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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政權，與武漢國民政府經曆短暫分裂後重新合作，於1928年4月發起“二次北伐”，目標是推翻奉係軍閥張作霖控製的北京政權，實現全國形式上的統一。至5月初，北伐軍（主要為蔣介石率領的第一集團軍）一路北上，順利攻克泰安、兗州等地，兵臨山東首府濟南，奉係軍閥部隊節節敗退，中國統一進程出現重要進展。
而日本對中國山東早有覬覦——1914年一戰期間，日本就以“對德宣戰”為名強占山東，1919年巴黎和會更是強行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引發中國“五四運動”。1928年北伐軍北上時，日本擔憂中國統一後會損害其在山東的殖民利益（如膠濟鐵路控製權、礦產資源掠奪權等），於是以“保護日僑”為藉口，蓄意出兵乾涉中國內政。
早在1928年4月19日，日本內閣就決定派遣第六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進駐山東，從青島、大連等地調兵，搶先於北伐軍進入濟南。至5月初，駐濟日軍已達萬餘人，不僅在濟南城內劃定“警備區”，修築工事、架設機槍，還禁止中國軍隊進入濟南核心區域，為後續衝突埋下伏筆。
從摩擦挑釁到血腥屠殺：
1.日軍蓄意製造摩擦
1928年5月1日，北伐軍先頭部隊進入濟南，軍紀嚴明、秩序井然，與濟南民眾關係融洽。然而，駐濟日軍卻不斷蓄意挑釁：
5月2日，日軍以“北伐軍士兵靠近日僑區”為由，無故扣押北伐軍士兵，雙方發生小規模衝突；
同日，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向國民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北伐軍撤出濟南周邊地區，遭到國民政府拒絕——此時的日軍已完成軍事部署，蓄意擴大沖突。
2.血腥屠殺與外交羞辱
1928年5月3日，日軍以“中國軍隊破壞日僑財產”為藉口，向濟南城內的北伐軍和無辜民眾發動突然襲擊，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五三慘案”：
軍事屠殺：日軍憑藉優勢火力，對北伐軍駐地、平民街區進行無差彆射擊，甚至動用坦克、重炮轟擊。北伐軍因未做好大規模作戰準備，雖有抵抗但損失慘重，僅當天就有千餘名中國士兵和民眾遇害；
外交暴行：日軍公然違背國際法，闖入國民政府駐濟南交涉署，將交涉員蔡公時等17名外交人員捆綁毆打。蔡公時因怒斥日軍暴行，被日軍割去耳鼻、挖掉雙眼，最終與其他外交人員一同被殺害，交涉署也被日軍焚燬；
持續暴行：此後數日，日軍在濟南城內展開瘋狂屠殺，焚燒房屋、搶劫財物，甚至對婦女實施暴行。據不完全統計，濟南慘案中中國軍民死亡人數超過6000人，受傷2000餘人，財產損失達數千萬元。
3.國民政府的妥協與日軍的進一步侵略
麵對日軍的血腥暴行，國民政府當時采取了“妥協退讓”政策——蔣介石一方麵命令北伐軍“避免與日軍衝突”，繞道濟南繼續北上；另一方麵請求英美等國“調停”，但西方列強出於自身利益，對日本暴行采取縱容態度。
日軍則得寸進尺，於5月11日完全占領濟南，隨後在山東各地擴大軍事控製，進一步鞏固其在山東的殖民統治，直至1929年3月，在全國反日浪潮壓力下，日本才被迫與國民政府簽訂《濟案協定》，但協定中並未追究日軍責任，反而要求中國“保障日僑安全”，實質是對中國主權的再次踐踏。
1933年（民國22年），日本關東軍糾集偽滿和內蒙古偽軍發動了熱河戰役，兵鋒直達河北最北端長城一線，這就是中國抗戰史中所稱的“長城抗戰”。雖然中國軍隊大多數參戰部隊奮勇抵抗，但終因實力不濟被日軍突破長城各口。
5月31日，中日雙方簽訂《塘沽協定》。協議規定中國軍隊撤至長城線以南、平津以北地區，冀東地區22個縣成為冇有中國軍隊防守的“非武裝區”。協議還使得偽滿洲國的南部“國境”直抵河北北部，大量國土淪入敵手。
1935年（民國24年），為從政治、經濟上將華北地區從中國分離出去，日本駐華特務機構、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多次召開會議策劃具體實施方案。隨後數月，日方在河北、天津多地策劃事端，引發局勢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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