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7章 王莽

王莽的父親王曼是王政君（元帝皇後、成帝生母）的弟弟，但是死的很早，所以相較於其他堂兄弟的錦衣玉食，王莽一家比較清貧。少年時，他便承擔起養家之責，侍奉寡母極儘孝道，供養亡兄的遺孀與孤侄更是無微不至。他拜名儒陳參為師，潛心鑽研《禮經》，言行舉止皆以儒家典籍中的“君子”為標尺——待人接物恭敬有禮，與名士交遊不卑不亢，即便後來官職漸高，仍堅持布衣素食，將俸祿多用於接濟賓客與儒生。

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馬王鳳病重，王莽衣不解帶地伺候他，幾個月不曾寬衣安睡。這讓王鳳深受感動，臨終前特意告訴王政君與成帝，要關照這個侄子。憑藉此事，王莽得以入仕，任黃門郎，從此踏入西漢的政治舞台。

在黃門郎任上，王莽廣結善緣，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門客侍從，無不以禮相待。久而久之，“賢德”的名聲傳遍長安，就連以剛直著稱的大臣孔光，都多次在成帝麵前舉薦王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成帝封王莽為新都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後又升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這時的王莽依舊保持著“謙恭”的姿態：每逢休沐日，他從不去聲色場所，而是在家中與儒生討論經義；麵對賞賜，他大多轉贈給下屬與貧民；甚至在自己的女兒被選為平帝皇後時，他堅決推辭厚重的聘禮，隻接受十分之一，剩餘部分全部分給宗室子弟與百官。

這些舉動，讓他成為了“道德標杆”。可這份謙恭的背後，藏著對權力的極致渴望。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病逝，哀帝即位，外戚傅氏、丁氏得勢，王氏家族暫時失勢，王莽主動請求卸職，隱居新都（今河南新野）。隱居期間，他的次子王獲因小事殺死家奴，王莽得知後，當著眾人的麵怒斥王獲“草菅人命，有違禮法”，最終逼迫兒子自殺。

此事傳開後，朝野震動。時人皆讚王莽“公正無私，嚴於律己”，數百名官吏與儒生聯名上書，請求哀帝召回王莽。哀帝迫於輿論壓力，隻得下詔讓王莽回京。這次“以子博名”的操作，讓王莽的聲望達到了頂峰。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病逝，冇有子嗣。作為太皇太後的王政君，第一時間趕到未央宮，收回傳國玉璽，並急召王莽入宮，任命他為大司馬，主持朝政。王莽重掌大權後，第一件事便是清除異己——他以“依附外戚、擾亂朝綱”為由，將傅氏、丁氏家族的官員全部罷免，甚至逼死了哀帝的寵臣董賢。隨後，他擁立年僅9歲的中山王劉衎為帝，是為平帝，而自己則以大司馬的身份總攬朝政。

為了鞏固權力，王莽開始編織“天命”的謊言。他深知，西漢自武帝以來，讖緯之學盛行，百姓與官吏皆信“天人感應”。於是，他暗中指使黨羽偽造“符命”，聲稱“漢德已衰，王氏當興”。元始元年（公元1年），益州太守上報“蠻夷獻白雉”，王莽藉此宣稱這是“周公輔成王”的祥瑞，暗示自己便是“當代周公”。群臣心領神會，紛紛上書請求封王莽為“安漢公”。

成為安漢公後，王莽一方麵繼續推行“仁政”——擴大太學規模，為儒生修建宿舍；減免災區賦稅，安置流民；甚至將自己的封地捐出，用於救濟百姓。這些舉措讓他獲得了底層民眾與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援；另一方麵，他加緊控製朝政，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三公九卿的位置上。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年滿14歲，逐漸對王莽的專權產生不滿。王莽察覺後，在臘月的大宴上，暗中下毒，將平帝毒殺。平帝死後，王莽為了繼續“攝政”，故意挑選了年僅2歲的廣戚侯之子劉嬰為繼承人，號“孺子嬰”，而自己則以“假皇帝”（代理皇帝）的身份臨朝稱製，改元“居攝”。

“假皇帝”的稱號，顯然無法滿足王莽的野心。居攝三年（公元8年），一個名叫哀章的梓潼人，穿著黃色衣服，捧著一個銅匱，來到高祖廟，聲稱銅匱中藏有“天書”，內容是“漢高祖傳位給王莽”。王莽得知後，立刻前往高祖廟，打開銅匱，“痛哭流涕”地表示“天命不可違”，隨後宣佈接受“禪讓”，廢黜孺子嬰，登基稱帝，改國號為“新”，改元“始建國”。

登基之日，王莽特意派人向王政君索要傳國玉璽。王政君這纔看清王莽的真麵目，怒不可遏地將玉璽摔在地上，玉璽一角被摔碎。她痛罵王莽“忘恩負義，篡漢逆賊”，西漢二百一十年的統治，就此終結。

王莽稱帝後，深知自己的皇位來得“名不正言不順”，於是試圖通過推行“新政”，重現“太平盛世”，以此鞏固統治。他的新政，以儒家典籍中的“井田製”“大同社會”為藍本，涵蓋土地、奴婢、經濟、幣製等多個領域，看似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實則脫離現實，最終淪為“禍民之政”。

王莽認為，西漢末年的土地兼併是“天下大亂”的根源，於是頒佈“王田製”，規定：全國土地歸國家所有，稱為“王田”，禁止私人買賣；男子年滿八歲，可分得一百畝土地；超過規定數額的土地，必須分給宗族、鄰裡或貧民；無地農民由國家授田。

這一政策看似公平，卻嚴重觸動了豪強地主的利益。當時的豪強地主大多是官僚、宗室子弟，他們手中掌握著大量土地，怎會甘心將土地交出？於是，他們紛紛抵製王田製，要麼隱匿土地數量，要麼勾結地方官吏，繼續兼併土地。而對於普通農民來說，國家根本冇有足夠的土地可供授田，所謂的“授田”不過是一紙空文。更糟糕的是，禁止土地買賣後，農民因天災人禍需要變賣土地時，隻能私下交易，一旦被官府發現，便會被冠以“違法”之名，輕則罰冇財產，重則流放邊疆。

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豪強地主的強烈反對下，不得不下詔廢除王田製，恢複土地買賣。這場曆時四年的“土地改革”，不僅冇有解決土地兼併問題，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豪強地主藉機瘋狂掠奪土地，農民失去土地後淪為流民，僅關中地區的流民就多達數十萬。

與王田製同時推行的，還有“奴婢私屬”政策。王莽規定，奴婢不得買賣，改稱“私屬”，禁止主人隨意殺害奴婢。他試圖通過這一政策，遏製奴婢數量的增長，體現“仁政”。

但現實同樣打了他的臉。當時的奴婢大多是因貧困賣身為奴的農民，禁止奴婢買賣後，他們失去了脫離奴籍的機會，隻能終身為奴。而對於奴隸主來說，他們雖不能公開買賣奴婢，卻通過“贈送”“抵押”等方式，繼續變相交易奴婢，官府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諷刺的是，王莽自己的府中就有數百名奴婢，他從未想過釋放這些奴婢——所謂的“奴婢私屬”，不過是用來標榜自己“仁君”形象的工具。

為了穩定物價、增加財政收入，王莽效仿漢武帝的“均輸平準”政策，推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設立“五均司市師”，負責調節物價：物價低於成本時，由官府按成本價收購；物價過高時，由官府平價出售，防止商人囤積居奇。“六筦”則是將鹽、鐵、酒、鑄錢、名山大澤開采、五均賒貸六項經濟活動收歸國家壟斷經營。

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完全變了味道。王莽任命的“五均司市師”大多是富商大賈或貪官汙吏，他們與地方豪強勾結，不僅不調節物價，反而故意抬高物價，然後以“平價”之名低價收購百姓的貨物，再高價賣出，從中牟取暴利。而“六筦”的壟斷經營，更是讓百姓苦不堪言——鹽價被抬高十倍，鐵製農具質量低劣卻價格昂貴，百姓買不起鹽、用不起農具，隻能忍饑捱餓。

更糟糕的是，王莽為了確保“五均六筦”的推行，規定凡違反政策者，輕則罰款，重則判處死刑。僅因“私販鹽鐵”被處死的百姓，就多達數萬人。百姓怨聲載道，紛紛感歎“新朝不如舊漢”。

王莽在位期間，共進行了五次幣製改革，每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最終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第一次改革（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廢除西漢的五銖錢，發行“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三種新幣，其中“一刀平五千”的價值相當於五千枚五銖錢，而其實際重量僅為五銖錢的兩倍。這種“虛值貨幣”的發行，本質上是對百姓財富的掠奪——百姓用五銖錢兌換新幣，無異於被官府盤剝。

此後，王莽又多次更改幣製，先後發行了“小錢直一”“麼錢一十”“幼錢二十”等二十餘種貨幣，貨幣種類繁多，換算複雜，百姓根本無法辨彆。到了新朝末年，物價飛漲，一石米的價格高達二千錢，是西漢末年的數十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新政的失敗，讓新朝的統治搖搖欲墜。與此同時，天災也接踵而至——天鳳元年（公元14年），關中地區發生大旱，糧食顆粒無收；天鳳三年（公元16年），長江流域爆發洪水，淹冇大片農田；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範圍內爆發蝗災，蝗蟲所過之處，莊稼儘毀。

天災人禍之下，百姓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天鳳四年，荊州南陽郡（今湖北棗陽一帶）的饑民聚集在綠林山（今湖北大洪山），推舉王匡、王鳳為首領，發動起義，史稱“綠林軍”。綠林軍提出“殺王莽，複漢室”的口號，得到了百姓的廣泛響應，短短數月，起義軍就發展到數萬人。

王莽得知綠林軍起義後，起初並未重視，認為不過是“小股盜賊”，隻派了少量軍隊鎮壓。但綠林軍戰鬥力極強，多次擊敗官軍，甚至攻占了南陽郡的多個縣城。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派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率領十萬大軍前往鎮壓。

官軍抵達南陽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而綠林軍則紀律嚴明，愛護百姓，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援。地皇三年（公元22年），綠林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與官軍展開決戰，最終擊敗官軍，廉丹戰死，王匡逃走。經此一役，綠林軍聲威大震，各地起義軍紛紛前來歸附。

同年，另一支起義軍“赤眉軍”在山東爆發，首領樊崇率領起義軍轉戰山東、河南一帶，隊伍迅速發展到數十萬人。綠林軍與赤眉軍遙相呼應，形成了夾擊新朝的態勢。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綠林軍擁立西漢宗室劉玄為帝，改元“更始”，建立“更始政權”。劉玄即位後，任命劉演為大司徒，劉秀為太常偏將軍，率軍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陽）。王莽得知後，驚恐萬分，派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率領四十二萬大軍，號稱“百萬”，前往宛城鎮壓，妄圖一舉消滅綠林軍。

官軍行至昆陽（今河南葉縣）時，與劉秀率領的數千綠林軍遭遇。王尋、王邑自恃兵多將廣，根本不把綠林軍放在眼裡，下令將昆陽城團團圍住，晝夜攻打。劉秀見官軍輕敵，親率十三名騎兵突圍，前往定陵、郾城調集援兵。隨後，劉秀率領三千精銳騎兵，迂迴到官軍後方，突襲官軍大營。

當時，昆陽城內的綠林軍也趁機出城反擊，官軍腹背受敵，頓時大亂。更巧合的是，天降暴雨，狂風大作，屋頂的瓦片都被吹飛，官軍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王尋在亂軍中被殺，王邑僅率數千殘兵逃回長安。昆陽之戰，綠林軍以少勝多，徹底摧毀了新朝的軍事力量。

昆陽之戰後，綠林軍乘勝追擊，兵分兩路攻打長安。一路由劉演率領，攻打洛陽；另一路由申屠建、李鬆率領，直取長安。王莽得知官軍大敗的訊息後，驚慌失措，隻能招募囚徒、奴隸組成“新軍”，前往抵禦綠林軍。但這支臨時組建的軍隊毫無戰鬥力，剛一交戰就四散奔逃。

地皇四年十月初一，綠林軍攻入長安外城，王莽逃入未央宮的漸台，試圖依靠少量侍衛負隅頑抗。綠林軍士兵湧入漸台，與王莽的侍衛展開激戰，侍衛們紛紛戰死，王莽被商人杜吳發現，杜吳一刀將其殺死，隨後割下王莽的頭顱，交給綠林軍將領公賓就。公賓就將王莽的頭顱懸掛在長安街市上，百姓紛紛上前唾罵、踩踏，甚至有人割下王莽的舌頭吃掉——這個曾經以“謙恭”聞名的帝王，最終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

王莽死後，新朝滅亡，曆時僅十五年。而他的頭顱，被後來的東漢政權收藏在武庫中，直到西晉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武庫失火，才被燒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