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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可小說 > 歷史軍事 > 曾文正公全集今注新詮 > 第105章 鳴原堂論文卷下(一)

鳴原堂論文卷下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聽說喜好用兵如同好色一樣。傷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件,但好色者必定喪命;殘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件,但好戰者必定滅亡。這是必然的道理。隻有聖人的用兵,都是出於不得已,所以取勝時能享受太平之福,即使不勝,也必定冇有意外的禍患。後世用兵,都是可以避免卻偏要發動,所以即使取勝,災禍也會延遲但更嚴重;如果戰敗,災禍反而來得更快但較輕。

因此聖人不計較征戰勝負的功績,而深切警惕濫用武力的禍患。為什麼呢?動用十萬大軍,每日耗費千金,內外動盪不安,為戰事奔波的百姓多達七十萬戶。對內導致國庫空虛,對外致使百姓貧困,饑寒交迫之下,必生盜賊之患;死傷帶來的愁苦怨恨,最終必招致水旱天災。在上則將領擁兵自重,萌生驕橫不臣之心;在下則士卒長期征戰,滋生潰散叛逃之意。種種變亂,皆因用兵而起。至於那些最先倡議興兵之人,死後所受的陰間責罰尤為深重。

因為平民百姓無緣無故因戰事而死,怨氣積聚,必定有人要承擔罪責。這幾句話雖非儒者常言,卻也違背了奏章應有的體例。所以聖人對用兵之事心懷敬畏、慎之又慎,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動用武力。以上泛論用兵必招致禍患的道理。

自古以來君主喜好發動戰爭,因戰敗而亡國者不計其數,臣現在不敢再贅述這些,隻願為陛下列舉那些戰勝者的結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又對匈奴、百越用兵,征發徭役的禍患遍及天下,雖然開拓疆土千裡,功業遠超夏商週三代,然而陵墓尚未乾透,天下就已怨聲載道紛紛反叛,秦二世被害,子嬰被俘,這般慘烈的滅亡,實為自古未有。

漢武帝繼承文景之治積累的豐厚國力,率先征討匈奴,戰事連綿不絕,進而波及周邊各國,年年調兵遣將,雖屢戰屢勝。建元年間,兵禍初現。當時蚩尤旗星象顯現,其光芒與天相接。同年春天,戾太子降生。此後三十餘年征戰不休,死者不計其數。待到巫蠱之禍爆發,長安城內血流成河,屍橫遍野達數萬之眾,太子父子俱遭誅滅。班固認為太子生於戰事開端,最終也與戰事同歸於儘。武帝雖然後悔醒悟力圖補救,但終身的遺憾已無法挽回。

隋文帝平定江南後,又繼續征討四方夷狄,隋煬帝繼位後,這種好戰之心仍未消減。他們都能消滅強國,威震四方,然而百姓怨聲載道,盜賊四起,國家轉眼間就滅亡了。唐太宗神勇無敵,尤其喜歡用兵。在攻滅突厥、高昌、吐穀渾等國後,仍不滿足,又親征遼東,這些都是為了建立功業,並非迫不得已才用兵。後來武則天篡位,唐朝國勢衰微,幾乎滅亡。

用兵帶來的災禍,是世間難以逃避的規律。否則,以唐太宗的仁德聖明、寬厚待人、克己愛民的品性,幾乎達到刑罰不用的治世境界,為何傳位一代之後,子孫就遭逢劫難?這難道是行善應有的報應嗎?若說武則天之禍是源於太宗窮兵黷武所致,也不符合事實。由此可見,漢唐兩朝在施行仁政之後用兵,所以雖獲勝卻僅能勉強維持;秦隋兩朝在暴政之餘用兵,所以獲勝後隨即滅亡。臣每每讀史至此,都不禁合書落淚,為這些失策的決策感到痛心。

假使這四位君主在用兵之初就遭遇失敗,從而心生警惕,明白用兵之難,那麼災禍或許不會發展到如此地步。不幸的是他們每次出兵都獲勝,於是沉溺於功利之中,對隱患缺乏深刻認識。所以臣認為:用兵獲勝反而會導致變革遲緩而災禍更大,失敗反而能促使變革加速而災禍較小,這個道理不可不明察。以上說明用兵獲勝也會帶來大禍,至於失敗的情況就更不必說了。

當年仁宗皇帝以寬厚仁德治理天下,本無意於征戰,將士懈怠,兵器朽壞。西夏元昊趁機侵擾西部邊境,在延安、涇原、麟府等地,宋軍接連戰敗三四次,損失兵力數以萬計。然而國內依然安定,戰事平息後百姓毫無怨言,國家也未留下後患。這是為何?因為天下臣民都知道皇帝本無好戰之心,天地鬼神也體諒他用兵實在是迫不得已的緣故。

前文所述仁宗皇帝雖動用武力而百姓毫無怨言。如今陛下天賦勇略睿智,誌在使國家富強。自登基以來,整修軍備,防備鄰國,群臣百官窺見此意,紛紛主張用兵。起初,執掌朝政的重臣缺乏深謀遠慮;主持軍國大計的樞臣不具備權衡利害的見識;擔任諫議之職的官員也無人提出規勸忠告。

這些隱患由小到大,最終釀成大禍。後來薛向提出奪取橫山的策略,韓絳主張深入敵境的計謀,陳昇之、呂公弼等人暗中配合,結果軍隊損兵折將,國庫消耗殆儘。與仁宗寶元、慶曆年間的戰敗相比,損失雖不到十分之一,卻已引發天怒人怨,邊關士兵叛變,京城動盪不安,陛下為此數月不能安眠。為何如此?因為用兵之事是陛下主動發起的。所以將士們並非怨恨敵人,而是對陛下的決策感到不滿。

如今朝廷用兵導致民怨沸騰。所幸仰仗祖宗積累的深厚基業,以及上天的深切庇佑,才使得軍事行動無功而返,讓陛下得以醒悟。然而見識短淺之人,卻以戰敗為恥,竭力追求勝利以迎合聖意。於是王韶在熙河挑起戰端,章惇在橫山製造事端,熊本於渝瀘引發戰火。這些人殘害已經歸降的部族,擄掠老弱婦孺,使國家腹心之地困頓疲憊,隻為奪取毫無價值的荒地來標榜戰功。他們讓陛下徒有開疆拓土的虛名,卻忽視了實實在在的禍患。

這些人勉強振作,貪圖功名,於是沈起、劉彝又在安南挑起戰事,致使十餘萬將士遭受瘴氣毒害,死者過半。運送物資的民夫倒斃途中,糧餉器械未遇敵軍就已耗儘。本以為朝廷用兵的念頭會因此稍減,不料李憲的軍隊又出兵洮州。

如今軍隊獲勝,士氣正盛,陛下因一時勝利而欣喜,難免產生輕視四方蠻夷、欺侮敵國的念頭。天意難測,臣實在為此憂懼。以上所述戰事告捷而銳氣正盛,戰事便永無休止。況且戰勝之後,陛下所能看到的,不過是凱旋的捷報和群臣的慶賀,呈現出一派輝煌熱鬨的景象。至於遠方百姓被刀劍屠戮的慘狀,因運送軍需而累斷筋骨的苦楚,流離失所、傾家蕩產的淒涼,賣兒鬻女、熏瞎眼睛、折斷手臂、自縊身亡的悲劇,陛下必定無法親眼目睹;那些慈父孝子、孤臣寡婦的痛哭哀嚎,陛下也必定無法親耳聽聞。

這就像宰殺牛羊、剖割魚鱉做成美味佳肴,享用者覺得鮮美無比,被宰殺者卻痛苦萬分。假使陛下親眼看見它們在屠刀下哀嚎,在砧板上掙紮,即便麵對山珍海味,也定會放下筷子不忍下嚥,更何況是用百姓的性命來換取一時的功業虛名呢?以上所述戰勝之事本應令人哀憫,而不值得欣喜。姚鼐曾評價說蘇軾這封奏章所述純屬虛構,張方平實際上並未將此奏呈遞朝廷。

蘇軾在黃州時聽聞永樂城徐禧兵敗,神宗皇帝悔恨痛心,因而追寫此文來闡發自己的見解。文中用屠宰烹飪作比喻,也是他在黃州戒殺生時的觀點。曾國藩認為蘇軾崇信佛教,用殺生來比喻窮兵黷武,道理上說得通。隻是文章開頭說陰間懲罰尤其嚴重,就顯得不合體統了。

即便陛下擁有如秦漢隋唐君主那般精銳的軍隊和充實的國庫,在取得勝利後尚且難以避免禍亂爆發,更何況如今朝廷的將領官吏疲軟平庸,遠不及古人。而近年來,朝廷與民間財力睏乏,國庫多年積蓄消耗殆儘,地方賦稅儲備幾乎全部上繳,官員俸祿勉強維持,連南郊祭祀的賞賜都遲遲無法籌措。在這種情況下貿然用兵,即使再有智慧的人也難以善後。

如今饑荒瘟疫過後,各地盜賊蜂擁而起,京東、河北地區尤為嚴重。一旦戰事興起,橫征暴斂必然隨之而來。百姓走投無路,勢必淪為盜匪才能自保。邊境戰事未平,內亂又起,陳勝吳廣之禍恐怕就要重演。這正是老臣夜不能寐、食不下嚥,乃至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的原因。以上所述皆因兵力薄弱、糧餉匱乏,盜賊之患即將爆發。

臣還聽說,凡舉大事必須順應天意。上天所支援的,行事必定成功;上天所反對的,行事必定失敗。天意向背的征兆,往往體現在災禍祥瑞與年成豐歉之中。近年來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瘟疫接連不斷,百姓死亡近半。天意的向背,由此便可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陛下卻執意不顧天意,不斷興兵生事。這就像子女得罪了父母,本該恭敬順從、靜思己過、引咎自責,或許還能得到寬恕。如今卻反而肆意責打下人,濫用刑罰,用這樣的態度對待父母,從未見過能獲得寬恕的。因此臣懇請陛下縱觀前代興亡教訓,深刻體察天意向背的道理,放棄用兵之念,保疆安鄰,清靜無為,這纔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計。上可讓兩宮太後安享晚年,下能拯救天下億萬蒼生。如此,臣即便老死荒野,也能瞑目九泉了。以上所言皆為勸諫陛下體察天意、止戈安民。

當年漢高祖劉邦掃平群雄,一統天下。光武帝劉秀百戰百勝,延續漢室正統。然而高祖在白登被圍時,便采取和親之策;光武麵對西域求置都護時,也婉言謝絕。這兩位帝王並非不懂用兵,而是曆經變故後,思慮更為深遠。如今陛下深居宮中卻輕言征討,老臣愚鈍,私下認為此舉不妥。

臣子向君主進諫,若趁其厭倦時勸阻則容易見效,若在其意氣風發時勸阻則難以成功。但凡有血氣之人,都存爭強好勝之心。當其氣勢正盛時,即便是平民百姓也不肯退讓,除非是智慧超群、氣度非凡之人,否則很難在奮發進取時捨棄己見、聽從勸告、唯義是從。

如今陛下意氣風發決意用兵,勢不可擋,臣並非不知情勢,卻仍要不斷進諫,實在是看到陛下聖德寬厚、從善如流,因此不敢以常人爭強好勝之心來揣度聖意。況且臣料想陛下日後親見戰事之禍,必會痛心悔恨,到那時若責怪身邊大臣竟無一人勸諫,而臣已年老將死,九泉之下麵對先帝,也將無言以對。懇請陛下體察臣之苦心。

蘇軾文章的長處在於征引史實精準得當,又善於運用比喻。凡是難以表達的情理,彆人說不透的,蘇軾都能用比喻闡明。例如《百步洪》詩開頭幾句連用八個比喻,其他詩文也幾乎篇篇設喻。這篇文章用屠宰牲口比喻輕視百姓性命,用鞭打奴仆比喻違逆天意,都構思巧妙,是常人百般思索也想不到的,但讀來又恰是人人心中都有的感受。

古今奏議當推賈誼、陸贄、蘇軾三人為登峰造極。我認為賈誼擅長剖析利害,陸贄深諳義理,蘇軾通曉人情。我們上奏進言時,縱使不能三者兼備,至少也要對其中一兩項有透徹理解,纔不至於詞不達意。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來不自量力,冒昧上書諫言買燈之事,自知觸犯天威,罪該萬死,在家中草蓆待罪等候發落。然而靜候十餘日,未見降罪旨意,詢問官府才知買燈之事已經停止。這才明白陛下不僅寬恕臣的冒犯,還采納了諫言,臣驚喜萬分,感動落淚。為何?勇於改過從善如流,這是堯舜禹湯等聖君勉力實踐的品德,秦漢以來幾乎絕跡。買燈之事本是微小過失,豈能影響陛下如日月般的光明?而陛下卻能即刻收回成命,這正是智慧超群卻願聽從愚見,威震四海卻能屈從匹夫之諫的明證。

臣如今確信陛下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聖君,可以效法商湯周武,既能富民又能慎刑,既能強兵又可降服外敵。有這樣的君主,臣怎忍辜負?唯有竭儘忠誠,肝腦塗地,全力以赴,在所不惜。臣也明白天下之事比買燈更為重大,卻特意先以此小事進諫,因為未經信任就直言勸諫,聖人不會采納;交情尚淺卻言談過深,君子引以為戒。所以先試探性地議論小事,至於大事則等待時機再進言。如今陛下果然寬恕不殺,這便是已經接納臣的諫言了。

若蒙陛下應允卻緘默不言,便是臣的罪過,因此臣鬥膽將未儘之言和盤托出。臣要進諫的無非三件事:望陛下凝聚民心、敦厚風俗、維護綱紀。以上總起部分三百餘字略顯冗長,漢唐時期製科對策常有此弊。如今京城官員的奏疏,開篇也多有浮誇之詞。至於督撫上奏,應當就事論事,無關的閒話不宜過多。

人人都要有所依仗。臣子依仗君王的命令,才能驅使百姓;依仗君王的法令,才能製服強暴。那麼君王又該依仗誰呢?《尚書》說:“我統治萬民,戰戰兢兢如同用腐朽的韁繩駕馭六匹駿馬。”這是說天下冇有比君王更危險的處境。君臣聚合時是主從關係,離散時就會變成仇敵。這聚合離散之間,容不得絲毫差錯。所以天下歸心才能稱為君王,若人人各懷異心,就隻能稱為獨夫。

由此可見,君主所依仗的不過是民心罷了。民心對於君主,就像樹木需要根係,燈盞需要燈油,魚兒需要清水,農夫需要田地,商人需要本錢。樹木無根就會枯萎,燈盞無油就會熄滅,魚兒離水就會死亡,農夫無田就會捱餓,商人無本就會貧窮,君主失去民心就會滅亡。這是必然的道理,無法逃避的災禍。這種危險,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如果不是自取禍患、甘願滅亡,或是狂妄失常、喪失理智,誰敢肆意妄為,輕易觸犯民心呢?從前子產焚燒盟書來平息眾人非議,賄賂伯石來安撫豪門大族,就是明白眾怒難犯,獨斷專行難以成功。孔子也說:“取得信任後才能役使百姓,若未獲信任,百姓會認為是在殘害他們。”唯有商鞅變法時不顧輿論反對,雖然短期內使秦國富強,卻也招致天下怨恨。他讓百姓隻知逐利而不懂道義,隻見刑罰而不見仁德,即便奪得天下,轉眼就滅亡了。至於商鞅本人,最終也難逃厄運,負罪逃亡時諸侯都不收留,被車裂示眾時秦國人無一哀憐。

君臣之間,怎會願意走到這般地步!宋襄公雖推行仁義,卻因失去民心而敗亡;田常雖不行仁義,卻因獲得民心而強大。所以君子在評判行事對錯之前,必先觀察民心的向背。謝安任用桓氏族人未必正確,但因眾人擁護,國家反而安定;庾亮征召蘇峻未必錯誤,但因形勢不允許,反而招致禍患。從古至今,從未有平和順應民意而不安定的,也從未有剛愎自用而不危險的。以上泛論凝聚民心的重要性,以下具體列舉失去民心的種種事例。

如今陛下也明白人心不悅了。朝野上下無論賢愚,都說自太祖太宗以來,管理財政的不過三司使、副使、判官等職,沿襲百年從未貽誤政事。現在卻無故增設新衙門,稱為“製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個年輕官員在朝中日夜謀劃,四十多名使者在外奔走操辦。此事開端聲勢浩大,百姓實在驚疑;創立新法標新立異,官吏都惶惑不安。賢明之士探究其用意卻不得要領,不免憂慮;奸猾之徒便以己意揣測朝廷,進而造謠誹謗。

人們議論陛下作為萬乘之君卻追逐財利,執政大臣作為天子輔臣卻專管斂財。商路不通,物價飛漲,從近處的淮河流域到遙遠的四川地區,眾口喧騰,議論紛紛。有人說京城正店要設監官管控,夔州路深山要實行酒禁;有人說要冇收僧尼寺產,剋扣兵吏俸祿。諸如此類傳言,不可勝數。更有甚者,竟謠傳要恢複肉刑。這種言論一出,百姓惶恐不安。陛下與幾位重臣想必也聽到這些議論,卻置之不理,隻是說:“我既無這些舉措,也無此意圖,何必在意流言蜚語。”

人們的議論雖然未必都屬實,但事出有因纔會招致非議。一個人必定先有貪財之實,彆人纔會懷疑他偷盜;一個人必定先有好色之行,彆人纔會懷疑他淫亂。為何如此?因為若未設立這個新衙門,就不會有這些非議。難道去年的人全都忠厚老實,今年的人就都變得輕浮不實?孔子說:“工匠要做好工作,必先磨利工具。”又說:“一定要先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著斂財的工具卻避談斂財之事,掛著改革的名號卻否認求利之意,縱使每家都派一人來辯解,市場上懸賞千金收買人心,人們也必定不會相信,非議也不會停止。所謂“製置三司條例司”,就是求利的代名詞;那六七個年輕官員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利的工具。

驅使獵鷹獵犬奔向山林,卻對人說:“我不是去打獵。”不如放歸鷹犬,野獸自然馴服。手持漁網進入江湖,卻對人說:“我不是去捕魚。”不如捨棄漁網,人們自然相信。善於論事的人,往往在最難說明的地方運用比喻來闡明道理,蘇東坡的詩文就以此見長。所以臣認為要消除讒言惡語、恢複祥和氣象,挽回民心、安定國家根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撤銷製置三司條例司。

陛下設立這個新衙門,本意不過是為了興利除弊。如果撤銷它後利不能興、弊不能除,那自然不該撤銷。但若撤銷後天下歡欣、人心安定,興利除弊照樣能推行無阻,那為何不撤銷呢?陛下要革除積弊、建立新法,理應讓宰相詳細商議後再施行。若政令不經過中書省,那就是亂世的法度。聖明的君主和賢能的宰相,怎會這樣做!既然立法必須經過中書省,商議必須由宰相主持,那麼這個衙門的設立,豈不是多餘而無必要?以上論述不宜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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