜，單於叩頭拜謝接受。梁諷趁機勸說單於效法呼韓邪單於的舊事，歸降漢朝，單於很高興，就帶著部眾和梁諷一起往回走；走到私渠海時，聽說漢軍已經進入邊塞，單於就派他的弟弟右溫禺鞮王帶著貢品入朝侍奉，跟隨梁諷到朝廷。竇憲因為單於冇有親自前來，上奏把單於的弟弟送了回去。

秋天，七月乙未日，會稽山發生山崩。

九月庚申日，朝廷任命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竇憲為武陽侯，食邑二萬戶；竇憲堅決推辭封爵，朝廷下詔同意了。過去，大將軍的地位在三公之下，到這時，朝廷下詔讓竇憲的地位在太傅之下、三公之上；大將軍府的長史、司馬俸祿為中二千石。封耿秉為美陽侯。竇氏兄弟驕橫放縱，其中執金吾竇景尤為嚴重，他的奴仆、門客和騎兵強行搶奪彆人的財物，劫走罪犯，霸占姦汙婦女。商人們嚇得像躲避仇敵一樣，不敢做生意。竇景還擅自征調邊疆各郡有才能、有勇力的突擊騎兵，有關部門冇人敢上奏舉報。袁安彈劾竇景“擅自征發邊疆軍隊，驚擾迷惑官吏百姓；二千石官員不等待朝廷的符信，就立刻聽從竇景的檄文調兵，應當公開處死。”袁安又上奏“司隸校尉和河南尹攀附皇親國戚，不舉報彈劾，請求免去他們的官職，查辦罪行。”這些奏疏都被擱置，冇有回覆。隻有駙馬都尉竇瑰，喜歡儒家經典，生活節儉，注重自我修養。

尚書何敞呈上密封的奏疏說：“從前鄭武薑寵愛共叔段，衛莊公寵愛州籲，隻知道寵愛卻不加以教導，最終導致他們走向凶惡乖戾。由此看來，像這樣疼愛孩子，就好比在孩子饑餓時餵給他毒藥，恰恰是害了他們。我看到大將軍竇憲，剛開始遭遇國喪，公卿們接連上奏，想讓他主持國家大事。竇憲堅持謙遜退讓，堅決推辭高位，言辭懇切，情真意切，天下人聽說後，冇有不高興的。如今冇過多久，服喪大禮還冇結束，卻突然中途改變，竇氏兄弟把持朝政，竇憲掌握著軍隊大權，竇篤、竇景總管宮廷禁衛大權，他們虐待百姓，奢侈無度，超越本分，誅殺無罪之人，肆意妄為，隻求自己快意。如今人們議論紛紛，都說共叔段、州籲又在漢朝出現了。我看公卿們都持觀望態度，不肯直言，是覺得如果竇憲等人有不懈怠的誌向，那他們就可以像尹吉甫褒揚申伯那樣得到功勞；要是竇憲等人犯下罪行，他們就像陳平、周勃順從呂後那樣，保住自己的權力，始終不把竇憲等人的吉凶當作憂慮！我何敞真心希望想出兩全其美的計策，斷絕災禍的根源，堵塞禍端的萌芽，對上不想讓皇太後損害像文母那樣的美名、陛下遭受像鄭莊公‘不到黃泉不再相見’那樣的譏諷，對下讓竇憲等人能長久保住福分。駙馬都尉竇瑰，多次請求退身，希望抑製家族權力，可以讓他參與謀劃，聽從他的意見，這實在是宗廟的大計，也是竇氏家族的福氣！”當時濟南王劉康地位尊貴，非常驕橫，竇憲就奏請讓何敞出任濟南太傅。劉康有過失，何敞就直言勸諫，劉康雖然不聽從，但一向敬重何敞，和他冇有矛盾。

冬天，十月庚子日，阜陵質王劉延去世。

這一年，有九個郡國發生嚴重水災。

評論

永元元年夏到冬季的史事，將東漢中期“軍事勝利與政治腐敗並行”的矛盾展現得淋漓儘致，其中的權力運作與治理教訓引人深思。

燕然勒功的輝煌與隱憂：軍事勝利難掩政治動機

竇憲北伐匈奴的成果堪稱輝煌：稽洛山大破北單於，追擊至私渠北鞮海，斬獲萬餘級、受降二十餘萬人，登燕然山刻石紀功，幾乎重現了漢武帝時期的邊疆盛景。但這場勝利的底色始終曖昧——其起點是竇憲為脫罪而“自求擊匈奴”，本質是外戚借國家軍功鞏固私權。

班固刻石“紀漢威德”，卻無法掩蓋勝利背後的代價：魯恭、何敞等人預警的“民間之急”“調度不足”已成現實，軍事輝煌不過是用民脂民膏堆砌的政績。更值得警惕的是，北單於本已同意“修呼韓邪故事”（如西漢時歸附），竇憲卻因“單於不自身到”而拒其侍弟，暴露出他更在意“耀武揚威”而非“長治久安”。這種“以私廢公”的勝利，雖暫時震懾邊疆，卻為後續匈奴反覆埋下隱患。

竇氏驕縱的狂歡：權力失控後的全麵潰爛

竇憲被拜為大將軍，位次躍居三公之上，其兄弟隨即掀起“驕縱風暴”：竇景的奴客“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竟使“商賈閉塞如避寇仇”；他還“擅發邊兵”，地方官“不待符信而輒承檄”，完全無視國法。這種囂張，源於權力失去製衡——太後的縱容讓竇氏集團堅信“刑不上大夫”，而袁安的彈劾“寢不報”，則宣告了官僚體係對權貴的徹底妥協。

竇瑰“好經書、節約自修”的個彆案例，更反襯出竇氏整體的墮落。當一個家族同時掌控“三軍之重”與“宮衛之權”，又不受任何約束時，其對國家的破壞力是毀滅性的：他們視百姓為魚肉，視國法為無物，將朝堂變成私人領地。何敞以“鄭武薑寵叔段、衛莊公寵州籲”為喻，直指“愛而不教”的危害，卻無力改變現狀，揭示了外戚專權最可怕的後果——整個統治集團的道德與製度底線被集體突破。

官僚集團的集體失語：“兩端”心態與體製困局

何敞尖銳指出公卿“懷持兩端”的心態：既想在竇憲“有匪懈之誌”時撈取功勞，又想在其“陷於罪辜”時效仿陳平、周勃“順呂後之權”。這種投機心理，讓官僚集團喪失了最後的抗爭勇氣。袁安、任隗的“固爭”已成孤例，多數人選擇沉默或迎合，加速了權力的異化。

這種“失語”並非單純的懦弱，而是專製體製下的生存邏輯：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規則下，堅守原則者（如郅壽）遭迫害，妥協者得保全，最終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何敞本人被外放濟南太傅，也印證了“言者有罪”的現實——當批評者被邊緣化，體製內部的糾錯機製便徹底失效。

天災與人禍的交織：“會稽山崩”的象征意義

七月“會稽山崩”、年末“郡國九大水”，在古代被視為“天譴”，實則可能是長期“興動大役”“勞民傷財”引發的生態與社會危機。這些災害與竇氏的驕奢形成強烈對比：當權貴沉迷於“崇飾玩好”，百姓卻在水患與苛政中掙紮，“天人感應”的警示背後，是“官逼民反”的現實風險。

魯恭“愛民者有天報”的諫言，在此得到反證：當朝廷“虐用百姓”，天災便成了人禍的鏡像。這種“天災-人禍”的互動，揭示了一個樸素真理——政權的合法性最終源於民心，而非軍事勝利或權貴威權。永元元年的輝煌與潰爛，實則是東漢王朝由盛轉衰的加速鍵。

總體而言，永元元年的曆史充滿諷刺：軍事上的巔峰成就，掩蓋不了政治上的深度腐敗；表麵的“漢威遠播”，實則是統治集團自我毀滅的開始。竇憲的“燕然勒功”與竇景的“強奪民財”，不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當權力失去約束，輝煌與罪惡總會如影隨形。這段曆史留給後世的警示，遠比那塊紀功石刻更為深刻：能摧毀一個王朝的，從來不是外敵，而是內部失控的權力與腐爛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