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局南下，我一統南洋 第197章 精神的朝聖者

【第197章 精神的朝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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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克格勃第二總局的檔案室裡。

安德烈·伊萬諾夫中尉揉著發酸的眼睛，盯著桌上那份《非正式青少年亞文化群體觀察報告》。

報告厚達三百頁，記錄了過去幾年在蘇聯各大城市出現的新現象。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處理類似檔案了。

但這次的情況格外詭異。

報告核心案例：列寧格勒第314中學，十一年級B班。

“該班級28名學生中，19人擁有或接觸過九黎產靈猴掌機。”

“14人收藏九黎漫畫《三國演義》或《山海經》係列。”

“7人能哼唱九黎樂隊朱雀的歌曲《青銅時代》。”

“在匿名問卷調查中，當被問及你最崇拜的曆史人物時，5人回答諸葛亮，3人回答孫悟空，隻有2人回答列寧。”

安德烈翻到附錄的訪談記錄：

學生A（16歲，父親為造船廠工程師）：“《三國演義》裡的計謀比我們的曆史課本有趣多了，諸葛亮借東風，那是真的智慧，不是光喊口號。”

學生B（17歲，母親為音樂教師）：“九黎的遊戲《絲綢之路》，我可以扮演粟特商人，從長安走到君士坦丁堡。”

“玩遊戲的時候，看到裡麵的畫麵，我感覺地理課上的那些地名突然活了。”

“而我們自己的遊戲隻有《保衛集體農莊》這種。”

學生C（16歲，祖父為退役紅軍上校）：“我不覺得喜歡這些就是背叛。”

“九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注：九黎從未正式宣佈自己的意識形態，但蘇聯官方宣傳中常將其歸類為特殊形式的社會主義）

“他們的文化產品裡也宣傳集體主義，英雄主義。”

“隻是，他們的英雄穿的是鎧甲，不是軍大衣。”

報告總結：“這些文化產品表麵上無政治色彩，但其展示的價值觀體係與蘇聯官方宣傳存在微妙差異。”

“它們為青少年提供了另一個世界的視窗，一個色彩更豐富，選擇更多樣，似乎更自由的世界。”

安德烈想起自己十二歲的女兒。

上週他冇收了她偷偷買的九黎漫畫《趙雲傳》。

但深夜時，他發現女兒躲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看一本手抄本。

是她自己用俄語翻譯的漫畫情節。

他本該發怒，但那一刻，看著女兒專注的側臉，他突然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

他能冇收漫畫，能查封遊戲卡帶，但他能冇收女兒眼中的光嗎？

那個光，是對廣闊世界的好奇，是官方宣傳從未給予的。

……

千裡之外，烏茲彆克斯坦撒馬爾罕。

十四歲的迪爾諾紮·卡西莫娃盤腿坐在爺爺的舊地毯上，麵前的靈猴掌機螢幕亮著微光。

她在玩一款叫《敦煌之夢》的遊戲：玩家扮演唐朝的畫家，沿絲綢之路旅行，收集各地藝術風格，最終在敦煌創作壁畫。

遊戲裡，她剛剛遇到一位粟特商人，商人用生硬的漢語說：“在撒馬爾罕，我們的宮殿牆壁上，畫著來自長安的鳳凰和希臘的獅鷲。”

接著螢幕彈出曆史資料卡：“粟特人，古代中亞商業民族，曾連接中國與波斯，拜占庭……”

迪爾諾紮抬起頭，看向窗外。

她家就在撒馬爾罕老城，隔壁那座破敗的建築，據說曾是粟特商隊的客棧。

學校曆史課本裡，粟特人隻是“古代中亞民族之一”，而在遊戲裡，他們是活生生的、會說多種語言，攜帶奇珍異寶的旅行者。

“爺爺，”她問正在喝茶的老人，“我們真的是粟特人的後代嗎？”

老人愣了愣，眼中閃過複雜的神色：“蘇聯說我們都是蘇維埃民族。”

“但在我小時候，我爺爺確實說過，我們家族曾經經商。”

那一夜，迪爾諾紮在遊戲裡解鎖了“撒馬爾罕”場景：三維重建的古城，藍色穹頂的清真寺，繁忙的集市，不同膚色和服飾的商人。

雖然細節有藝術加工，但那種輝煌感是真實的。

相比之下，現實中的撒馬爾罕，單調的赫魯曉夫樓，空空如也的商店，空氣中瀰漫的煤煙味，顯得如此蒼白。

她不知道的是，《敦煌之夢》的開發團隊中，有一位九黎人類學家的祖父正是十月革命後流亡上海的沙俄東方學教授。

遊戲裡那些關於絲綢之路的考據，比蘇聯教科書準確得多。

一種微妙的反叛在滋長。

當官方告訴你“各民族在蘇聯大家庭中平等繁榮”時，一個遊戲卻告訴你，你的祖先曾有過屬於自己的，輝煌的文明。

哪種敘事更吸引一個少年？

……

而在蘇聯的歐洲部分，影響更加隱蔽。

基輔，一所精英寄宿學校的圖書館密室。

十七歲的米哈伊爾·奧爾洛夫和幾個同學圍著一台的九黎產軒轅-4筆記本電腦。

螢幕上不是遊戲，而是一款叫《文明編年史》的曆史模擬軟件。

名義上是教育軟件，但內容讓米哈伊爾震撼。

軟件裡，他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個曆史文明視角：以羅馬視角看蠻族入侵，以蒙古視角看絲綢之路，以明朝視角看鄭和下西洋。

每個文明都有其邏輯，其輝煌，其侷限。

冇有簡單的“進步與反動”，隻有不同環境下的選擇與適應。

“看這裡，”米哈伊爾指著烏克蘭哥薩克的條目，“軟件說，哥薩克體製是遊牧傳統，斯拉夫村社製度和邊疆環境的獨特融合。”

“而我們課本裡，哥薩克隻是沙皇專製統治的工具或反抗波蘭地主的農民起義軍，典型的非黑即白。”

同學低聲說：“我叔叔在敖德薩港工作，他說九黎的貨船上有好多書，都是我們這裡看不到的。”

“有關於草原帝國的，有關於拜占庭藝術的，有關於烏克蘭哥薩克的曆史專著……”

“都是九黎學者寫的。”

“他們為什麼要研究我們的曆史？”

“也許因為他們覺得，所有文明都值得研究。”

那一刻，米哈伊爾感到一種認知的顛覆。

在蘇聯的敘事裡，曆史是單線的。

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

但在《文明編年史》裡，曆史是網狀的，文明是多元的，冇有哪個必然代表“未來”。

這種思想一旦萌芽，就再難根除。

……

大西洋彼岸，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

二十歲的大衛·米勒坐在學生宿舍地板上，牆上貼著切·格瓦拉的海報。

但這張海報旁邊，新增了一張《巽他公主》的電影海報。

還有一張九黎樂隊朱雀的巡演日程表。

他的靈猴掌機正在充電，旁邊散落著幾盤九黎電影錄像帶：《敦煌之夢》《雨林傳說》《沙漠商旅》。

“這就是文化共產主義，”大衛對室友說，“不是蘇聯那種宣傳口號，而是真正的多元文化共生。”

“你看九黎的電影，他們不試圖把自己的文化強加給彆人，而是幫每個文化把自己的故事講好。”

室友從電腦前抬頭：“但你得承認，這一切都建立在九黎的技術和資本之上。”

“他們提供攝像機，特效軟件，發行渠道。”

“這難道不是新形式的文化殖民？”

“區彆在於，他們允許本地人掌握話語權。”

他打開一個網站：“九黎的世界音樂數字圖書館，所有采樣免費提供給南方共同體的音樂人。”

“而在美國，如果你用一個非洲鼓的采樣，得先付版權費給某個坐在紐約的唱片公司，即使那個鼓點已經流傳了千年。”

大衛不是特例。

在伯克利，在哈佛，在密歇根大學，一股“九黎文化熱”在人文社科學生中蔓延。

他們厭倦了裡根時代物質主義，消費主義。

九黎展示的圖景，一個技術上先進，但文化上多元，尊重傳統，強調共生的未來，擊中了他們的精神渴求。

更吸引他們的是九黎的“共同體”理念。

不是美式霸權下的“自由世界”，也不是蘇聯式僵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是一個承認差異，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網絡。

“這可能是第三條路，”大衛在校園報紙的文章中寫道，“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文明共生的生態學模式。”

文章在校內引發熱議，也引來了FBI的約談。

在反共意識形態仍根深蒂固的美國，任何對非西方模式的正麵評價都容易被打上“顛覆”標簽。

但越是壓製，好奇心越盛。

……

開羅。

二十五歲的美國青年艾倫·卡特站在吉薩金字塔前。

但他冇看金字塔，而是低頭在女媧手機上檢視一款叫《法老之謎》的九黎—埃及合作遊戲的攻略。

遊戲裡，玩家扮演考古學家，解謎涉及古埃及神話，天文學，建築學，所有細節都經過埃及學者稽覈。

“這款遊戲讓我對古埃及的理解，超過了大學裡任何一門課。”

艾倫對身邊的德國揹包客說，“而且它是在開羅的工作室開發的，用的是九黎的引擎。”

艾倫是典型的“精神朝聖者”。

他畢業於普林斯頓政治學係，原本該去華爾街或國會山。

但他選擇了間隔年（大概類似於停薪留職，留下一個視窗期做自己的事情），用兩年時間遊曆南方經濟共同體國家。

他一路用九黎的共同體旅行攻略找民宿，搭順風車，用“南方文化交流”平台聯絡本地嚮導。

在蘇門答臘他參加了《巽他公主》的拍攝地旅遊項目，與當地村民同吃同住。

在巴西，他在亞馬遜雨林保護站做誌願者，用的通訊設備是九黎捐贈的衛星電話。

在肯尼亞，他學習斯瓦希裡語，用的教材是九黎開發的互動軟件。

“美國告訴我，世界應該美國化。”

艾倫在旅行部落格中寫道。

“但九黎告訴我，世界應該是多彩的。”

“每個文明都有其智慧，現代化不意味著放棄傳統，全球化不意味著同質化。”

他的部落格讀者從最初的幾十人，增長到十幾萬。

許多是和他一樣迷茫的西方年輕人：他們物質富裕但精神空虛，在消費主義中找不到意義，感到窒息。

九黎提供的，是一個似乎更有深度，更有連接感的敘事，給他們打開了一扇大門。

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開始接觸九黎提供的文化產品。

開始主動瞭解不同的聲音。

當然，批評聲不絕於耳。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稱這些年輕人為“浪漫化的東方主義者”，“將九黎的商業和文化戰略誤讀為烏托邦”。

《外交政策》雜誌警告：“這是精心設計的軟實力攻勢，目的是削弱西方意識形態吸引力。”

但批評改變不了現實。

越來越多的西方年輕人開始學習漢語，玩九黎的遊戲，看九黎的電影，甚至申請九黎大學的獎學金。

他們可能永遠成不了九黎人，但他們成了“精神南方共同體人”。

認同多元文化共生，南北平等互惠的理念。

……

西貢戰略文化研究所。

龍懷安看著最新報告：《九黎文化產品在美蘇青少年中的接受度與影響力分析》。

報告數據來自秘密抽樣調查和公開市場統計：

在蘇聯12-18歲青少年中，九黎遊戲機或掌機擁有率達到驚人的23%。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超過40%。

美國大學生中，觀看過至少一部九黎或共同體合作電影的比例為34%，在常春藤盟校更是高達51%。

更關鍵的是認知影響：

在受訪的蘇聯青少年中，65%認為“不同文明可以平等對話”。

而這一比例在成人對照組中僅為32%。

在美國青少年中，41%對“美國模式是否適合全世界”表示懷疑。

而五年前這個數字是18%。

“比我們預期的快。”龍懷安對文化部長說，“文化的影響，確實比經濟和軍事更快、更深入。”

“但也更難以控製。”部長謹慎道，“我們打開了一扇門，但走進來的人會看到什麼，想到什麼，不完全由我們決定。”

“有些蘇聯年輕人可能因此嚮往西方，有些美國年輕人可能隻是將九黎視為酷的異域風情。”

“沒關係。”龍懷安走到世界地圖前，“我們不需要所有人都忠誠於九黎。”

“我們隻需要做到一點：打破美蘇各自的精神壟斷。”

“蘇聯試圖告訴年輕人，曆史隻有一條路。”

“美國試圖告訴年輕人，曆史已經終結。”

“而我們告訴年輕人：曆史有無窮可能，文明有無窮色彩。”

“隻要他們開始懷疑單一的真理，開始嚮往多元的世界，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他頓了頓：“因為一個懷疑的蘇聯青年，不會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一個懷疑的美國青年，不會成為狂熱的新自由主義者。”

“他們會成為，尋找者。”

“而在尋找的路上，他們會發現，唯一一個係統性地支援多元文明共存的現代模式，就是我們的共同體。”

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已經被悄然重塑。

在莫斯科的公寓裡，迪爾諾紮在遊戲中走過虛擬的撒馬爾罕集市。

在伯克利的宿舍裡，大衛策劃著畢業後的南方共同體之旅。

在西貢的渲染農場裡，下一部講述瑪雅文明的新電影正在渲染。

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生活在不同的體製下，卻共享著同一種精神底色。

對單一敘事的懷疑，對多元世界的嚮往，以及對那個將不同文明連接在一起的“共同體”理唸的隱約認同。

這些人不會在短期內改變世界政治格局。

但十年，二十年後，當他們成為學者，記者，企業家，甚至政治家時，那種在少年時代植入的認知種子，將長出怎樣的樹？

龍懷安不知道所有答案。

但他知道，文化戰爭的最深勝利，不是讓對方屈服，而是讓對方的一部分，在精神上成為你的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