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54章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庚申年）

春天正月，蘇定方在乾陽殿獻上俘虜。司法部門請求處死都曼，蘇定方求情說：“我之前答應過他不殺他，所以他纔出城投降，希望能饒他一命。”皇上說：“那我就打破常規，成全你信守承諾。”於是赦免了都曼。

甲子日，皇上從東都洛陽出發；二月辛巳日，抵達幷州。三月丙午日，皇後在朝堂宴請親戚、舊友和鄰裡，在內殿宴請婦女，按照等級賞賜了不同的禮物。皇上下詔：“幷州年紀在八十歲以上的婦女，都授予郡君的名號。”

百濟仗著有高麗的支援，多次侵犯新羅；新羅王金春秋上表向大唐求救。辛亥日，任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大軍共十萬人去討伐百濟。任命金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帶領新羅的軍隊，和唐軍合力作戰。

夏天四月戊寅日，皇上從幷州出發；癸巳日，回到東都洛陽。五月，開始修建合璧宮。壬戌日，皇上前往合璧宮。

戊辰日，任命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都為冷岍道行軍總管，各自率領本部兵馬去討伐反叛的奚族，還命令尚書右丞崔餘慶作為使者，總管這三部兵馬。冇多久，奚族就派使者來投降了。又改任阿史德樞賓等人擔任沙磚道行軍總管，去討伐契丹，抓住了契丹鬆漠都督阿卜固，送到東都洛陽。

六月庚午初一，發生了日食。

早飯後，皇上回到洛陽宮。

房州刺史梁王李忠，年紀越來越大，心裡很不安穩，有時候會偷偷穿上女人的衣服，防備刺客；還多次給自己占卜吉凶。有人把這些事告發了，秋天七月乙巳日，李忠被廢為平民，流放到黔州，囚禁在李承乾原來住的地方。

丁卯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因為征收賦稅、調度失當被免去官職。

八月，吐蕃的祿東讚派他兒子起政帶兵攻打吐穀渾，因為吐穀渾歸附了大唐。

蘇定方率領軍隊從成山渡海，百濟在熊津江口據守抵抗。蘇定方進軍打敗了百濟軍隊，百濟軍死了好幾千人，剩下的都潰散逃跑了。蘇定方水陸並進，直接向百濟的都城進發。離都城還有二十多裡的時候，百濟出動全國兵力來迎戰，結果被打得大敗，一萬多人被殺，蘇定方乘勝追擊，攻入外城。百濟王義慈和太子隆逃到了北方邊境，蘇定方就進兵包圍了都城；義慈的次子泰自立為王，率領眾人堅守。隆的兒子文思說：“大王和太子都在，叔叔卻突然擁兵自立為王，就算能擊退唐軍，我們父子也肯定活不了。”於是就帶著身邊的人翻牆出來投降，老百姓也都跟著他，泰根本阻止不了。蘇定方命令士兵登上城牆，插上旗幟，泰走投無路，隻好開門投降。就這樣，義慈、隆以及各個城主都投降了。百濟原本有五個部落，分彆管轄著三十七郡、二百座城、七十六萬戶人家，皇上下詔在百濟的地盤上設立熊津等五個都督府，任命他們的酋長為都督、刺史。

壬午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帶兵討伐思結、拔也固、仆骨、同羅四個部落，打了三仗都獲勝了，追擊了一百多裡，斬殺了他們的酋長後返回。

冬天十月，皇上開始患上風眩病，覺得頭很重，眼睛也看不清東西，各個部門上奏事情，皇上有時就讓皇後處理。皇後生性聰明敏捷，對文史知識有所涉獵，處理事情都很符合皇上的心意。從這時起，皇上開始把政事交給皇後處理，皇後的權力和皇上差不多了。

十一月戊戌初一，皇上來到則天門樓，接受百濟的俘虜投降，從百濟王義慈往下的人都被釋放了。蘇定方前後滅掉了三個國家，每次都生擒了他們的國王。皇上大赦天下。

甲寅日，皇上前往許州。十二月辛未日，在長社打獵。己卯日，回到東都洛陽。

壬午日，任命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帶兵分路攻打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因為監督海運時船隻沉冇，以平民身份參軍效力。

【內核解讀】

軍事行動：唐朝霸權的擴張與“信用”的政治智慧

這一年最亮眼的軍事人物當屬蘇定方——從為降將都曼求“不死承諾”，到率十萬大軍滅百濟，再到年底受命討高麗，其行動貫穿了唐朝對東亞、北方部族的戰略佈局。值得關注的是“都曼免死”事件：蘇定方以“臣許以不死”為由求情，高宗最終“屈法全信”，這並非單純的“法外開恩”，而是古代軍事外交的核心邏輯——對降將的承諾關乎政權公信力，若失信，後續再想招降反叛勢力便會難上加難。高宗的讓步，本質是用“司法彈性”換取軍事與政治的長遠利益，這種“信用優先於法條”的權衡，放在現代國際關係中，恰似大國對“承諾可信度”的維護，是軟實力的隱性構建。

蘇定方滅百濟的意義更超出了單次戰役：百濟與高麗結盟，是唐朝征伐高麗的“南線障礙”，滅百濟相當於斬斷高麗的臂膀，為後續遼東戰事鋪路；而唐朝在百濟設“熊津等五都督府”，用當地酋長任都督、刺史，這套“羈縻政策”是典型的“以夷製夷”——既減少中央駐軍的成本，又通過本土化治理降低反抗風險，類似現代“區域自治”的古代雛形。但這種模式的隱患也顯而易見：一旦中央控製力減弱，地方酋長極易割據，後來百濟舊部的複國運動（如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戰背景），便印證了“羈縻”的穩定性依賴於中央的軍事威懾，這也是古代邊疆治理的永恒難題。

此外，對奚、契丹、思結等部族的征伐（阿史德樞賓討奚、鄭仁泰破四部），則體現了唐朝對北方草原的“高壓管控”。頻繁的軍事勝利固然鞏固了邊疆，但也暗藏危機——長期對外用兵必然消耗國力，而部族的“降而複叛”也說明單純的武力壓製難以實現真正的臣服，這為後來突厥複興、契丹叛亂埋下了伏筆。

政治權力轉移：武則天崛起的“關鍵轉折點”

高宗“苦鳳眩頭重，目不能視”，讓皇後武則天代為處理政事，是這一年最具曆史顛覆性的事件。史料稱武則天“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最終“權與人主侔”，這一描述精準點出了權力轉移的核心邏輯：並非高宗“主動放權”，而是身體缺陷導致的“權力真空”，被具備政治能力的武則天填補。

從現代視角看，這一變化打破了古代男性主導的政治傳統——唐朝雖開放，但女性參政至“與君主分權”的程度，仍是突破時代桎梏的特例。武則天的優勢在於“懂規則且會用規則”：她“涉獵文史”意味著熟悉官僚體係的運作邏輯，“處事稱旨”則說明她能精準契合高宗的政治需求，這種“能力匹配需求”的狀態，讓權力轉移顯得“順理成章”。更關鍵的是，這次“代掌政事”為她積累了執政經驗、培養了心腹勢力，成為後來她廢黜太子、臨朝稱製乃至稱帝的“鋪路石”。

而梁王忠被廢（因“不自安”私穿婦人服、占吉凶，最終淪為庶人囚於承乾舊宅），則是權力轉移的“副產品”。梁王忠曾是太子，因武則天成為皇後而被廢，此時的“不安”與“迷信行為”，本質是對自身政治命運的恐懼。他的結局印證了宮廷鬥爭的殘酷性：在武則天權力擴張的過程中，潛在的“政治對手”必然被清除，即使是前太子也無法倖免。這種“權力清洗”雖鞏固了高宗與武則天的統治，卻也暴露了古代儲位製度的脆弱性——太子的地位並非“鐵飯碗”，而是與後宮勢力、君主態度深度綁定。

製度與人物：唐朝治理體係的“優勢與漏洞”

這一年的細節中，還藏著唐朝官僚體係與人才管理的特點。比如度支尚書盧承慶“坐科調失所免官”——“科調”是賦稅徭役的調度，“失所”意味著行政失誤，免官的處罰體現了唐朝對官員政績的“問責製”，這種“權責掛鉤”的機製，是維持官僚體係效率的重要保障。

而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的案例，則更具深意：“白衣從軍”即剝奪官身、戴罪立功，這既體現了對失誤的懲罰，也保留了對人才的使用——劉仁軌後來在百濟戰場大敗日本援軍（白村江之戰），成為唐朝的“海東名將”。這種“容錯機製”在古代非常難得，它避免了“一錯即棄”的人才浪費，也讓官員有機會通過實績彌補過錯，類似現代企業的“績效救贖”製度。

整體格局：強盛背後的“隱憂伏筆”

從全年事件看，公元660年的唐朝處於“鼎盛擴張期”：滅百濟、製契丹、壓部族，東亞霸權地位進一步鞏固；政治上雖有權力轉移，但武則天的執政能力暫時維持了政權穩定。但繁榮背後，三大隱憂已現：

邊疆治理隱患：羈縻政策依賴中央威懾，一旦軍事力量收縮，百濟、高麗舊地極易反叛；

吐蕃崛起挑戰：吐蕃因吐穀渾“內附唐朝”而發兵攻擊，標誌著唐朝與吐蕃的矛盾從“隱性”轉為“顯性”，後來大非川之戰的慘敗、安西四鎮的反覆爭奪，皆源於此；

權力結構風險：武則天“權侔人主”開啟了“後宮乾政”的先例，雖短期提升了行政效率，但也為後來的“武周革命”、李唐宗室流血犧牲埋下了禍根。

總的來說，公元660年是唐朝“盛極而始憂”的關鍵節點——它既展現了盛唐的軍事霸氣、政治彈性與人才活力，也暗藏了邊疆、民族、權力鬥爭的多重危機。這些事件的影響，不僅塑造了高宗、武則天時期的政治走向，更深刻影響了此後東亞數百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