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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負責與日方接洽的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陸軍一級上將）向日方代表，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將提交了一份並冇有任何簽字的會談備忘通知（並非正式備忘錄）。這就是所謂的《何梅協定》。
這份“協定”雖然冇有讓日方達到所有目的，但也成功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軍事機構撤出河北，刺激了日方策動“華北自治”的進一步野心。
9月，駐屯軍新任司令官多田駿中將公開聲明稱要推動“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自治”。
麵對日方步步緊逼，此時主持平津地區防務的29軍軍長、平津衛戍總司令宋哲元（陸軍二級上將）致電何應欽：
“華北情形，不言公均明瞭。我國雖弱，係自主國家，求平等、求自由；侵占我土地，乾涉我內政，決不能認為友邦……望對華北亦早指示方針。哲元能維持暫時，不能永久。”
11月下旬，在土肥原及日本天津特務機關策動下，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12月，國民政府被迫撤銷了北平軍分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擔任委員長兼河北省主席。
雖然這個委員會也是國民政府向日方妥協的產物，並且遭到了當時華北愛國人士的反對，還引發了同月9日的學生運動（一二九運動），但是宋哲元主政下的華北畢竟還是得以繼續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名義下維持主權管理。
此時宋哲元對日方的基本態度是：表麵親善，實際敷衍，決不妥協。同時采取：不說硬話，不做軟事。對南京政府擁護，大事服從命令，小事權宜處理的方針。
不過從另一方麵看，舊軍閥出身的宋哲元也達到了他個人獲得權力，實行軍事割據的深層次目的。
1936年（民國25年）日軍開始增加天津駐屯軍兵力，經過調整後擁有兩個步兵聯隊的兵力，同時還加強了戰車、騎兵、炮兵、工兵及航空隊等技術部隊。
日方對外宣稱駐屯軍兵力為5700人（實際兵力不詳，據中方估算在1萬人以上）。這期間駐屯軍正式更名為”華北駐屯軍”。司令部配有直屬炮兵聯隊、戰車、騎兵、工兵、通訊、憲兵各兵種部隊及軍醫院、軍倉庫等。
這是一支高度合成，在當時擁有現代化獨立野戰能力的兵團。
北平南郊豐台火車站由29軍駐守，日本駐屯軍一部駐紮在車站東側，與中方部隊相距不過幾百米。
6月26日，幾名中國士兵在鐵路一側遛馬，不料飛馳而來的火車突然鳴笛使得軍馬受驚，有一匹奔入日軍營區，隨即被扣。中國士兵前往交涉，卻被日方拒絕。
次日，一名朝鮮籍日本特務到中方營地鬨事，期間又有數十名日軍士兵趕來尋釁滋事，而後與中國士兵發生械鬥。
事後宋哲元為息事寧人，以道歉、賠償了事，但拒絕了日方將部隊撤出豐台的要求。
8月底，又有日本浪人無故闖入中方軍營鬨事，再次與中方士兵發生肢體衝突。日方再次無理要求中方部隊撤離豐台，宋哲元依舊隻是答應賠錢、懲辦“肇事者”。
9月18日，當天下午中國軍隊在附近演習結束後返回營房，途中與一部日軍在街道正好相遇，由於道路狹窄雙方無法錯身而過。日軍隊長隨後帶領兩名騎馬士兵衝入中方隊列，在這個特殊日子裡，中方士兵氣憤不過，用步槍槍托擊打日軍馬匹，一時造成混亂，雙方發生對峙。
日軍第1聯隊長牟田口廉也隨後率一個大隊日軍趕到，並將中方負責的連長扣押。此時駐防豐台的是29軍37師，師長馮治安得到通報後立即命令一個團出動增援，隨後以兩個營分兩翼包抄日軍，最終迫使日軍停止挑釁返回營地。
事後，宋哲元為避免再發生類似事件，引發更大沖突，將豐台駐軍撤離至2公裡外駐防。
多年後，“九一八”事變策劃者之一、日本陸軍中被認為最有政治頭腦和戰略思維的石原莞爾認為這次事件是導致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直接誘因。
日本軍人就是在這種不斷尋釁中一點點搶占新的地盤，以至於胃口越來越大。
10月，宋哲元迫於日方壓力，與其外交官員簽訂了多份經濟合作協定，但其後在南京方麵電令下終止或更改了協議中的項目。
11月，馮治安接替宋哲元兼任的河北省主席一職，前往保定赴任。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宋哲元發表聲明表示將全力維護華北地區治安，並繼續聽從中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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