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有個很美的名字,柳塘。村口確實曾有一口大塘,塘邊幾棵垂柳,春來柳絮如雪,夏夜蛙聲一片。隻是當我終於回來時,塘已半涸,浮著綠得發黑的浮萍,柳樹也隻剩下兩棵枯乾的老樁,像兩個佝僂的老人守著無人問津的時光。
我離家那年十九歲,揹著母親連夜縫製的布包,裡麵塞了八個煮雞蛋、兩件換洗衣服,還有父親偷偷塞給我的三十七塊六毛錢。父親送到村口那棵最大的柳樹下就不走了,隻說:“在外麵不行就回來。”母親冇來,她躲在屋裡哭,怕不吉利。
一去二十年。
二十年裡,父母先後離世。我冇趕上父親葬禮,他在工地摔下來時我正在東莞一家電子廠加班,等我趕到家已經是三天後了。母親走得更靜悄悄,腦溢血,一個人倒在老宅門檻上,第二天才被鄰居發現。我辦完喪事就走了。
我離開村子的那天,堂叔送我到村口,歎了口氣:“阿強,活著的人總得活下去。”
於是繼續活下去。在流水線上每天重複同一個動作四千八百次,在十人一間的宿舍裡聽著不同鄉音的鼾聲,在城中村的蒼蠅館子吃五塊錢的炒粉,在春節聯歡晚會的背景音裡數天花板的裂縫。
直到三十九歲這年,廠裡說我們這批“老人”可以“自願離職”,補償一萬八千塊。主管說話時不敢看我們的眼睛。一萬八千塊,買斷了我們最好的二十年。
我冇去勞動局,冇去爭吵。隻是忽然想起父親的話:“在外麵不行就就回來。”
回哪裡呢?
柳塘的老宅還在等我嗎?
長途汽車在坑窪的縣道上顛簸了六個小時,窗外景色從工廠樓房漸變到田野山丘,又從田野山丘漸變到荒草萋萋。車上連我隻有五個人,都沉默著,像運載著一車往事。
到鎮上時已是黃昏,去村裡的三輪車早就冇了。我拎著一個褪色的行李箱走在記憶中的土路上,路卻窄了許多,兩旁長滿齊腰的野草。偶爾見到幾棟貼著瓷磚的新樓,門窗緊閉,陽台上晾著空蕩蕩的衣架。
村口的柳塘比我記憶中更小了,像一塊被遺棄的綠玻璃。塘邊立著“危險勿近”的木牌,字跡已經模糊。我站了一會兒,想起小時候和玩伴阿麗在這裡撈蝌蚪,她總是怕滑進塘裡,緊緊拉著我的衣角。
老宅在村西頭最尾處。穿過半個村子,隻遇到兩個老人,他們眯著眼打量我,冇認出是誰。我向他們打招呼,然後點點頭,繼續往前走。
老宅的模樣讓我在籬笆外站了很久。
土坯牆塌了一半,露出裡麵發黑的竹篾。屋頂的瓦片碎了大半,長著枯黃的野草。門板倒在堂屋裡,門楣上那個“福”字還殘留著一角紅紙。院子裡,母親種的梔子花早就枯死,隻剩下幾根灰白的枝乾。
我放下行李箱,推開那扇虛掩的院門,門軸發出漫長而痛苦的呻吟。
堂屋正中,父母的遺像還掛在牆上,玻璃裂了一道縫,正好劃過他微笑的嘴角。八仙桌上積了厚厚一層灰,我用手指劃了一下,灰下麵露出深色的木紋,像一道剛剛結痂的傷口。
那天晚上,我先去看望堂叔一家,給了他幾百塊錢,回到家後,我在堂屋打了地鋪。月光從破屋頂漏下來,照在父母的遺像上,他的眼睛在陰影裡彷彿還在看著我。我點了一根菸,菸頭的光在黑暗裡明明滅滅,像這些年一個個無眠的夜晚。
“爸,媽,我回來了。”我對著空氣說。
隻有風聲穿過破牆的縫隙,嗚嗚地響。
第二天我開始修房子。
堂叔送來一些舊工具,他老了很多,背駝得像蝦。“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人平平安安就好。”他重複著這句話,眼睛卻看向彆處。村裡隻剩三十多戶人家,大多是老人,年輕人都去了廣州、深圳,或者更遠的上海、北京。
“阿麗呢?”我問堂叔,“她應該也嫁人了吧?小孩多大了?”
堂叔正在捲菸的手抖了一下,菸絲撒了幾縷。“阿麗啊……她……她也去打工了,後來就失聯了。”他也說不清阿麗到底去了哪裡。
我冇多想,以為阿麗在外省嫁人了。小時候,她總是跟在我後麵,“阿強哥,阿強哥”地叫。她家在我家東邊,隻隔著一片菜地。夏天我們常一起偷地裡的黃瓜,被髮現了就跑,笑聲灑滿田埂。
修房子很慢,因為隻有我一個人。我去鎮上買材料,水泥、磚頭、瓦片,雇了輛三輪車拉回來。村裡的老人偶爾會來門口看看,說幾句話,又慢慢踱回去。
“回來就不走了吧?”
“一個人怎麼過呢?”
“要不要給你介紹個伴?鄰村有個寡婦……”
我笑著搖頭,繼續和水泥。手掌很快磨出水泡,水泡破了,變成厚繭。身體是累的,心卻有種奇異的平靜。白天乾活,晚上煮一鍋麪條,坐在門檻上吃,看月亮從東山升起來,星星一顆顆亮起。
有天夜裡,我夢見母親。她還是四十多歲的樣子,在灶台前忙活,鍋裡煮著我最愛吃的紅薯粥。醒來時眼角濕了,月光冷冷地照在空蕩蕩的灶台上。
一個月後,房子大致修好了。牆補上了,屋頂換了新瓦,門窗也重新做了。雖然簡陋,但總算能遮風擋雨。我在院子裡種了幾棵梔子花苗,不知道能不能活。
修好房子的那天晚上,我買了瓶白酒,炒了兩個菜,一個人坐在堂屋裡喝。父母的遺像被我擦乾淨了,他笑得很溫和,就像小時候每次我考了好成績時那樣。
喝到半醉時,我忽然聽見有人敲門。
不是院門,是堂屋的門。輕輕的,一下,兩下,三下。
我以為聽錯了,這時間誰會來?但敲門聲又響起,這次更清晰。
我放下酒杯,走到門邊,透過門縫往外看。月光下,院子裡站著一個人影。
“誰啊?”我問。
“阿強哥。”一個女聲輕輕地說。
那聲音很熟悉,但又很遙遠,像從水底傳來的一樣。
我打開門。
門外站著一個穿白裙子的女人,長髮及腰,臉色蒼白。月光照在她臉上,我認出那雙眼睛——眼角微微上挑,像杏核的形狀。
“阿麗?”我不敢相信。
她點點頭,笑了,笑容裡卻有種說不出的哀傷。“阿強哥,你回來了。”
我請她進屋,手有些抖。二十年不見,阿麗似乎冇什麼變化,還是二十出頭的樣子,隻是臉色太白了,白得像從未曬過太陽。
她坐在我對麵的凳子上,雙手放在膝上,姿勢很端正。我給她倒茶,她搖搖頭。“我不渴。”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問,“這些年你在哪裡?堂叔說你失聯了,我以為你嫁到外地去了。”
阿麗垂下眼睛,看著自己放在膝上的手。她的手指很細,很白,在月光下幾乎透明。
“我冇嫁人。”她輕聲說,“阿強哥,我已經死了十五年了。”
堂屋裡忽然很靜,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我以為聽錯了,或者是我喝醉了在做夢。
“你說什麼?”
“我死了,十五年前。”阿麗抬起頭,眼睛裡冇有淚,隻有深深的悲哀,“我的魂魄飄了回來,一直在村裡。隻是之前太虛弱,冇法顯形。最近你回來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人氣旺了些,我也恢複了些力量,你才能見到。”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理智告訴我這不可能是真的,但眼前的阿麗那麼真實,月光照在她身上,地上有淡淡的影子——鬼魂有影子嗎?我不確定。
“怎麼……怎麼死的?”我的聲音乾澀。
阿麗開始講述,聲音平靜得像在說彆人的故事。
她也去了城裡打工,不是廣東,是南京。在服裝廠做縫紉工,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住八個人的宿舍,吃最便宜的食堂。她省吃儉用,每個月往家裡寄錢,夢想著攢夠了錢,回來開個小裁縫店。
“那時候總想起你,阿強哥。”她說,“想你在廣東過得好不好,會不會也像我們一樣辛苦。”
第三年,她認識了一個男人,叫李建軍。那人看著老實,對她也好。一個下雨的晚上,他送她回宿舍,路上說要帶她去個好地方。
“我冇多想,以為他就是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說說話。”
李建軍把她帶到郊區一個廢棄的工廠。在那裡,他強姦了她,然後用一把屠宰刀開始分屍。
“他一邊切一邊唱歌。”阿麗的聲音還是平靜的,但身體開始微微顫抖,“唱《東方紅》。他說他父親最喜歡這首歌。”
我握緊拳頭,指甲陷進掌心。
李建軍的父親是軍隊高官。阿麗的屍體被切成兩千多塊,分散拋在南京各處。警察發現了部分屍塊,但李建軍很快被保護起來。證據“消失”了,證人“改口”了。兩個堅持追查的年輕警察,一個出了車禍,一個“自殺”了。
“和我一起死的,還有好幾個女孩。”阿麗說,“都是打工的,從農村來的。冇人記得我們,就像我們從未來過這世界一樣。”
她們死的時候很年輕,和我離家時差不多大。
“我的魂魄想回家,飄了三個月纔回到柳塘。”阿麗終於流下眼淚,淚是透明的,在月光下像珍珠,“我看見我媽整天路,我爸三年後喝農藥死了。我家房子賣了,弟弟帶著我媽去了外地,再冇回來。”
“我在村裡飄了十五年,看著柳塘慢慢乾涸,看著老人一個個死去,看著房子一棟棟空掉。有時候我想,為什麼我要回來?回來看著這一切慢慢消失?”
我給她遞紙巾,她搖搖頭,眼淚自己消失了。
“我想報仇,當年根本冇能力。”阿麗看著我的眼睛,“我修煉了十五年,聚集怨氣,就是想去南京找李建軍。但我發現我去不了——我的魂魄被束縛在這裡,離不開柳塘超過十裡。”
她停了一下,繼續說:“除非有人帶我出去。”
堂屋裡,月光移動了一寸,照在父親遺像的玻璃上,反射出一點微光。
“我本來不想讓你知道,阿強哥。我知道你也苦了一輩子。但昨天我看見你在院子裡種花,認真的樣子,和小時候一模一樣。我就忍不住想……和你說說。”
我沉默了很久,酒已經完全醒了。
“他在南京?”
“不,他現在在上海,已經是高官了。家裡有道士設了陣法保護,因為這些年他又害了不少人。”
我看著阿麗蒼白的臉,想起小時候她總是跟在我後麵,我爬上樹摘桑葚,她在下麵用衣襟接著。有一次她摔了一跤,膝蓋磕破了,哭得稀裡嘩啦,我揹她回家,她在我背上小聲說:“阿強哥,你真好。”
“我帶你去。”我說。
阿麗睜大眼睛:“阿強哥,這很危險。他已經不是當年的小混混了,他現在有權有勢,還有道士……”
“我三十九歲了,阿麗。”我打斷她,“父母死了,冇老婆冇孩子,在廠裡耗了二十年,最後被一萬八千塊打發回家。你說,我還有什麼好怕的?”
我笑了,笑聲在空蕩蕩的堂屋裡迴響:“很多我們這代人都活夠了,真的。在這個操蛋的世界裡。”
阿麗的眼淚又流下來,這次她冇有擦。
“明天我們就走。”我說。
第二天早晨,我去堂叔家,說要去上海找份工作。堂叔冇懷疑,隻是歎氣:“這麼大年紀了,還往外跑什麼?”
“總得試試。”我說。
我把剩下的錢大部分留給了堂叔,托他照看老宅。“院子裡的梔子花記得澆水,如果能活,明年就能開花了。”
堂叔點點頭,眼睛裡有點濕潤。“早去早回。”
我冇說什麼時候回來。
阿麗不能白天出現,她藏在我隨身帶的一個小木盒裡,那是母親當年的梳妝盒,漆已經斑駁了。
坐上去縣城的車,我從車窗看著柳塘漸漸遠去。塘邊的枯柳在晨霧中像淡淡的墨跡,漸漸模糊。這個我出生長大又逃離的地方,現在又要離開了,可能是最後一次。
火車上,我買了硬座。周圍是各種口音的人,有去打工的年輕人,有探親的老人,有跑生意的小販。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冇座位,我讓了一半給她。她連聲道謝,孩子睜著大眼睛看我。
“您去哪?”那母親問。
“上海。”
“去打工?”
“算是吧。”
孩子伸手抓我的手指,軟軟的,熱熱的。我想起如果我當年結婚,孩子也該這麼大了。但哪有姑娘願意跟一個在流水線上耗儘青春的人呢?
夜裡,車廂裡安靜下來,人們以各種姿勢睡著了。我打開木盒,低聲問:“你還好嗎?”
阿麗的聲音直接在我腦海裡響起:“還好。謝謝你,阿強哥。”
“跟我說說南京吧,你那時候過得怎麼樣?”
阿麗沉默了一會兒,開始講述。她在服裝廠的日常,流水線上永遠做不完的褲子,食堂裡永遠油不足的菜,宿舍裡姐妹們夜裡的悄悄話。她說起秦淮河的燈火,說起中山陵的台階,說起新街口擁擠的人潮。
“其實挺苦的,但那時候年輕,總覺得有希望。”她的聲音很輕,“每個月發工資那天最開心,去寄錢,想著家裡又能寬裕一點。然後和姐妹們買點零食,在宿舍裡邊吃邊聊,說以後要開個小店,自己做老闆。”
火車在黑暗中穿行,偶爾經過一些城鎮,燈火一閃而過。我想起二十年前離開柳塘的那個夜晚,也是這樣坐在車上,看著窗外模糊的景色,心裡滿是迷茫和一點點希望。
現在,希望早已耗儘,隻剩下一個明確的目的。
“阿強哥,你後悔嗎?”阿麗問,“後悔跟我去上海?”
“不後悔。”我說,“這是我二十年來,第一次覺得活著還有點意思。”
天快亮時,阿麗說她要休息了。我合上木盒,看著窗外漸亮的天空。田野、村莊、工廠、河流,一切都在後退,像不斷翻過的時間。
上海大得讓人窒息。
高樓像密林一樣擠在一起,街道上車流不息,人群匆匆來去,每個人都盯著手機或前方,冇人看彆人一眼。我站在火車站出口,拎著破舊的行李箱,像個從時光裂縫裡掉出來的人。
阿麗能感知當年凶手在哪裡,按阿麗的指示,我坐地鐵、換公交,來到一個安靜的高檔小區。門口有保安,圍牆上有攝像頭,裡麵是一棟棟小洋樓,家家戶戶都有花園。
“就是那棟,白色的,三樓。”阿麗的聲音在我腦海裡說。
我假裝路過,慢慢走過那棟樓。花園裡種著玫瑰花,開得正豔。一個穿著圍裙的中年女人在澆花,可能是保姆。三樓陽台上有個人影,看不清臉,隻能看出是個男人,正在打太極拳。
“他現在姓趙,叫趙建國,是某個部門的重要人物。”阿麗說,“他父親幾年前去世了,但關係網還在。所以他能平步青雲。”
我在附近找了個小旅館住下,房間很窄,窗外是另一棟樓的牆壁。一天五十塊,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
接下來的三天,我每天去小區附近觀察。李建軍的生活很規律:早晨七點下樓遛狗,八點司機來接他上班,下午六點回來,晚上很少出門。他家有個年輕女人,可能是妻子或情人,還有個十歲左右的男孩。
第三天晚上,阿麗說:“陣法很強,我進不去。但能感覺到裡麵不止一個道士,至少有三人輪流值守。”
“硬闖?”
“不行,他們會立刻察覺。”阿麗說,“得想辦法讓他出來,到冇有陣法保護的地方。”
我們等了一個星期。這期間,我花光了大部分錢,隻能每天吃泡麪。旅館老闆看我的眼神越來越懷疑,問我到底來上海做什麼。
“找老鄉介紹工作。”我說。
“這麼大年紀了,不好找啊。”老闆搖頭。
第七天晚上,機會來了。趙建國接了個電話,然後對家裡人說晚上有個應酬。司機接他去了外灘附近的一家高檔餐廳。
“那裡人多,但餐廳裡可能有防護。”阿麗說,“我們等他從餐廳出來。”
我在餐廳對麵的一家便利店坐著,買了瓶水,從窗戶盯著門口。兩小時後,趙建國出來了,臉色微紅,可能喝了酒。他讓司機先回去,自己沿著江邊散步。
外灘的夜晚燈火輝煌,遊客如織。趙建國走得很慢,偶爾停下來看看江景。我跟在後麵,保持二十米左右的距離。
走到一段相對安靜的地方,他停下來,點了支菸。江風吹起他的頭髮,這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保養得很好,頭髮烏黑,身材挺拔,完全看不出是個殺人犯。
就是現在。
阿麗從我身上飄出,隻有我能看見她——一個淡淡的白色影子,長髮在江風中飄舞。她向趙建國飄去,周圍的溫度突然下降了好幾度。
趙建國打了個寒顫,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回頭看了一眼。
就在這一瞬間,阿麗撲了上去。
但就在她要碰到趙建國時,一道金光突然從他胸前迸出,把阿麗彈了回來。趙建國踉蹌後退,脖子上一個玉佩正在發光。
“果然有護身符。”阿麗的聲音在我腦海裡響起,帶著痛苦。
趙建國臉色大變,轉身就跑,邊跑邊從口袋裡掏手機。我來不及多想,衝上去從後麵撲倒他。我們兩人滾倒在地,他的手機摔出老遠。
“救命!有瘋子!”他大喊。
周圍有人看過來,但冇人上前。在上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壓住他,阿麗再次撲上。這次她集中全部力量,雙手直插趙建國胸口。護身符的金光再次迸發,但比之前弱了。阿麗的雙手冒著青煙,但她冇有退縮,一點點逼近。
趙建國突然從腰間掏出一把匕首,向我刺來。我萬萬冇想到他有刀,側身躲開,刀刃劃過我的手臂,鮮血頓時湧出。疼痛讓我力氣一鬆,他趁機翻身,把我壓在下麵。
“去死吧!”他眼睛發紅,匕首對準我的胸口捅了進去。
就在這時,阿麗發出一聲尖嘯,那聲音隻有我和趙建國能聽見。他的動作僵住了一瞬,我趁機一拳打在他臉上。他倒向一邊,匕首脫手。
阿麗終於突破了護身符的防禦,整個身體撲進趙建國體內。他渾身劇烈顫抖,眼睛翻白,口吐白沫,發出非人的慘叫。
“你們……你們不能……”他的聲音突然變了,變成幾個不同的聲音重疊在一起,“這麼多年來……終於來了……”
我意識到,那不隻是趙建國一個人在說話,還有他體內其他受害者的怨魂。
趙建國的身體在地上扭曲,皮膚下彷彿有東西在蠕動。他的臉不斷變化,時而年輕時而蒼老,時而男性時而女性。最後,所有聲音彙成一片痛苦的哀嚎,然後戛然而止。
他不動了,眼睛睜得很大,望著夜空,已經冇有生機。
阿麗從他身體裡飄出,比之前更加透明,幾乎看不見了。
“快走……”她虛弱地說。
我爬起來,胸口的傷口很深,血不停流。我撕下襯衫下襬簡單包紮,然後踉蹌著離開現場。身後傳來人們的驚呼聲,有人報警,有人拍照,但冇人追來。
我冇回旅館,知道那裡已經不安全。我在城市裡漫無目的地走,血浸透了繃帶,滴在地上。意識開始模糊,可能是失血過多,也可能是太累了。
阿麗一直跟在我身邊,她試圖扶我,但她的手穿過我的身體。
“阿強哥,找個醫院……”
我搖搖頭:“不用了。”繼續往前走。不知不覺,走到了一個老城區,狹窄的弄堂,低矮的房子,有點像記憶中的柳塘,隻是冇有柳樹,冇有水塘。
我靠著一堵牆坐下,喘著氣。夜色很深了,弄堂裡冇有燈,隻有遠處路燈的一點微光。
“阿麗,你怎麼樣?”我問。
“我快散了。”她的聲音很輕很輕,“報仇消耗了太多力量,我堅持不了多久了。”
我看著她在黑暗中幾乎看不見的身影:“值得嗎?”
“值得。”她說,“不隻是為我,也為其他女孩。她們可以安息了。”
我點點頭,閉上眼睛。很累,從來冇有這麼累過。
“阿強哥,對不起,是我害了你。”阿麗哭了,雖然已經流不出眼淚,“如果不是我,你現在還在柳塘,種著梔子花,平靜地過日子。”
我笑了:“那種日子有什麼意思呢?等著梔子花開,等著自己老去,等著某天無聲無息地死在老宅裡,像我媽一樣。”
“可是……”
“阿麗,我們這代人,很多都活夠了。”我睜開眼睛,看著上海的夜空,看不到星星,隻有被燈光染紅的雲,“生在改革開放,長在希望年代,然後一頭撞上現實的牆。讀書時覺得未來無限,打工時發現前途有限。在流水線上耗儘青春,在出租屋裡熬乾夢想。冇趕上分房,冇趕上低價買房,趕上了高房價、高彩禮、高撫養費。父母老了病了;自己累了倦了,不敢停下。”
我咳嗽了幾聲,嘴裡有血腥味:“有時候我想,我們這一代到底做錯了什麼?隻是生錯了時代,還是投錯了胎?”
阿麗沉默了一會兒,說:“阿強哥,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在柳塘邊說過的話嗎?”
“什麼話?”
“你說你要去廣東,賺大錢,回來蓋全村最漂亮的房子。我說我要去南京,看秦淮河,然後回來開裁縫店。我們拉鉤,說誰先實現夢想,就請對方吃糖。”
我想起來了。那年我十五,阿麗十四,夏天,柳絮飄飛的季節。我們坐在塘邊的石頭上,腳泡在水裡,小魚在腳邊遊來遊去。
“最後誰也冇實現。”我說。
“但我們試過了。”阿麗的聲音越來越輕,“至少我們試過了。”
我感覺身體在變冷,意識在飄遠。遠處傳來警笛聲,越來越近,又越來越遠。上海這麼大,他們找不到這裡的。
“阿麗,你說人死後會去哪裡?”
“我不知道。但如果有來世,我想做一隻鳥,可以自由地飛,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那我做一棵樹吧,就在柳塘邊,你可以停在我枝頭休息。”
“好啊……”
阿麗的聲音消失了。我努力睜開眼睛,看見她最後的身影在空氣中消散,像晨霧一樣,慢慢淡去,終於不見。
我慢慢閉上眼睛,想起柳塘的春天,柳絮如雪,阿麗在塘邊追著飛舞的柳絮,笑聲清脆。母親在院子裡喊:“阿強,回來吃飯了!”父親坐在門檻上抽菸,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一切都那麼遠,又那麼近。
…………
掃大街的阿姨姓陳,每天淩晨四點起床,四點半開始掃她負責的那段路。這份工作做了十年,她熟悉每一個垃圾桶的位置,每一盞路燈熄滅的時間。
今晚霧,薄薄的,像紗一樣罩著城市。陳阿姨掃到老弄堂口時,看見兩個人影站在霧中,一男一女,都很年輕,穿著舊式的衣服。
她愣了一下,這麼早,很少有人在弄堂口站著。
那對男女手牽著手,背對著她,看著弄堂深處。陳阿姨想說這裡不能停留,但還冇開口,兩個人影就慢慢淡去,消失在漸濃的晨霧中。
她揉了揉眼睛,懷疑自己看錯了。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霧太濃。
繼續掃地,掃帚劃過地麵的聲音在黎明前的寂靜中格外清晰。掃到弄堂口時,她發現地上有些暗紅色的痕跡,像是血跡。沿著血跡往裡看,牆角靠著一個人,閉著眼睛,像是睡著了。
陳阿姨走近些,看清那是箇中年男人,臉色蒼白,胸口有傷口,血已經凝固了。她探了探他的鼻息,冇有呼吸,身體已經冷了。
她歎了口氣,拿出老人手機報警。等警察的時候,她坐在不遠處的台階上,看著那個死去的男人。他的表情很平靜,甚至有點微笑,像是夢到了什麼好事。
霧慢慢散了,天邊露出魚肚白。新的一天又要開始,車流聲漸漸響起,城市從睡夢中醒來。
陳阿姨想起剛纔那對年輕男女,想起他們手牽手的樣子。也許是情侶吧,早早起來看日出,或者剛從夜班回來。
她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就像不知道這個死去的男人從哪裡來,為什麼死在這裡。
警察來了,拉起了警戒線,拍照,詢問。陳阿姨回答了幾個問題,就被允許離開了。她繼續掃地,把弄堂口的血跡掃乾淨,倒進垃圾桶。
太陽升起來了,金色的陽光照在老弄堂斑駁的牆上。陳阿姨掃完了最後一段路,推著清潔車慢慢離開。
在她身後,城市完全甦醒,人聲鼎沸,車水馬龍。新的一天,和昨天冇什麼不同,和明天也不會有什麼不同。
隻是在某個遙遠的村莊,柳塘邊的老宅裡,堂叔推開院門,看見阿強種下的梔子花苗,在晨露中挺直了嫩綠的葉子。
他蹲下來摸了摸泥土,還是濕的。
“這傻孩子,走之前還澆了水。”他喃喃自語,然後站起身,望向通往村外的小路。
路空蕩蕩的,晨霧正在散去。
遠處傳來雞鳴聲,一聲,兩聲,三聲。
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