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9章 左丘明

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魯國曲阜人，生卒年月無確切史料記載，據《史記》《漢書》等文獻推斷，大致生活在公元前556年至公元前451年之間，與孔子處於同一時代且稍晚。他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曾任魯國太史，以編纂《左傳》（《左氏春秋》）和《國語》兩部經典史籍聞名於世。他以“信史”為準則，用生動的筆觸記錄了春秋時期的風雲變幻，其著作不僅是研究先秦曆史的重要文獻，更開創了中國敘事史學的先河，被後世尊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

左丘明出身於魯國的貴族，其家族世代擔任魯國的太史一職，負責記錄國家大事、整理曆史文獻、掌管天文曆法。長輩們常帶他出入魯國的藏書府，那裡存放著從西周以來的竹簡檔案，左丘明常常在其中流連忘返，親手翻閱那些記載著曆史興衰的簡牘，彷彿穿越時空與古人對話。

青年時期的左丘明，為了開闊眼界、豐富學識，曾遊曆各國。他先後前往齊國、晉國、楚國等諸侯國，考察當地的歷史遺蹟、風土人情，收集各國的曆史傳說與文獻資料。

這段遊學經曆，讓左丘明不僅掌握了各國的曆史史實，更深刻體會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他看到諸侯們不再遵守周禮，為了爭奪土地與人口相互攻伐，百姓流離失所，社會秩序混亂。這種現實衝擊，讓他萌生了用史學記錄曆史、警示後人的想法。

左丘明與孔子的交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兩人同為魯國人，年齡相差約二十歲，都致力於傳承傳統文化。《論語·公冶長》中記載了孔子對左丘明的評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句話的白話解釋是：花言巧語、麵目偽善、過分恭敬的行為，左丘明認為是可恥的，我（孔子）也認為是可恥的；心裡藏著對彆人的怨恨，表麵上卻和他做朋友，左丘明認為是可恥的，我也認為是可恥的。

這段記載生動地展現了左丘明與孔子在道德觀念上的高度一致。兩人常常一起探討曆史與禮儀，孔子編纂《春秋》時，曾多次向左丘明請教魯國的曆史細節，左丘明則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掌握的檔案資料提供給孔子。孔子對左丘明的學識與品格極為推崇，而左丘明也十分敬佩孔子的思想，認為孔子的《春秋》雖然言辭簡略，卻蘊含著“褒善貶惡”的微言大義。

公元前481年，孔子完成了《春秋》的編纂。這部史書以魯國為中心，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的語言極為簡練，往往用一句話甚至一個字來記錄一件大事，被稱為“微言大義”，但也正因如此，很多曆史細節被省略，後人難以理解其中的深意。

正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記載：“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這句話的白話解釋是：魯國的君子左丘明擔心孔子的弟子們對《春秋》的理解出現偏差，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解讀，從而失去《春秋》的本意，因此他依據孔子編纂的《春秋》，詳細闡述其中的曆史事件，寫成了《左氏春秋》，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左傳》。

左丘明編纂《左傳》時，充分利用了魯國的宮廷檔案、各國史書以及自己遊學收集的資料，對《春秋》中的每一條記載都進行了詳細的補充與解讀。例如，《春秋》中僅用“鄭伯克段於鄢”六個字記錄了鄭國的一場內亂，而《左傳》則用了近千字的篇幅，詳細敘述了鄭莊公與其弟共叔段之間的矛盾由來、發展過程以及最終的結局，生動地展現了鄭莊公的隱忍與謀略，共叔段的驕縱與貪婪，以及武薑的偏心與後悔。

在編寫《左傳》的過程中，左丘明展現出了高超的敘事技巧。他擅長通過具體的人物對話、動作和心理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讓曆史人物變得有血有肉。比如“曹劌論戰”的故事，《左傳》中詳細記錄了曹劌與魯莊公的對話，通過“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等經典言論，展現了曹劌的深謀遠慮與魯莊公的虛心納諫。這個故事不僅是一段精彩的曆史記錄，更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篇章，流傳千古。

完成《左傳》的編纂後，左丘明發現《左傳》主要以編年體的形式記錄曆史事件，側重於敘事，而對於各國諸侯、卿大夫的言論記載不夠係統。於是，他又開始著手編寫《國語》。《漢書·藝文誌》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國語》是中國第一部國彆體史書，分為《周語》《魯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個部分，共二十一篇，記載了從西周穆王時期到春秋末年約五百年的曆史。與《左傳》的“編年敘事”不同，《國語》以“分國記言”為特點，主要記錄各國諸侯、卿大夫的言論，通過這些言論來反映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和曆史事件。

左丘明在《國語》中收錄了大量珍貴的曆史資料，很多內容是《左傳》中冇有記載的，起到了補充《左傳》的作用。例如，《國語·越語》中詳細記載了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勵精圖治，最終打敗吳國的故事。其中“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這句話的白話解釋是：越王勾踐退守到會稽山上，於是向全軍釋出命令：“凡是我的父老兄弟和同姓宗族，有能夠幫助我謀劃擊退吳國的人，我將和他共同治理越國的政事。”

通過這段記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勾踐在戰敗後的反思與決心，以及他求賢若渴的態度。《國語》中還收錄了範蠡、文種等謀臣的言論，詳細記錄了越國複興的全過程，為研究吳越爭霸的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左丘明在編寫《國語》時，同樣堅持“信史”原則，對所收錄的言論進行了嚴格的考證，確保其真實性與可靠性。

關於左丘明，流傳最廣的傳說便是他“失明著書”的故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句話的白話解釋是：周文王被拘禁時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厄時編寫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後創作了《離騷》；左丘明失明後，才著成了《國語》；孫子被砍去膝蓋骨後，修訂了《兵法》；呂不韋被貶到蜀地後，世間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時，寫下了《說難》《孤憤》；《詩經》三百篇，大多是聖賢們為抒發憤懣之情而創作的。

雖然史料中冇有明確記載左丘明失明的具體原因，但這一傳說被後世廣泛認可。據說，左丘明在晚年時，因長期翻閱竹簡、熬夜著書，眼睛逐漸失明。但他並冇有因此放棄自己的著述事業，而是在弟子的幫助下，通過口述的方式繼續整理文獻、記錄曆史。他憑藉著驚人的記憶力，將自己畢生所學的曆史知識一一講述出來，弟子們則在一旁認真記錄，最終完成了《國語》的編纂。

晚年的左丘明，一邊整理自己的著作，一邊收徒講學，將自己的史學知識與思想傳承給後人。他的弟子眾多，其中不乏後來成為魯國史官或學者的人。左丘明在講學過程中，不僅傳授《左傳》《國語》中的曆史知識，更強調“以史為鑒”的重要性，教導弟子們要從曆史的興衰中汲取教訓，樹立正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

左丘明還十分重視對自己著作的整理與修訂。他在晚年時，多次對《左傳》和《國語》進行審閱，修改其中的疏漏之處，確保著作的準確性與完整性。他曾對弟子們說：“史者，信也。一字之差，謬以千裡。吾著史，非為揚名，實為傳信，讓後人知曆史之真相，明是非之準則。”這句話的意思是：史學的核心是“真實”。一個字的錯誤，可能會導致千裡之外的誤解。我編寫史書，不是為了揚名立萬，而是為了傳遞真實的曆史，讓後人瞭解曆史的真相，明白是非的準則。

左丘明去世後，他的弟子們將《左傳》《國語》兩部著作整理成冊，獻給了魯國的國君。魯國國君對這兩部著作十分重視，將其收藏在國家藏書府中，作為魯國的重要典籍。隨著時間的推移，《左傳》和《國語》逐漸流傳到其他諸侯國，受到了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

在戰國時期，《左傳》就已經成為儒家學派的重要典籍之一，孟子、荀子等儒家學者都曾研讀《左傳》，並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其中的內容。到了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左傳》被列為“十三經”之一，成為官方教育的重要教材。東漢的鄭玄、晉代的杜預等學者都曾為《左傳》作注，進一步推動了《左傳》的傳播與研究。

《國語》的流傳同樣廣泛，它以獨特的國彆體形式和豐富的言論記載，成為研究先秦曆史、語言、文化的重要文獻。曆代的史學家、文學家都對《國語》給予了高度評價，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中稱《國語》“其文深閎傑異”，清代的姚鼐則稱讚《國語》“條理分明，文筆流暢”。

左丘明的著作不僅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更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敘事技巧、人物描寫、語言藝術等，都為後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借鑒。《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就深受左丘明的影響，他在《史記》中采用的編年體與紀傳體相結合的敘事方式，以及生動的人物描寫，都能看到《左傳》的影子。司馬遷曾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小子何敢讓焉！”這句話表達了司馬遷對左丘明等先賢的敬佩之情，也體現了左丘明對他的影響。

左丘明在中國曆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被後世尊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在史學方麵，左丘明開創了編年體敘事史學的先河，《左傳》以時間為線索，詳細記錄了春秋時期的曆史事件，為後世編年體史書的發展樹立了典範。

其次，在文學方麵，左丘明展現出了高超的文學才華。他的著作語言生動形象，敘事簡潔流暢，人物刻畫栩栩如生。《左傳》中的“曹劌論戰”“燭之武退秦師”“崤之戰”等篇章，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對後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最後，在思想方麵，左丘明強調“以史為鑒”“褒善貶惡”，他的著作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他通過記錄曆史人物的言行，宣揚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準則，批判殘暴、貪婪、虛偽等不良行為，為後世的社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

曆代的文人學者都對左丘明給予了高度評價。漢代的劉向稱左丘明“博文強識，明於治亂之道”；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中稱讚左丘明“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清代的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評價《左傳》“敘事之最工者也”。這些評價充分體現了左丘明在中國史學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