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裡的管理學 第334章 明智之四《經務》13 虞集

虞集：元朝“京畿種田規劃師”！靠“築堤墾田”解海運難題，思路後來真管用

元朝的虞集在元仁宗時期擔任國子監祭酒。每次講完課，他總會提到一個問題：京城的糧食全靠東南沿海通過海運供應，可這種方式不僅耗儘百姓力氣，還得冒著海上航行的風險。於是他向皇帝提議：

“京東（今山東、河北東部）靠海的地方有幾千裡，全是長滿蘆葦的荒地。這裡北邊連著遼海，南邊靠近青州、齊州（今山東一帶），每天都有海潮帶來泥沙，早就淤積成肥沃的土地了。要是能學浙江人的辦法，築堤壩擋住海水開墾成農田，再給想當官的富人機會——按他們能組織的耕種人數分地，官府來定規矩：能組織一萬人耕種的，就給一萬畝地，封他當‘萬夫長’；能組織一千人、一百人的，也按這個規矩來。

三年後根據收成情況，按土地的好壞定賦稅標準上報朝廷，之後按標準征稅。五年後要是有了積蓄，就正式封官，用他田裡的儲備給發俸祿。十年後給他們頒發官印，讓這份產業能傳給子孫。這樣一來，能得到幾個好處：一是能有幾萬民兵，既可以保衛京城，又能抵禦海上的倭寇；二是能減輕東南海運的壓力；三是讓想當官的富人有機會，讓冇地的百姓有活乾，自然就不會去當強盜了。”

可惜當時大家意見不統一，這個提議最終冇能實施。

馮夢龍點評：後來宰相脫脫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京城周邊靠近水源的地方，要是招募江南人來耕種，每年能收一百多萬石粟麥，不用再靠海運，京城的糧食就夠吃了。”元順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設立“分司農司”，讓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正兼任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專門的官印。

墾田範圍從西邊的西山，南邊到保定、河間，北邊到檀州、順州（今北京密雲、順義一帶），東邊到遷民鎮，隻要是官府的土地和原來各處的屯田，全由分司農司製定規則租給人耕種。所需的工錢、耕牛、農具、種子，朝廷撥了五百萬錠鈔來解決。

脫脫還大致參考了之前虞集的建議，從江淮地區招募了兩類人各一千名：一類是會種水田的，一類是會修堤壩的，讓他們當“農師”。又拿出十二道空白的任職文書，規定：能招募一百個農民的，授正九品官；兩百個的授正八品；三百個的授從七品，讓他們直接管理自己招募的人。每個被招募的農民還發十錠鈔，等一年後糧食豐收了再讓他們回家。這一招真見效，當年就獲得了大豐收。

明朝葉盛的實踐：靠官田官牛，邊地糧多、戰馬足

何孟春在《餘冬序錄》裡記載：明朝的葉盛（諡號文莊）擔任宣府巡撫時，恢複了“官牛、官田”的製度——官府提供耕牛和土地，組織百姓耕種。結果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多，積累的糧食也越來越多，他還用每年結餘的糧食換了一千八百多匹戰馬。那些廢棄的屯堡，也全都修複了，才幾個月就修好了七百多個。

可後來情況變了：邊境的士兵被權貴拉去服私役，一年到頭累死累活，連一寸自己的地都冇有，冇法養活自己；軍隊的糧食全靠朝廷撥款，戰馬的費用從太仆寺（管馬政的機構）支出，花多少錢都冇數，誰還會去修複屯堡呢？長此以往，恐怕將來邊疆的外族入侵，朝廷很難抵擋啊！

樊升之的評價：虞集的墾田策，是“一代頂流方案”

樊升之（明朝學者）說：“漢朝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兵製建議、江統的《徙戎論》，是能管萬世的頂級策略；唐朝李泌的屯田策、元朝虞集的墾田策、明朝陳瑄（平江伯，合肥人）的漕運改革，是能管一代的頂級策略——陳瑄在永樂初年負責北京的海運，修了八百裡長的淮陽海堤；後來又取消海運，疏通會通河，打通南北運糧通道；還疏通清江浦避開淮河險段，規劃儀真、瓜州的船閘港口，開鑿徐州呂梁的河道，修築昭陽湖、南旺湖的堤壩，開通白塔河連接長江，修高郵湖堤壩；從淮安到臨清建了四十七座水閘，在淮安、徐州、臨清、通州建糧倉方便轉運，安排人引導船隻，在沿途打井、種樹方便行人。

還有宋朝李允則築城牆、建佛塔（事見《術智部》），範仲淹、富弼的救災辦法，是能管一時的頂級策略。這些策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考慮得極其周全，符合人心所向，製定的規則像天生就該如此，推行起來像流水一樣順暢。”

【管理智慧】

虞集的高明，在於“把‘荒地’變成‘資源+防線’，一舉多贏”

彆人隻看到“京城缺糧靠海運”的表麵問題，虞集卻看到了“京東荒地”這個隱藏資源——他冇想著“怎麼改善海運”，而是想“怎麼用荒地種出糧”，還順便解決了“民兵、就業、防倭寇”三個問題，是典型的“一策解多難”。

後來脫脫、葉盛的實踐也證明，這個思路完全可行：隻要給土地、給政策、給激勵，荒地能變糧倉，還能減輕朝廷負擔。可惜虞集當時冇能推行，不然元朝的京畿糧食問題，說不定能早幾十年解決。

一、核心邏輯：對付“依賴單一資源導致的風險”，彆“修補舊辦法”，要“開發新資源”

元朝京城的困境是“隻靠海運運糧，風險高、耗力大”，本質是“資源來源太單一”。虞集的破局點，是開發“京東荒地”這個新資源，構建“新資源-糧食-防線-就業”的新鏈條：

1.用築堤墾田把“冇用的荒地”變成“能產糧的良田”，替代海運的糧食供應；

2.用“富人當官、百姓有地”的激勵，讓新資源能持續運轉，還順便解決民兵和就業問題。

這就像現在企業“隻靠單一客戶賺錢，風險高”，與其“討好老客戶”，不如“開發新市場”，用新市場的收益對衝老客戶的風險，還能擴大規模——本質都是“用新資源破解單一依賴的困局”。

二、核心啟示：“遇‘單一依賴有風險’的事，彆死保舊渠道，要找‘新資源破局’”

虞集的思路放到現在也超實用，比如遇到這些場景：

-城市發展：某城市隻靠旅遊業賺錢，疫情一來就陷入困境。可以像虞集那樣——開發本地的農產品、手工藝品等新資源，打造“旅遊+農業\/文創”的新模式，既減少對旅遊業的依賴，又能帶動更多人就業；

-企業經營：某工廠隻靠給一家大公司代工，訂單不穩定。可以主動開發中小客戶，或推出自有品牌，把“單一代工”變成“代工+自有品牌”雙渠道，降低經營風險；

-個人發展：某人隻靠工資收入，抗風險能力差。可以利用業餘時間開發副業，比如寫作、設計等，把“單一工資”變成“工資+副業”的收入結構，增強抗風險能力。

簡單說就是：“單一依賴就像把雞蛋放一個籃子裡，風險太高。找到新資源、搭建新鏈條，才能把‘被動依賴’變成‘主動掌控’，不管遇到什麼變化都能穩住。”

【原文】虞集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裡，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扞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正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圃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何孟春《餘冬序錄》雲：“國朝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複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鹹修複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於太仆者不資，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恐將來之夷禍難支也！”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墅，平江伯之漕運，平江伯陳瑄，合肥人。永樂初董北京海漕，築淮陽海堤八百裡。尋罷海運，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議儀真瓜州壩港，鑿徐州呂梁浜，築刀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門井樹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事見《術智部》，範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