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應天府,或者說南京,在大明帝國的版圖、或者地理位置上占據著一個獨特而微妙的位置。
自明成祖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奪取皇位,將都城北遷至北京後,南京雖不再是權力中樞,卻仍完整保留了一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官製,這便是明代特有的「兩京製」。
當年佈局,是想著若北方遭遇邊患、天災乃至戰亂,朝廷可隨時南遷,依託南京的城防與完整的官員機構迅速恢復統治。
可百餘年來,這套備用的行政體係,即便在「土木堡之變」那般社稷危殆的關頭也未曾啟用;
久而久之,南京諸衙門的實權早已勢微。但機構級別仍在,編製依舊齊全。
正因如此,南京的六部九卿,漸漸演變成了安置失勢元老、勛臣宿將的「榮養」之所,或是京城新貴們積累履歷、等待騰躍的跳板。
雖大多是有名無實的「清貴」職位,但其中亦有手握實權的例外——南京戶部便是核心。
它不僅掌管南直隸的鹽科、黃冊(全國戶籍土地登記簿)與賦稅徵收,還代管浙江、江西、湖廣三省的稅賦轉運。
江南富庶之地的漕糧、鹽利、絲綢稅,半數都要經南京戶部之手入庫。
換句話說,大明的「錢袋子」,有一半捏在南京的戶部官員手裡。
如此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掌控著巨大的經濟資源,使得南京及整個南直隸地區,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士紳家族盤踞、勢力根深蒂固的淵藪。
再加上江南物產豐饒,文風鼎盛,科舉入仕者層出不窮。通過座師、同鄉、同寅等關係,他們織就了一張龐大而堅韌的關係網絡。
僅以科舉為例,有明一代,應天府一地便出了五百餘名進士,而鄰近的鬆江府(今上海鬆江區等地)亦出了三百六十餘名,其數量均位居全國前列,足見此地文脈之盛與仕宦根基之深。
這些家族往往累世官宦,田連阡陌。族中子弟通過科舉不斷進入官僚體係,形成「朝中有人,地方有產」的格局。
地方官上任,若不拜會這些士紳世家,政令便寸步難行;衛所將領需靠他們供給糧草,甚至要將屯田佃給士紳收租;
連南京六部的官員,也多是江南士子出身,遇事往往先顧著「鄉黨情誼」。
因此,在江南士紳看來,他們早已是能與朝廷中樞分庭抗禮的龐然大物。
他們自信地認為,即便是皇帝,麵對這「鐵板一塊」的江南利益集團,也需投鼠忌器。
畢竟,強如當年的永樂皇帝,對江南士族亦多以懷柔為主。
而在他們看來,龍椅上那位登基不過月餘的年輕天子,言辭再激烈,隻要尚存理智,就絕不敢輕易觸動他們的根本。
正因如此,縱然朝廷的新政政令一再下發,在南直隸官員的消極應對和士紳的暗示施壓下,也幾乎寸步難行。
這也是朱由校決心派遣魏忠賢南下的根本原因:江南,需要一場血的洗禮。
數百年的特權與優待,已讓這些士紳對皇權產生了根深蒂固的輕視。
而南直隸總兵崔旭東雖然帶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麵對如此複雜的局勢,明顯還是有些力不從心。
可實際上江南表麵的富庶下,早已是「烈火烹油」的局麵。
兩百餘年承平,人口滋生,而土地兼併猶如貪婪的饕餮,從未止息。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並非古籍上的慨嘆,而是江南日益尖銳的現實。
財富通過科舉特權、投獻避稅等方式,源源不斷地向少數官紳巨室集中。
而沉重的賦役則層層轉嫁到日益困苦的自耕農與佃戶身上,一年勞作,交租後幾乎所剩無幾,遇上災年更是賣兒鬻女。
地方官雖看在眼裡,卻要麼收了士紳的好處,同流合汙,要麼怕引火燒身,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久而久之,百姓怨聲載道,流民漸多,隻是被江南的繁華表象掩蓋,未釀成大亂罷了。
然而,這絲毫未能影響士紳老爺們的享樂。
南京城內,秦淮河畔,「倚紅樓」作為南京有名的銷金窟,燈火似乎永遠都不曾熄滅。
這裡的每一間雅間配著暖閣與觀景台,能俯瞰秦淮河的畫舫燈火;
閣內掛著各朝各代的書畫真跡,連伺候的丫鬟都識文斷字,能陪客人吟詩作對。
而這日傍晚,最高處的「醉月閣」內,暖香浮動。
數名身著輕綃、容顏絕佳的舞姬正在西域地毯上翩然起舞,水袖翻飛,曼妙生姿。
在座的十幾位賓客,皆身著蘇杭最上等的暗紋綢緞常服,氣度雍容,舉止間帶著久居人上的從容。
若有熟悉南直隸官場與商界的人在此,定會心驚——在座的每一位,無一不是跺跺腳便能令南直隸震上三震的人物。
端坐上首的,赫然是現任南京兵部尚書衛一鳳與戶部右侍郎陸承澤。
其餘人等,也皆是南直隸頂尖的權勢人物:有出自前首輔徐階家族的徐肇惠,有前禮部尚書董其昌所在的董家代表,有前首輔申時行家族的申用懋,還有富甲一方的程、汪、吳等徽商巨賈,以及掌控漕運、鹽業的幾位豪商。
要知道,在南京,兵部尚書可是南京守備廳三位主事之一,掌握了南京四十二衛的衛所兵權;
而戶部右侍郎(南京戶部不設左侍郎)更是權勢僅在戶部尚書汪變蛟之下的實權人物。
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話題不可避免地引向了近來京城傳來的、關於清丈田畝、推行銀元的新政風聲。
為首的徐家家主徐肇惠,不動聲色地給一旁的申用懋使了個眼色,申用懋當即會意。
今日這宴席,本就是為探聽這兩位的口風,並將他們徹底綁上江南士紳的戰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