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082章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高熲特彆懂得避開權勢，他上奏章請求辭去職位，把位置讓給蘇威。楊堅想成全他這美意，就同意他辭去仆射的職務。過了幾天，楊堅又說：“蘇威在前朝隱居不仕，高熲能舉薦他。我聽說推薦賢能的人應該受到上等的獎賞，怎麼能讓高熲離開官位呢！”於是又讓高熲恢複原來的職位。高熲和蘇威兩人齊心協力輔佐楊堅，不管是政務還是刑罰，無論大事小事，楊堅都會和他們一起商量，然後纔去施行。所以隋朝建立這幾年，天下都稱讚政治清平。

太子左庶子盧賁，看到高熲和蘇威掌權，心裡特彆不平衡。當時柱國劉昉也被楊堅疏遠猜忌。盧賁就暗示劉昉，以及上柱國元諧、李詢，還有華州刺史張賓等人，一起謀劃著把高熲和蘇威趕下台，然後他們五個人一起輔佐朝政。盧賁又因為晉王楊廣很受楊堅寵愛，就私下對太子楊勇說：“我盧賁很想經常拜見殿下，但又怕皇上責怪，希望殿下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結果他們的謀劃泄露了，楊堅徹底追查這件事，劉昉等人把責任都推到張賓和盧賁身上。公卿們上奏說這兩人應該處死，楊堅念在他們是舊相識，不忍心殺他們，就把他們都削職為民。

庚子日，隋朝下詔，前代的品級和爵位，都照舊不降低。

丁未日，後梁主派他的弟弟太宰蕭岩到隋朝祝賀。

夏天四月辛巳日，隋朝大赦天下。戊戌日，把太常寺的散樂藝人都放歸為民，同時禁止表演雜戲。

陳朝的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瑳出使北周。辛醜日，他們到了長安，可這時候隋朝已經接受禪讓，楊堅把他們送到北周靜帝所在的介國。

楊堅征召汾州刺史韋衝為兼散騎常侍。當時征調稽胡族的人去修築長城，汾州有一千多稽胡人在半路上逃跑叛亂了。楊堅召見韋衝詢問對策，韋衝回答說：“夷狄這些人的本性，就是容易反覆無常，這都是因為地方官員不稱職導致的。我請求用安撫的辦法，不用動兵就能平定。”楊堅覺得有道理，就命令韋衝去安撫那些叛亂的人，一個多月後，這些人都來了，並且去參加修築長城的勞役。韋衝是韋夐的兒子。

五月戊午日，隋朝封邗公楊雄為廣平王，永康公楊弘為河間王。楊雄是楊堅家族兄弟的兒子。

楊堅暗中害死了北周靜帝，然後又為他舉行哀悼儀式，把他葬在恭陵，還讓北周靜帝的族人宇文洛作為他的後嗣。

六月癸未日，隋朝下詔，在郊外祭祀和宗廟祭祀時所穿的冕服，必須依照《禮經》的規定。朝會時穿的衣服、旗幟，以及祭祀用的犧牲，都崇尚紅色；軍服則用黃色，平常穿的衣服可以用各種顏色。秋天七月乙卯日，楊堅開始穿黃色衣服，百官都來祝賀。從這時候起，百官平常穿的衣服，和普通老百姓一樣，都穿黃袍。楊堅的朝服也是黃色，隻是用有十三環的腰帶作為區彆。

八月壬午日，隋朝廢除東京的官署。

吐穀渾侵犯涼州，楊堅派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率領幾萬步兵和騎兵去攻打。元諧在豐利山打敗了吐穀渾，又在青海擊敗了吐穀渾的太子可博汗，俘虜和斬殺了上萬人。吐穀渾上下震驚害怕，他們的王侯三十人各自率領部下前來投降。吐穀渾可汗誇呂帶著親兵遠遠地逃走了。楊堅封吐穀渾的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讓他統領投降的部眾。任命元諧為寧州刺史，留下行軍總管賀婁子乾鎮守涼州。

九月庚午日，陳朝將軍周羅睺攻打隋朝的故墅，把它攻克了。蕭摩訶則率軍攻打長江以北地區。

隋朝的奉車都尉於宣敏奉命出使巴、蜀地區後返回，上奏說：“蜀地土地肥沃富饒，人口眾多物產豐富。但在北周衰落的時候，這裡卻成了叛亂的源頭。應該在這裡分封藩王，讓皇室子孫在這裡繁衍發展。”楊堅覺得這個建議很好。辛未日，任命越王楊秀為益州總管，改封他為蜀王。於宣敏是於謹的孫子。

壬申日，隋朝任命上柱國長孫覽、元景山一起為行軍元帥，發兵侵犯陳朝，還命令尚書左仆射高熲指揮各路軍隊。

當初，北周和北齊鑄造的錢幣一共有四種，再加上民間私自鑄造的錢幣，種類繁多，重量也不一樣。楊堅為此很頭疼，就重新鑄造五銖錢，這種錢的背麵、正麵、錢孔邊緣和錢身都有凸起的輪廓，每一千枚重四斤二兩。同時全麵禁止使用古錢和私鑄的錢。在關卡處放置新錢的樣品，凡是和樣品不一樣的錢，就冇收並銷燬。從這以後，錢幣才統一起來，老百姓覺得方便多了。

隋朝的鄭譯以上柱國的身份回家，楊堅賞賜他很多財物。鄭譯覺得自己被楊堅疏遠了，就請道士設壇祈禱消災，結果被婢女告發，說他用巫蠱之術詛咒。鄭譯又和母親分開居住，被禦史台彈劾，因此被削職為民。楊堅下詔說：“鄭譯要是留在世上，在人間就是個無道的臣子；在朝廷把他殺了，到地下他又是個不孝的鬼魂。他這樣既連累陰間又連累陽間，簡直冇地方安置他。應該賜給他一本《孝經》，讓他好好熟讀。”然後讓他和母親住在一起。

當初，北周的法律和北齊的法律相比，繁雜卻不得要領。楊堅命令高熲、鄭譯，以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修訂。裴政熟悉典章製度，精通政務，他就參考魏、晉時期的舊律，一直到齊、梁的法律，研究它們的變革和量刑輕重，取其中合理適中的部分。當時一起參與修訂的有十多個人，遇到有疑難問題，都由裴政來決定。於是廢除了前代梟首、車裂以及鞭刑等刑罰，隻要不是謀反及以上的罪行，就冇有滅族的刑罰。開始製定死刑兩種，即絞刑和斬首；流刑三種，從二千裡到三千裡；徒刑五種，從一年到三年；杖刑五種，從六十下到一百下；笞刑五種，從十下到五十下。還製定了議、請、減、贖、官當等條款來優待士大夫階層。廢除了前代審訊囚犯的殘酷方法，拷打犯人不得超過二百下；枷鎖和杖刑的大小，都有固定的標準。百姓要是有冤屈，縣裡不給處理，允許依次向郡和州申訴；如果還是不處理，就可以到京城去告狀。

冬天十月戊子日，新法律開始施行。楊堅下詔說：“絞刑能致人死亡，斬首則讓屍體分離，用來懲治惡人的方法，到這已經是極限了。梟首、車裂這些刑罰，從道理上說冇什麼可取之處，對懲罰和整肅罪犯並冇有更多益處，隻是表現出施刑者的殘忍。鞭刑的使用，殘害身體，深入肌膚，和臠割一樣殘酷。雖說這是遠古的刑罰方式，但不符合仁愛之人的刑法理念。梟首、車裂以及鞭刑，都下令廢除。重視功臣的誓言，不該隻對他們進行懲罰；擴大官員的庇廕範圍，讓他們的親屬也能受益。原來服六年勞役的，改為五年；服三年徒刑的，改為三年。其他的刑罰也都用輕的代替重的，讓死刑犯有機會免死，這樣的條款很多，都詳細記載在簡策上。各種雜亂的條例和嚴苛的條款，都應該廢除。”從這以後，隋朝的法律製度就確定下來了，後世大多沿用。

楊堅曾經對一個郎官發怒，就在宮殿前鞭打他。諫議大夫劉行本上前說：“這個人向來清廉，他的過錯又很小，希望陛下能稍微寬容他一下。”楊堅不理會他。劉行本就站在楊堅麵前說：“陛下不嫌棄我不賢能，把我安排在身邊。如果我的話有道理，陛下怎麼能不聽呢；如果冇道理，就應該把我交到有關部門處理。怎麼能輕視我而不理會呢？”說完就把笏板扔在地上，然後退下。楊堅臉色變得嚴肅起來，向他道歉。於是原諒了那個被鞭打的人。劉行本是劉璠哥哥的兒子。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隋朝初年的曆史記載，如同展開一幅新生王朝的治國畫卷，既展現了權力整合的智慧，也透露出製度革新的決心，其中諸多細節值得深入解讀：

君臣相得與權力平衡：穩固統治的核心

高熲主動讓權於蘇威，隋文帝卻以“進賢受上賞”為由挽留，最終形成“熲、威同心協讚”的執政格局。這一細節絕非簡單的君臣謙讓，而是隋朝初年“精英共治”思路的體現——通過重用有能力的大臣，避免權力壟斷，同時以“推舉賢能”的價值觀強化官僚體係的凝聚力。二人“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的合作模式，既保證了決策的專業性，也體現了隋文帝對核心官僚的信任，為“革命數年，天下稱平”奠定了基礎。

而盧賁、劉昉等人因不滿高、蘇執政而謀亂，文帝雖嚴懲卻“以故舊不忍誅，除名為民”，則顯示了剛柔並濟的統治術：既堅決打擊權力挑戰者以震懾潛在叛亂，又對舊部留有餘地以穩定統治集團，避免因清洗過度引發動盪。

製度革新：從“破”到“立”的治國邏輯

隋朝的製度創新貫穿於政治、經濟、法律等多個維度，且均指向“統一”與“穩定”兩大目標：

--禮製與象征體係重構：修訂郊廟冕服、規範朝會服飾（尚赤、戎服黃、常服雜色），甚至皇帝以黃袍為常服（百官同庶人著黃袍，唯帝用十三環帶），本質是通過禮製統一強化皇權象征。廢除前代雜禮，依《禮經》重建秩序，既是對儒家“禮治”傳統的迴歸，也是用文化符號塑造“新朝正統性”。

--經濟統一的關鍵一步：麵對周、齊舊錢混亂的局麵，隋文帝鑄五銖錢、禁私錢、設樣於關，實現“錢幣始壹”。這一舉措遠超經濟範疇——統一貨幣不僅便利商業流通，更通過經濟規則的統一，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是王朝“大一統”在經濟領域的直接體現。

--法律的人道主義轉向：修訂新律時，廢除梟首、轘身、鞭刑等酷法，減省連坐，明確“死刑二、流刑三、徒刑五、杖刑五、笞刑五”的五級刑製，甚至規定“考掠不得過二百”“民有枉屈可逐級上訴”。這些改革打破了前代“以暴製暴”的司法邏輯，首次將“仁政”理念係統融入法律條文，既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暴力成本，也為後世法律體係提供了範本（“後世多遵用之”）。

民族與邊疆治理：恩威並施的策略

對汾州稽胡叛逃，韋衝提出“以理綏靜”，最終“月餘皆至，赴長城之役”；對吐穀渾，先以武力擊潰（豐利山、青海之勝），再封其降王移茲裒為河南王“統降眾”。這兩種處理方式共同構成了隋朝的邊疆策略：對小規模叛亂以懷柔為主，避免激化矛盾；對大規模威脅則武力震懾，再以“羈縻”鞏固成果。這種“恩威並施”既減少了邊疆治理的成本，也體現了對“夷狄之性”的務實認知——承認其“易為反覆”的特點，更強調“牧宰不稱”的治理責任，將邊疆穩定與地方官考覈掛鉤，頗具現代治理思維。

儒家倫理與政治實踐的融合

鄭譯因“巫蠱”“與母彆居”被除名，文帝卻“賜以《孝經》令其熟讀”，而非直接處死。這一處理極具象征意義：隋朝將儒家“孝道”與“忠君”綁定，以倫理約束官僚行為。對鄭譯的“教化”而非“誅殺”，既維護了法律權威（除名），又彰顯了“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試圖以道德教化替代單純的暴力懲戒，強化官僚集團的價值認同。

劉行本直言勸諫文帝“笞一郎過輕”，文帝最終“斂容謝之，原所笞者”，則體現了儒家“諫議”傳統的實踐。這種“君納諫、臣敢言”的互動，既是對官僚體係糾錯功能的維護，也塑造了“君主雖尊，不廢法度”的政治氛圍，為權力運行提供了緩衝。

結語：隋朝初年的“奠基性”意義

這段記載中的諸多舉措——從重用賢臣、統一貨幣，到革新法律、規範禮製——本質上都是在完成一個核心任務：將分裂已久的南北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層麵整合為一個統一的秩序體。隋文帝及其團隊既繼承了前代的治理經驗（如采魏、晉、齊、梁舊律），又敢於打破陳規（廢酷法、統一貨幣），其施政邏輯中的“務實”（如對舊臣的寬容）與“創新”（如法律改革），不僅讓隋朝在短時間內實現“天下稱平”，更為此後中國數百年的大一統格局奠定了製度基礎。可以說，隋朝初年的這些實踐，是中國從“分裂時代”走向“盛唐盛世”的關鍵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