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全集今注新詮 第89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五）

正因如此，他屢次在科舉考試中落第，卻始終不願改變文風以求速成。反而更加勤奮治學，從《七經》《孟子》到宋代諸儒的學說，無不深入鑽研，以此滋養文章，教導門徒；也將這些學問踐行於宗族鄉裡。鄉裡有因貧困無法操辦婚喪之事的人家，他按不同情況給予資助。對拖欠租稅的鄉鄰，不論多少一律免除。有個強橫的乞丐，被眾乞丐圍堵在山中，準備用棍棒打死。其中一人突然醒悟道：“這裡是張某家的墓地。張公是位仁厚長者，不能因訴訟之事連累他。”眾人便將那人轉移到彆處，主使者果然遭到嚴懲。有識之士因此感歎張君的德行竟能感化這些冥頑之徒。

道光四年八月十五日，彭君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歲。妻子餘氏。生有二子：長子善墉，為縣學生；次子善準，為歲貢生。孫輩有成，為縣學生；裕銘、裕鈞，為縣學廩生；裕鎮、裕釗，其中裕釗為道光丙午年舉人。子孫們都以文章德行繼承家學，而裕釗尤為賢能，擅長古文，前途不可限量。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日，彭君安葬於大冶縣杉木橋東的張家山。前後曆時二十二年。鹹豐九年，裕釗秉承父親遺命，請我為他撰寫墓表。

自從科舉製度以《四書》文章選拔人才以來，強迫天下資質各異的人都遵循瑣碎刻板的規範，這條道路本就狹隘了。近世的考官們，更是連所謂的規範標準都冇有。如同閉著眼睛在容器裡摸豆子，黑白大小全憑運氣。那些修養德行卻不苟同於時文的士人，怎能不落第呢？我記述這些，既是為了彰顯彭君的美德，也意在深刻諷刺當今那些負有選拔人才之責的君子們。希望他們能夠引以為戒。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這位先生名與儔，字猶人，又字傑夫，貴州獨山人，祖上原居江南上元縣。有位名叫先的祖先，在明朝弘治年間隨軍征討都勻苗民，因而留守當地定居。傳至第三代如爵，官至遊擊將軍，是先生的高祖父。祖父名嘉能；父親名強，是州學附生。兩代人都因先生的顯貴，被朝廷敕封為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祖母和母親都被封為孺人。

先生年少時跟隨兄長與班讀書，才學漸顯。兄長去世後，他服喪期間不參加科舉考試。後來以州學廩生身份考中嘉慶三年舉人。次年己未年，考中進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深受紀文達公和編修洪亮吉的賞識。嘉慶六年，庶吉士散館後，改任知縣，代理四川茂州知州。後調任鹽源縣知縣。當地有個陋習，富人喜歡購買不納稅的田地，窮人賣地時隻能得到九分之一的地價，卻仍要繳納全額賦稅，久而久之便紛紛逃亡。先生依據戶籍向富人征收賦稅，同時寬恕他們隱瞞田產的罪過。河西設有寧遠子稅所，府衙差役橫征暴斂。先生上書指出稅所非法害民，最終得以裁撤。木裡喇嗎左所有座山，盛產銀銅。

郡守順從奸民的請求，向佈政司申請公文要求縣裡開礦，先生堅持反對。他上書陳述理由，認為木裡喇嗎距離鹽源縣將近兩千裡，朝廷隻是名義上管轄該地，並非真要開發那裡的資源。當地糧食匱乏，連基本口糧都不足。若倉促開礦，早上設廠，傍晚就會聚集上萬人，加上運輸人員數量更多。萬一礦藏稀少，眾人流散為盜匪，不是土司遭殃，就是四川百姓受害。況且奸民所呈的地圖上，礦址距離左所經堂很遠。但經詢問左所居民得知，所謂銅礦含銀量兩成的礦山，其實就是經堂所在的山。

貪圖小利而招致大禍，此事確實不妥。上級官員認可先生的奏狀，命他前往左所重新勘察。暮春時節，先生踏雪前行；到達後發現礦山果然位於經堂右側。當地民眾嚴陣以待，但見到先生和善的容貌，又聽到他溫和的言語，便紛紛解除武裝跪拜，感激道：“多虧使君保全我們的家園，我們世世代代不敢忘記您的恩德。”以往縣令進入土司領地，每戶要收取二百五十文錢，並索取雞豬等各類物品，居住時要供奉，離開時要饋贈。先生全部推辭了這些財物，並明令禁止此類行為。

等到先生返程時，當地百姓無論老少都攔路獻酒。酋長項克珠獻上銅佛為他祝壽，人群擁擠得幾乎無法前行。因此他被舉薦為政績卓異，政事大有成就。後擔任甲子科鄉試同考官。因父親去世離職守喪。服喪期滿後，母親張太孺人已年過七十，他便請求辭官奉養母親。侍奉母親十四年間，在家則承歡膝下體貼入微，出門則生徒雲集追隨左右，培養了許多文采斐然、德行高尚的學子。

為母親服喪期滿後，吏部發文書召他複職。先生北上至襄陽時，感歎道：“我年輕時尚且不能違背原則侍奉權貴，如今老了還能曲意逢迎嗎？”當即返回，請求改任教育職務。後被選為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人久聞先生大名，紛紛請求拜師求學。學舍擁擠如蜂巢仍不夠用，學生們隻得在城中各處租房居住。先生早晚教導諸生說：教學隻需儘到基礎教導的責任；至於更高深的造詣，聽憑他們自行領悟即可。

程朱理學的論述，雖探究精微、通達變化，卻始終不離灑掃應對等日常倫常。至於六經訓詁之學，本朝專研經學的大師，成就實在超越近古。其中研究《易經》的惠氏，研究《尚書》的閻氏，研究《詩經》的陳氏，研究《禮記》的江氏，以及《說文解字》的訓釋，則有段氏和王氏父子。先生幾乎每隔三日就要講解這些學問，每次講解都興致盎然；聽講者即使天資愚鈍，也無不感到歡欣，如同久旱的禾苗喜逢甘霖。久而久之，門人鄭珍和他的第五子友芝，終於精通許慎、鄭玄之學，成為西南地區學識淵博的大儒。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先生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臨終前囑咐道：“家貧無力歸葬故鄉，葬在遵義即可。”次年十二月二日，安葬於縣東青田山。原配唐氏，繼配李氏。有子九人：長子希芝；次子早夭；三子方芝，為州學增生；四子秀芝；五子友芝，辛卯科舉人；六子庭芝，拔貢生；七子瑤芝；八子生芝，州學附生；九子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兒七人。孫子十一人。曾孫五人。先生所著書籍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被族侄帶往廣西後散佚，友芝蒐集整理，編為四卷。友芝又另行記錄先生言行，編成《過庭碎錄》十二卷。安葬十八年後，友芝致信曾國藩，請求為先生撰寫墓表。

乾隆末年，天下學者爭相推崇考據之學，崇尚實事求是之說，號稱“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珪（諡文正）、儀征阮元（諡文達）等大儒擔任會試主考官。這一科進士如姚文田（字秋農）、王引之（字伯申）、張惠言（字皋聞）、郝懿行（字蘭皋）等，皆以樸學揚名海內。科舉得人，可謂極盛。先生當時默默無聞。等到先生出仕為官，恩德信義施行於邊遠異域；辭官教授後，儒學興盛於偏僻之地。若要比較其成就與同年進士中那些聲名顯赫者孰多孰少，實難輕易判定。我在此表彰一二，使那些獨行其道而憂慮無人應和的士人，可以自我勉勵。

何君殉難碑記

唉！戰事持續十年，士大夫君子慘遭橫死的人太多了！唯獨我的好友何丹畦君的死，尤其令人深感痛心而不忍聽聞。自古以來，從未見過行善之人遭受如此慘烈的災禍。這難道不令人悲痛嗎！

鹹豐四年五月，何君以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的身份出任安徽寧池太廣兵備道。當時安慶及沿江府縣都已淪陷於賊寇之手，新設立的廬州行省也被賊寇攻占。副都禦史袁公駐軍臨淮，提督和公與巡撫福公駐軍廬州。何君赴任途中，無法南渡長江。袁公想撥給何君兵馬，讓他西進與楚軍會合。福公也上疏朝廷，請求將何君留在江北，並命他招募鄉勇出征。當時公私物資匱乏，阻撓挫折層出不窮。最終隻募得二百餘人，何君便率領這支隊伍西進。

何君率軍抵達霍山後，收編潰散的官兵和團練鄉勇三千餘人。他以誠相待，激勵將士，於十月二日在城東大敗撚匪李兆受部，並追擊至麻埠。五日後，軍隊進至流波，何君傳令商城、固始兩地的團練在北麵堵截，金家寨的團丁在東麵防禦，自己則親率部隊在西麵阻擊。撚匪聞風喪膽，李兆受與馬超江等人相繼率部投降。何君遣散脅從人員，使得遠近百姓歡欣鼓舞。方圓三四縣的民眾紛紛送來豬、雞、乾糧、錢財等物資，歡呼之聲徹夜不絕。

此前，上級曾發來檄文命何君救援廬江，但檄文未到廬江就已陷落。此時何君又接到被彈劾革職的命令。軍中將士憤懣不平，就連百姓也茫然若失。當初楚軍從嶽州東進時，曾接連攻克武昌、占領黃州、攻破田家鎮。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席捲千裡。後來塔齊布、羅澤南兩軍從黃梅南渡，圍攻九江。賊軍卻沿北岸西進，重新攻陷蘄州、黃州，竄擾武漢。從長淮以南到天柱山內外，到處都有賊軍盤踞。何君率領孤軍轉戰，既無法與西麵的楚軍取得聯絡，又與東麵的廬州大營隔絕。形勢危急，朝不保夕，他咬破手指與將士盟誓，決心死戰到底。

鹹豐五年正月，何君率軍進攻蘄水，成功收複該城。隨後分兵攻克英山，並殲滅悍匪田金爵部。上級因其西征戰功顯著，上奏朝廷令其駐守英山。自出征至此，曆時八個月，全軍僅支領餉銀三百兩。隨軍士卒及民團增至三千人，又收編李兆受新降部眾，軍中缺糧斷炊，宿營無帳篷，遇雨無柴薪，城外無居民，遠近無援兵，傷亡將士無錢撫卹。起初每人每日配給麪粉一斤，後減至半斤，繼而再減半。而賊軍攻勢愈烈，何君隻得每日率領饑疲之卒輾轉作戰，不得休整。

五月十二日，軍隊戰敗。何君徒步行走在泥濘中，有鄉民憐憫他，送來食物。他雖然強打精神振作，但已極度疲憊，渾身浮腫，氣力衰竭。李兆受原本就反覆無常，雖被何君的忠誠勤勉感動，不忍立即背叛，但長期斷糧，埋怨何君無法養活他們，心中漸生不滿。同時，一起投降的馬超江被匪徒殺害，他們怨恨官府不能抓捕凶手抵罪，更加憤懣。於是李兆受等人商議為馬超江報仇，設立靈位祭奠，撚黨紛紛聚集而來。

於是安徽、河南兩省官員都向朝廷奏報李兆受再次叛亂。當地縣令更懸賞千金購買李兆受的首級。李兆受愈發惶恐不安，匍匐前往拜見何君，辯白自己並無二心。何君好言安撫，局勢才稍顯緩和。恰在此時，上級官員給何君送來密信，指示他先發製人剿滅叛賊。不料此信被李兆受截獲。李兆受便佯裝設宴款待，暗中在英山小南門埋下伏兵殺害了何君，遺體慘遭毀壞。同時遇難的還有四十七人。時為鹹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何君名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年（1834年）中舉，戊戌年（1838年）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丙午年（1846年）出任貴州學政，不久晉升侍講。入值上書房期間，多次上疏直言軍事得失，並推究君主德行根本。又采擇朱熹、真德秀（西山先生）的《大學》學說，結合己見加以引申闡發，親手抄錄成冊，隨奏疏進呈。何君素來認為，聖人之道無所不能為，功業無所不能成，唯恐人不能自我約束，不能竭儘心力追求至善罷了。

待到何君出仕為官，雖經年饑饉仍百戰不輟。這不正是他所說的“自克”嗎？竭儘心力而無遺憾嗎？最終卻遭此慘禍，甚至死後仍不免受人非議。如此看來，行善之人怎能不心生畏懼？鹹豐十年，曾國藩駐軍江北時，尋訪何君當年征戰之地，遂在石英山立碑，並作銘文鐫刻，以供後人追念。銘文寫道：

饑寒逼身，難顧廉恥。

（饑寒交迫之際，人難顧廉恥。）

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

（聖明君主不能使百姓安居，慈愛母親無法撫育子女。）

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

（何況那些揭竿而起的烏合之眾，亡命來投時本就反覆無常，朝為人暮為獸。）

封豕負途，積疑張弧；鋸牙鉤爪，殪我閎儒。

（如野豬橫行道路，猜忌日深終致反目；利齒鉤爪，害我賢士。）

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群毀所歸，天地易位。

（讒言可毀城，死後猶遭非議；眾口鑠金，竟使是非顛倒。）

悠悠之口，難可遽勝。

（悠悠眾口，一時難以辯明。）

我銘諸石，少待其定。

（今刻此銘於石，以待公論。）

上訊三光，下訊無競。

（上問日月星辰，下問亙古公理。）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時將文章分為十三類。我稍作調整改為十一類：論著、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誌、雜記這九類，我與姚氏分類相同。贈序類是姚氏所有而我未采用的。敘記、典誌兩類是我新增而姚氏未列的。至於姚氏原有的頌讚、箴銘兩類，我將其歸入詞賦類下編；碑誌類則歸入傳誌類下編。分類次序略有差異，但大體框架相去不遠，供後世學者參考比較。

鄉間私塾教授古文時若選用《左傳》，常被有識之士譏諷。近來一些通曉文章之道的學者編纂古文選集時，不再收錄六經文章，以此表示尊崇經典。然而追溯“古文”這一名稱的由來，本是為了摒棄六朝駢儷文風而迴歸三代兩漢的文統。如今捨棄經典卻妄談繼承古文傳統，就如同談論孝道者隻敬父祖而遺忘高祖曾祖，談論忠義者卻說“我隻是家臣，豈敢過問國事”，這難道合適嗎？我編纂此選本時，每類文章必以六經篇目列於卷首。猶如涓涓細流終要彙入大海，這是理所當然的。

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時未收錄史傳文章，理由是史書內容過於龐雜難以儘錄。然而我注意到他在奏議類中收錄《漢書》達三十八篇，詔令類中收錄《漢書》三十四篇，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如今我所編選的文集，特意增采史傳文章，故命名為《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六經典籍毀於一旦。漢代學者蒐集殘存文獻，征召能通曉經義的儒生，對經典進行分章析句的解讀，由此產生了章句之學。劉向、劉歆父子在皇家藏書閣校勘典籍，訂正文字訛誤，考辨版本異同，於是形成了校讎之學。南朝梁代劉勰、鐘嶸等人品評詩文優劣，褒貶前代作家，後來學者用朱墨批點標示文章高下，由此開創了評點之學。這三種學問都是文人治學的重要內容。明朝以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內容，我朝沿襲了這一製度。

科舉考場有勾畫句讀的慣例，這還保留著古代章句之學的遺風。考官評定文章優劣時，用朱墨在卷旁批改標記，稱為圈點。後世學者不明就裡，竟模仿此法來批點古書，滿紙大圈密點，弄得字裡行間一片狼藉。章句之學本是古人研治經典的大學問，如今卻隻用於時文批改；圈點本是科舉時文的陋習，現在反而用來批註古書。學術流變的荒謬，真是說不儘啊！唯獨校讎之學，在我朝達到空前高度。乾隆嘉慶年間大師輩出，他們鑽研音韻訓詁、校勘典籍，疑難之處如冰消瓦解，成就遠超曆代前賢。

鹹豐十年，我選編經史百家的文章彙成一集，又從中精選四十八篇，抄錄成簡本贈予弟弟沅甫。沅甫重新謄寫一冊，請我校訂。我便按照自己的見解劃分章節，斷句分段，同時訂正其中錯漏，品評文章精華。雅正與通俗並存，優點與不足互見，旨在讓家中兄弟子侄們能從中獲得啟發，不必強求與外人見解一致。

箴言書院記

我在道光戊戌年通過科舉入朝為官，當時在京城任職的湖南同鄉多為同輩中人。那些在前朝應試、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大多已經離世。唯獨少詹事、益陽人胡雲閣先生，成為眾人敬仰的師長。同鄉們常去向他請教道德學問、解決疑難，如同在黑暗中得到明燈指引，眾人因此得以不迷失方向。他的賢子潤之，也以翰林院編修之職繼承父親美名，在翰林院任職。如今官至兵部侍郎、湖北巡撫，被天下人尊稱為宮保胡公的，就是這位潤之先生。

胡雲閣先生晚年編纂《弟子箴言》十四卷，我曾有幸拜讀。這部書從日常灑掃應對的細節，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乃至百家學術精華，無不完備。書中精選古人嘉言，融入自己的見解，言辭淺顯而意旨深遠，旨在引導學子從小端正學習方向，根據各人才智高低，循序漸進地教導勸勉，最終助其成才。

我曾觀察上天造人，真正的上智之纔不常見，下愚之人也屬少數，芸芸眾生大多都是中等資質。中等資質的人，引導向東便往東，引導向西便往西；學習善行便向善，沾染惡習便作惡。起初懵懂無知，不久便放縱慾望，追逐世俗所好。隨著年齡增長逐漸習慣，最終成為自然本性。這種影響從一兩個人開始，逐漸擴展到整個城市，流傳越來越廣，最終形成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