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紅頂商人 第788章 能確認是秦思梅嗎？

但林小雨特意來電詢問，意味著南江那邊可能掌握了某些她不知道的線索，或者察覺到了潛在風險。

“目前接觸的人，動機基本都能解釋。”馬秋元謹慎地回答，“不過，我會更加留意。是南江那邊有什麼新情況嗎？”

“有一些……不明確的跡象。顧總隻是讓你多留心。尤其是，”林小雨的聲音幾乎微不可聞，“注意一下，有冇有人對你在南江的背景，或者顧總的其他業務，表現出格外的興趣。

還有，如果遇到任何感覺不對勁的情況，不要猶豫，立刻聯絡我，或者按備用方案處理。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明白。”馬秋元感到一股寒意從脊背升起。

顧方遠和林小雨的警惕，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秦家的陰影，難道已經滲透到了昌北？

或者，有其他勢力開始關注顧氏與洪都廠的這次合作？

這次合作涉及的不僅是商業利益，更關乎顧氏向高階製造轉型的戰略佈局，觸動某些人的神經也不奇怪。

“還有，”林小雨補充道，“顧總說，關於人才和技術的情況，你收集得很詳細，這很好。他特彆強調，對那些有真才實學、有想法但被壓抑的技術骨乾，可以適當釋放一些未來的、非承諾性的積極信號，但要注意方式，避免給廠方管理帶來不必要的乾擾，也避免你個人捲入內部矛盾。”

“我明白，我會把握好分寸。”

掛了電話，馬秋元在房間裡踱了幾步。

南江的警示讓她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身處的不隻是一場商業談判，更可能是一個多方勢力關注的“風暴眼”。

洪都廠本身可能就是一潭深水，內部關係錯綜複雜，外部又有暗流湧動。

她走到窗邊，看著昌北夜色中工廠星星點點的燈火。

那些燈火下，是無數像王鐵手、趙一絕、小韓、張工這樣鮮活的人，他們渴望變化，又對未來充滿不確定；

是周廠長、李副廠長、黨委書記這樣握有權柄、各有算計的管理者；也可能，還隱藏著她尚未察覺的、彆有用心的眼睛。

她深吸一口氣，將那份剛剛補充完的報告仔細封好。

明天，還有更艱钜的談判和更複雜的局麵需要應對。

她必須像顧方遠期望的那樣，既要有商業上的精明與堅韌，又要有戰略上的洞察與格局，還要有身處險境時的警覺與鎮定。

風暴或許正在遠方彙聚，而她，必須在這個風暴眼中，為顧氏打下第一根堅實的樁基。

......

就在馬秋元在昌北的談判桌上唇槍舌劍、在旅社房間裡分析情報的同時。

南江市顧氏大廈“磐石”部的臨時辦公室裡，另一場無聲的戰爭也在緊張進行。

林小雨麵前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剛剛從各部門調來的涉外合同、采購訂單、人員出入境記錄副本（通過合規途徑申請）。

A組的三個成員正在隔壁房間，藉助放大鏡和微縮膠片閱讀器，逐頁審查那些浩如煙海的文檔，試圖找出任何可能與日本、香港、東南亞異常關聯的蛛絲馬跡。

她自己則專注於B組和C組彙總來的資訊。

B組負責人，一個曾在邊防部隊服役、麵容精悍的年輕人，低聲彙報：“林部長，朱老闆那邊又有新訊息。香港那個‘東亞文化基金會’，最近一週內，有四批總計大約十五箱‘文化資料’（申報品名）從東京空運抵港，進入其辦公地點。

搬運人員是專業的物流公司，但朱老闆的老關係注意到，基金會那個叫‘陳彼得’的註冊人，從未露麵接收，全程是一個三十歲左右、講普通話、做事乾練的女人指揮。

另外，基金會新招聘了兩名本地員工，背景普通，但其中一個的哥哥，在港英政府警務處做文員。”

林小雨快速記錄：“那個女人，能確認是秦思梅嗎？”

“照片很模糊，而且對方很警惕，很難靠近拍攝。朱老闆的人根據身形、氣質和偶爾流露的口音判斷，可能性超過七成。另外，基金會最近申請了一條國際長途電話專線，登記用途是‘學術交流’，但裝機地址就在其辦公室內。”

“電話監控不可能，但我們的人能不能想辦法瞭解大致通話頻率和方向？”

B組負責人搖頭：“很難，風險也大。香港目前還是港英政府管轄，我們的人活動受限。不過，朱老闆通過船務代理的關係，查到基金會最近以‘舉辦中日青年文化交流研討會’的名義，預訂了十一月初尖沙咀一家酒店的會議室和小型宴會廳。邀請名單還冇出來，但這是一個觀察其接觸對象的好機會。”

“盯住這個研討會。”林小雨指示，“但務必保持距離，隻觀察，不接觸。重點是記錄有哪些機構和個人蔘與，特彆是來自日本、台灣、東南亞的，以及香港本地哪些背景複雜的人物。”

“明白。”

B組負責人離開後，C組負責人——一位從審計部門抽調來的、心思縝密的中年女性走了進來，手裡拿著一個薄薄的檔案夾，神情嚴肅。

“林部長，內部初步篩查有了一些發現。”她將檔案夾放在林小雨麵前，“按照您的要求，我們重點排查了近期（過去半年）頻繁因公或因私接觸境外（特彆是日、港、東南亞）的人員，以及有異常大額消費、情緒或行為出現顯著變化的中層以上員工和關鍵技術崗位人員。”

林小雨翻開檔案夾，裡麵是幾個人的簡要情況和可疑點標註。

“第一個人，萬家福超市深圳分公司副總經理，王濤。四十二歲，負責采購和供應鏈。過去六個月，因‘考察供應商’和‘參加行業展會’，三次前往香港，兩次前往廣州（接近深圳）。他的公務報銷單據齊全，行程也有報告。

但可疑點在於：第一，頻率偏高，且每次在香港停留時間都超過一般商務活動所需（平均4-5天）。第二，我們調取了他部分時間段（通過合規渠道）的市內電話記錄（公司報銷部分），發現他在香港期間，多次撥打同一個本地的非商業號碼，通話時間不長，但時段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