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偵檔案第一部 第417章 情亂（八）

回到市局，老陳讓技術科檢驗床縫裡的頭髮。結果很快出來：是李秀蘭的。

“至少證明她當時還活著。”小林說。

“但狀態不好。”老陳想起黃老闆的話——李秀蘭一直哭，說想回家，說受不了了。

一個被家暴的女人，逃離了丈夫，跟了一個看似能救她的男人，結果發現陷入了更大的牢籠。她想回家，想離婚，想“堂堂正正”地生活，但那個男人不讓。

為什麼不讓？怕她暴露行蹤？怕她去自首？還是……怕她說出張建國死亡的真相？

電話響了，是遼陽的馬警官。

“陳隊，有重大發現！”馬警官的聲音透著興奮，“我們找到了張建軍的下落！”

“在哪兒？”

“在廣州！他1991年初去了廣州，在一家五金廠打工。但1991年6月之後，就離職了，下落不明。”

時間點又對上了：1991年6月，周國富和李秀蘭離開臨州，可能去了廣州。而張建軍也在廣州，6月之後失蹤。

“還有更巧的。”馬警官繼續說，“我們查了周國富的背景，發現他1990年之前，一直在廣州做生意，做的是建材和五金。他和張建軍，很可能在廣州就認識！”

老陳握緊了話筒：“能查到周國富在廣州的具體資訊嗎？”

“正在查，但需要時間。廣州那邊流動人口太多，九十年代初管理又不規範，很難找。”

“儘力查。”

掛斷電話，老陳走到窗前。天色已晚，城市的燈火次第亮起。這個案子像一張大網，從遼陽到臨州，再到廣州，橫跨大半箇中國。

張建國、李秀蘭、周國富、張建軍。四個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最終演變成死亡和失蹤。

而現在，又多了一個謎團：西塘出租屋的血跡是誰的？平安旅社裡周國富手上的傷是怎麼回事？那張撕碎的汽車票到底意味著什麼？

“陳師傅，接下來怎麼辦？”小林問。

“兩條線。”老陳轉身，“第一條線，查周國富和張建軍在廣州的關係網，看他們1991年6月之後去了哪裡。第二條線……”

他頓了頓：“查李秀蘭的下落。如果她還活著，一定會想辦法聯絡家人，或者留下痕跡。如果她死了……”

他冇有說下去。

第二天，老陳和小林去了臨州市郵電局。九十年代初，長途通訊主要靠信件和電報，這些記錄都還保留著。

“我想查1990年到1991年間，從臨州發往遼陽的所有信件和電報記錄。”老陳對工作人員說。

“這……太多了吧？”工作人員為難。

“先查發往遼陽市紅星機械廠，或者收件人是王建軍的。”

工作人員搬出幾大本登記冊。三人埋頭查詢，從上午查到下午。

終於，在1991年4月的電報登記簿上，小林發現了一條記錄：

“1991年4月5日，發報人：劉芬，收報人：遼陽紅星機械廠王建軍，內容：安好勿念。”

4月5日。張建國3月底遇害，4月5日李秀蘭給王建軍發電報。

“她為什麼要發電報？”小林不解，“不是說跟人私奔了嗎？為什麼還要聯絡丈夫？”

“可能不是自願的。”老陳仔細看記錄，“你看，發報人的地址寫的是‘解放路127號’，那個假地址。這說明什麼？”

“說明她用了假身份，但想讓王建軍知道她還活著？”

“或者，是有人逼她用假身份發這封電報，製造她還活著的假象。”老陳分析，“如果王建軍收到電報，知道妻子還活著，就不會繼續追查，不會報警。”

“但王建軍說冇收到過電報。”

“可能真的冇收到，也可能收到了但冇說。”老陳合上登記簿，“但至少證明，1991年4月5日，李秀蘭還在臨州，還活著。”

繼續翻查。在1991年5月的記錄裡，又發現一條：

“1991年5月10日，發報人：周明，收報人：廣州白雲區張建軍，內容：已出發，老地方見。”

5月10日。西塘出租屋衝突是5月7日，平安旅社入住是6月8日。5月10日，周國富發電報給張建軍，說“已出發”。

“他們5月10日就離開了臨州？”小林算時間，“但6月8日又出現在平安旅社。”

“中間有一個月的時間差。”老陳皺眉，“這一個月，他們去哪兒了？”

謎團越來越多。

離開郵電局時，天色陰沉，像是要下雨。老陳站在路邊等車，腦海裡反覆梳理著時間線：

1991年3月底，張建國在臨州遇害。

1991年4月5日，李秀蘭用電報聯絡王建軍。

1991年4月20日，李秀蘭取走新做的連衣裙。

1991年4月底，周國富在江州打傷人被通緝。

1991年5月3日，李秀蘭筆記本記錄“搬到了新地方”。

1991年5月7日，西塘出租屋發生衝突流血。

1991年5月10日，周國富發電報給張建軍“已出發”。

1991年6月8日，兩人入住平安旅社。

1991年6月15日，退房離開。

中間缺失的一個月，他們藏在哪裡？在做什麼？

車來了。老陳和小林上車，剛關上門，大雨傾盆而下。雨點砸在車窗上，模糊了外麵的世界。

“陳師傅，我有個想法。”小林突然說。

“說。”

“您記得李秀蘭筆記本上那句話嗎？‘我看見了，電視上……’”小林轉過頭，“1991年5月，周國富被通緝，通緝令會不會上電視？李秀蘭是不是在電視上看到了通緝令，才知道周國富的真實身份？”

老陳心裡一震。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李秀蘭就是在1991年5月才知道周國富是被通緝的逃犯。而那個時候，張建國已經死了，她可能已經參與了拋屍，或者至少知情。

她知道真相後，想離開，想回家，想自首。但周國富不讓，於是有了衝突，有了西塘出租屋的血跡。

“那血跡可能是李秀蘭的。”老陳緩緩說，“她想逃跑，周國富動手打她，她受傷流血。”

“但DNA顯示是男性。”

“男性……”老陳沉思，“難道是張建軍？周國富發電報讓張建軍來臨州，張建軍來了，發生了衝突？”

車在雨中緩緩行駛。雨刷器來回擺動，刮出一片清晰的視野，又很快被雨水模糊。

就像這個案子，剛看清一點，又被新的迷霧籠罩。

回到市局，老陳接到技術科的電話：“陳隊，那個菸蒂上的DNA結果出來了，和帆布包裹上的指紋主人匹配，是同一個人。但數據庫裡冇有記錄。”

“菸蒂是在西塘出租屋發現的，說明這個人去過那裡。”老陳說，“而帆布包裹上有他的指紋，說明他接觸過裹屍袋。”

“很可能是周國富。”

“但他為什麼要在拋屍後，還把沾有自己指紋的袋子留著？還帶到西塘出租屋？”

冇有人能回答。

晚上八點，老陳還在辦公室。桌上是攤開的案卷、照片、記錄。窗外大雨如注，雷聲隆隆。

他盯著李秀蘭的照片看。那張在紅星機械廠的登記照，溫順清秀；那張假身份證上的照片，捲髮空洞；還有裁縫鋪老闆描述的，那個來做碎花連衣裙的女人。

三個形象，同一個女人。從遼陽到臨州，從家暴受害者到逃犯同謀，她經曆了什麼？她想要什麼？

電話又響了。老陳接起來，是值班室。

“陳隊，有個男人來報案，說知道李秀蘭的事。”

“什麼人？”

“他說他叫張建軍。”

老陳猛地站起來：“留住他！我馬上到！”

五分鐘後，老陳沖進接待室。裡麵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瘦高個，穿著不合身的西裝，手裡攥著一個破舊的帆布包。

“我是張建軍。”男人站起來，聲音沙啞，“我從廣州來的。”

老陳打量著他。麵容憔悴，眼窩深陷，右臉頰有一道疤。他的手在抖，不是因為緊張，像是某種疾病的後遺症。

“你說你知道李秀蘭的事？”

“我知道她死了。”張建軍說，聲音很平靜，但眼神裡有什麼東西在燃燒，“被周國富殺的。”

雨聲、雷聲、時鐘的滴答聲，在那一刻都消失了。

老陳聽見自己的聲音問：“什麼時候？在哪兒？”

“1991年6月。”張建軍說，“在廣州。我親眼看見的。”

他頓了頓，補充道：“我也知道張建國是怎麼死的。周國富都告訴我了。”

老陳示意他坐下：“慢慢說，從頭說起。”

張建軍坐下，從帆布包裡掏出一個鐵皮盒子：“這裡有些東西，你們應該需要。”

老陳打開盒子，裡麵有幾張照片、一遝票據、還有一個小筆記本。最上麵一張照片是四個人的合影：周國富、李秀蘭、張建國，還有一個陌生女人。照片背麵寫著：“1991年3月25日，臨州。”

正是張建國到達臨州的第二天。

“這個女人是誰？”老陳指著照片上的陌生女人。

“劉芳，周國富的生意夥伴。”張建軍的聲音很低，“有些事……比你們想的更複雜。”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雷聲滾滾而來。

老陳知道，這個漫長的雨夜，纔剛剛開始。而真相，就像這場暴雨，即將沖刷出被掩埋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