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雖平,然江陵新政之阻,根源猶在。以蔡瑁、蒯越為首,盤踞襄陽、擁立劉琮、昔日更欲獻州於曹操的荊襄舊貴,對新政之忌憚與敵視,遠非一地方豪強可比。
他們掌控著荊州大片膏腴之地,門生故吏遍佈州郡,其影響力根深蒂固。
江陵的種種革新,在他們眼中,無異於動搖其統治根基的洪水猛獸。
暗地裡的掣肘、流言的散佈、乃至對通往江陵商路的隱隱封鎖,已讓劉備集團感到陣陣寒意。
“蔡、蒯之輩,昔日背棄景升公遺誌,欲將荊襄九郡拱手獻於國賊,其心可誅!今又阻撓新政,禍亂地方,實乃漢室之蠹蟲,荊州之公敵!”劉備於府衙之中,憤然拍案,積鬱已久的怒火終於爆發。
他知道,與此輩已無調和餘地,唯有雷霆手段,方能廓清荊襄,真正站穩腳跟。
諸葛亮羽扇輕搖,眼神銳利如刀:“主公所言極是。然討伐需有名,用兵需有據。蔡、蒯雖劣跡斑斑,然其勢大,若貿然興兵,恐落人口實,謂我等同室操戈,不顧大局。需有一篇檄文,昭告天下,明其罪,正我名,奪其氣,喪其膽!”
你深知此文關乎此戰之正義性與後續人心向背,至關重要。你結合自己對曆史大勢的理解與當下情勢,向劉備與諸葛亮陳述了撰寫檄文的核心要點:需痛斥其背主獻土之罪,揭露其阻礙新政、盤剝百姓之實,更要高舉“興複漢室、討逆安民”的旗幟,將此次軍事行動定義為肅清內奸、恢複漢室在荊州正統秩序的正義之舉。
劉備與諸葛亮深以為然。當夜,府衙書房燈火通明,諸葛亮親執筆墨,你與徐庶、龐統從旁參詳,一篇凝聚了眾人智慧與義憤的《討蔡瑁蒯越等背漢蠹國檄》就此誕生: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皇叔劉備,謹以大義佈告荊襄士民、天下忠良:
襄樊蔡瑁、蒯越者,本受景升公厚恩,托以州郡之重,寄以顧命之望。然景升公新逝,屍骨未寒,此二豎子即狼顧狐疑,不思報效,反背棄遺誌,廢長立幼,私擁劉琮,專權擅命,其罪一也!
更乃勾結國賊曹操,暗通款曲,欲舉荊襄之土地,百萬之生民,以作覲見之禮,上負漢室之恩,下負州土之托,其行徑與張魯、韓遂等割據叛國之徒何異?其罪二也!
我主劉皇叔,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仁德佈於天下,感景升公臨終相托之重,懷匡扶漢室、拯民水火之誌,屈身江陵,撫慰流亡。然蔡、蒯等,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阻塞王路,斷絕糧道,更散佈流言,蠱惑人心,阻撓新政,使我安民之策不得行,強軍之資不得聚,其意在困斃我軍,複獻州郡於國賊,其罪三也!
彼等所為,上則悖逆漢統,下則荼毒生靈。清查田畝,本為均平賦役,使民得安;統一度量,本為便利市易,使商得通;整軍經武,本為掃除國賊,使漢室得興。凡此種種,皆為國為民之良法,而蔡、蒯視若寇仇,百計阻撓,無非欲保其盤剝之私,續其割據之夢!
今備,奉辭伐罪,旌麾南指。非好戰也,實不得已也!非為私怨,實為國仇也!非欲侵奪,實欲光複景升公之基業,拯荊襄士民於水火也!
凡我荊州忠義之士,被其脅從者,若能幡然悔悟,倒戈來降,既往不咎,量才錄用;若其冥頑不靈,助紂為虐,則大軍一到,齏粉無疑!
檄文到日,望各思漢恩,明辨忠奸,同討國賊,共襄義舉!昭昭天命,冥冥漢祚,豈容奸佞久汙清平?嗟爾士眾,宜速圖之!”
檄文一出,迅速抄錄散佈,傳檄荊襄。
其文辭犀利,情理並茂,既列數蔡、蒯罪狀,又闡明劉備初衷與新政本意,更將討伐之舉與興複漢室之大業緊密相連,瞬間在士林與民間引起巨大反響。
許多原本對劉備新政持觀望甚至牴觸態度的士人,在“漢賊不兩立”的大義名分下,開始重新審視;而被蔡、蒯壓迫盤剝的百姓,更是翹首以盼王師。
蔡瑁、蒯越聞訊,又驚又怒。他們自恃根基深厚,兵精糧足,更兼有漢水之險,認為劉備不過是虛張聲勢。
蔡瑁於襄陽城中大會賓客,擲杯於地,怒道:“劉備織蓆販履小兒,安敢欺我!彼據區區江陵,兵不過數萬,將止關張,也敢妄稱大義?我等據襄陽堅城,帶甲十萬,背靠曹公,何懼之有!”
遂不聽任何勸諫,積極調兵遣將,準備憑藉漢水與襄陽城防,與劉備決一死戰。
他們自負於往日的權勢與實力,卻未曾料到,那篇檄文已如一支利箭,射穿了他們看似牢固的統治根基。
大義的名分,人心的向背,以及江陵悄然積蓄的新銳力量,都已將勝利的天平,悄悄傾向了劉備一方。
戰雲,瞬間籠罩了荊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