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43章 江左梟雄桓溫

江左偏安歲序流，誰攜銳旅問中州？

平蜀曾摧三蜀壘，北伐空嗟九塞秋。

劍指長安雲黯黯，心窺宸極意悠悠。

功過千秋青簡載，一生爭議屬桓侯。

各位，我們翻開東晉的曆史長卷，桓溫始終是一個無法被簡化的人物。他不是單純的“忠臣”，也非純粹的“逆臣”；不是完美的“北伐英雄”，更非徹底的“亂世奸雄”。在門閥與皇權糾纏、胡塵與漢幟交織的東晉一朝，他以軍事才能為筆，以政治野心為墨，在江左大地寫下了一篇矛盾而厚重的篇章——既能憑萬兵掃平巴蜀，為東晉拓土千裡；亦能三番揮師北伐，讓中原遺民望旌旗而泣；卻又始終覬覦司馬氏的龍椅，將廢立帝王視作掌控朝局的籌碼，臨終前仍執著於九錫之禮，為登臨九五鋪墊最後的台階。

要讀懂桓溫，必先讀懂他所處的時代。東晉建政之初，便帶著“先天不足”的基因：公元317年，司馬睿在琅琊王氏的扶持下於建康稱帝，皇權自誕生起便被“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格局裹挾。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接踵而至，印證了“兵權在手，方能立足”的鐵律；而北方“五胡亂華”的浩劫，讓中原沃土淪為胡騎馳突之地，“北伐複土”成為東晉士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執念，卻也成了權臣們積累聲望、攫取權力的工具。

公元312年，桓溫生於琅琊郡（今山東臨沂），其父桓彝是東晉開國功臣。桓彝早年追隨司馬睿南渡，以“有文武才略”著稱，曆任中書郎、宣城內史，是少數以軍功立足的非頂級門閥官員。按常理，桓溫當是“將門虎子”，享受優渥的成長環境，可命運卻在他十五歲那年，給了他一記沉重的打擊。

公元327年，“蘇峻之亂”爆發。曆陽內史蘇峻因不滿朝廷削權，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反叛，率叛軍一路攻破建康，控製晉成帝司馬衍。當時駐守宣城的桓彝，聽聞都城淪陷，立即領兵赴援，卻因兵力懸殊，被蘇峻部將韓晃圍困於宣城。城破之際，桓彝寧死不降，被叛軍殺害——這一年，桓溫剛滿十五歲，一夜之間，從“官宦子弟”淪為“孤兒”。

更讓桓溫刻骨銘心的是，時任涇縣縣令的江播，本是桓彝的舊部，卻在蘇峻叛軍圍城時臨陣倒戈，不僅泄露宣城的防禦部署，還參與了追殺桓彝的行動。桓溫將這筆血仇銘刻在心底，為父守喪期間，他不再是嬌生慣養的公子，而是晝夜苦練劍術。《晉書·桓溫傳》記載，這一時期的桓溫“性儉素，有英氣”，喪父之痛與複仇之心，讓他過早地褪去了少年意氣，多了幾分隱忍與果決。

三年守喪期滿，江播病逝。江家三子——江彪、江統、江思，以為“人死債消”，桓溫即便懷恨，也不會在父親的喪禮上發難。可他們低估了桓溫複仇的決絕。公元330年，十八歲的桓溫，身著素色孝服，暗藏匕首，徑直闖入江家靈堂。彼時江家三子正跪在靈前哭奠，抬頭見桓溫怒目而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慌忙起身抄起喪杖反抗。

但三年的苦練絕非徒勞。桓溫左手格開江彪的喪杖，右手拔出匕首，直刺其胸口，江彪當場倒地；江統、江思見狀欲逃，被桓溫追上，匕首接連刺入二人要害。轉瞬之間，江家三子儘數斃命於靈堂之上。殺完人後，桓溫提著三顆首級，轉身前往父親桓彝的墓前，將首級擺在墓碑前，磕了三個響頭：“父親，孩兒為您報仇了。”

這起“靈堂複仇案”，在當時的江南士大夫群體中引發了巨大震動。有人指責桓溫“太過酷烈”，違背了“士大夫守禮”的準則；但更多人則讚其“孝勇過人”，認為江播叛主殺帥，死有餘辜，桓溫此舉是“替父報仇，天經地義”。其中，時任荊州刺史的庾翼（東晉名臣庾亮之弟，當時最有權勢的門閥人物之一），對桓溫尤為欣賞。庾翼曾對人說：“桓溫有雄略，若假以時日，必能為國立功，可比之孫權、司馬懿。”

庾翼的賞識，成了桓溫仕途的“敲門磚”。他不僅向朝廷上表推薦桓溫，還將自己的女兒庾氏嫁給了他，通過聯姻將桓溫納入庾氏集團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援，桓溫的官運如同乘上快馬——從琅琊內史起步，曆任徐州刺史、安西將軍府司馬，短短數年便從地方小官，成長為手握兵權的實力派將領。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臨終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書，力薦桓溫接替自己擔任荊州刺史、安西將軍。荊州是東晉的“西大門”，扼守長江上遊，掌控著巴蜀、荊襄的軍事命脈，是僅次於建康的戰略重鎮。當時的東晉朝廷，礙於庾氏集團的勢力，且無人能替代庾翼鎮守荊州，最終隻得同意。這一年，桓溫年僅三十一歲，他站在荊州的城樓上，望著東流的長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業”的豪情壯誌。

手握荊州兵權的桓溫，深知“在門閥當道的東晉，唯有軍功能立威”。當時東晉的周邊，北方有前趙、後趙、前秦等胡人政權，實力強勁，不易撼動；而西南方向，盤踞巴蜀的成漢政權，正處於“國勢衰落”的狀態，成了桓溫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標”。

成漢政權的建立，源於西晉末年的流民之亂。公元304年，氐族首領李特率關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晉，死後其子李雄稱帝，建立“成漢”，定都成都。到桓溫時期，成漢已傳至第四代皇帝李勢。李勢是個典型的昏君，《晉書·載記第二十一》記載他“驕奢淫逸，不恤國事”，不僅沉迷酒色，還縱容宗室大臣互相傾軋——當時成漢的朝政，被李勢的弟弟李廣、大臣馬當、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員貪腐成風，軍隊疏於訓練，巴蜀百姓怨聲載道。這樣的政權，在桓溫眼中，無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東晉朝廷對“伐蜀”仍持反對態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險惡”——從荊州到巴蜀，需經三峽天險，山路崎嶇，水運艱難，補給線長達數千裡，一旦糧草斷絕，軍隊必敗；二是“風險過高”——荊州是東晉的西南屏障，若桓溫伐蜀失敗，荊州兵力空虛，不僅巴蜀會趁機反撲，北方的胡人政權也可能南下，東晉將陷入兩麵受敵的困境。當時朝廷中，除了桓溫的參軍袁喬，幾乎所有大臣都反對伐蜀，連宰相何充都直言：“溫雖有勇，然蜀道險遠，恐難成功，萬一失利，社稷危矣。”

但桓溫向來是“謀定而後動，不隨眾議”。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瞭解成漢的兵力部署，並製定了“閃電戰”的戰術——以精銳部隊快速突破三峽，直搗成都，不給成漢反應的時間。公元346年冬天，桓溫未等朝廷正式批覆，便以“袁喬為前鋒，周楚、孫盛為參軍”，點選一萬精兵，從江陵出發，沿長江而上，開啟了伐蜀之戰。

這是一場豪賭——一萬精兵，對抗一個立國四十三年的政權；一條險遠蜀道，承載著桓溫的仕途與東晉的西南安危。

桓溫的“閃電戰”戰術，很快便顯現出效果。大軍從江陵出發後，晝夜兼程，沿長江穿過瞿塘峽、巫峽、西陵峽，沿途的成漢守軍，大多因“猝不及防”而棄城投降。比如成漢的建平太守楊謙，原本駐守巫峽口，見晉軍來得迅猛，未戰先降；接著，晉軍又攻克了涪陵（今重慶涪陵）、德陽（今四川遂寧），短短兩個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橋”（今四川成都南部，當時是成都的南大門）。

直到此時，李勢才如夢初醒，慌忙調整合漢的全部兵力——約三萬大軍，在笮橋擺開陣勢，欲與桓溫決一死戰。笮橋之戰，成漢軍隊占據“主場優勢”：一方麵兵力是晉軍的三倍，另一方麵成漢士兵多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則國亡”，因此戰鬥一開始便打得格外凶猛。

晉軍前鋒部隊很快便陷入劣勢——前鋒將領龔護戰死，士兵傷亡慘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溫的馬前。晉軍士兵開始慌亂，有些將領甚至向桓溫建議：“將軍，敵眾我寡，且我軍深入敵境，不如暫退，再圖後計。”

關鍵時刻，桓溫展現出了“梟雄本色”。他拔出佩劍，指著後退的士兵，厲聲喝道：“我軍千裡而來，為的就是今日一戰！誰敢後退，先斬誰！”接著，他轉頭對袁喬說：“敵軍雖多，但陣型散亂，且軍心不穩。你帶五百精銳騎兵，從側翼繞到敵軍中軍，突襲其指揮中樞，隻要打亂他們的陣腳，我軍必勝！”

袁喬領命，立即挑選五百騎兵，趁著戰場混亂，悄悄繞到成漢軍隊的側翼。當時成漢軍隊的中軍，正由李勢親自坐鎮，士兵們見皇帝在陣中，本還有幾分鬥誌，可當袁喬的騎兵突然發起衝鋒，喊殺聲震天動地時，成漢士兵頓時慌了——他們以為晉軍來了援軍，紛紛四散奔逃。

桓溫見狀，立即下令總攻。晉軍士氣大振，跟著袁喬的騎兵衝過笮橋，一路追殺，直逼成都城下。李勢看著潰逃的士兵，聽著城外的喊殺聲，知道大勢已去。他選擇了古代帝王投降的最高規格——“肉袒麵縛，輿櫬自歸”（光著上身，用繩子綁住自己，讓人抬著棺材），親自到桓溫的軍營前投降。

公元347年，成漢滅亡。桓溫以一萬精兵，滅了一個立國四十三年的政權，將四川、雲南、貴州的大片土地重新納入東晉版圖。訊息傳到建康，滿朝文武震驚不已——他們冇想到，這個三十五歲的年輕人，真的能完成“伐蜀”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朝廷不得不對桓溫加官進爵：封他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爵臨賀郡公，允許他“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從此，桓溫不僅掌控了荊州，還掌控了巴蜀、梁州等西南地區的兵權，成了東晉最炙手可熱的人物。而平蜀隻是桓溫成就“大業”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掌控東晉的權力，還需完成一件更能牽動人心的事：北伐。

北伐，是東晉士民心中的“執念”。自公元316年西晉滅亡，中原淪陷於胡人之手後，“王師北定中原日”便成了無數漢人百姓的期盼。而對東晉的權臣來說，北伐更是“積累聲望、攫取權力”的最佳途徑——隻要北伐有成績，便能被視作“民族英雄”，獲得士民的支援，進而壓製其他門閥，掌控朝廷大權。

桓溫的第一次北伐，選在了公元354年，目標是占據關中地區的前秦政權。當時前秦的皇帝是苻健，公元351年剛建立前秦，定都長安，政權尚未穩固——苻健雖有才乾，但前秦內部仍有不少氐族貴族不服其統治，且與周邊的前燕、後趙殘餘勢力矛盾尖銳。桓溫認為，這是“收複關中，逼近長安”的最佳時機。

為了確保北伐成功，桓溫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從荊州、益州調集了四萬大軍，兵分兩路——一路由司馬勳率領，從子午穀（今陝西長安縣南）出發，襲擾前秦的後方；另一路由自己親自率領，從武關（今陝西丹鳳縣）出發，直逼長安。同時，他還與前涼政權結盟，讓前涼出兵牽製前秦的西部兵力。

公元354年二月，北伐正式開始。桓溫率領的主力部隊，一路勢如破竹：在武關，擊敗了前秦的將領苻生；在藍田（今陝西藍田），又大敗前秦的精銳部隊，斬殺前秦將領苻萇；接著，晉軍攻克了灞上（今陝西西安東郊），離前秦的都城長安僅一步之遙。

苻健嚇得魂飛魄散，趕緊將長安城內的老弱婦孺遷入城中，緊閉城門，同時派自己的弟弟苻雄，率領五千精兵駐守白鹿原（今陝西西安東南），抵禦晉軍的進攻。此時的桓溫，站在灞上的高地上，望著不遠處的長安城，心中充滿了豪情——他離“收複西晉故都”的目標，是如此之近。

就在這時，一件讓桓溫終生難忘的事情發生了：關中地區的漢人百姓，聽聞東晉軍隊來了，紛紛從四麵八方趕來。這些百姓中，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帶著孩子的婦女，還有拄著柺杖的殘疾人——他們大多是中原淪陷後留在關中的漢人後裔，有些老人甚至還記得西晉的年號。他們紛紛拿出家裡僅有的糧食、酒肉，送給晉軍士兵，嘴裡不停地喊著“官軍”“王師”。桓溫看著這些百姓，心中也泛起了酸楚——他知道，這些百姓期盼的，是“收複中原，重歸漢室”，而他肩上扛著的，不僅是自己的野心，還有無數漢人的希望。他扶起那位老人，安慰道：“各位父老放心，我軍此次北伐，就是為了收複中原，讓大家重新做晉朝的百姓。待我攻克長安，必奏請朝廷，讓陛下遷都於此，重現漢室榮光。”

可現實很快便給了桓溫一記重擊——他遇到了北伐最致命的問題：缺糧。

前秦皇帝苻健，雖是胡人，卻深諳“持久戰”的道理。他知道桓溫的大軍從江南而來，補給線漫長，因此采取了“堅壁清野”的戰術：他下令將長安城外的莊稼全部燒燬，將周邊的百姓儘數遷入城中，讓晉軍在野外找不到一粒糧食、一個能提供補給的村落。桓溫的大軍在灞上駐留了幾十天，糧食越吃越少，士兵們開始出現饑餓的情況。

為瞭解決糧荒，桓溫曾派人去周邊尋找糧食，可找到的隻有被燒燬的農田和空無一人的村落。他也曾嘗試與前秦決戰，可苻健始終緊閉城門，不與晉軍交戰，隻派苻雄率領少量騎兵，不斷襲擾晉軍的糧道。

公元354年五月，苻雄瞅準時機，率領五千騎兵，偷襲了晉軍的糧道。桓溫派大將桓衝（桓溫的弟弟）率軍救援，結果在白鹿原被苻雄擊敗，晉軍損失了一萬多士兵，糧道也被徹底切斷。

糧道斷絕，士兵死傷，桓溫知道，此次北伐已無成功的可能。他站在灞上，望著近在咫尺的長安城，心中充滿了不甘——隻要再有一個月的糧食，他就能攻克長安，就能完成“收複故都”的壯舉，可他偏偏冇了糧食。

無奈之下，桓溫隻得下令撤退。撤退時，他想將關中的百姓遷到江南，以增強東晉的實力，也為日後的北伐儲備人力。可百姓們卻猶豫了——他們怕路上遭遇戰亂，更怕桓溫走後，前秦會對他們進行報複。最終，隻有三千多戶百姓願意跟著桓溫南下。

第一次北伐，就這樣以“功敗垂成”告終。桓溫雖打到了長安城外，獲得了百姓的支援，卻因缺糧而撤退，未能收複長安。但從政治層麵來看，桓溫的目的已經達到：他通過此次北伐，向朝廷證明瞭自己的軍事才能，也讓更多的人認可了他的聲望。而朝廷中反對他的人，比如時任揚州刺史的殷浩（東晉名士，曾與桓溫爭奪兵權），後來因北伐前燕失敗，被桓溫彈劾罷免，桓溫的權力進一步擴大——他不僅掌控了荊州、益州，還趁機接管了揚州的部分兵權，成了東晉名副其實的“軍事第一人”。

第一次北伐後，桓溫的聲望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在荊州推行“屯田製”，組織士兵開墾荒地，積累糧食，為下一次北伐做準備；同時，他也在朝廷中不斷擴張勢力，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各個重要崗位，逐漸掌控了東晉的朝政。

公元356年，桓溫發起了第二次北伐，此次的目標是盤踞在洛陽一帶的羌族首領姚襄。姚襄本是後趙的將領，後趙滅亡後，他投降了東晉，卻因不滿東晉朝廷的猜忌，於公元355年叛變，率軍攻占了洛陽，欲以洛陽為基地，在中原自立門戶。

洛陽對東晉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東漢、曹魏、西晉三朝的都城，是“中原正統”的象征。收複洛陽，比收複長安更能提振人心。因此，桓溫將第二次北伐的目標鎖定為洛陽，既是為了消滅姚襄的勢力，也是為了通過“收複故都”，進一步鞏固自己的聲望。

這一次，桓溫吸取了第一次北伐缺糧的教訓。他提前在淮河、泗水一帶囤積了大量糧食，並親自率領兩萬大軍，從江陵出發，沿淮河北上，采取“穩紮穩打”的戰術，避免深入敵境導致補給斷絕。同時，他還派大將檀玄、胡彬率領偏師，襲擾姚襄的側翼，牽製其兵力。

姚襄知道桓溫的厲害，不敢與晉軍正麵交鋒。他率軍退守洛陽城南的伊水（今河南洛陽南），並派使者去見桓溫，假意表示願意投降，實則想拖延時間，等待桓溫的糧食耗儘。姚襄的使者對桓溫說：“姚將軍本是晉臣，因被奸臣陷害，纔不得已占據洛陽。如今將軍親來，姚將軍願率軍歸附，隻求將軍能奏請朝廷，赦免其罪過。”

桓溫一眼看穿了姚襄的計謀。他對使者說：“姚襄若真有歸降之心，便親自來我軍營中請罪；若想耍花樣，我今日便率軍踏平他的軍營，讓他死無葬身之地！”說完，桓溫便下令進軍，在伊水岸邊與姚襄展開決戰。

姚襄的軍隊雖有三萬多人，且多為羌族騎兵，勇猛善戰，但晉軍在桓溫的指揮下，陣型嚴整，士氣高昂。桓溫親自擂鼓助威，晉軍士兵奮勇衝鋒，很快便突破了姚襄的前鋒防線。姚襄試圖率軍反撲，卻被晉軍大將桓衝擊敗，羌族騎兵死傷慘重。姚襄見大勢已去，隻得帶著殘兵逃往北方，後來被前秦皇帝苻生斬殺。

公元356年八月，桓溫率領晉軍，順利進入洛陽城。當他走進洛陽皇宮時，看到的是一片殘破的景象：宮殿的柱子倒在地上，台階上長滿了野草，當年西晉皇帝舉行朝會的太極殿，隻剩下斷壁殘垣；宮門外的石獅子，也被戰火熏得發黑，失去了往日的威嚴。桓溫心中一陣感慨，他讓人清理皇宮的廢墟，又派人修複西晉皇帝的皇陵——司馬懿的高原陵、司馬炎的峻陽陵等，都在他的命令下得到了修繕。

修複皇陵後，桓溫親自前往祭拜。在司馬炎的峻陽陵前，他對著陵墓行了三拜九叩之禮，感慨道：“先帝（指司馬炎）當年統一全國，何等威風；如今故都淪陷，皇陵殘破，臣之罪也！”周圍的士兵和官員，見桓溫如此“忠義”，紛紛感動不已。

祭拜完畢後，桓溫向朝廷上書，請求將東晉的都城從建康遷回洛陽。他在奏疏中寫道：“洛陽乃中原腹地，漢魏舊都，遷都於此，既能安撫中原百姓，又能震懾北方胡寇；且洛陽地處天下之中，便於日後北伐，收複河北、河東之地。臣懇請陛下（指晉穆帝司馬聃）早作決斷，遷都洛陽，以慰天下蒼生之望。”

可桓溫的奏疏，卻遭到了朝廷的堅決反對。反對的主力，是江南的門閥大族——王、謝、袁、蕭等家族，他們的家眷、財產都在江南，若遷都洛陽，他們的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比如時任宰相的王彪之（琅琊王氏後人），便以“洛陽剛收複，城池殘破，且靠近北方胡寇，不安全”為由，反對遷都；謝安（當時尚未成為宰相，但已是謝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表示“江南百姓安居已久，不願遷都，強行遷都恐引發民變”。

實際上，朝廷反對遷都的真正原因，是忌憚桓溫的權力。他們擔心，一旦遷都洛陽，桓溫將以“鎮守故都”為名，進一步掌控兵權，甚至將朝廷完全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因此，朝廷找了各種藉口，拖延遷都之事，最終將桓溫的奏疏駁回。

桓溫知道，這是朝廷在“製衡”他。但他並未發作——此時的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靈堂複仇”的少年，而是深諳“隱忍”之道的權臣。他冇有強迫朝廷遷都，隻是留下兩千士兵駐守洛陽，任命戴施為河南太守，負責洛陽的防務，自己則率領大軍返回荊州。

雖然冇能遷都，但第二次北伐收複洛陽，仍讓桓溫的聲望達到了頂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東晉能收複故都，全靠桓溫；而桓溫也通過此次北伐，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他被朝廷加封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獲得了“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的特權，這是古代大臣能獲得的最高禮遇，距離“篡權稱帝”，隻有一步之遙。

第二次北伐後，桓溫成了東晉的“無冕之王”——他掌控著東晉的大部分兵權，朝廷中的大事，都需先征得他的同意；皇帝晉穆帝司馬聃，對他言聽計從；江南的門閥大族，雖對他有所忌憚，卻也不敢公開反對。但桓溫並不滿足——他想通過第三次北伐，徹底消滅北方的胡人政權，建立“不世之功”，為自己“篡權稱帝”鋪平道路。

公元369年，桓溫發起了第三次北伐，此次的目標是占據河北、河南一帶的前燕政權。前燕是鮮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權，當時的皇帝是慕容暐，政權掌握在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兄弟手中。前燕的實力，比前秦、姚襄更強——它占據了中原最富庶的地區，擁有十萬大軍，且慕容垂是當時北方最傑出的將領之一，擅長騎兵戰術。

桓溫之所以選擇前燕作為目標，一是因為前燕剛經曆“慕容恪去世”（公元367年）的權力真空，慕容垂與慕容暐的矛盾逐漸激化，政權內部出現裂痕；二是因為前燕占據了河南的部分地區，威脅到了東晉的北方邊境，“伐燕”既能消除威脅，也能獲得中原的富庶之地，為日後稱帝積累資本。

為了確保第三次北伐成功，桓溫做了前所未有的準備：他調集了五萬大軍，這是東晉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他還聯合了前秦，約定“兩國夾擊前燕，滅燕後，河南之地歸東晉，河北之地歸前秦”；同時，他開辟了“黃河水運”，通過黃河運送糧食，以解決補給問題。

公元369年四月，第三次北伐正式開始。桓溫率領大軍，從兗州出發，沿黃河東進，一路勢如破竹：在湖陸（今山東魚台），擊敗了前燕的將領慕容忠，斬殺燕軍三千餘人；在金鄉（今山東金鄉），又擊敗了前燕的大將慕容厲，攻克了金鄉城；接著，晉軍渡過黃河，在黃墟（今河南蘭考）大敗前燕的主力部隊，斬殺前燕將領慕容臧，燕軍死傷萬餘人。

前燕皇帝慕容暐嚇得魂不附體，趕緊派使者去前秦求救，答應“若前秦出兵相救，願將虎牢關以西的土地割給前秦”。前秦皇帝苻堅，本想坐山觀虎鬥，見前燕願意割地，便派大將苟池、鄧羌率領兩萬大軍，前往救援前燕。

與此同時，前燕的吳王慕容垂，主動嚮慕容暐請戰，要求率軍抵禦桓溫。慕容暐雖與慕容垂有矛盾，但此時已無其他將領可用，隻得任命慕容垂為南討大都督，率領五萬大軍，前往枋頭（今河南浚縣）迎戰桓溫。

枋頭是黃河中遊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前燕都城鄴城（今河北臨漳）的必經之路。桓溫的大軍抵達枋頭後，便在此駐紮，準備進攻鄴城。而慕容垂則率領燕軍，在枋頭附近的林渚（今河南浚縣東南）駐紮，與晉軍對峙。

慕容垂深知桓溫的弱點——依賴黃河水運補給。因此，他冇有與晉軍正麵決戰，而是采取了“襲擾糧道”的戰術：他派大將慕容德率領一萬騎兵，繞到晉軍的後方，襲擾黃河水運的糧船；同時，他派另一員大將慕容宙，率領兩千騎兵，不斷襲擾晉軍的營地，讓晉軍士兵無法休息。

桓溫的糧道，很快便出現了問題。慕容德的騎兵，多次攔截晉軍的糧船，燒燬了大量糧食；黃河的水位也因季節變化而下降，糧船無法順利通行。桓溫的大軍在枋頭駐留了一個多月，糧食越吃越少，士兵們開始出現饑餓和疲憊的情況。

為瞭解決糧荒，桓溫曾派大將袁真率軍進攻譙郡（今安徽亳州）、梁國（今河南商丘），試圖開辟新的糧道，卻被前燕的將領慕容塵擊敗。袁真的失敗，讓桓溫徹底失去了獲得補給的希望。

公元369年九月，桓溫見糧儘兵疲，且前秦的援軍即將抵達，隻得下令撤退。慕容垂早已料到桓溫會撤退，他冇有立即追擊，而是率領燕軍，悄悄跟在晉軍後麵，等待最佳的進攻時機。

當晉軍撤退到襄邑（今河南睢縣）時，慕容垂認為時機已到。他率領五萬燕軍，突然發起進攻，同時前秦的援軍也從側翼夾擊晉軍。晉軍本就因缺糧而士氣低落，又遭到燕、秦兩軍的夾擊，頓時潰不成軍。士兵們四散奔逃，互相踩踏，死傷了三萬多人。

桓溫帶著殘兵，狼狽地逃回江南。當他回到建康時，五萬大軍隻剩下一萬多人，第三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枋頭之敗，對桓溫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他一輩子靠軍功立威，可此次慘敗，讓他的聲望一落千丈——江南的士民開始指責他“好大喜功，不顧士兵死活”；朝廷中的門閥大族，也趁機重新抬頭，反對他的聲音越來越大；甚至他的親信，也開始對他產生懷疑。

桓溫知道，若不采取強硬措施，自己的權力將岌岌可危。他一生都在“以軍功固權”，如今軍功冇了，便隻能“以權謀固權”——他想到了一個狠招：廢立皇帝。

公元371年，桓溫率領大軍，進駐建康城外的白石壘，擺出“兵臨城下”的姿態，向朝廷上書，請求廢黜當時的皇帝司馬奕（晉穆帝司馬聃死後，司馬奕繼位，是為晉廢帝），改立會稽王司馬昱為帝。

司馬奕是個老實人，在位期間並無過錯，甚至還能“恭謹節儉”，可桓溫要的就是“無過而廢”——他就是要通過“廢立皇帝”，向全天下證明：皇帝的廢立，全在他一念之間；東晉的皇權，早已掌控在他手中。

為了給廢帝找藉口，桓溫編造了一個荒唐的理由——他造謠說司馬奕“不能生育”，讓自己的寵臣相龍、計好、朱靈寶等人，與後宮的美人私通，生下了兩個兒子，還說這兩個兒子“不是皇室血脈，不該繼承皇位”。他甚至還讓自己的親信，在朝廷和民間散佈這個謠言，讓百姓誤以為司馬奕真的“荒淫無道”。

朝廷中的大臣，雖知道這是桓溫的陰謀，卻因懼怕他的兵權，不敢反對。隻有時任尚書仆射的王彪之，鼓起勇氣對桓溫說：“廢立皇帝是社稷大事，需有確鑿的證據。陛下（指司馬奕）在位多年，並無過錯，僅憑謠言便廢帝，恐難服天下人心。”

桓溫卻根本不聽，他冷冷地說：“我意已決，此事無需再議。若有人反對，便是與我為敵，與社稷為敵！”

最終，朝廷隻得同意廢黜司馬奕。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溫親自率軍進入建康，召集文武百官，宣佈廢黜司馬奕，將其封為“海西公”，遷往吳縣（今江蘇蘇州）居住。接著，他立會稽王司馬昱為帝，是為晉簡文帝。

司馬昱是個典型的“文人皇帝”，性格軟弱，毫無實權。他在位期間，所有的朝政都由桓溫掌控——桓溫可以隨意任免官員，可以直接頒佈詔令，甚至可以不經過皇帝同意，調動軍隊。司馬昱對桓溫既懼怕又依賴，曾私下對人說：“桓溫若想稱帝，我隻能禪位給他，彆無他法。”

廢立皇帝後，桓溫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他被朝廷加封為“丞相、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並被允許“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還獲得了“賜九錫”的資格（九錫是古代帝王賜給大臣的最高禮遇，通常被視為“篡權稱帝”的前奏）。

可此時的桓溫，已年過六十，身體也越來越差。他知道自己冇多少時間了，因此急於“加九錫、登大位”，在臨死前完成“稱帝”的心願。公元373年，桓溫病重，他讓自己的親信王坦之、謝安（當時已成為朝廷的重要官員），去朝廷活動，請求給自已加九錫。

王坦之和謝安，雖表麵上服從桓溫，卻暗中反對他篡權。他們知道，隻要拖延時間，等桓溫病死，就能保住東晉的皇權。因此，他們以“加九錫的詔書，需寫得辭藻優美、符合禮製”為由，讓文人袁宏起草詔書，然後又以“詔書內容不夠完善”為由，反覆修改，拖延時間。

袁宏先後修改了多次，王坦之和謝安卻始終不滿意，一會兒說“用詞不夠莊重”，一會兒說“對桓溫的功績描述不夠詳細”，硬是把加九錫的事情拖了下來。

桓溫躺在病床上，日複一日地等待著加九錫的詔書，可始終等不到。他知道，王坦之和謝安是在故意拖延，可他此時已無力起身，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時間流逝。

公元373年七月，桓溫在姑孰（今安徽當塗）病逝，享年六十二歲。直到死，他也冇能拿到那象征著“準皇帝”身份的九錫，冇能完成“稱帝”的心願。

桓溫死後，他的弟弟桓衝繼承了他的兵權。桓衝與桓溫不同，他冇有“稱帝”的野心，隻想保住桓家的地位。他主動將部分兵權交還給朝廷，與謝安等人合作，共同抵禦前秦的進攻（後來的淝水之戰，便是桓衝與謝安聯手指揮的）。

桓溫的兒子桓玄，繼承了父親的“野心”。公元403年，桓玄起兵叛亂，攻克建康，廢黜晉安帝司馬德宗，建立了“桓楚”政權，終於完成了桓溫未竟的“稱帝”心願。可桓玄的政權，僅存在了一年多，便被劉裕率領的北府兵擊敗，桓玄被殺，桓家也徹底衰落。

桓溫的一生，充滿了爭議。《晉書·桓溫傳》評價他“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然野心不臣，覬覦神器”，這十六個字，精準地概括了他的矛盾性——他有雄才大略，為東晉立下了赫赫戰功；卻也有勃勃野心，為了權力不擇手段。

說他有功，他確實為東晉的存續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拓土西南：平蜀滅成漢，將四川、雲南、貴州的大片土地納入東晉版圖，讓東晉的疆域擴大了近一半，也為東晉獲得了穩定的糧食產地和兵源地，增強了東晉的國力。

-北伐複土：三次北伐，雖有勝有敗，但第一次北伐打到長安城外，第二次北伐收複洛陽，讓中原百姓看到了“王師北定”的希望，也讓北方的胡人政權不敢輕易南下，為東晉贏得了數十年的和平。

-整頓吏治：他在荊州、益州任職期間，推行“屯田製”，減免賦稅，打擊貪腐，安撫流民，讓當地的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說他有過，他的野心與手段，也給東晉帶來了巨大的動盪：

-濫用兵權：為了立威和奪權，他發動了多次戰爭，尤其是第三次北伐，明知前燕實力強大，卻仍強行出兵，導致五萬大軍死傷三萬多人，給東晉的軍事力量造成了嚴重損失。

-廢立皇帝：為了掌控權力，他無過而廢司馬奕，立傀儡皇帝司馬昱，擾亂了東晉的皇權傳承，也開啟了“權臣廢帝”的先例，為後來桓玄的叛亂埋下了伏筆。

-打壓異己：他在位期間，打壓反對自己的大臣，比如彈劾罷免殷浩，誅殺庾希、庾倩等庾氏家族成員，導致東晉的政治生態更加混亂，門閥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尖銳。

可若站在桓溫的角度，我們也能理解他的“矛盾”。東晉的門閥政治，本就是“弱肉強食”的格局——王敦曾起兵叛亂，蘇峻曾攻破建康，若桓溫冇有野心，冇有兵權，恐怕早就被其他門閥打壓下去，連平蜀、北伐的機會都冇有。他的野心，既是個人慾望的體現，也是時代背景的必然產物。

桓溫臨死前，曾對身邊的親信說：“人生在世，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他確實做到了——千百年後，有人稱讚他是“北伐英雄”，為漢人的尊嚴而戰；也有人指責他是“亂世奸雄”，為了權力不擇手段。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桓溫的評價更為客觀：“溫有奇才，善用兵，然性剛愎，多忌害，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誌。”他認為，桓溫有軍事才能，卻因野心太大，最終未能成就“不世之功”，反而成了曆史的爭議人物。